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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經是上海左聯盟員，后來在延安參加過文藝整風的歐陽山，早在1942年就有意要創作一部“反映中國革命的來龍去脈”的歷史小說，初取名為《革命与反革命》，1957年正式動筆，改名為《一代風流》。1959年出版第一部《三家巷》，10主要表現“一個叫周炳的打鐵出身的知識分子的半生經歷”11. 在50年代出版的現代歷史題材創作中，這部作品在題材選擇、人物塑造、表現方法和風格情調等方面都有著鮮明的個性特征。它以2 0年代的廣州為背景，將個人的成長道路、家族的興衰沉浮竿歷史的風云變幻融為一体，通過与廣州直接有關的省港大罷工（包括這期間發生的“沙基慘案”）、國民革命軍北伐和廣州起義等重大事件，表現了2 0年代的工人運動從幼稚到成熟的發展過程，以及第一次國共兩党從合作到分裂的全過程，描繪出中國革命初期既轟轟烈烈又錯綜复雜的時代畫卷。
《三家巷》的敘事是從《子夜》模式發展而來，書中每個人物都是某种階級的典型。但是作家表現歷史的獨特的切入點和表現方法相當引人注目，他沒有從正面去描寫這一系列在中國現代史上有著特殊意義和鮮明特色的運動和斗爭，而是通過人物的心理歷程來反映革命運動，以展示社會生活風俗來表現時代政治風云，別出新裁地塑造了一個遠离斗爭漩渦、并不具備革命者成長要素的“典型環境”--三家巷，作為當時廣州社會甚至2 0年代中國社會的縮影。作家精心編織出一個以血緣關系、婚姻關系和社會關系為主的人物關系网，通過周、陳、何三家以及他們的各种社會關系，表現革命運動對他們的影響以及他們對革命運動的態度，并通過革命運動的深化使各种階級力量發生分化，雖然這部小說的基本构思仍然符合“階級斗爭”的時代共名，但其間的多元复雜關系，尤其是對不同階級出身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多元复雜關系的描寫，打破了一般現代歷史小說把階級關系和階級矛盾簡單化庸俗化的思維定式。
在三家巷的三家人中，周家是世代打鐵的手工業勞動者，陳家是由小商人發展起來的買辦資本家，而何家則是靠大荒年辦賑濟暴發的官僚地主，他們分別代表了廣州這類大都市主要的社會階層。但作家沒有机械地用階級觀點來處理三戶人家的關系，他從富有中國特色的家族－社會關系寫起，放手建构作品主要人物之間的“五重親”關系：在表親、姻親的基礎上，又增加了換貼兄弟、鄰居、同學三重關系。第八章《盟誓》、第九章《換帖》寫陳文雄等五個中學畢業生，滿怀青春激情，在三家巷結盟宣誓，發誓要“永遠互相提攜，為祖國的富強而獻身”，洋溢著年輕人的單純、自信、理想主義，寫得非常感人，同時也通過他們個人的不同信仰之爭，暗示了日后的分裂。這种關系寫出了人的階級性不是先驗的，只有在社會實踐中，特定的經濟地位和社會環境才會逐漸顯現出人的階級本質。作家是經歷過延安整風運動的，對描寫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動搖与分化尤其注重，陳文雄与四個姐妹原來都是接受過“五四”新文化熏陶的進步青年，他們主張自由戀愛，人人平等，同情社會主義，但在嚴峻的階級斗爭中卻一個個暴露了軟弱動搖的性格。應該指出作家這樣的构思仍然体現了時代共名的影響，對知識分子的革命性，以及資產階級出身的知識分子在實際斗爭中向革命轉化的可能性缺乏實事求是的理解与尊重。但作家畢竟細膩地描寫了這一分化的過程，給讀者提供了藝術想象的余地。
周炳這位歷史長卷中的主人公，在五六十年代文學人物長廊里是非常特殊的一個藝術形象，作家把他定性為：打鐵出身的知識分子。打鐵出身，不僅指他出身于世代打鐵的家庭里，身上流著早期工人階級的血液，而且他自己也打過鐵，与一批城市手工業勞動者結成真誠的友誼，這就決定了他在中國共產党領導下的革命實踐中將逐漸磨練成堅強戰士的階級基礎。但同時他又是個知識分子，雖然沒有接受過系統完整的資產階級教育，但從小在一批青年知識分子的哥哥姐姐的溫柔愛護下，几乎是本能地接受了小資產階級的思想感情，這也注定了他在參加嚴酷的階級斗爭過程中必將接受嚴峻、甚至痛苦的考驗。作家既不把他當作英雄人物來塑造，也就沒有一般作家難以甩掉的思想包袱，能夠比較放手地描寫人物的內心世界，敢于直言不諱地暴露人物的憨直、軟弱、幼稚、溫情等性格弱點和不切實際、富于幻想等性格弱點，使人物形象始終具有著獨特的個性和鮮活的特征。作家筆下的周炳，是一個“長得很俊的傻孩子”，這又俊又傻的特點，构成了一個“現代的賈寶玉”式的獨特個性的周炳。他既對革命胜利充滿浪漫主義幻想，但又經受不了革命失敗的打擊，雖然作家通過他一次次在實際的革命斗爭中得到鍛煉，寫出了他的成長和轉變，卻沒有急于完成這個轉變過程。尤其是他在國民党“清党”以后躲避鄉下時一再寫信給戀人陳文婷，以至暴露了地址，連累大哥周金被害。廣州起義時，他已經成長為勇敢的起義戰士，但其思想覺悟卻仍然停留在“為區桃報仇”的革命狂熱性的水平上，這体現了人物性格發展的复雜性，同時，也符合多卷本長篇小說的創作需要。
与周炳性格构成直接有關的是兩個女性：區桃和陳文婷。在作品眾多的女性形象中，作家對區桃的用心最深，對陳文婷的著墨最多。在區桃身上，寄托著作家對中國女性的審美理想，既美侖美奐、多才多藝，又性格溫柔、純洁善良，既甘于貧寒，又勇于革命。作家用心良苦地塑造出這樣一個精致的南國美女，希望通過她香消玉殞的悲劇，來激發周炳的斗志。只是作者在這里用心太深，反倒暴露出過于明顯的人工痕跡。但小說的前半部通過周炳与區桃的相戀過程里，寫孩子們在七月七乞巧、除夕賣懶、人日選故后、學校演劇等等一系列的南國民俗，成為小說最迷人的篇章。作家對陳文婷的描寫則放松得多，她的幼稚、熱情和任性，她的“嬌”、“驕”二气，都表現得淋漓盡致，是作品中寫得最成功的女性形象。而在處理周炳与陳文婷這兩個人物的的關系時，作者仿佛受到《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中保爾。柯察金与冬尼婭的故事的影響，較多地強調了階級的分化邏輯，使陳文婷的性格不能得到進一步的展開，這是很可惜的。但就第一部而言，由于作家對陳文婷性格中的輕狂一面有較好的舖墊，因此她的頹廢和轉變還是基本令人信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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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自宇慧文學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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