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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文學創作中人道主義思想的興盛
在20世紀的中國，人性和人道主義一直是文學的普遍而敏感的話題。“人的覺醒”不僅為“五四”新文學帶來了普遍的人道主義，也形成了新文學創作的強烈的主体意識和与鮮明的個性特征。新文學在以后的發展雖然包含了許多曲折，但人道主義始終是优秀作家和优秀作品的主要思想內涵和情感依托。50年代開始，文學中的人性与人道主義被作為大逆不道的异端邪說，并且在歷次政治運動中受到越來越嚴厲的打擊，被不加區別地斥之為“資產階級思想”、“修正主義的理論”，作家的獨立思考与藝術個性都被否定，他們必須在政治斗爭中被各种大一統的思想与思維模式所改造和取代。到了文化大革命時期，政治性、階級性成了人的唯一屬性和文藝批評的唯一標准，人道主義完全被驅逐出文藝創作的領域。
“文化大革命”給中國人民帶來了空前深重的災難，其中最大者莫過于极左政治路線統治下的意識形態對人性的戕害与摧殘。在那個時代，人不再是人，而是被异化為“階級斗爭”的工具，一部分人被迫成為“階級敵人”而失去做人的資格，一部分人因為“以革命的名義”摧殘同類而淪為獸性發泄，也失去了做人的尊嚴与自愛。“人民”成了一個被架空和任意填塞的名詞，成了權力者實施殘酷專制、謀取政治私利的遮羞布，而作為個体的人則成了“螺絲釘”，完全失去了獨立意志的可能。“文革”期間所發生的种种慘無人道的悲劇，不管是身居高位的國家主席被隨意迫害致死，還是無辜小民被任意蹂躪，而作惡者往往又是受害者，受害者也難免在無意間傷害了別人，人性的丑陋充分暴露，但所有這些，都是在國家意志下，在“發揚革命傳統”，“加強無產階級專政”的冠冕堂皇的口號下行使的。“文革”結束之后，人們對于十年浩劫的痛苦回憶，對于歷史的反思，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對于“人”的重新發現和重新認識，“人們迫切地需要恢复人的尊嚴，提高人的价值”1.“文革”后的文學藝術創作，從一開始就自覺地承擔了這個歷史任務。按馬克思主義的人類社會發展与進步規律，社會主義的人應該比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的人都享有更多的人的權利，具有更多的自由和民主，因而也能在社會生活中發揮更大的主動性、積极性和創造性，從而創造出比以往社會更多物質和精神財富。但從5 0年代后期開始，特別是文革期間所推行的社會主義卻恰恰相反，人的价值和尊嚴、人与人之間的關系卻越來越倒退了，這是什么原因呢？對這一問題的思考，就成為許多文學作品的一個內容。在1979年舉行的全國第四次文代會上，作家們就提出了“繁榮文藝必須肅清封建流毒”、“人是目的，人是中心”的觀點，2 它既是在人性和人道主義的思想層面上肯定了“傷痕文學”對文革這段野蠻歷史的揭露，也是對8 0年代文學的展望与呼喚。
需要說明的是，7 0年代末到8 0年代初在中國盛行的人道主義思潮，首先是一個廣泛的社會思潮，它波及了這個時期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在政治思想、哲學、歷史和文學藝術的許多領域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甚至波及到了經濟和科學技術領域。當時思想理論界對人道主義的討論相當熱烈。自198 0年起，在之后的四、五年內，人性論和人道主義一直是學術界關注的論題，涉及了哲學、文藝學、心理學和倫理學等許多學科，對人性的概念內涵，人性与階級性、馬克思主義与人道主義、人道主義与新時期文學等問題展開了討論，盡管這場討論后來在政治因素的干預下沒有進一步深入展開，但思想理論界的討論對文學創作也有一定的啟發作用。相對應的是當時文學創作中對人性、人道主義的肯定与強調，對思想領域的人道主義思潮始終起著前導和關鍵的作用。也就是說，在整個社會思潮中，文學遠遠超出了它原有的功能范圍，而承擔了其他學科的任務，也因此引來了整個社會對文學特別強烈的關注，其中也包括政治意識形態的干預。
從創作實踐來看，文學對人性和人道主義的肯定，又是分別体現在具体的文學現象之中，所謂“傷痕文學”，首先就是揭露人的精神与肉体在“文革”期間遭受的創傷；所謂“反思文學”，首先就是關于人的命運人与人之間的關系的思考。“傷痕文學”對歷史創傷的揭露正是以人的基本生存權利為依托的，下面要介紹的短篇小說《邢老漢和狗的故事》，就是通過小人物的悲慘命運對非人道的控訴，這里的人道原則不是知識分子的理性思考的直接呈現，而是借助于敘述者轉述其他人物對邢老漢的同情，以民間情義的形態表現出來的。
借助于人物之口，甚至于通過作者的議論直接提出人性与人道主義概念的，是戴厚英的長篇小說《人啊，人》。小說以1957年反右斗爭到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這段風云變幻的歷史為背景，描寫了C 城大學以党委書記奚流為代表的反人道勢力，同以何荊夫為代表的人道主義者之間的矛盾沖突。雖然作品构思還留有正反兩軍對壘的概念化影子，還有著理念大于形象的傾向，但作者畢竟是“文革”后第一個在文學創作中大膽提出了人性、人道主義的命題，而小說在形式上嘗試的心理意識結构和第一人稱敘事的轉換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過于理念化帶來的欠缺。作者在“文革”前和“文革”當中曾竟一度迷惑于所謂的“階級斗爭”理論，參与過對文藝理論家錢谷融關于“文學是人學”觀點的批判，現在，她覺醒了，她在《后記》中干脆用自己的語言直接表明了一個覺醒的知識分子對人性的領悟和呼吁：
“終于，我認識到，我一直是以喜劇的形式扮演著一個悲劇的角色：一個已經被剝奪思想自由卻又自以為是最自由的人；一個把精神枷鎖當作美麗的項圈去炫耀的人；一個活了大半輩子還沒有認識自己，找到自己的人。我走出了角色，發現了自己，原來我是一個有血有肉、有愛有憎、有七情六欲和思維能力的人。我應該有自己的人的价值，并不應該被貶抑，自甘墮落為馴服的工具。……一個大寫的文字迅速推到我的眼前：‘人！’一支久已被拋棄、被遺忘的歌曲沖出了我的喉嚨：人性、人情、人道主義！”3
這話由忏悔者嘴里說出，在當時确實起了振聾發聵的作用，同時受到批判和學術界的爭論也是可以想象的。
愛情作為人性的一部分，是許多作家著力表現和探討的主題，也是人道主義思潮在文學創作的一個重要体現。中國是一個封建文化傳統悠久深厚的民族，以個性為前提的愛情一向是封建倫理道德所壓制的。文革中對階級性的過分強調和夸大，使人与人之間的關系被荒唐地簡化為同階級的“同志”、“階級兄弟”与對立階級的殊死敵人兩种，從而將男女間正常的感情一蓋視為“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思想”，“愛情”兩字在生活中几近絕跡，在文學中也被其他莫名其妙的語言所替代。現在我們也許很難理解當時“愛情”兩字從普通人口里說出或者用來描述普通人時給讀者所帶來的震動了。首先是理直气壯地爭取愛的權利。于是有了劉心武的《愛的位置》，替現實生活的年輕人為愛情爭一席之地；而張炫的《被愛情遺忘的角落》，則正是通過對文革期間一對農村青年因為情愛而投水、入獄的故事，揭示了扼殺男女之情所造成的慘劇。張洁的《愛，是不能忘記的》則深入到婚姻、愛情和倫理道德領域，提出了婚姻与愛情的關系這個長久影響人類生活的問題。小說中的主人公鐘雨离婚后帶著女儿生活，卻与一個沒有愛情但家庭生活也和諧的老干部長期刻骨銘心地的相愛著。小說通過人物的愛情悲劇，反映了一种普遍存在的非常現象：沒有愛情的婚姻和不被尊重的愛情，并借此剖析了某些社會倫理道德的頑固，表現了“只有以愛情為基礎的婚姻才是道德的”這一嚴肅但又帶有理想化色彩的主題。從爭取人人應該有愛的權利，到探討什么才是真正的、應該選擇的、合乎道德的愛，張洁顯然在對愛情的思考中又跨進了一步。
隨著思想理論的探索深入和文學創作的進一步展開，作家們對人性的理想狀態与現實可能之間的分野也越來越有清醒的認識。于是，描述人生的現實處境，反映和思考人在理想和現實間的選擇兩難，使文學中的人道主義思潮超越了簡單化的价值評判，真正顯現出獨立、清醒的探索精神。這就使作家們從對人道主義思潮的感悟、呼應以体現特定的時代精神，進而逐漸獲得相對個人化的体驗方式、觀照角度和文体風格。
女作家鐵凝的《哦，香雪》在對偏僻山村的少女們對山外文明、對未來理想的朦朧憧憬投去深情一瞥的同時，也給讀者留下了一連串嚴肅的思考，那美麗宁靜的山村景色，那純洁熱烈的向往，在現代文明的推進中能保留多久？而張洁則沿著理想愛情之現實遭遇的思路繼續進行她的思索。《方舟》中的三位女性都對理想愛情有自己的追求，但又都是愛情現實的失敗者。她們已經超越了對理想愛情單純追求，她們發現：愛情不是人生的全部；而在對人生价值的實現中，女性要承擔比男性更多的東西，于是在愛情和人的整体价值之間，她們宁愿選擇后者，但這又是一個痛苦和孤獨的選擇；不僅如此，她們的選擇又使自己再度陷入了新的异化境地，她們的出路何在？作者沒有提供明确的答案，但作品的悲劇色彩是相當濃厚的。值得重視的是，這兩位作者各自以不同的角度和方式，顯現了對女性性別意識的覺醒，特別是張洁的那一路富于勇气的探索，事實上成為新時期女性主義文學的先導。
文學對人道主義思潮的感悟与呼應，從對人最基本的生存權利的肯定開始，經歷了如此曲折的歷程，終于走到了這里。這是對以往的人性觀念的不斷突破，是對文學個性化和獨特性的不斷逼近，是文學通往多元化狀態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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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自宇慧文學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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