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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論述張中曉的《無夢樓隨筆》18前，我們先摘錄其中的一段話：
孤獨是人生向神和獸的十字路口，是天國与地獄的分界線。人在這里經歷著最嚴酷的錘煉，上升或墮落，升華与毀滅。這里有千百种蠱惑与恐怖，無數軟弱者沉沒了，只有堅強者才能泅過孤獨的大海。孤獨屬于堅強者，是他一顯身手的地方，而軟弱者，只能在孤獨中默默地滅亡。孤獨屬于智慧者，哲人在孤獨中沉思了人類的力量与軟弱，但無知的庸人在孤獨中只是一副死相和掙扎。（《無夢樓隨筆。拾荒集。五十》）
從這段話可以看出，在寫作《無夢樓隨筆》時，張中曉必定處于极端的孤獨之中，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久幽空虛，已失世情”（《拾荒集》自序）。其書名似乎就暗示了他的孤獨与絕望。可是他仍然以難以想象的意志力把這种“無夢”的絕望轉化為精神淨化与超升的煉獄。《隨筆》中的“札記”有一种嚴肅凝重的風格，在其底下則流動著他的被壓制的激情。那种外來的強大的打擊想必在他的心中造成了強烈困惑：《無夢樓文史雜抄》第一則中他寫道“全部哲學史上的偉大思想家，几乎都提出了一個中心課題（道德原則），即：哲學
的任務是在于使人有力量（理性）改變外來壓迫和內在沖動”，可是在第十四則他又寫道：“少年時期，真理使我久久向往，真實使我深深激動。但后來，我感到真實象一只捉摸不住的螢火儿，真理如似有實無的皂泡了，康德的陰影逼近我。”但他又以堅強的意志擯絕了這种怀疑論最后導致的虛無心態，而宁愿相信“真實是存在的，真理也是存在的”，為了免于局促自卑，他要“檢點身心”，“臨亢者固須理智克制，處卑時尤須理智照耀，不然陰毒之潰胜于陽剛之暴，精神瓦解，永墮畜牲道矣。”（《拾荒集》序）在這個意義上，《無夢樓隨筆》展示了一個正直的知識分子在遭受滅頂之災后，如何抵抗虛無的威脅，重新恢复對人類、人性与良知的信任的心靈歷程。
“一個人最大的不幸，是使他看到他所不愿意看到的──戰爭、哀悼、愚蠢和憎恨等种种不幸”（《狹路集。七一》），可是這种种不幸，都讓張中曉遇上了。他要反思這种种不幸与災難及其根源，就不能不把目光投注到那外來的壓迫上。在這方面，他的言辭极端而敏銳：“在顛倒的世界和混亂的時代中，人們的言論悖理和行為的違反人性，是當然的現象”（《無夢樓文史雜抄。五七》），“對待异端，宗教裁判所的方法是消滅它；而現代的方法是證明其系异端。宗教裁判所對待异教徒的手段是火刑，而現代的方法是使他沉默，或者直到他講出違反他的本心的話”（同上。八十）。……張中曉的這些批判，大多來源于他對現代“統治術”的觀察，這一半應歸因于他的早慧，另一半，卻不能不說是來自于他自己在苦難中那种血肉相聯的痛苦体驗，那种對專制体制下權力者控制社會与人心的卑鄙手段的非同一般的真切感受。他是這個体制的一個杰出的觀察者与批判者。這种杰出之處在于，他不僅深刻地認識到這种統治者的權術的手段，而且從“統治”与“被統治”的兩個方面揭示了這种統治術得以存在的心理基礎。在這一點上，他繼承了魯迅以來的現實批判与國民性批判的傳統，他揭示了中國傳統政治的現代轉化之后的“主”和“奴”的發生心理學以及這种現代意識形態得以存在的道德、心理基礎。他的有些觀點充滿了某种先鋒性：
“統治者的妙法：對于于己不利者，最好剝奪他一切力量，使他僅僅成為奴隸，即除了賣力之外，一無所能。欲達到此目的，首先必須剝奪其人格（自尊心）。蓋無自尊心，說話不算數，毫無信用，則無信賴，也就沒有組織力量（影響）了。于是，人無恥地苟活（做苦工），天下太平”（《拾荒集。五八》）。
“特權与謊言是一對玩弄的伙伴。為了自己的特權，當然斥責別人對人類權利的要求。或把個人特權稱為人類權利，把人類理性變為個人欲望。把權利變成了特權，或以特權形式存在的權利。一方面肆無忌憚地虐待別人，而另一方面肆無忌憚地放縱自己。”（《狹路集。九四》）
在這里，張中曉深刻地指出了“統治者”的專制与“被統治者”道德上的奴性之間互為因果的關系，在這里，他也就揭示了這种体制之下道德敗坏的制度根源，反過來說，也就是這种制度的道德基礎本身就是敗坏的。只有領會到他在觀察、体驗這些壓迫与敗坏時內心的慘苦時，我們才能理解為什么他在追溯這些“愚蠢”与“憎恨”的根源時，那么厚責古人──因為他痛切地感到：“中國人的所謂心術，是一整套沒有心肝的統治手段，殘酷地進行欺詐和暴力行為。所謂‘奸邪’与‘忠正’，不過是美化自己和丑化他人的語言罷了。心術越高，而他內心中的人性越少。”（《文史雜抄》七三）“古中國的一切精神訓練（心術）是為了形成一個堅強有力意志，去奴役無數的意志和無意志。”（《狹路集。五六》）也只有理解了這些，我們才能体會他的振聾發聵之音其中飽含的苦味与心酸。
“如果精神力量獻給了腐朽的思想，就會成為殺人的力量。正如人類智力如果不和人道主義結合而和殲滅人的思想結合，只能增加人類的殘酷。（《狹路集。六九》）”
一個人在面對強大的黑暗時，其心靈如果不被這黑暗所吞沒，或者是因為堅強的意志，或者就是他找到了化解黑暗的方法。在《隨筆》中我們處處能看到張中曉為了化解這种黑暗的努力，一种絕望中的抗爭精神。事實上，他堅持了知識分子的文化傳統中最為可貴的一面，那就是，在逆境中也仍然堅持對人類正義与良知的擔當。在《狹路集》中他寫道：“即使狂風与灰土把你埋沒了，但決不會淡忘，當精神的光明來臨，你的生命就會更大的活躍”，“知識人的道德責任，堅持人類的良知。只有正直的人們，才不辜負正義的使命。”（《狹路集》六一、六四）張中曉顯然明确地認識到了這一點。這种對思想、正義与良知的忠誠使他甚至對自己產生反省，下面這段話由于記錄了他寫作時的真實處境，其精神之博大深刻与其處境之困厄兩相對照更為震人心魄：
“過去認為只有睚眥必報和鍥而不舍才是為人負責的表現，現在卻感到，寬恕竿忘記也有一定的意義，只要不被邪惡所利用和犧牲。耶蘇并不完全錯。一九六一年九月十日，病發后六日記于無夢樓，時西風凜冽，秋雨連霄，寒衣買盡，早餐闕如之時也。”（《文史雜抄。九九》）
在遭受到那樣的飛來橫禍之后，張中曉還能寫下這樣的話，實在不能不讓人感佩。由此看來，“無夢樓”中的張中曉，卻還有夢，只是再也不是那种虛無飄渺并為專制体制利用的“烏托邦”幻夢，而只是對人的“良知”、“自由”与“意義”的一線還沒有破滅的希望。他認為：“生活的意義是：從別人獲得幫助和接受別人的幫助。要幫助人們，通過幫助人們，也幫助了自己。人与人之間的關系應當是：互相尊敬，互相幫助，互相合作而不是互相仇視、殘殺与傷害。應當是伙伴關系，而不是敵對的關系。”（《狹路集。九三、十九》）張中曉的這些夢想是非常朴素的，遠沒有烏托邦夢想那樣燦爛輝煌。可是問題在于，當一個時代的人都在追求那种“燦爛輝煌”的夢想時，這种非常朴素的夢想卻成了奢侈品，以烏托邦為夢想的社會卻為了實現這种夢想而挑動其成員互相敵對，徹底破坏了人与人之間的關系，這真是一個尖銳的諷刺。在這种語境下，我們才能明白“無夢樓”的那些朴素的“夢想”的撼人心魄之處，我們仿佛听到了曠野之上人性的呼吁与吶喊。事實上，多少代以來。人們就不斷地發出這种訴求，但是只有在象張中曉這樣從痛苦与迫害中走出來的人，說出這樣的話來，才格外顯得真誠与有力。
《無夢樓隨筆》的价值不僅僅在文學上，對于理解那個時代的文化來說，它也有重要的价值，這种价值到仍然歷久彌新。它們之所以有文學史的意義，在于它們不僅僅是一种思想的表現，而且伴隨著有血有肉的感情，并在這种血肉相聯的思想与情感的展示過程中，它們讓我們看到了那個時代有良知的知識分子的心理歷程，并在此基礎上塑造了一座座知識分子的自己的雕像。作為私人話語，它們在當時不可能公開發表，因而默默無聞，然而千古文章，傳真不傳偽，時間的大浪淘沙使得“沉者自沉，浮者自浮”，《無夢樓隨筆》無疑是當代文學史乃至當代文化史上的一座道德文章的丰碑。
注釋：
1 引自陳毅《在話劇、京劇、儿童劇創作座談會上的講話》。
該報告作于1962年3 月6 日，后刊載于《文藝研究》1979年第
2 期。
2 兩個批示：毛澤東1963、1964年關于文學藝術工作所作的兩個
批示的簡稱。1963年12月12日毛澤東在中宣部文藝處編印的《
情況匯報》上作了第一次批示：“各种文藝形式──戲劇、曲
藝、音樂、美術、舞蹈、電影、詩和文學等等，問題不少，人
數很多，社會主義改造在許多部門中，至今收效甚微。許多部
門至今還是死人統治著。……許多共產党人熱心提倡封建主義
和資本主義的藝術，卻不熱心提倡社會主義的藝術，豈非咄咄
怪事。”中宣部、文化部直屬文藝單位、文聯各協會，根据批
示精神進行了歷時半年的整風。結束時中宣部編寫了“情況匯
報”（草稿），毛澤東1964年6 月27日在這份報告上作了第二
次批示：“這些協會和它們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數（据說有少數
几個好的），十五年來，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執行党的政
策，做官當老爺，不去接近工農兵，不去反映社會主義建設。
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義的邊緣。如不認真改造，勢必
在將來的某一天，要變成匈牙利的裴多菲俱樂部那樣的團体。”
批示下達后，在第一次整風范圍內的單位、團体再度進行整風，
文藝界不久掀起了批判資產階級、修正主義毒草的運動。江青
等人不久依据這兩個批示發展為“文藝黑線專政論”. 中共中
央1981年否定了這兩個批示。參見潘旭瀾主編《新中國文學詞
典》第394 －395 頁。
3 “寫中心、演中心、唱中心”：文藝口號。在第一次文代會上
周揚作了《新的人民的文藝》的報告，高度評价了延安工農兵
群眾文藝“緊密配合著當前的中心工作”的做法；第二次文代
會周揚作《為創造更多的优秀的文學藝術作品而奮斗》的報告，
再次肯定地方文藝工作者“配合中心任務的文藝宣傳”經驗。
至1958年，配合中心工作的論點，演變為“寫中心、演中心、
唱中心”的口號，為當時的大躍進運動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70年代末，這個口號才被否定。
4 引自李揚《抗爭宿命之路》，時代文藝出版社1993年版，219
頁。
5 引自姚文元《評“三家村”──〈燕山夜話〉〈三家村札記〉
的反動本質》，原載1966年5 月10日《解放日報》和《文匯報》，
《紅旗》雜志轉載時姚氏作了一些修改，本教材引文据《三家
村札記》附錄姚文（該附錄据《紅旗》雜志本），見該書215 、
227 頁。
6 引自李揚《抗爭宿命之路》，時代文藝出版社1993年版，第196
頁。
7 《桂林山水歌》、《長江三日》分別原載《人民文學》1961年
第10期、底3 期，本教材分別依据《賀敬之詩選》山東人民出
版社1979年12月版、《劉白羽散文四集》重慶出版社1989年版。
8 引自李輝《落葉》，收入《李輝文集。滄桑看云》，花城出版
社1998年版， 第109 頁。
9 《燕山夜話》是鄧拓應《北京晚報》以“馬南村”的筆名開的
雜文專欄，初次發表自1961年3 月起到1962年9 月停止，共載
雜文150多篇。曾由北京出版社分集出版，1963年3 月出版《燕
山夜話》合集。1979年同一出版社出版新一版，本教材對《燕
山夜話》的論述即依据該版本。《三家村札記》系《前線》雜
志特約鄧拓、吳□、廖沫沙三人以筆名“吳南星”合寫的雜文
專欄，自1961年10月起到1964年7月止，共發表雜文60多篇，
1979年9 月人民文學出版社將之成集出版，本教材依据該版本。
另外論及鄧拓未收入此兩集的雜文是參考了李輝的《書生累》
一文。特此說明。
10《燕山夜話》北京出版社1979年，第156 頁。
11 以上引文引自李輝《書生累》，見《李輝文集。滄桑看風云》，
花城出版社1998年版，第228 頁，236 頁。
12 鄧拓寫作該文時《燕山夜話》已經停止，但《三家村札記》
還在繼續，該文未收入上二書，引文据李輝《書生累》轉引，
同上書239 頁。
13 引自《燕山夜話》81頁。
14 引自《三家村札記》7 －8 頁。
15 引自《燕山夜話》92頁。
16 引自《王道和霸道》，引文見同上書321 頁。
17 轉引自李輝《書生累》，收入《李輝文集。滄桑看云》，第239
頁。
18《無夢樓隨筆》初版于陳思和、李輝所策划的《火鳳凰文庫》
叢書，上海遠東出版社199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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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自宇慧文學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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