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頁
回目錄
路遙的中篇小說《人生》3 在一個愛情故事的框架里，凝集了丰富的人生內容和社會生活變動的諸多信息。農村青年高加林高中畢業后，未能考上大學，回到鄉里當了一個民辦教師。不久又被人擠回家里當了農民。在他心灰意冷之時，農村姑娘巧珍熾熱的愛情使他振足起來。一個偶爾的机會，他又來到縣城廣播站工作，當他抵擋不住中學同學的城市姑娘黃亞萍的追求，斷絕了与巧珍的愛情后不久，組織上查明他是通過不正當途徑進城的，于是取消了公職，重又打發他回到農村；這時，即將遷居南方城市的黃亞萍也与他分手，而遭心靈打擊的巧珍則早已嫁人，高加林失去了一切，孑然一身回到村里，扑倒在家鄉的黃土地上，流下了痛苦、悔恨的淚水。
路遙說過，他始終關注的焦點是“城鄉交叉地帶”. 其實，他所說的“鄉”果然是名副其實，但“城”卻并非“城市”而只是“城鎮”，但与鄉村相比，兩者的文化落差還是十分明顯的。社會文明的發展變遷，總是從“城市”、“城鎮”而后波及鄉村，所以，關注城鄉地帶變化，即便從反映80年代農村變革的角度，也是具有普遍意義的。小說《人生》就是通過城鄉交叉地帶的青年人的愛情故事的描寫，開掘了現實生活中飽含的富于詩意的美好內容，也尖銳地揭露出生活中的丑惡与庸俗，強烈体現出變革時期的農村青年在人生道路的選擇中所面臨的矛盾、痛苦心理 .小說的主人公高加林是一個頗具新意和深度的人物形象，他那由社會和性格的綜合作用而形成的命運際遇，折射了丰富斑駁的社會生活內容。借助這一人物形象，小說触及了城鄉交叉地帶的社會的、道德的、心理的各种矛盾，實現了作者“力求真實和本質地反映出作品所涉及的那部分生活內容的”的目的。在高加林的性格中，錯綜复雜地交織著自尊、自卑、自信等方面的性格因素，好象有“無數互相交錯的力量，有無數個力的四邊形”在互相沖突，互相牽制，從而在一次次騷動和斗爭中決定著他的選擇，產生一個總的結果。這個結果似乎不以旁人的意志為轉移，也是与高加林的本意相對立的。
小說通過高加林和劉巧珍的愛情悲劇多層次地展現了高加林這种的悲劇性格的形成過程。高加林与傳統道德觀念有著千絲万摟的聯系，他對愛情是相當嚴肅的，他對巧珍也有著真實的感情，但在變動著的現實中，在他對城鄉生活的差异有了強烈的感受之后，他被實現個人愿望的可能而引起的騷動所折磨：一方面他留戀鄉村的淳朴，更留戀与巧珍的感情，另一方面又厭倦農村傳統落后的生活方式，向往城市文明，希望能在那里實現自己新的更大的人生价值。對他來說，這一開始就是一個甜蜜而痛苦的矛盾。由于偶爾的机會，他的命運出現了轉机，他對生活、對自己作了重新的估量。最后，他与劉巧珍的愛情終于被与黃雅萍的世俗愛情所替代。他与劉巧珍的分手標志著与土地和它象征著傳統鄉村生活的決裂，他在坎坷不平的人生道路上終于邁出了重要的一步，這一步合法卻似乎不盡赶理和合情，特別是它對巧珍所帶來的傷害更令人遺憾，就是他自己也難免內疚和不安，他在心里譴責自己：“你是一個混蛋！你已經不要良心了，還想良心干什么？……”自我譴責背后是一种痛苦搏斗后的自我肯定。最終他把來自內心的良心發現和來自外部的責難全部否定，“為了遠大的前程，必須作出犧牲！有時對自己也要殘酷一些。”這里個人主義的排他性得到了最大限度的表現，在這一兩難選擇中，人生的含義終因被他誤解，社會變成了一座動物化了的競技場。
但作者并沒有回避高加林選擇的合理因素，高加林的悲劇同樣給讀者這樣的啟示：倘若古老而淳朴的鄉村文化不能產生更高的物質和精神的要求，倘若劉巧珍誠摯又深沉的愛情始終不能滿足高加林個人愿望中的合理部分，那么，傳統生活哲學如何說服他、束縛他呢？這里，作者顯然已經超越了早期“改革文學”中對人物及其處境作二元對立的簡單化處理方式，而是深入到社會變化所引起的道德和心理層面，以城鄉交叉地帶為了望社會人生的窗口，從一個年輕人的視角切入社會，既敏銳地捕捉著嬗遞著的時代脈搏，真切地感受生活中朴素深沉的美，又對社會變遷的觀察融入個人人生選擇中的矛盾和思考當中，在把矛盾和困惑交給讀者的同時，也把啟示給予了讀者。
路遙的小說敘述，朴實、深沉、厚重、蘊藉，其中的人物大多元气充沛，除了高加林之外，另一個主要人物劉巧珍的形象也被塑造得生動感人，她那“像金子一樣純淨，像流水一樣柔情”的性格和靈魂，也給人予深刻的印象。作者始終認為，文學的現實主義創作方法在以后的相當長時間內，仍然會有蓬勃的生命力。這樣的自信力在《人生》中已經得到了證明，在他的長篇遺作《平凡的世界》体現得更加有力。
注釋：
1 《假如我是真的》，1979年10月在上海上演，劇本初刊于《戲劇藝術》、《上海戲劇》聯合增刊（1979年8 月）。本教材依据《爭鳴作品選編》（第一輯）本，北京市文聯研究部編，1981年內部發行。
2 《陳奐生上城》，初刊于《人民文學》1980年第2 期。
3 《人生》，初刊于《收獲》1982年第3 期。
------------------
轉自宇慧文學世界
前一頁
回目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