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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7日是國恥紀念，由于民國4年這一天日本向袁世凱為了廿一條提出最后通牒，因此以后每年這一天全國人民都沉痛的舉行紀念（5月9日是袁世凱政府接受廿一條之日，所以也有人以這天為國恥紀念），巴黎和會前后，北京學生們本擬在五七這一天盛大紀念，后因巴黎和會中國失敗消息傳來，所以提前于5月4日示威，示威既然鬧大了，于是8年5月7日就成為全國性支持北京學潮的紀念日。 北京政府鑒于事態的擴大和嚴重，為緩和計，遂于5月7日由警察用汽車將被捕的學生們送回各校，北京學生們原定7日聯合市民在中央公園召開國民大會，北京政府不敢正面彈壓，除了釋放學生而外，且先于6月晚間冒名分別通知參加國民大會的各單位說是：“大會停開，請勿空勞往返。”7日當天，天安門內外和中央公園一帶軍警林立，公園停止開放，因此大會無法舉行。 北京罷課的各大專學校，由于被捕學生已經釋放，乃終止罷課。 上海在5月7日這天召開了盛大的國民大會，會場在上海縣西門外公共体育場，時間是下午2時。一時不到就見參加大會的人從四面八方涌來，有卅余團体參加，會場可容1万人，可是會場外西至斜橋，北至西門肇園路、民國路俱是人潮，會中于事員各手執白布旗一面，上書：“爭還青島”、“挽回國權”、“誓死力爭”、“討賣國賊”等字樣。江蘇省立第二師范學校本科學生錢翰柱，年19歲，也仿北京大學學生謝紹敏，咬破手指，瀝血成書，在白布旗上書“還我青島”四字。還有一位不知名學生，胸前懸一白布，自頸至踵，大書“我是中國人”，手中高持一幅白布上書“國恥”二字。 大會由留日學生救國團干事長王宏實報告開會宗旨，繼由葉剛久、汪閱章、朱隱青、光明甫等相繼演說，慷慨激昂。光明甫強調當前要旨是懲辦賣國賊，全場熱烈鼓掌贊成。原本報名演說的有27人，因時間關系有些人未及演說。當場決定四點： （一）電達歐洲和會我國專使，對于青島問題，無論如何，必須力爭，万不獲已，則決不簽字。 （二）電告英、美、法、意四國代表，陳述青島不能為日有之理由，以我國對德宣戰，本為剷除武力主義，若以青島付之日本，無异又在東方樹一德國。非獨中國受其禍，即世界各國之后患，亦正未有已時。 （三）電致各省會，教育會，商會，請其一致電京，力爭外交問題，營救被捕學生。 （四）由本日國民大會推代表赴南北和會，要求兩總代表電京，請從速嚴懲賣國賊，釋放學生。 當即推定光明甫、彭介石、黃界民、鄭浩然四人往謁南北和會總代表，唐、朱兩位即予延見，并將已拍到北京的電報給光明甫等閱看。光等返告，咸表滿意。同時決定設立國民大會事務所以為永久性的民眾團体。 留日學生的反日愛國情緒尤為高漲，前面提到章宗祥由日返國時，在東京東站即被留日學生包圍，倍受侮辱。5月4日北京學生大示威，立刻在東京引起了留日學生的共鳴。 原來在東京，自廿一條約后，每年也在5月7日要舉行國恥紀念會，日本政府當然用各种方法阻止，學生們要租一個會場都很困難。早在民國7年的5月7日，留學生因為找不到适當的會場，于是相約裝做食客，到一家中國料理店去聚餐，借餐館開會，結果被日本警察追蹤而至，于是學生們手無寸鐵和如虎如狼的警察大戰，不少學生被打得遍体鱗傷。最后參与開會的全体學生34人都被拘入警署，受到种种侮辱和虐待，因此激起全体留日學生罷課回國，進行反日運動。 8年的5月7日更是一個大日子，但日本警察則出全力 阻止，留日學生根本找不到會場，于是推派代表去見中國的代理公使庄景珂，要借公使館舉行紀念會儀式，擔保嚴守秩序，決不發生任何意外事件。庄當面并沒有拒絕，可是到了6日晚間，中國公使館的里里外外都是日本巡警憲兵，層層密布，如臨大敵，使館內則燈火輝湟，弦管悠揚，學生們一打听，原來著名的京劇青衣梅蘭芳在使館內演唱天女散花。學生們睹此情形，知道使館是不會借出會場了，乃于當夜決議，在七日早晨集合，分為兩組，一組從葵橋下車，一組從三宅板下車，分途向各國駐日公使館投遞意見書，然后在日比谷公園集合散隊。每組都推定糾察員負責維持秩序。同時推定交涉員，擔任發生故障時的解釋工作。 第一組游行隊接連遇到三次襲擊，時間在下午2時，4時和4時以后，地點在德國公使館側巷，大手町和日比谷公園附近。日本警察配合馬隊沖殺過來，脅令解散，學生們解釋這是和平游行，無礙治安，但日警不滿意學生們手持的白布標語：“打破軍國主義”、“維持永久和平”、“直接收回青島”、“五七國恥紀念”等字樣，日警欲上前奪旗，學生們當然拒絕，于是日本警察就舉起刀劍迎頭就砍，馬隊也向游行隊伍沖鋒前進，在刀光劍影和馬蹄蹂躪下，這一組的學生有半數以上被砍傷、踏傷，所持旗幟也被奪去，并有多人被捕。可是學生們仍冒死前進，抵達英國使館時，只剩下百余學生了，他們要求謁見英使，英使予以接見，溫言勸學生說：“各位愛國，令人欽佩，我當代為轉達敝國政府，不過各位如果要到其他各國使館，最好推派代表前往，免得人數過多，違反日本的法令。”留學生即將陳述書交出，轉赴法國使館，情形略同于英使館。下午4時學生們轉往日比谷公園等候另一組，不料被日本大批軍警赶來，所有留學生的白布旗幟都被奪取。一位龔姓學生手持國旗被日警搶奪，抵死不放，另一位學生吳英赶來保衛國旗，被日警痛毆，且用繩捆綁拖走。其他學生气憤万分，奮不顧身拼死搶救，才將吳英奪回，余眾奔入中國青年會，已疲困万分。 另一組在葵橋下車的學生至美國使館求見美使，因美使生病，特令書記官代見，學生投遞了陳述書，美使館代表答允立即電達美國政府和巴黎和會的美國代表。學生們辭出后即轉赴瑞士使館，被日警所阻，不得入內，當即推舉代表進入使館投送陳述書。然后到俄國使館，俄使出見學生說：“本國連巴黎和會都未派代表出席，大使對諸君行動雖极同情，可惜力不從心，勢難相助。” 這一組學生順利地完成了到美、瑞、俄三個使館請愿，大家都激動地說：外國使館還讓我們請愿，為什么中國使館竟閉門不納，不理不睬，實屬可惡，我們到日比谷會合的時間尚早，不如轉去中國公使館請愿。此議一出，全体贊成，于是大家情緒非常激昂，整隊浩浩蕩蕩直趨中國公使館。 不料將抵中國使館不遠，忽然來了大隊日本軍警，馬步蹀踱，刀劍森林，不問情由，奔向學生前隊，索取國旗。執旗前導的是山東學生杜中，勢孤力弱，竟被擊倒，不但國旗被奪，而且身受重傷。小學生李敬安年才10歲，亦被沖倒，日本警察還跑過來用腳踐踏他的腹部。 這一隊也被沖散，且傷痕累累，學生們且戰且退，只得四散奔逃，逃到中國青年會和另一組會合。可是凶橫的日本警察追蹤而至，闖進了青年會，強迫學生立即解散。 事后查明，兩組學生共被日警捕去了36人。當由青年會干事馬伯援召開一次臨時善后會，籌議辦法，同時向中國駐日代理公使庄景珂及留學生監督江庸交涉，請他們立即和日本政府交涉，釋放被捕學生。庄、江兩人竟置之不理，學生們气上加气，幸而馬伯援愿意奔走，親赴日警署探問，查出被捕學生在麴町區警署的有23人，在日比谷警署的有11個人，在町警署的有兩人。經馬氏的奔走，5月8日在麴町區警署的23名被捕學生被釋，至于在日比谷警署的被拘學生，因日本報紙登載有胡俊同學用刀砍傷日警，不應釋放，而胡俊在日比谷警署中，應移東京監獄治罪，所以一再拖延到5月14日才全部釋放。 東京事件震動了國際，對國內的愛國運動尤其是一种鼓勵，請想一想愛國運動就是反日運動，而反日行動由留日學生在日本發動，如此壯烈，實在令人感動万分，所以這一事件更堅定了全國的反日愛國運動。 上海總商會且發動不買日貨運動，廣州則組織國民外交后援會。 北京政府的處境真是焦頭爛額，巴黎和會無力應付。日本對山東問題毫無放手的可能，由此而引起的學潮遍及全國，加上南北問題，上海的和談陷于僵局。就是在北京，皖系和安福系雖然二而一，一而二，但徐世昌和舊交通系聯成一气，外而拉攏直系甚至南方。這一切的一切，都顯示當時的中國是個四分五裂，困難重重的局面。 北京的學潮，在段祺瑞來說是非常震怒的，他指使安福系分子，大理院院長姚震提出，必須查明為首滋事學生，依法予以制裁。同時授意安福系閣員，必須整頓學風，首先撤換北大校長蔡元培。其實蔡早已提出辭職，但教育總長傅增湘已予拒絕，現在段要政府免蔡的職，傅自然也反對。他气憤地說，如果政府一定要這么做，他就以不副署免職命令來對付。傅增湘是四川江安縣人，是個書香世家，他在北京政府中比較超然，段對他本來很器重，由于處理學潮案使他和安福系中間极不愉快，他也有挂冠求去的意思，而安福系也醞釀罷免傅同時改組各大專校，派安福系的人去擔任各大專校校長，以加強對學生的控制。5月9日蔡再度留下辭呈出走。北大學生議決“停課待罪”，以表示堅決挽留校長，北京各大專學校校長繼蔡元培之后全体辭職，以示態度一致。 段祺瑞憤怒地指責錢內閣無能，應付學潮太過軟弱無力，傅增湘包庇學閥，所謂學閥就是蔡元培。他的指責開始了安福國會的倒閣運動。 錢能訓雖然近乎無能，但局面复雜又微妙到這种地步，他也實在無能為力，他去見徐世昌請示行止，徐要他去找段。5月9日錢能訓去見段祺瑞，表示愿意下台，請段推荐繼任人選，段內心很想讓安福系領袖王揖唐出而組閣，不過卻不好意思正式提出。 這時北京政府完全是真空狀態，因為外交總長陸徵祥在巴黎，交通總長曹汝霖被學生示威嚇破了膽，躲在東交民巷和幣制局總裁陸宗輿在一起，傅增湘也准備辭職，代理外交總長陳菉不敢到部辦公，5月9日各國公使到外交部探詢中國局勢時竟無人接見。 學潮蔓延成全國性，學潮又和政潮混合在一起，使得政治危机愈益增加。 9日北京中等以上學生成立了學聯，不久天津、上海、武漢以及全國的主要城市也都成立了學聯，并在上海成立了全國學聯會。全國的工商界人士則發起抵制日貨，組織救國儲金。上海還成立不計其數的“救國十人團”，隨后集中成立了“中華救國十人團聯合會”。北京學生們則組織若干演講隊，以宣傳講演進行反日救國運動。 5月13日就是上海和會破裂的一天，徐世昌無心處理學潮，岌岌惶惶地通電北方各省軍閥，歷述時局危殆情形，請大家表示點意見。他本希望大家能共体時艱，相忍相讓，支持他達成和談順利的愿望。不料段祺瑞竟提出堅決拒絕南方代表的八項條件，撤回北方代表，終止和平談判。14日徐邀請段与全体閣員，安福會的兩院議長在總統府舉行緊急會議，討論外交、和會与學潮等問題。這些問題在徐世昌和段祺瑞兩巨頭間距离极大。于是徐世昌施出他的一貫老作法，兩面光、兩面圓的辦法。關于學潮問題，當天發表命令挽留蔡元培校長以安學生之心。也挽留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以安段的心。同時下令誥誡學生不得糾眾滋事，如果不服彈壓，即當“查明斥革，依法逮懲”。對于上海和會，決定拒絕南方的八條件，不過也不撤回北方代表。 段系對于徐世昌這种做法大為不滿，因此對徐大施壓力。于是第二天，15日北京政府批准了出席上海和會的北方代表辭職，并罷免傅增湘的教育總長，而由教育次長袁希濤代理部務。同時對于上海和談破裂，發表一道命令： “國步多艱，民生為重，和平統一，實今日救國之要圖。本大總統就任以來，屢經殫心商洽，始有上海會議之舉。其間群言嘵雜，而政府持以毅力，喻以肫誠，所期早日觀成，稍慰海內喁喁之望。近据總代表朱啟鈐等電稱：‘唐紹儀等于十日提出條件八項，經正式會議，据理否認。唐紹儀等即聲明辭職，啟鈐力陳國家危迫情形，敦勸其從容協商，未能容納，會議已成停頓，無從應付進行，實負委任，謹引咎辭職’等語。所提條件，外則牽涉邦交，內則動搖國本，法理既多抵触，事實徒益糾紛，顯失國人想望統一之同情，殊非彼此促進和平之本旨。除由政府剴切電商，撤回條議，續開會議外，因思滬議成立之初，几經挫折，嘵音喑口，前事未忘，既由艱難擘畫而來，各有黽勉維持之責。在彼務為一偏之論，罔恤世棼，而政府毅力肫誠，始終如一，斷不欲和平曙光，由茲中絕，尤不使兵爭慘黷，再見國中。用以至誠惻怛之意，昭示于我國人，須知均屬中華，本無畛域，艱危夙共，休戚与同。苟一日未底和平，則政治無法推行，人民益滋耗斁。甚至橫流不息，坐召淪胥，責有攸歸，悔將奚及？所望周行群彥，戮力同心，振導和平，促成統一。若一方所持成見，終戾事情，則輿論自有至公，非當局不能容納。若彼此同以國家為重，凡籌慮所及，務期于法理有合，事實可行，則政府自必一秉夙誠，力圖斡濟，來軫方遒，泯棼何极！凡我國人，其共喻斯旨，勉策厥成焉！此令。” 由于同情學生運動的教育總長傅增湘被罷免，改由次長袁希濤代理部務，北京學生遂再啟學潮，5月19日，北京學聯宣布中等以上學校全体罷課以示抗議。同時發表罷課宣言，列舉三個失望和六項愿望。三個失望是：（一）上海和談破裂后，北京政府准備簽字巴黎和約；（二）北京政府竟罷免傅增湘而挽留曹、章、陸；（三）采用武力鎮壓學生運動，而對留日學生被毆被捕置之不理。六項愿望是：（一）拒簽和約；（二）懲辦賣國賊；（三）恢复上海和談；（四）挽留傅增湘、蔡元培；（五）撤除對學生的警戒；（六）對日本政府提出抗議，要求釋放中國留學生，懲辦行凶的日警。 罷課之外，同時決定利用罷課期間采取積极行動：（一）組織學生救魯義勇隊，采取自愿原則報名參加，然后集中施行軍事訓練，以備援救山東；（二）推行各校平民教育演講團；（三）各校分組十人團維持秩序；（四）各校學生抽出一定時間研究經濟問題。 罷課的浪潮蔓延到上海，5月26日，上海中等以上學校響應罷課。隨后杭州、太原等地學生也都卷入罷課高潮。于是上海碼頭工人首先拒絕裝卸日貨，上海各報拒登日商廣告，先施、永安等大百貨公司拒售日貨。 北京政府感到事態嚴重，于是國務院就巴黎和會問題分電各省： “（前略）……嗣因日人一再抗議，協商方面，极力調停，先決議由五國暫收，又改為由日本以完全主權，歸還中國，但得繼續一部分之經濟權，及特別居留地。政府以本旨未達，正在躊躇審議，近得陸使來電謂：‘美國以日人抗爭，英深瞻顧，恐和會因之破裂，勸我審察，交還中國一語，亦未能加入條文’但和約正文，陸使亦未閱及，尚俟續電，此事國人甚為注重，既未達最初目的，乃并無交還中國之規定，吾國斷難承認。但若竟不簽字，則于協商及國際聯盟，种种關系，亦不無影響，故簽字与否，頗難決定。本日召集兩院議員，開談話會，僉以權衡利害，斷難簽字為辭。……討論結果，眾論一致，現擬以此問題，正式提交國會，一面電囑陸使暫緩簽字。……國人亦當共体斯意，勿再借口外交，有所激動。……” 日本政府也感到中國反日民气的激昂，乃由外務省通知中國駐日代理公使庄景珂，就日本對山東問題的立場加以說明，希圖用這番偽裝的和善來緩和反日空气，這個文件略云： “觀日本与中國之關系，中國官民中，往往對于日本之真意，深怀疑慮，且有誤信日本此次于交還膠州灣德國租借地于中國之既定方針，將有變更之圖。余聞之甚出意外，且深為遺憾。近如牧野男爵，為關于山東問題，說明日本之地位，曾發表其聲明于新聞紙上。余于此确認此項之聲明，即日本于所口約者，嚴正确守山東青島連同中國主權，均須交還中國。而中日兩國，為增進相互利益所締結之一切協定，亦當然誠實遵行。其中國因參戰結果，由聯合國商得之團匪賠償金之停付，關稅切實值百抽五之加增，……日本對于此等事項，無不欣然維持中國正當之希望……。” 學潮和政潮，激怒了北京真正的主人段祺瑞。他發動潛力，壓迫北京政府撤換了鎮壓學生運動態度緩和的步軍統領李長泰，而代之以號稱“屠夫”的王怀慶。段党本擬改組京畿警備總司令部為京師衛戍總督署，擴大其職權，節制北京軍警，施行長期戒嚴，但因外交團方面頗不謂然而作罷。 其實，北京早就一直是在軍事控制下，報紙和郵電都受到嚴格檢查，學生行動受到嚴密的監視，北京學聯的電報發不出去，只得派人送到天津拍發。 5月24日北京《益世報》被查封，《晨報》、《國民公報》被監視，《國民公報》新聞版面開了兩個“天窗”。上海各報駐北京的記者發給上海有關時局的專電也被檢查員刪改和扣壓，因此上海各報所登北京消息就支离破碎，語意不全。北京學生所辦的《五月七日》刊被封禁，編者被逮捕，承印的文益印刷局被勒令停止。25日北大舉行商學懇親會，突然跑進軍警200余人，強迫他們解散，并捕去學生六人。所以這時的北京，雖沒有實行戒嚴，但實際情況和戒嚴沒有什么分別。 由于軍警和馬隊經常在北京街上巡邏，學生演講隊遂時時遭到阻止，所攜旗幟和傳單也被奪去，因此演講隊的學生們遂化裝成國貨販賣員，三三兩兩地秘密出發，在軍警不注意的地方進行反日宣傳。 5月25日北京政府下令禁止人民集會游行和散發傳單： “近日京師及外省各處，輒有集眾游行演說，散布傳單情事。始因青島問題，發為激切言論，繼則群言泛濫，多軼范圍，而不逞之徒，复借端构煽，淆惑人心，于地方治安，關系至鉅。值此時局艱屯，國家為重，政府責任所在，對內則應悉心保衛，以期維持公共安宁；對外尤宜先事預防，不使發生紛扰。著責成京外該管文武長官，剴切曉諭，嚴密稽察。如再有前項情事，務當悉力制止。其不服制止者，應即依法逮辦，以遏亂萌。京師為首善之區，尤應注意，前已令飭該管長官等認真防弭，著即恪遵辦理。倘奉行不力，或有疏虞，職責攸歸，不能曲為寬假也。此令！” 學潮繼續擴大，遍及全國，各省當局都為學生這樣鬧法而深感不安，浙江當局异想天開地叫各校于5月28日提前放假，至于開學日期則由各校校長斟酌情勢自行規定。北京政府也仿效浙江辦法，可是被學生們拒絕。 由于全國性的抵制日貨運動，使日本深受打擊，日本駐華公使遂于5月22日提出嚴重抗議，日本政府且派軍艦多艘，集中秦皇島和福州海面示威。北京政府倍感左右受逼，為了敷衍日本，遂再度下令各省取締排斥日貨運動，內稱：“中日邦交素敦睦誼，各地方對日商不得歧視，倘有甘為扰亂者，自應嚴懲以篤邦交。”然而北京政府的命令，只收到相反的結果。 為了避免引起日本有所借口，25日北京學聯發出通告，學生進行演講，不應仇視日本人，對日本人的生命財產，必須加意保護，即使有日本人前來挑釁，也只好退讓，尤其防備日本人偽裝故意縱火，陰謀嫁禍，作為侵略中國的借口。 5月下旬，段祺瑞公然通電主張簽字巴黎和約。6月1日北京政府正式下令宣示青島問題，并為曹章陸三個親日派辯護。令云： “國步艱難，外交至重，一切國際待遇，當悉准于公法。京外各處，散布傳單，集眾演說，前經明令申禁，此等舉動，悉由青島問題而起，而群情激切，乃有嫉視日人，抵制日貨之宣言，外損邦交，內隳威信，殊堪慨喟。抑知青島問題，固肇始于前清光緒年間，德國借口曹州教案，始而強力占据，繼乃訂約租借。歐戰開始，英日軍隊，攻占青島，其時我國，尚未加入戰團，猶賴多方磋議，得以縮小戰區，聲明還付。迨民國四年，發生中日交涉，我政府悉力堅持，至最后通諜，始与訂立新約，于是有交還膠澳之換文。至濟順高徐借款合同，与青島交涉，截然兩事，該合同規定線路，得以協議變更，又有撤退日軍，撤廢民政署之互換條件，其非認許繼續德國權利，顯然可見。曹汝霖迭任外交財政，陸宗輿、章宗祥等，先后任駐日公使，各能盡維持補救之力，案牘具在，無難复按。在國人不明真相，致滋誤會，無足深責。惟值人心浮動，不逞之徒，易于煽惑，自應剴切宣示，俾釋群疑。凡我國人，須知外交繁重，責在當局，政府于此中利害，熟思審處，視國人為尤切，在國人惟當持以鎮靜，勿事惊疑。倘舉動稍涉矜張，轉恐貽患國家，适乖本旨，所有關于保衛治安事項，京外各該長官，自應遵照迭次明令，切實辦理，仍著隨時曉導，咸使周知！此令。” ------------------ 一鳴掃描，雪儿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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