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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五四"新文學傳統的轉型
1949年7 月召開的全國第一次文代會上，周恩來總理代表中共中央在會上作政治報告，明确表示慶賀“從中國第一次大革命失敗以來逐漸被迫分离在兩個地區的文藝工作者在今天的大會師”。這“兩個地區”是指解放區和前國民党統治區，他用相同的口吻高度評价來自這兩個地區的文藝工作者：“在解放區，許多文藝工作者進入了部隊，進入了農村，最近又進入了工厂，深入到工農兵的群眾中去為他們服務，在這方面我們已看到初步的成績，在以前的國民党統治區，革命的文藝工作者堅持著自己的崗位，在敵人的壓迫之下絕不屈服，保持著從五四以來的革命的文藝傳統。”1 在會上，還由周揚和茅盾分別作了總結兩個地區文藝運動經驗的報告。但我們如果比較一下兩個報告人的報告文本和發言態度，就會發現一些有意思的差別。周揚剛開始宣讀報告就用斬釘截鐵的口气宣布：“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規定了新中國的文藝的方向，解放區文藝工作者自覺地堅決地實踐了這個方向，并以自己的全部經驗證明了這個方向是完全正确，深信除此之外再沒有` 第二個方向了，如果有，那就是錯誤的方向。”2 按這樣的思路，他介紹解放區文藝的經驗理所當然是作為未來新中國文藝的方向來推廣的。而茅盾的報告雖然也是總結斗爭經驗，但更重要的篇幅是用在檢討前國統區的革命文藝運動中的种种“錯誤”傾向，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從理論与創作兩方面批評了抗戰時期捍衛“五四”新文學傳統的一面旗幟胡風和團結在胡風周圍的一些進步作家。很顯然，兩個地區、兩种傳統在未來文藝發展道路上所處的主次、重輕關系擺得非常明确。當然，能參加這次會議的代表都是經過認真選擇的，屬于“人民需要的人”3 （毛澤東語），這本身就体現了一种崇高的榮譽，因為還有許多在“五四”新文學發展中作過重要貢獻的文學家被排除在大會的外面，如創作《邊城》的著名作家沈從文，主編《文學雜志》的著名美學家朱光潛以及在淪陷區大紫大紅的女作家張愛玲。
全國第一次文代會是一個標志，預示了即將拉開帷幕的中國文學新階段將由來自解放區戰爭實踐的文藝傳統為發展基礎，同時也在思想斗爭和思想改造的基礎上有條件地吸收“五四”革命文藝傳統的戰斗力量。這樣的新的文藝陣容的組合工作，早在1948年就加緊展開了。
那一年，中共領導下的香港文化工作委員會策划的文學理論刊物《大眾文藝叢刊》創刊，充滿火藥味地批判文壇上各种傾向：有郭沫若的《斥反動文藝》一文激烈批判沈從文、朱光潛、蕭乾等“資產階級”作家，又有邵荃麟、胡繩、喬木（喬冠華）等對左翼陣營內的胡風的文藝理論和路翎的小說進行了集中的清算。与此同時，中共領導下的香港另外几家進步刊物也一起配合對國統區有較大影響的作家創作進行了有計划的批評，被批評的作家有姚雪垠、駱賓基、錢鐘書、臧克家、李廣田等，范圍相當廣，相對照的是他們對解放區文藝創作進行了熱情洋溢的介紹和肯定性的評价。因此，后來的文學史家有理由認為，1948年的這場批判和“再評价”運動，正是“在為文學史的評价做准備，所要爭論（爭取）的正是文學史（以及現實文壇）上的主導地位。”4 可以說，這場批判運動的結果和目的，就是有明顯政治傾向性的全國第一次文代會的召開。
第一次文代會的召開雖然意味著新政權領導下的文藝陣營已經建立，但是并沒有宣布陣營內部的思想斗爭已經結束。當代文學的兩大傳統雖然已分清了主次地位，但兩种价值觀念、兩种美學修養、兩种文化實踐，仍然存在著尖銳的沖突，并通過政治運動的形式一再表現出來。50年代初期的文學史是由一系列的批評与自我批評构成的，到1954年和1955年，毛澤東親自發起對古典文學研究專家俞平伯《紅樓夢研究》的批判和對文學理論家胡風及其“集團”的鎮壓，可以說是這場沖突的頂峰。俞平伯一生研究古典小說《紅樓夢》，學術上有許多開創性的貢獻，這是誰也抹殺不了的，他的學術成果之所以被挑選為一場聲勢浩大的全國性批判運動的典型，主要是他的學術研究方法來自于“五四”新文學的開創者之一胡适的學術傳統，40年代末胡适离開大陸遠走美國，但他對留在大陸的現代知識分子依然具有巨大影響，這种影響不但体現在政治立場，更多的是体現在學術研究的思維方法上。胡适一生強調實用主義的思想方法，強調重實驗，重證据，不迷信，不盲從等等，在30年代，胡适曾用這种思維方法來勸阻青年接受馬克思主義，到了50年代，在當時戰爭文化心理支配下的特定革命歷史時期要求人們--特別是知識分子--拋棄自己的舊世界觀，同時煥發出戰爭時期所有的巨大熱情來投入新生活的創造，這套思維方法不能不成為一种消极的障礙，毛澤東抓住俞平伯為活靶，真正目的是掀起一場“反對在古典文學領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資產階級唯心論的斗爭”5.果然，批判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不久，運動就轉向了社會科學領域批判胡适唯心論的運動，接著又推動了大規模的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而胡風，則是30年代左翼文藝運動中誕生的左翼文學理論家，他把世界革命文藝理論及其實踐經驗与抗戰以來的“五四”新文藝戰斗傳統相結合，總結出自成体系的文藝思想。在魯迅逝世以后，他自覺繼承魯迅所開創的現實戰斗精神的實踐道路，用現實主義的理論來指導和影響文藝創作實踐，他通過編輯《七月》、《希望》等刊物和叢書，團結了一大批向往革命的文學青年，在抗戰文學運動中產生過重大的影響。但胡風的所有文學實踐都是以知識分子的啟蒙立場為出發點的，他強調知識分子應該帶了“五四”的戰斗傳統進入抗戰，在接近大眾的過程中通過學習大眾的思維方式、感情方式和認識生活的方式，來更好地引導大眾參加抗戰并在抗戰實踐中逐步提高自己，他還堅持對蘊涵于大眾中的“精神奴役創傷”進行批判。這些鮮明体現了“五四”啟蒙傳統特征的思想与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從戰爭要求出發強調知識分子自覺改造思想感情，無條件地到工農兵群眾中去，為工農兵服務和為政治服務的思想，實質上是存在著較大的差异。由于40年代解放區和國統區的生活環境不一樣，這些差异還不明顯，50年代毛澤東的文藝思想成為全國文藝的總方針時，這些差异就不能不尖銳地表現出來。但胡風本人主觀上并沒有意識到這些差异的嚴重性，他把它看成是來自解放區的一些理論家在解釋毛澤東文藝思想時發生的理論偏差，為了讓毛澤東直接理解他的理論觀點，他根据自己對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認識，系統地解釋自己的理論主張，并逐條反駁何其芳、林默涵等人對他的批判。這就是胡風的長達三十万言的《關于解放以來的文藝實踐情況的報告》。結果他非但沒有獲得信任和緩解矛盾，反而受到了更為嚴厲的批判，最后升級為政治問題，胡風和他的朋友們被強加上“反革命集團”的罪名而受到鎮壓，這個冤案直到80年代才逐漸平反。
經過批判胡适思想和鎮壓胡風集團，“五四”新文學傳統的基本內涵已經無法再生出積极的意義，它凡能被毛澤東吸收到自己文藝思想体系去的部分因素，也只能通過毛澤東自己的語言方式表達出來。其他因素，都不能不轉化為隱形狀態，零零星星地結合著作家的創作實踐被表現出來。如1956年的“雙百方針”時期，關于干預生活和提倡寫真實、人性論的文藝現象中，“五四”傳統表現出一定程度的复活6.在文學創作方面，“五四”的傳統仍然斷斷續續地發揮著影響。一批從“五四”新文學傳統中成長起來的作家面對新時代的感情是极其复雜的，由于三十多年來的文藝道路的复雜的政治斗爭犬牙交錯地緊密結合在一起，使不同社會地位和文化背景的作家都不能不帶著自己的方法來處理与新時代的關系。這里不提已經出奔海外的作家，以留在大陸迎接新政權的作家來說，內心世界也是各种各樣的，有的縱情歡呼，有的小心窺視，有的惊惶失措，也有的隱姓埋名，……從那時期的文學創作中我們大致可以看到，在一個比較單純的革命時代里，知識分子的心理世界卻是不單純的。
第一類作家主要來自左翼文學陣營和長期配合共產党進行政治斗爭的進步民主人士。他們在新政權的奮斗史和建立史上占有一席光榮之地，一种當然的胜利者的喜悅极大地支配了他們的情緒，盡管在實際的政治生活糾葛中他們也會遭遇各种意想不到的煩惱，但在歷史与人民的同一立場上，他們真誠地感受到分享胜利的喜悅。他們与來自解放區的作家不同，后者經過延安整風的教育，從革命實踐中体會到新政權對知識分子來說，意味著除了賦予革命的權利以外還將同時賦予痛苦地改造自己舊世界觀的義務；而他們則是在左翼文藝運動開始，就一向以唯我革命的姿態激勵著自己在艱苦的環境里孤軍奮斗，一直在指導別人斗爭的人往往忘記了自己也會成為革命和改造的對象，所以，此刻他們自然而然地把新政權看做自己長期追求的理想的實現，高聲歌唱新政權。胡風的長詩《時間開始了》就是這個時代的代表作。
第二類作家是一批數量眾多的游离政治斗爭的知識分子，他們在漫長的文學生涯中堅持獨立的理想追求，不滿國民党統治下的社會現狀，所以對于歷史的大變革抱有希望，但并不了解新政權對他們意味了什么？尤其是在“五四”傳統下成長起來的知識分子多少受到自由主義和個人主義的影響，他們自知与新的時代要求有一定距离，但希望通過互相諒解達成一种新的契約關系。“五四”一代的重要作家比較多的是持這一類態度，如老舍，最初從海外回國，提出過“不反美”的要求7 ；如巴金，他早期信仰無政府主義的理想，在參加第一次文代會時發言，竟情不自禁地套用了俄國無政府主義者柏克曼在“十月革命”后回國參加蘇維埃建設時的講演題目：《我是來學習的》8.第三類作家是指那些曾經在歷史上間接或直接地与共產党、或左翼運動發生過沖突，有過并不愉快的回憶，或者雖然沒有沖突，但出于階級或社會關系的隔閡，在感情上對新政權是格格不入的。但他們在時代發生深刻變化的關鍵時刻，沒有离開自己的國家，他們希望能夠忘掉過去的不愉快記憶，和新政權重新調整好關系。在新時代面前，他們的內心是相當緊張的。沈從文可以說是這一類作家的代表。他在當時因承受不了來自時代的巨大壓力，一度神經失常，在狂人般的囈語里表達著敏銳的感受。他當時寫下的這些文獻，都不可能公布，成為一种潛在形態的寫作，在今天看來，卻成為那個時代難得真實的精神記錄文獻。沈從文后來終于离開了文學領域，轉向歷史文物的研究，作出了新的成績。這類作家大多數都自覺退出文壇，隱居在民間，有個別人也在潛在狀態下從事大量的寫作，如卜宁（筆名無名氏）在隱居狀態下完成了二百万言的巨著《無名書》。
作家与時代的關系是复雜的，作家的主觀態度和傾向僅僅能決定文學創作的某一個方面，他們所面對的更具体的文化困境是“五四”新文學傳統給予作家的表達形式--從思想、感情到審美語言，在一個新的時代環境和革命功利主義的要求下完全失去了呼應時代的能力。除极個別作家在特定條件下（如歷史題材）創作出較好的作品外，絕大部分前國統區作家的創作优勢都沒有能夠發揮出來，他們的抒情變得空洞無力，他們的寫實變成圖解時事，這就使他們的創作不僅數量下降，而且藝術質量上也失去了生命涌動的魅力。且不說巴金、曹禺、葉圣陶、馮至、臧克家等一代作家均沒有創作出力作，即使是左翼文藝運動中的重要作家如茅盾、艾青、丁玲、夏衍、沙汀、艾蕪、田間等，也沒有創作出可与自己以前的文學成就相媲美的作品。這不能完全歸咎于個人創作能力的衰竭，而是戰爭文化心理支配下的當代文化規范不适應并且不能接受他們的精神勞動。反過來，真正体現出“五四”精神成果的，倒是許多在當時不能發表，也沒想到要發表的潛在寫作，如被剝奪了寫作權力的“七月派”和“中國新詩派”詩人的創作、無名氏所創作的多卷本長篇小說《無名書》等。9 在今天看來卻是那個時代最有特色的文學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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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自宇慧文學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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