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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曉聲是專注于當代農民生活的一個作家。他在1979年發表了中篇小說《李順大造屋》后，又以陳奐生為主人公連續寫了《漏斗戶主》、《陳奐生上城》2 、《陳奐生轉業》、《陳奐生包產》和《陳奐生出國》五篇小說，人稱“陳奐生系列”，后被結集出版為《陳奐生上城出國記》。作者的用意是在歷史發展的縱向上，對中國農民的命運歷程作系統剖析。
作者積二十多年的農村生活經驗和觀察，對中國農民的性格有著深刻而清醒的認識：，“他們善良而正直，無鋒無芒，無所專長，平平淡淡，默默無聞，似乎無有足以稱道者。他們是一些善于動手而不善于動口的人，勇于勞動而不善思索的人；他們老實得受了損失不知道查究，單純得受到了欺騙會無所察覺；他們甘于付出高額的代价換取极低的生活條件，能夠忍受超人的苦難，去爭得少有的歡樂；他們很少幻想，他們最善務實。他們活著，始終抱著兩個信念：一是在任何艱難困苦的條件下，相信能依靠自己的勞動活下去；二是堅信共產党能夠使他們的生活逐漸好起來。……但是，他們的弱點确實是很可怕的，他們的弱點不改變，中國還會出皇帝的。”（《且說陳奐生》）這种認識，体現了他描寫中國農村經濟体制改革的現狀，刻畫農民性格時所特有的眼光，而刻畫富于典型意義的中國農民形象，正是高曉聲的一個重要特點。
要說明陳奐生的性格，最好是把“陳奐生系列”作為一個整体。陳奐生是一個勤勞、憨實、質朴的農民，在《漏斗戶主》中，他長期被饑餓所糾纏著，并不懶惰卻無法擺脫困境，對現實失望卻又并不放棄努力，到了《陳奐生上城》中，陳奐生這個形象獲得了特殊的藝術生命。
《陳奐生上城》發表于1980年，是這一“系列”中最為精彩的一篇。這里的陳奐生已不再為饑餓所累了，小說通過主人公上城賣油繩、買帽子、住招待所的經歷，及其微妙的心理變化，寫出了背負歷史重荷的農民，在跨入新時期變革門檻時的精神狀態。尤其精彩的是在招待所的一幕，他在病中被路過的縣委書記送來，第二天結帳時听了大吃一惊。 對剛剛擺脫饑餓的他來說，五元錢并不是一個小數目。作者對陳奐生付出房錢前后的心理變化作了細致的開掘。
在付出五元錢之前，陳奐生是那么自卑、純朴，他發現自己住在那么好的房間里，感到了父母官的關怀，心里暖洋洋的，眼淚熱辣辣的，蓋著里外三層新的綢被子，不自覺地縮成一團，怕自己的腳弄髒了被子，下了床把鞋子拎在手里怕把地板弄髒，連沙發椅子也不敢坐，惟恐癟下去起不來。而在付出五元錢之后，他心中完全相反的一些因素，一种破坏欲，一种損人不利己的心理便發作起來，他用腳踏沙發，不脫鞋就鑽進被窩，并算計著要睡足時間。但作者并沒有就此止步，而是對人物心理作進一步的挖掘，寫盡了這個農民的各個心理側面。
陳奐生的心理又從破坏欲的發泄轉變成自我安慰：既然一夜就住了五元錢，那么索性就去買個新帽子戴戴，在五元錢的刺激下，他長期養成的儉節被輕易放棄了。但當他想到，如此那五元的住宿費還是無法向老婆交帳時，便只好用“精神胜利法”來達到心理上的平衡和滿足，認為由縣書記送去花五元錢住一晚是一個不可多得的榮耀，于是他“僅僅用五元錢就買到了精神上的滿足”。 在通常只有一個層次的激發點上，作者發掘出了好几倍的心理內涵，充分的喜劇風格使陳奐生的形象達到了作者從未達到的高度。每一個層次的挖掘，都体現了規定人物，規定情景中的規定心理，都体現了現實主義典型塑造的獨特性，但同時都是以其獨特性展示了七八十年代之交改革開放初期中國農民所共有的心理傾向，即作為小農生產者性格心理的兩個側面的并存交錯：善良与軟弱、純朴与無知、憨直与愚昧、誠實与輕信、追求生活的韌性和容易滿足的淺薄、講究實際和狹隘自私等等。
陳奐生的精神，典型的表現了中國廣大的農民階層身上存在的复雜的精神現象。他的形象是一幅處于軟弱地位的沒有自主權的小生產者的畫像，包容著丰富的內容，具有現實感和歷史感，是歷史傳統和現實變革相交融的社會現象的文學典型。作者陳奐生既抱有同情，又對他的精神重荷予以善意的嘲諷，發出沉重的慨歎，這种對農民性格心理的辨證態度，頗具魯迅對中國“國民性”的“哀其不幸，怒其不爭” 的精神傳統。
《陳奐生上城》体現了典型的高曉聲式的敘事風格。他慣于運用第三人稱的敘述方式，以敘述為主，尤其擅長概括性敘述，很少采用直接呈現的方式，讓人物直接說話和行動，作品的語言基本上都出自敘述人之口。其語言簡練明快，幽默犀利，意蘊含蓄，富有情緒感和節奏感。所以，他雖然采用傳統的講故事的語气，但又不是講故事，既不圍繞一個具体的事件結构故事，也不組織矛盾沖突步步發展的戲劇情節，而是將人物几十年的普通生活壓縮進某一個生活焦點上反映出來，通過人物心理深入開掘，揭示人物性格和作品的題蘊，這又很有點現代小說的味道，在這個意義上，他的小說敘述方式是傳統与現代的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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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自宇慧文學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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