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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代初期是一個舊的文化規范不适應新的形勢、新的文化規范正在醞釀的新舊交替時期，思想理論上的批評与自我批評成了一時的風气，文學創作反而相對寂靜。這与時代表面所呈現的轟轟烈烈狀況成了不協調的對照。在這樣的气氛下，胜利者的政治抒情詩創作，成了唯一高昂的聲音。在新的歷史環境下，政治抒情的主要內容体現在對新政權及其領袖人物的直接歌頌上，這也是在“五四”新文學傳統中所沒有的因素，大約先是抗戰環境促使一部分詩人對災難中的祖國的頌揚，進而在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民間文藝中出現了對地方政權和領袖人物的頌揚，有些詩人（如艾青、徐遲等）也初步嘗試了歌頌題材的創作。5 0年代以后，“為滿足表現‘新的人民時代’的題材与主題的要求，‘頌歌’便進一步發展為詩歌創作的普遍范式。在內容上，它表現為互有聯系的兩個方面，一是對于時代--人民革命的時代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時代及其主人翁--工農兵群眾的歌頌；一是對于新中國的締造者和建設的領導者中國共產党及其領袖的歌頌。二者同時也就是對于新生的社會主義祖國的歌頌。”10“頌歌”樣式成為50－60年代政治抒情詩創作的主流，一直發展到文化大革命時期，對領袖個人的頌揚達到了登峰造极，歌頌的构思方式也日愈模式化。
在50年代初期，由于“頌歌”是一种新的主題樣式，“五四”新文學啟蒙傳統下成長起來的知識分子顯然缺乏相應的語言表達能力。最典型的例子是“五四”時期的著名詩人、自由詩体的創始人郭沫若，竟用古典詞賦形式寫出了歌頌新政權的《新華頌》，柳亞子等舊体詩唱和也風行一時。用自由詩形式來寫頌歌的作品雖然數量不少，但流于空洞抒情或概念化敘事的粗制濫造傾向也不在少數。總的說來，可能是詩人積蓄在心底的感情急于傾訴，語言上往往表現出“江河不擇細流”的泛濫風格，散文式口號式甚至語錄式的敘事句比比皆是，泥沙俱下，既粉碎了一般抒情詩歌的規律和節奏，以宏大敘事來重新創造詩歌的巨無霸形式；又反映出詩人主觀感情的大自由大解放与“頌歌”体的英雄崇拜心理奇妙混合的矛盾，它构成了一個特定時代的詩歌特色。
把這种政治抒情詩風格發揮得淋漓盡致的，是胡風創作于1949年底到1951年初的大型交響樂式的長詩《時間開始了》11.這部作品有五個樂章組成：第一部《歡樂頌》，以1949年9 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開幕為緣起，极力夸張和渲染會場的熱烈气氛和毛澤東的偉大形象；第二部《光榮頌》具体描寫了中國勞動婦女的苦難歷史以及她們在時代感召下奮起反抗的几個光榮典型；第三部《青春曲》里，詩人將主觀抒情轉換成一組感性的形象，對小草、晨光、雪花、土地、陽光等新生事物的青春充滿了真純的感激。這是一組形象优美感人的抒情小詩，可惜詩人當時并未全部完成。第四部《安魂曲》由天安門廣場上舉行人民英雄紀念碑的奠基禮寫起，以浪漫主義的想象力，与詩人相知的几個先烈的英魂進行靈魂的對話，非常深情、真摯地寫出了先烈們的生活剪影与靈魂真實；最后一章為《又一個歡樂頌》，回到了開國大典的歡慶場面。全詩有三千多行，以歡樂起，以歡樂終，其中貫穿了政協會議、紀念碑奠基、開國大典三個歷史時間，也貫穿了詩人個人尋求革命追求理想的生活道路；全詩在构思上精心設計了宏大的政治抒情体詩、凝重的敘事体詩和輕快的抒情体小詩相交替的詩体結构，使之波瀾壯闊，大開大闔，充分傳遞出那個歡樂時代的精神之魂。
胡風創作這部政治抒情詩的心情可能比較复雜，不僅僅是出于對新政權的歡呼（盡管表現出來的是這种形態），當時胡風的文藝理論已經受到中共具体領導下的有計划的批判，被認為是“以自己的小資產階級觀點去曲解了無產階級文藝思想的基本原則方針”12，而且從茅盾在第一次全國文代會上的報告中對他的批判來看，他似乎很難從理論角度來為自己作有效的辯護（盡管他一直試圖這么做），所以，在當時情況下最好的方法是用創作來證明他的理論究竟是否有利于新的政權建設，知識分子的“主觀戰斗精神”究竟能否与新的政權的要求達到一致。《時間開始了》就是一個努力，他用夸張的熱情歌頌毛澤東，歌頌共產党領導下的革命實踐，就是為了證明自己理論与時代的同一性。當然，胡風對毛澤東所怀有的親近和欽佩也是真實的，特別是1938年曾經他之手最早發表了《毛澤東論魯迅》以后，一种知遇之感始終洋溢在他的心里。這樣兩种感情的交融，使他在詩中用飽滿的激情大聲歌唱：
海
沸騰著
它涌著一個最高峰
毛澤東
他屹然地站在那最高峰上
好像他微微俯著身軀
好像他右手握緊著拳頭
放在前面
好像他雙腳踩著一個
巨大的無形的舵盤
好像他在凝視著流到了這里的
各种各樣的大小河流
語言里貫徹著個人視角的親切感，又不失分寸地把毛澤東推上了歷史巨人的高峰。這正是胡風詩歌理論的核心：詩人的聲音是時代精神的發酵，詩人的情緒的花是人民的情緒的花，詩人的巨大的感情因素必須与時代的精神特質緊緊地結合起來。《時間開始了》更成功的是詩人用相當個人化的語言敘述了詩人与几個先烈之間肝膽相照的動人故事，所謂“個人化的語言”指的是詩中抒情主体既是十分具体的詩人自傳形象，又融合了某种龐大的共同性的時代聲音，后者是通過前者的真實而不是概念化的感受來表達的。這個敘事特點尤其体現在第四部《安魂曲》中，詩人毫不掩飾先烈們曾經有過的靈魂低沉的時刻，以及各种性格上的缺點，尤其是對革命作家丘東平的詩体敘述，簡直刻畫出一個血淋淋的靈魂。這与詩人一貫主張的要作家寫出人物靈魂的痛苦搏斗過程也相一致。
七月派詩人綠原曾高度評价這部詩：“當時歌頌人民共和國的詩篇實在不少，但從眼界的高度、內涵的深度、感情的濃度、表現的力度等几方面進行綜合衡量，能同《時間開始了》相當的作品未必是很多的。”13如果把《時間開始了》放在同類政治抒情詩創作之中來考察，這樣的判斷無疑是准确的，這部長詩包容了以頌歌為特色的政治抒情詩的許多必要因素，特別是強烈的抒情主体的塑造，以致后來者賀敬之、郭小川、聞捷等5 0年代重要政治抒情詩人的創作都難以達到這樣的獨創程度。但是也應該看到，當時凡“頌歌”体的政治抒情詩具有的缺點，諸如詩歌語言的不精煉和“頌歌”体的程式化，無節制的主觀感情宣泄以及對領袖人物的狂熱崇拜傾向，等等，在這部作品中都有比較充分的暴露；至于其巨無霸式的結构所造成無旋律美感的冗長和重复，如在一個“歡樂頌”后再來一個“歡樂頌”，在描寫政協會議中間又插入了党員大會，在敘述紀實性人物時也采取了跟著故事走的自然主義態度等等， 這些可能又是這部長詩所特有的缺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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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自宇慧文學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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