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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方的中篇小說《風景》[5] 和池莉的《煩惱人生》都問世于1987年，是新寫實小說的兩部開山之作，但比較之下，《風景》在對生存狀態的還原上更具有一种令人震撼的探索精神。這篇小說寫的是武漢底層社會一個貧民家庭在几十年間的遭遇：父親是個碼頭工人，性情粗暴而且為人凶悍，母親則十分風騷粗俗，他們在大半生中都過著一貧如洗的生活，所得只有十個儿女，除了最小的一個生下不久即夭折之外，其余九個像野生植物般地在放任自流中長大成人。情節的主線是父母与七哥的故事，其中又依次串起其他八個孩子的經歷，如大哥与鄰居的老婆發生戀情，二哥渴望擺脫粗鄙的家庭生活，最終卻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以及三哥對女性的仇恨，啞巴四哥与一個盲女平淡自足的婚姻，五哥六哥在生意場上的拼命周旋，還有大香小香兩姐妹各自或普通或放浪的家庭生活；至于七哥的故事則寫得更為詳細：他自幼沒有得到過絲毫的家庭溫暖，被父親和兄弟姐妹肆意地凌辱打罵，完全像條野狗似地活著，“文革”中他怀著對家庭的刻骨仇恨离家去下鄉，然后完全出于偶然被推荐到北京上大學，從此他開始抓住一切机會來改變自己的命運，最后終于順利地踏上仕途，成為這個貧民家庭中出來的第一個“大人物”. 小說對每段故事的敘寫都集中于對生存景象的刻畫，所有人物都為他們的生存境況所緊緊捆綁著，他們生活中任何跌爬滾打和生死憂樂都生成于他們最基本的生存欲求与所處境遇之間的磨擦和沖突。
這篇小說的敘述者被設置為一名死者，即那個夭折的小儿子。小說正文前引波特萊爾的詩句作為題詞“在浩漫的生存布景后面，在深淵最黑暗的所在，我清楚地看見那些奇异世界”. 由死者的視角來講述生存的故事，顯然是一种机智的安排，這使得作品中的生存景觀看來异常的冷漠和殘酷。由死者的觀察所得出的結論，是生存在這個世界上的無比艱辛而凄惶：“我宁靜地看著我的哥哥姐姐們生活和成長。在困厄中掙扎和在彼此間毆斗。……我對他們那個世界由衷感到不寒而栗。”這生存充滿了無价值的毀滅：在械斗中死去的工人被沉入江底，一個可愛的女孩突然被火車碾死，“文革”中一對夫婦在絕望中投水自殺，貨車上的貨箱無端落下，將人砸得腦漿四濺；生存的處境狹仄得令人透不過气來：十一口人全都擁擠在肮髒鄙陋、只有十三平米的一間板壁房子里過活，七哥從小到大只能睡在暗濕的床底，饑餓和貧窮困扰著他們，他們的心靈也為生存擠壓得异常卑瑣貧瘠；如此惡劣的生存更呈現出极野蠻、殘酷而無人道的景象：父親無故地以毒打自己的子女取樂時，母親則若無其事地坐在一旁翹著大腿剪腳皮；棚戶里的床板上兩個男孩粗暴地輪奸一個女孩，人的廉价的生命力全都消耗于自然本能的宣泄。在這生存狀態中看不出任何文明和理性的痕跡。死者視角或多或少地產生了某种“陌生化”的敘述效果，使《風景》以一种极端強化的方式為我們還原出了赤裸裸的生存本相，由于這還原擯棄了以往意識形態內容的遮蔽，從而使得整個敘寫充滿了令人惊愕的新异和逼真感覺。
很顯然，《風景》的全部筆墨都用于突現出生存本身的意義。小說通過描寫人物對其生存處境的應對方式來使生存意義得到明确無疑的顯現。除了二哥和七哥之外，這個家庭中其余的成員全都疲于應付生存現狀的种种沉重壓力，他們自然地認可了命運的安排，只是在既定的境遇中實現自己卑微的欲求。他們的人生中不存在什么理想，生存本身就是他們的全部世界。但二哥卻是家庭中的一個例外，他由于遇到少女楊朗一家，懂得還有另一种美好文明的生活方式，于是在心
中便埋下了追求文明和美善的理想。二哥成了一個真誠的理想主義者，但事實上那种文明在生存中也有著极殘酷無情的一面，而他的熱烈的理想最后遭到粉碎，使他再也找不到活下去的理由，他的自殺就象征著理想主義在真實生存境況中的失敗。与二哥不同，七哥盡管也心怀改變自身命運的理想，但這理想卻是生成于生存中惡的根芽中，他的生存哲學是：干那些能夠改變你的命運的事情，不要選擇手段和方式。在七哥的心目中，沒有善与美或文明与理性的余地，他的全部為人原則只有一個基點，就是生存本身：“生命如同樹葉，來去匆匆。春日里的萌芽就是為了秋天里的飄落。殊路卻同歸，又何必在乎是不是搶了別人的營養而讓自己肥綠肥綠的呢？”七哥可謂是自覺地認識到了生存的意義，所以他才愈加成為積极的生存主義者，而他由卑微到富貴的命運變遷似乎也驗證了這种生存哲學的意義：在生存境遇中根本就談不上任何超越的可能。
無論是對于以上述及的那种冷酷的生存景象，還是對于七哥式的生存主義，方方在這篇小說中都沒有顯露出明顯的觀念評判傾向，這無疑透露出某种在當代文學中尚屬新鮮的創作信息。《風景》以純客觀敘述來實錄凡俗人生中的种种本相，以及揭示出生存本身的意義所在，這里顯然舍棄了過去那些觀念性的道德標准与情感認同，不動聲色地使生存的觀念，或說是一种民間的价值取向非常實在地突現出來。（事實上只有在以生存為內核的民間尺度上，對于七哥式生存主義及棚戶區生存狀態的諒解才真正成為可能，并具有實在的意義）。在一定意義上，《風景》開拓出了一种寫作的新空間，即處于社會底層的都市民間的生存世界。這种開拓性的寫作改變了我們對于現實的認識，以及相應的導致主体与現實之間的關系調整。依照民間的尺度，知識分子首先應該反省主体意識的實在性，面對生存本身的嚴峻性，任何超越其上的思想意識往往都會顯示出它的空幻与虛弱之處，以此認識為基礎，促使人們必須重新回到更根本的現實探求之中。就此而言，《風景》的文化意義正是在于使我們對生存本身恢复了應有的警醒与思考。
《風景》是新寫實小說中最貼近自然主義方式的作品。描寫凡俗人生，刻畫粗鄙丑陋、野蠻冷酷的生存景象，這實際上原本就是左拉式自然主義文學的基本特征，《風景》在這些方面都有著很濃的左拉味道。基于這种形式上的暗合，我們也許可以在更深在的藝術層面上來探討新寫實小說對于現實的還原，即是如左拉式的自然主義方式，為中國當代文學提供了一种新的審美經驗。由這种審美經驗在人們心中激起的應合与廣泛認同來看，《風景》在小說藝術上成功地增添了某种新質，從而使中國當代文學的藝術形態得到了新的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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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自宇慧文學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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