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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從大學成員到人文主義者（1）


　　中世紀的衰落

　　行將結束的中世紀是轉折的年代。人口停止增長，接著由大饑荒和像1348年那樣的瘟疫所加劇的衰退，造成了災難性的后果。在為西方經濟提供貴金屬方面發生的麻煩，造成了先是對白銀然后是對黃金的需求，戰爭又加劇了這一需求——這就是百年戰爭，玫瑰戰爭，伊比利亞半島戰爭，和意大利戰爭。所有這一切都加速了西方國家經濟和社會結构的徹底變革。封建地租在很大程度上發展形成了貨幣形式，這動搖了社會關系。在這一發展的受害者和受益者之間產生了一條鴻溝。城市各階級之間產生了分化。當現在受剝削日益嚴重的手工業行會在某些區域（弗蘭德、北意大利和其他大城市）一定程度上趨向無產階級化，同時生活條件下降到農民大眾水平時，同時靠剛形成的前資本主義的各項活動与新被吞并的地租為生的城市資產階級的上層，同舊的統治階級：貴族、修會修士和最上層的世俗的教士結成一体。他們的主要成功是，左右一种驟變的形勢，使之有利于他們發展。在這個調整轉變的過程中，各項政治因素起了重大作用。政治權力急速扶植經濟勢力。它將使大革命前的舊制度維持几百年之久。那是一個王侯的時代。人們只要為其服務，成為其官員或廷臣，就能獲得財富、權力和榮譽。過去的大人們懂得這一點，跟專制政治与君主制度締結了盟約。同時又有受王侯庇護的新的權力人物擠到他們中間。
　　在這一背景上，中世紀的知識分子退出了舞台。一种新型人物出現在文化領域的最前列：人文主義者。但人文主義者只是給他們衰落的前輩最后的一擊。中世紀的知識分子并未遭到暗害，他們自己獻身于這种死亡和這种轉化。14世紀至15世紀期間，絕大多數大學成員通過自我否定為中世紀知識分子的消失舖平了道路。

　　知識分子經濟狀況的變化

　　中世紀末期的大學成員，最終在歸屬勞動階級還是加入特權集團之間，作出了自己的選擇。在西方國家，將有几百年之久的時間，不再有任何的知識勞動者。或者不如說，理應得到這一名稱的是地方學校的無名教師。雖然他們之中有些人在革命運動中，例如1378年佛羅倫薩梳羊毛工人的騷動中，發揮了作用，但他們在知識分子運動中沒有占据任何值得一提的位置。
　　可以肯定，14世紀和15世紀的大學成員沒有放棄他們從有報酬的工作中獲得的收入。不僅如此，在這個艱難時世里，他們頑強地抓住這點不多的收益。他們越來越貪婪地要求大學生為听課付錢——教會在這方面最終已無力干預。他們增加關于贈禮的規定，這些贈禮是大學生為了通過考試必須送給教師的。他們對大學里所有可能增加他們負擔的開支都作了限制。可以無償地听課和攻讀學位的窮苦大學生的數量，通過規章制度的形式，一再予以削減。15世紀初在帕多瓦，每個學院只有一個這樣的大學生。這是個帶有理論意義的措施，包含著教會所捍衛的原則。它近似富有的商人從其盈利中為救濟窮人而向上帝捐獻的金幣。
　　与此同時，原來涌入大學的貧困大學生流逐漸停止，他們曾經是各個院校的活力所在。從此以后，他們之中能上大學的，只有那些得到一個庇護者供養并由此緊緊依附于他的人，或者是像維庸那樣滿足于把求知置于次要地位的流浪漢生活的人。
　　在帕多瓦，有一個關于民法博士學位的引人注目的決議，鮮明地反映出教師与大學生關系的這种變化。一項來自1400年的規章的新規定，引入了受教師們歡迎的大學權利中的浮動工資制度，与此同時，大學生的助學金被固定在一定比率上。這一大學政策因而适應從14世紀下半葉以來出現于西歐各國的普遍現象。由于物价上漲，管理机關和雇主們盡力凍結工資。他們毫不承認生活開銷和報酬之間的相應聯系，而這种聯系能夠導致引進浮動工資制度。另一方面，享用地租、利息和賃金的人，通過以實物結算，或把以結算貨幣單位确定的支付數目變成實際貨幣，經常能成功地使自己的收入同生活費用的价格相适合。
　　這一例子表明，大學成員已轉到依靠封建的，确切地說領主的或也是資本主義的收入生活的社會階層方面。
　　大學的成員們多數靠以上這种方式的收入，來積聚自己的財富。這方面首先涉及的是教會的領地，但也涉及不動產：房屋与地產。波倫亞大學的《規章》尤其表明了13世紀末令人注目的大學財產的結构。教師們已成為富有的土地所有主，尤其是他們之中最有名的、掙得也較多的教師，不過這种狀況偶爾也适合于教師的大多數。此外他們還仿效其他富人的榜樣，熱衷于投机事業。他們變成放高利貸者。他們主要把錢借給急需的大學生，作為押金，他們收取价值比借款高兩倍的抵押物：書籍。
　　弗朗西斯科·阿庫爾修在布特里奧和歐梅托拉擁有財產，還有一所漂亮的別墅，別墅的浴室帶有一個液壓供水的輪型裝置，這在當時几乎是奇跡。在波倫亞，他和他的兄弟們有一所帶塔樓的華麗住宅，那是今天市政廳的右翼建筑。他和其他博士經營一家商社，商社在波倫亞和國外從事圖書銷售。他放了那么多高利貸，以致他臨死時不得不請求教皇尼古拉四世的赦罪——這一請求照例被滿足了。
　　老奧多弗雷多的儿子，阿爾貝托·奧多弗雷多的情況也是如此，他不是小小的，而是大大的（non paeciol，ma sovrano）放高利貸者，除了許多地產，他還在一家亞麻企業里擁有股份。
　　1326年教師喬万尼·丹德利給了女儿諾弗拉600個金波羅尼尼的嫁妝，這是個惊人的數目。
　　但由于他們積聚貨幣，以及貨幣貶值与危机不斷的中世紀末期的种种金融變化，這一收入帶來了封建賦稅与地租方面的虧損。許多大學成員的財富減少了，房屋与地產相繼被出賣。因此他們寄希望于謀取別的方面的贏利：學費与考試費。因此也產生了一部分大學人員建立在經濟基礎之上的更新。同樣也是由于財政上的原因，最終把大學成員推向新的財富中心，推向王侯的宮廷，推向教會和世俗資助者那里去。

　　通向世襲貴族之路

　　然而大學人員的更新，由于大學成員要求根据繼承權雇佣人員的傾向，部分地中止下來。早在13世紀，著名的法學家阿庫爾修就已經為博士們的儿子們，請求在波倫亞大學得到空缺的教師職位的优惠權。但地方當局在1295年，1299年和1304年均拒絕了這樣的要求。但成效不大。當1397年法學家學會的新章程規定，每年博士學位只限于授給一個波倫亞市民時，博士們的儿子、兄弟和侄甥都不計在內。由此他們反而有更多的位置可以得到。在帕多瓦，人們于1394年宣布，一個博士，只要他屬于某一博士的父系世裔，可以免費加入法學家學會，即使世系中有一員不是博士也無妨。1409年規定，一名博士的儿子必須被允許免費參加各項考試。這种大學寡頭政治的形成，導致知識水平大大下降，同時賦予大學人員一個真正的貴族特征：可繼承性。大學人員成了一种特權階層。
　　正像馬克·布洛赫出色地描述的，大學成員們為替自己建立貴族体制，不得不求助于通常社會階層与個人為進入貴族社會而使用的手段：他們過貴族式生活。
　　他們用他們的衣著和他們職位的標志，搞起貴族的象征。講桌越來越多地裝飾起華麗的華蓋，使他們顯得与眾不同，高高在上，神气活現。金指環和博士四角帽，以及人們在“正式集會”（conventus Publicus）或“開學”（inceptio）的日子獻給他們的帽子，也日益變得不再是職務的標志，而成了榮譽的象征。他們身披長袍，被風的兜帽是灰鼠皮做的，經常還帶著銀鼬皮衣領，更重要的還有在中世紀作為社會等級和權力的象征的長手套。規章制度對博士學位申請人為參加考試而贈送博士們的手套數量要求得越來越多。波倫亞1387年規章的一段文字規定：“申請人有責任在取得博士學位前的适當時間，在教堂司事那里為教師學會的博士們送去數目足夠的手套……這些手套必須有一定的長度与寬度，以便蓋住手臂的中段。它們必須用上等鹿皮制成，足夠寬松，保證雙手能輕快和舒适地套進去。所謂上等鹿皮貨，是指一打手套里至少有一雙要用23（里拉）可以買到。”
　　博士學位通過后的慶祝活動，也越來越多地加上了貴族趣味的內容：芭蕾舞，戲劇演出，体育競賽。
　　大學成員的住房變得豪華富麗。他們之中最富有的，像阿庫爾修，其住宅有塔樓，這理論上只有貴族才能享受。他們的墳墓都是真正的紀念碑，就像那些至今仍在裝點著波倫亞教堂的紀念碑，它們或者進而被安置在開闊地方。
　　波倫亞大學的院長們很快按規定過上貴族式的生活，其中人們也可偶然發現有出自勃艮第公爵家族或巴登伯爵家族的人員。他們獲得攜帶武器和可以由五人衛隊護送的權利。
　　那些較少受到尊重的“人文學者”至少也取得免服兵役的特權；如果大學生是夠富裕的，他們還可以找人替他服兵役。
　　教師的頭銜經歷了引人注目的變化。起先在12世紀，“師長”（magister）是手工業的師傅，工場的領導。學校老師也像其他手工工匠一樣是個師傅。他的頭銜標志著他在勞動建設中的作用。但這很快成為一個榮譽頭銜。配第一彭特的亞當就曾責罵他的一個堂表姐妹，她從英國最落后的地區往巴黎寫信，沒有用他所希望的頭銜稱呼他。13世紀有一段文字這樣寫道：“教師們并不教學生成為有用的人，而是要教學生怎樣讓人叫‘拉比’。”根据福音書，“拉比”是對主人的稱呼。14世紀，“師長”就被人家跟“主人”（dominus）一樣看待了。
　　波倫亞的教師們在文獻里被稱為“高貴的人”（nobiles vin）和“頭等市民”（primarii eives），平常則稱為“法學家”（dominilegum）。大學生稱呼他們愛戴的老師為“我的主人”（dominusmens），這一頭銜令人想起封建時代的君臣關系。
　　一位語法學家，米諾·德·科勒，甚至對他的學生解釋說：“大家如此渴望對知識的占有，比占有其他任何財富都更有价值；它把窮人從卑賤中提拔起來，它使一般平民成為貴族，并給他帶來巨大的名聲，它還使貴族成為优秀分子，胜過一般平民。”
　　從此以后，知識又變成占有与財富，變成權力的工具，不复再是無私的追求。
　　就像惠欽亞极其尖銳地指出的，中世紀末期傾向于把騎士制度和知識等同起來，給博士頭銜像給騎士頭銜那樣同等的權利。“知識、信仰和騎士精神是維特里的菲利普的百合花冠（1335年）中的三朵百合，人們可以在布契考的馬雷夏爾的實用手冊里讀到：‘由于上帝的意志，有兩樣東西就像兩根柱子，為著支持神及人的法律秩序而豎立起來。這兩個支柱就是騎士制度和知識，它們彼此配合得十分協調。’”1391年，弗魯瓦薩區分了佩劍騎士和“法律騎士”。皇帝查理四世擁抱巴爾特爾，并授予他在波希米亞攜帶武器的權利。這一發展趨勢的頂點是，1533年法國國王弗朗西斯一世宣布巴黎大學的博士為騎士。
　　人們懂得，這樣身份高貴的要人就不會甘冒被混同于勞動者的風險。這就是說，根据《喪失身份法規》要放棄貴族稱號，這是一項在法國尤其牢固，路易十一沒有反對成的法規。知識分子贊同公眾意見，對手工勞動表示极度鄙視。就像亨利·豪塞爾中肯地指出的，這一點到了人文主義時代，還會由于從希腊－拉丁作品滋養起來的偏見，變得更加惡劣。從此以后，12世紀和13世紀城市里那种把人文的和机械的技藝綜合為普遍的物力論的渴求，遠遠地离開了我們。就這樣，在經院哲學中已露端倪的理論与實際、科學与技術相脫節的危險，真的發生了。這种情況在醫學界人士那里，可以清楚地觀察到。醫師－教士和藥劑師－調料商之間發生了分化，外科醫生之間的情況也是如此。14世紀，法國通過一系列的公告和命令，認可外科醫生的分化。第一道公告由“美男子”腓力四世簽署，1311年發布。從此以后大家把兩种人區別開來。一种是穿長大褂的外科醫生，根据章程（其中我們熟悉的最早一個章程是1379年制定的），他們必須持有中等會考的證書或准許證，從而形成了外科醫生貴族階層；另一方面是理發師，他們理發刮臉，做些不起眼的外科工作：他們出售油膏和藥草湯劑，放血，敷貼傷痛膏藥，整治駝背，他們也給癌瘍開刀。兩個不同的兄弟會——宗教模仿社會組織——把他們分別組織在一起：對前者是圣柯斯馬和圣達米安兄弟會；對后者是圣格拉勃茂兄弟會。不難理解，醫學科學家階層和開業醫生階層之間，科學界与技術界之間的這堵隔牆，會給科學的進步設置什么樣的障礙。

　　學會和大學的貴族化

　　大學的貴族化也在學會的發展中反映出來。這里需要正确地說明學會的意義。作為慈善基金會，學會一開始只是為极少數享有特權的人敞開大門的，它們也不是后來被改造成的教學中心。雖然以后有些學會為自己爭取到某些課程，導致如1257年羅伯特·德·索邦建立的學會同神學院合并，并以此命名巴黎大學；雖然以后牛津与劍橋的大學分化為學會，它們按照至今仍大部分有效的体制成為教學活動的基礎，但總的來說，學會并沒有充任人們事后試圖派給它的角色。有許多學會很快就出了名：同巴黎的索邦神學院一起的有哈庫爾學會（1280年）和納代拉學會（1304年）；1307年由阿爾博諾茲樞机主教在波倫亞創立的西班牙學會；牛津的巴利奧爾學會（1261－1266年），梅爾頓學會（1263－1270年），大學學會（1280年左右），艾克塞特學會（1314－1316年），奧利爾學會（1324年），女王學會（1341年），新學院學會（1379年）。林肯學會（1429年），1438年為悼念百年戰爭中陣亡的英國人的亡靈而創立的眾英靈學會，圣女學會（1448年）；劍橋的彼得家園學會（1284年），國王會堂學會和米歇爾家園學會（1324年），大學學會（1326年），彭勃洛克學會（1347年），貢維耶學會（1349年），三一會堂學會（1350年），基督圣体學會（1352年），上帝家園學會（1441－1442年），國王學院學會（1441年）、女王學院學會（1448年），圣卡德琳娜學會（1475年），耶穌學會（1497年）。盡管這些組織并沒有自己固定的大樓，像自成中心的教學机构明顯的組成部分，它們仍然跟人們習慣上把它們想象成的樣子截然不同。它們成為領地統治的一种中心，租用或購買房屋，起初是在較鄰近的地區，然后轉向鄉下和周圍的農村，對它們進行商業性的剝削。它們承擔起城區的執法任務，管理周圍街道的交通。在它們的房舍里，尤其在巴黎，居住著大批高級官員的家庭，特別是議院的高級官員家庭。就這樣，索邦神學院區變成了巴黎城的“法學苑”。學會倒退到早先修道院的作風。它們是大學貴族化的結晶，体現了他們封閉性的特征，同時還把大學成員及教學內容上的寬容態度，都變成了一种——主要是法官式的——寡頭獨裁。
　　這樣，大學本身轉化成暫時固定的權力机构，變成了所有主，它們在經濟上的操心超過了社團事務和領地主權方面的經營管理。大學社團組織以前的榮譽標志，印章，現在變成了貴婦人的武器。

　　經院哲學的發展

　　与上述這一會社團体的發展相應的，是經院哲學的平行的發展，后者甚至否認自己的基本要求。我們將從14世紀和15世紀极端复雜的哲學与神學中舉出一些本質性的特征，這些特征表明它們已离開13世紀經院哲學的立場。這就是由鄧斯·司各特和奧卡姆奠定基礎的批判的和怀疑的思潮；由牛津的梅爾頓學會成員和巴黎的博士們（奧特雷柯爾，布里丹，歐雷斯默）發展為經驗論的經驗主義傾向；還有阿威羅伊主義，它從帕多瓦的馬爾希留和堯頓的約翰起就主要同政治結合在一起（這一點下文將談到），偉大的异教領袖威克利夫和揚·胡斯也部分地采用阿威羅伊的學說；最后是反唯智論，它很快使得中世紀衰亡時期的整個經院哲學黯然失色。它產生于埃克哈特長老的神秘主義理論中，并在十五世紀經由彼埃爾·戴利、熱爾森和庫薩的尼古拉而得到普及。

　　理性和信仰的分离

　　通過弗朗切斯各修會杰出的博士約翰·鄧斯·司各特（1266－1308）和威廉·奧卡姆（約1300－納1350），神學同經院哲學的首要問題，也就是理性与信仰的平衡問題，發生了爭論。正像戈頓·勒夫正确地指出的，大約從1320年起，安瑟爾姆的“信仰尋求理智力”的傳統就被拋棄了，隨同被拋棄的是把創造物同神性統一為一体的努力。圣奧古斯丁的門徒和圣托馬斯主義者雖工作方式不同，但都曾致力于這种統一。對此還需補充的是，在14和15世紀，圣奧古斯丁的思想比圣托馬斯的思想流傳更廣，當時的思想家對此是持反對態度的。
　　鄧斯·司各特第一個把理性從信仰的事里驅逐出去。上帝是這樣自由，他是遠离人類的理性的。上帝的自由變成了神學的中心問題，并且從此以后它對理性來說是無法接近的。威廉·奧卡姆繼續了這項工作并通過把司各特學說的結論應用到人与上帝的關系上，完備了實踐知識与理論知識的分离。他區分抽象的知識和直觀的知識。和直觀的知識不同，抽象的知識“并不足以使我們認識到，一個存在的事物是否存在或一個不存在的事物是否不存在……直觀的知識則是這樣一种知識，我們通過它認識到，存在的事物才存在，不存在的事物并不存在。”正如保羅·韋伊諾指出的，奧卡姆理論的邏輯，無疑并不一定通向怀疑論。認識過程并不是必然以認識對象的存在為前提的。真理通過兩种完全不同的處理方式而得以達到：證据只涉及人們可以憑借經驗加以确信的東西；其他的一切，都屬于玄想的范圍，不帶有任何可靠性，最多不過是可能性。但這一原理經過奧卡姆本人著手應用到神學上去，導向了怀疑論。因為上帝只是由于它的万能得以闡明，現在“它變成類似某种不可确證的東西，它不再是万物的尺度……結果必然是，理性從此之后既無法支持也無法證實信仰。而且信仰只能退出討論的舞台，讓出地盤給事實，或者屈服于統轄整個非感性領域的怀疑。”
　　凱·米夏爾斯基曾詳盡地說明，奧卡姆學說的信奉者是怎樣從上述原理出發，把哲學和神學進一步發展為批判主義与怀疑論的。大學里的教育深深打上了這方面的烙印。迄今為止一直起著神學學說試金石作用的彼埃爾·朗巴德的《教父名言錄》評注，現在越來越被鄙棄。奧卡姆以后，“問題”的數量減少了，并越來越集中在“上帝的万能”和“自由意志”上。与此同時，自然与神恩之間的平衡被打破了。人類可以不依靠“神恩”，實現上帝要求的一切。每一种教條主義的學說都變得毫無意義。所有的价值都受到怀疑。善与惡不再必定相互排斥。人類的力量只能与自然聯系起來加以討論，并与經驗對照。
　　在另一方面，奧卡姆學說的反對者，像牛津的托馬斯·布拉德瓦蒂納，也走上同樣的道路，提出同一類的問題。他們的權威主義，使教義的權威成為所有真理与全部知識的中心點，導致對理性同樣徹底的排斥。正像戈頓·勒夫十分确切地分析的，如果沒有上述的這一怀疑主義神學的破坏工作，“就既不可能有文藝复興，也不可能有宗教改革”。從此以后，通向唯意志論的道路暢通了，它將以丑化和反常的形式宣布權力欲的合法性并為封建王侯的專制制度辯護。最后一點顧慮一掃而空，卡勃利爾·畢爾就是這樣一個例子，他聲明要為他的老師奧卡姆辯護，不管怎樣他沒有背叛他的知識分子的職責：“如果一門神學不能為信仰提供一點理解和論据，那將是可恥的。”或者如彼埃爾·戴利，他提出一個純修辭學的保留意見：“正因為我們的信仰是真實和十分有益的，如果不能以可信的論證為它辯護和給予它支持，那是不合适的。”

　　經驗科學的局限

　　上述批判主義學說，构成梅爾頓學派成員的邏輯學和科學著作的基礎，如威廉·哈埃脫斯伯里和理查德·斯旺斯赫德——另外也体現在格羅塞特斯特和羅吉爾·培根的著作中——以及巴黎人奧托雷柯爾的尼古拉，約翰·布里丹，薩克森的阿爾貝特，歐雷斯默的尼古拉等人的著作。他們滿足于經驗：“我不謊稱所有一切都是确鑿無疑，而只要求神學家先生向我說清楚，這一切怎么會發生。”
　　這些教師被稱為行將到來的新時代的偉大學者的先驅：如曾是巴黎大學校長的約翰·布里丹，后世之所以知道他，奇怪的是因為他同納伐拉的約翰娜的所謂駭人听聞的私通，以及他那頭著名的驢。据說他“預見了現代動力學的基礎”和給物体運動下了一個定義，它十分接近伽里略的“動力”（impeto）概念和笛卡爾的“運動質”。“當人投擲標槍時，一根輕的木制標槍和一根重的鐵制標槍，它們長短大小一樣，形狀一樣，并以一樣的速度運動，鐵標槍會飛得更遠，因為在它身上表現出來的推動力更強大。”薩克森的阿爾貝特則以他的重力理論，“影響靜力學直至十七世紀中期的整個發展過程，并激勵列奧納多·達芬奇、卡爾達諾和伯納德·帕里西去研究化石。”歐雷斯默的尼古拉清楚地認識到物体的万有引力定律、地球一天的運動和坐標的應用，有人說他是“哥白尼的直接先驅者。”按照彼·杜恩的看法，“他論述這些問題的清晰性和准确性，遠遠超過哥白尼論述同一主題的著作。”這些是有爭議的觀點，對此也曾有過爭論。有一點可以肯定，雖然這些學者很有靈感，終究長期一直沒有結果。在尋求成果的努力過程中，他們的靈感由于中世紀科學狹窄的通道而受到妨礙。那就是缺少科學的象征主義，這种科學的象征主義本來有可能以一种明晰的、在大范圍內容易應用的形式把握他們的科學的原則；還有無力把理論發明拓展到實際應用中去的落后的技術；以及阻礙“人文學科學者”進行明确的科學抽象的神學專制。靠了亞·柯伊萊，阿·勒·邁耶爾，安·康貝斯，馬·克拉格特和蓋伊·博儒昂的研究工作，14世紀學者們逐步展示了他們的奧秘。但他們似乎只是敗坏了理性主義的聲譽，后來，還是走進了死胡同。

　　反唯智主義

　　他們加入了目前在思想上占統治地位的反唯智主義。埃克哈特長老的神秘主義對中世紀末期大部分思想家有著明顯的吸引力。1449年，中世紀最后一篇重要的經院哲學總論的作者，庫薩的尼古拉，起而捍衛埃克哈特，抨擊了亞里士多德主義，為博學的無知辯解。“智者們告誡我們，最大危險來自思想家對奧秘的傳達，這些思想家受根深蒂固的習性的權威所奴役，因為長時期循規蹈矩產生的影響，使大多數人宁可舍棄生命也不放棄習慣；猶太人、薩拉遜人受迫害和其他不思改悔的异教徒受難的經歷證明了這一點，他們把由于日積月累而成為他們習慣的見解當作法規看待，并看得比他們的生命還寶貴。今天亞里士多德學派壓倒了一切，把矛盾的沖突看作謬誤邪說，只不過因為對這一原理的接受能夠通向神秘主義神學。在那個學派里成長起來的人覺得，這种做法完全沒有意義，并同他們的學說原理相對立。因此，他們斷然拒絕了這种做法。如果他們自己擺脫了亞里士多德并進而向高峰攀進，那將是個真正的奇跡，真正的宗教皈依……”庫薩的尼古拉在捍衛埃克哈特長老的學說以后，用以下一段話作為結束：“我給你寄上這些說明，供你閱讀，并且只要你認為有必要，還可以傳給別人閱讀，以便這一奇妙的种子由于你內心的熱情而萌芽生長，并讓我們自己提高到觀照上帝的真理的高度。因為我已听說，依靠你熱情的努力，這一在全意大利熱心人士中間傳播的种子，將會結出丰碩的成果。可以毫無疑問地說，這种抽象推論將會戰胜全体哲學家所有那些鑽牛角尖的惡習，盡管放棄傳統的習慣很難。千万別忘了，讓我經常從你不斷的進步中獲得教益。因為只有通過你的進步，我才能在上帝允許的范圍內，靠一种神圣的養料，愉快地聚集起新的力量；這方面我依賴的是博學的無知，并不斷努力以享受那种目前我僅僅超過遙遠的圖景而望到的生活，但我日日都在下功夫接近它。但愿我們衷心向往与永遠贊美的上帝，在我們從這個塵世獲得解脫的時候，讓我們最終達到它。阿門。”
　　14世紀中葉，理查德·菲茲勞爾夫就已經把他自己背离哲學而向信仰主義神學的皈依，作為一個事例提了出來，并在向基督作祈禱時進行了描述。他向基督禱告說：“真理的化身呵！在我把你當作導師之前，我懵懂無知地听著哲學家們的喧囂，听著他們反對你的廢話，那里有狡獪的猶太人，大膽狂妄的希腊人，崇拜物質的薩拉遜人，和無知的亞美尼亞人……”他在自己的《總論》里有意識地把經院哲學的論据擱置一邊，只用圣經的經文。
　　從此以后，正如我們在庫薩的尼古拉那里看到的那樣，亞里士多德成了主要敵人。菲茲勞爾夫同樣寫道：“從前我的思想沉湎于亞里士多德的學說和論證中，它們只是對极度虛浮的人才顯得有深刻意義……”巴黎的一名修道院院長彼埃爾·戴利采取的也是同樣的態度：“在亞里士多德的哲學或學說里，沒有或者只有少量顯而易見的論證的理由……歸結起來我們可以說，亞里士多德的哲學或學說与其說是一种科學，不如說是一种意見。因此那些頑固地堅持亞里士多德的權威的人，理應受到嚴厲譴責。”
　　約翰·熱爾森也這樣認為，他是14世紀与15世紀之交巴黎大學另一名著名的校長，《仿基督論》一書据信是他寫的，書中說：“有些人費盡心力，絞盡腦汁，想弄懂科學。我已經發現，智者說，這也是精神的空虛、徒勞与窘迫。如果這個世界本身將要消逝，認識這個世界的事物對你們又有什么用處？在世界末日的審判中，不會有人問你們知道些什么，相反，要問你們做了些什么。而在你們匆忙赶去的地獄，不會再有任何一門科學。省了你們這番徒勞的辛苦吧！”
　　就這樣，經院哲學為神圣的無知的回歸讓開了道路，理性的科學為了充滿感情的虔信而隱退了，這种虔信反映在熱爾森和戴利虔誠的布道詞和神學小冊子里。這樣知識分子就接近某一种人文主義的唯靈論。人文主義唯靈論的近代獻身者（devotiomoderna），熟知它的魅力的，舉例來說，就有伊拉斯謨。

　　大學的民族化：大學新的地理分布

　　在14和15世紀這兩個世紀的進程里，大學也喪失了它的國際性特點。這里的主要原因是許多新大學的建立，它們越來越注重從本民族招生，甚至從本地區招生。
　　從13世紀開始，在伊比利亞半島，由于西班牙重新從伊斯蘭教徒的占領下收复而帶來的進步，由于伊比利亞王朝統治的鞏固，出現了教學机构。它們之中雖然有些是從以前就存在的學校發展而來的，但它們不再是自發的和像波倫亞、巴黎、牛津各大學那樣逐步形成的。它們大多是在封建王侯和教皇的參与之下創建的真正公共性質的學校。
　　在巴倫西亞建立一所大學的計划失敗以后，在1220至1230年間，由于萊昂的阿爾封索九世的努力，出現了薩拉曼卡大學。它的存在，通過1254年阿爾封索十世的詔令——阿爾封索十世號稱“賢明者”，他自己也是著名的學者——和1255年教皇亞歷山大四世的允准教諭，最終得到了認可。接著先后成立了里斯本和科英布拉大學（1290年），萊里達大學（1300年），佩爾尼昂大學（1350年），韋斯卡大學（1354年），巴塞羅那大學（1450年），薩拉戈薩大學（1470年），帕爾馬·德·馬略卡大學（1483年），西奎恩禮大學（1489年），阿爾卡拉大學（1499年）和巴倫西亞大學（1500年）。從14世紀起，這一創辦大學的浪潮遍及中歐、東歐和北歐。1347年，根据皇帝查理四世的意旨，布拉格大學作為第一所羅馬帝國的大學，由教皇克萊門六世建立。查理四世想借此首先來促進他的波希米亞王國的發展。隨后出現的大學還有：1365年由魯道爾夫四世和烏爾班五世創立，1383年由阿爾貝特三世重建的維也納大學；愛爾福特大學，雖然它由兩位教皇克萊門七世和烏爾班六世先后在1379年和1384年發表教諭宣布成立，它的真正問世是在1392年；海德堡大學（1385年）；科隆大學（1388年）；1409年由于布拉格大學的危机而成立的萊比錫大學；羅斯托克大學（1419年）；特里爾大學，它在1454年就宣布成立，但真正存在是從1473年開始的；格賴夫斯瓦爾德大學（1456年）；布萊斯高的弗賴堡大學（1455-1456年）；巴塞爾大學（1459年）；因戈爾施塔特大學，它雖在1459年就獲得教皇庇護二世教諭的批准，但從1472年起才開始正常運作；此外還有美因茨大學（1476年）和蒂賓根大學（1476－1477年）。在同一時期，于1425年創辦的盧漢大學吸引了勃艮第地區的學生。1364年由卡西米爾大帝建立的克拉科夫大學，1397至1400年間，在符拉第斯拉夫二世雅吉羅在教皇博尼法佐九世的支持下重新修建。在佩奇，1367年起就開始講授教會法；于1389年建立的布達佩斯大學在1410年有過一段短時間的繁榮，1465至1467年間成立了普雷斯堡大學。瑞典于1477年成立第一所大學——烏普薩拉大學，丹麥是在1478年建立第一所大學——哥本哈根大學。當牛津大學和劍橋大學統治著英國的學界時，英格蘭的國王們相繼建立三所大學：圣安德魯大學（1413年），格拉斯哥大學（1450－1451年）和阿伯丁大學（1494年）。
　　在意大利，往往是因為教師和大學生脫离波倫亞大學和其他大學，一時在摩德納、雷齊奧-艾米利亞、維琴察、阿雷佐、韋爾切利、錫耶納和特雷維索部出現了大學。由腓特烈二世作為反教皇的工具而建立起來的那不勒斯大學，只繁榮于腓特烈二世統治時。其他各所大學，只有當獲得意大利各王公的支持時才有重要性，他們想把大學當作自己公國的裝飾品。這些大學中最重要的是1222年建立的帕多瓦大學，它從1404年起成了威尼斯共和國的大學。早在1244年，英諾森四世就在教皇宮廷建立了一所大學，14世紀和15世紀的教皇們試圖使它富有生气，一如他們要鞏固他們在教皇國的統治權一樣。錫耶納從1246年起原有一所大學，由于1357年皇帝查理四世的詔令，和1408年教皇格雷高里十二世賜予的特權，它重新進行修建。在1248年徒有其名地建立的皮亞琴察大學，1398年喬万尼-伽里·維斯康提予以复興，使其名實俱全，成為米蘭共和國的知識中心。對建立于1361年的帕維亞大學，也在1412年得到維斯康提這方面的推動。在1349至1472年之間，佛羅倫薩大學作為最早的人文主義中心，發揮了決定性的作用，但在這一時期，洛倫佐大公更喜歡把1343年誕生的比薩大學作為佛羅倫薩共和國的大學所在地。1430年埃斯特家族使1391年在費拉拉建立的一個大學獲得了新生。從1405年起，皮蒙公國擁有一所命途多變的大學——都靈大學。阿拉貢与西西里的國王，豪華者阿爾封索，也于1444年，在教皇尤金四世的支持下，在卡塔尼亞建立了一所大學。
　　最后讓我們看一下法國大學地區分布。除了在12世紀就已成為重要學校中心的巴黎、蒙彼利埃和奧爾良的大學之外，除了其歷史至今尚不清楚的昂熱大學之外，前文已談到，還在1229年為著同阿爾比教派的异端邪說作斗爭而成立了圖盧茲大學。其他地區，大部分由于与軍事有關的原因，只出現一些短期存在的或不知名的大學。博尼法佐八世在1303年就已建立的阿維尼翁大學，只在教皇住在該地期間，有過一段相應的繁榮期。1332年成立的卡歐爾大學只在一個短時期開過課。由王位繼承人昂貝爾二世建立的格勒諾布爾大學在1339年以后只是勉強維持著；皇帝建立的奧朗日大學在1365至1475年間談不上有更大成就。從1407年起，普羅旺斯的路易二世——照蒙彼利埃各民族的用語——把勃艮第人、普羅旺斯人和加泰隆人吸引到了艾克斯。由勃艮第公爵“善心人”腓力在教皇馬丁五世的支持下成立的多爾大學，在1481年關了門。王位繼承人即以后的路易十一在瓦朗斯創辦了一所大學，從1452年起授課，課程限于法學。路易十一作為國王，還在1464年，在他的家鄉布爾日建立了一所大學，与此同時布列塔尼公爵又于1460年在南特創辦了一所大學，該大學在1489年由查理八世重新使其恢复生机。
　　法國在由英國人和查理七世分治時，出現了三所大學，它們以后將相當繁榮。英國人方面是卡昂大學（1432年）和波爾多大學（1441年），法國人方面是普瓦捷大學（1431年）。除了蒙彼利埃大學是醫學專業知名的學府外，巴黎大學繼續是法國各地或法國影響范圍內國家的重要知識中心。
　　然而，大學數量的增加，如果不是廢除了，也是削弱了那些最重要大學在國際范圍內的招生，無論如何它是破坏了到那時為止一直很重要的大學多民族体系，這個多民族体系常常是大學結构中的主要特點。普厄爾·基勃勒曾對14和15世紀大學中多民族現象的消失作了研究。

　　大學成員和政治

　　這一過程發生在一個總体發展中。在這個總体發展里，中世紀末期的重要大學成為政治力量，在社會各階層的斗爭中發揮了積极的、有時是突出的作用，并成了大學內部組織起來的民族之間劇烈沖突的舞台。這些民族從此以后為民族情緒所左右，最終适應國家新的民族結构。下面我們就奧卡姆和帕多瓦的馬爾希留的阿威羅伊主義政治學說，布拉格大學的危机，以及巴黎大學的政治作用簡短討論一下這一發展。
　　喬治·德拉伽德在他著名的系列研究《中世紀末期世俗精神的誕生》中，恰好就威廉·奧卡姆与帕多瓦的馬爾希留的論點和政治活動作了深入的研究。盡管兩人之間存在著差別，奧卡姆和馬爾希留仍然一起在14世紀上半葉，同巴伐利亞的路德維希皇帝一道，為反對教皇制度及其對世俗權力的要求進行了共同的斗爭。
　　從他們作為論戰者和政論家的活動中，產生了帕多瓦的馬爾希留的主要著作《和平的維護者》（Defensor Pacis）。除了意大利的地方精神，影響他的其他傳統也很容易辨認出來。首先是基卜林党人的傳統，這一傳統以教會和世俗權力分离的原則，亦即皇帝對世俗權力的要求，反對教皇謀取世俗的統治權。在哲學上它涉及阿威羅伊主義的傳統，這個傳統對亞里士多德作出了完全不同于托馬斯主義的解釋，并在社會哲學方面導向經驗論，這种經驗論被不确切地稱為自然主義，因為它致力于把政治從道德中解放出來，把個人意志置于极客觀的現實之上，把社會秩序歸結為机械上的平衡，用契約來代替自然。此外還有法學家們和克朗·杜博瓦－諾伽累的影響，后者在13世紀和14世紀之交，就在“美男子”腓力四世的周圍，為正在形成之中的君主制度辯護，而同教皇制度進行了無情的斗爭。
　　這部著作同樣也是一份替君臨一切的國家申辯的辯護詞，它堅持一种建立在法律与道德相分离基礎上的國家的自主。關于社會生活的實證論觀點導致已創建的制度的神圣權利：“即使您的主人不信神或荒淫縱欲，如果您反對這一世俗統治，那您自己就墮入了永恒的地獄……”全能的國家要求社會生活中的全部權力，要大張旗鼓地宣布國家的統一。國家擁有立法權、執法權和審判權。它是君臨一切的：在一定的版圖范圍內任何臣民都不得反抗王侯的統治。最后，世俗的國家并不滿足于把教會驅逐到精神領域，它自己要求承擔精神上的使命，要求掌管這個領域的權利。它最終廢除了宗教的与世俗的之間的所有真正的差別：“這肯定不是人類的立法者的事務……，去創造和規定宗教信條，因為這些東西是上帝自己的命令与恩准，不是別的什么東西。然而了解一切允許的和不允許的，由人——不管他們是世俗教徒或出家修士，神職人員或世俗百姓——在宗教和世俗事務方面已經完成或忽略不做的事，這是立法者和執法者的事了。不過有一個前提，那就是不涉及到嚴格的宗教問題……”以下語句，人們會以為是路德寫下的：“所有不屬于內心的恩賜生活的一切，所有教會生活的一切，都屬于現世和歸國家所有。所有執行現世的道德法規的一切，都不再屬于教會而屬于國家。”
　　這是一個爆炸性的理論，它將開辟自己的道路，并將在根本不同的思想家，如在馬基雅維里和路德，霍布斯和盧梭，黑格爾和奧古斯特·孔德，列宁和查理·毛勒等人中重新出現。
　　但奧卡姆，尤其是帕多瓦的馬爾希留，最終未曾進一步考慮，如果不是把整個全人類，至少也要把整個基督教社會在一個世俗帝國中聯合成一体的問題，從而他們同基卜林党人的傳統划清了壁壘。
　　在所有方面，尤其在這一點上，帕多瓦的馬爾希留与但丁截然不同。對但丁來說，皇帝反而應成為國家根本統一的重建者。經院哲學的政治學嘗試把已變為一個基督教國家的亞里士多德式的國家擴張到全人類的范圍。馬爾希留的政治學則認識到民族与國家的多樣性。在《和平的維護者》里人們可以讀到：“大家都在問自己，如果所有在一個‘公民國家’里生活的人和所有分散在整個地球上的人只有一個唯一的至高無上的統治者，這是否有益；或者相反，如果在彼此不同的，被地理、語言和道德界線分隔的地區中每個集團都有一個合适的政府，這是否會更好。看來大概會是如此，這第二种解決辦法會得到貫徹，并且人們必然會在其中覺察到一种天意的影響，這种天意要限制人類不确定的擴展。人們可以同樣從中得出結論，大自然通過引起戰爭与瘟疫以及在人類的腳下設置重重困難，來限制這种擴展。”
　　雖然奧卡姆和阿威羅伊的學說在政治學方面代表一种遠遠超出十四世紀條件的极端觀點，但它仍引起了明顯的反響，因為它們符合理性思考轉向政治發展的研究這一個普遍的趨勢。這一趨勢接受國家統一的結局，同時又從基督教的分崩离析中吸取教訓，向分离表示屈從。它選擇的是地方分治主義。

　　第一所民族大學：布拉格大學

　　這一趨勢甚至接受了民族意識。在布拉格就是如此。布拉格大學是在紛亂之中建立起來的。像所有大學那樣，布拉格大學原是一所國際性大學，但很快就面臨被德意志的教師与學生占有的危險，他們的人數激增，在教會大分裂期間，他們成群結隊离開巴黎，人數增加得越來越快。對他們的特性和勤奮看得越來越清楚的捷克人，同他們處在對立地位。种族的磨擦伴隨著社團組織的磨擦：問題涉及德意志人統治的“各民族”是否也擁有凌駕捷克“民族”的优胜權？教席与大學官員的職位怎樣在不同的階層之間進行分配？這种矛盾沖突完全建立在社會對抗的基礎上：捷克人從下層階級，即自耕農和手工業者那里獲得支持，而生活在該地區的德意志人，主要代表城市里的富裕市民以及大部分貴族与教士。
　　杰出的优秀人物揚·胡斯，同他的朋友們一起，創立了一种哲學与神學學說，這一學說在許多方面要歸功于牛津与威克里夫。他還把大學同布拉格人以及波希米亞民族聯結在一起，用他的演講藝術与熱情鼓動他的听眾，也給軟弱的波希米亞國王文采爾四世造成有效的壓力，結果引發了沖突。這場沖突以1409年通過的有利于捷克人的“庫特納·霍拉”國王詔令得到裁定。“各民族”的比例關系朝著有利于捷克人的方向轉變，從此以后大學所有的成員必須宣誓效忠于波希米亞國王。德意志人离開布拉格大學，并在萊比錫建立一所獨立的大學。這是中世紀歷史的轉折點，民族的大學誕生了，知識界适應了政治的模式。
　　巴黎大學与民族君主制度融為一体的道路，則布滿障礙。

　　巴黎大學：大學政治的光輝与污點

　　在大量英格蘭人因百年戰爭而退學和大量德意志人在教會大分裂時离開以后，巴黎大學已經在其結构中趨向于成為一所法國人的學校。至遲從“美男子”腓力四世統治期間開始，巴黎大學就在政治上發揮了第一流的作用。查理五世稱它為“國王的大公主”。它正式出席法蘭西教會的全國神職人員大會和各等級聯合會議。由于，在“鉛錘党人”起義期間在艾金納·馬塞爾、巴黎人和宮廷間發生了爭論，巴黎大學應邀做過居間調停工作。它還是特魯瓦條約的共同簽署者。
　　巴黎大學享有不同尋常的崇高聲譽，這不只是它的學生和教學人員給它帶來的，同時還因為所有在整個法國与外國擔任要職的教師，繼續同它保持著緊密聯系。
　　此外，巴黎大學也和教廷保持著密切的關系，當阿維尼翁的教皇們——他們全都是法國人——強有力地支持它的時候，情況更是如此。他們通過越來越可觀的恩惠約束著巴黎大學。從現在起，巴黎大學每年都給阿維尼翁送去“花名卷”（rotulus nominando－rum），一個滿載教師姓名的書卷，大學以此帶著獲得教會領地的期望為教師們懇請教皇賜給物品或恩寵。巴黎大學不僅是法蘭西國王的大公主，也是教會的第一所學校，并在神學事務中扮演國際仲裁人的角色。
　　教派分裂打破了這一平衡。巴黎大學最初支持阿維尼翁的教皇，但后來就對教廷越來越多的干扰感到厭煩，也操心起教會的重新統一來。為此它敦促法蘭西國王暫時不再支持阿維尼翁教廷，并不知疲倦地要求召集一次宗教會議，以便通過讓對抗的教皇遜位來結束教派分裂。同時，巴黎大學又充當先驅，主張宗教會議對教皇具有制約權，和民族教會相對獨立于羅馬教廷的高盧主義。前一個主張在基督教界為巴黎大學帶來了很高聲望。但后一個主張迎合了一种擺脫教皇制度的努力，僅僅有助于君主制度的一种日益增長的影響。
　　它的成功最終看來十拿九穩。巴黎大學充當領導角色的康斯坦茨宗教會議，似乎庄嚴地确證了它的胜利。但有几位大學成員在那里的舉止令人惊奇。正如伊·弗·雅各布指出的，英格蘭的大學成員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在租借領地的問題上站在教皇党一邊。當時他們所考慮的，肯定是從這方面看來更好地体現代表的自家利益。
　　但是巴塞爾宗教會議（順便提一下，英格蘭人在這次會議上只扮演了一個無足輕重的角色），卻以巴黎大學的失敗和教廷的胜利而告終。在這兩次宗教會議期間，發生了一起嚴重的、這次是全法國性的危机，大大地動搖了巴黎大學的地位。
　　查理六世統治的混亂，在巴黎發生的卡博什党人的暴動以及接下去英國人和法國人的領土分割中達到頂點。巴黎變成了英國國王的首都。無疑巴黎大學沒有立即和完全倒向勃艮第人一邊。勃艮第公爵從傳統上同巴黎大學相敵對的托缽僧團那里獲得了支持。大學強烈譴責了為謀殺奧爾良公爵作辯護的讓·珀蒂，并追究他的刑事責任。在英國人占領期間，許多教師离開了巴黎，追隨在王位繼承人、查理六世的王太子的左右，在布爾日形成了法蘭西王國的影子內閣，并擠滿了在普瓦捷新創辦的大學。
　　但留在巴黎的人員，起初勃艮第化，繼而又向英國人的意愿屈服。巴黎大學在“英國人占領”期間最臭名昭著的插曲是它迫害貞德的暴行。通過把自己擺在同她——不顧熱爾森的反對——對立的地位上，就不只是幫了它外國主子的一個忙。它還受到社會輿論的支配，這种社會輿論，就像《巴黎資產者》所流露的，對這位奧爾良少女极端仇視。它也表現出，那批自以為是的知識分子面對一個普通少女偉大光榮的天真与純洁的無知，是多么無能，無法拋棄他們那學者的自傲。大家知道，巴黎大學對貞德進行了審訊，并帶著毫不掩飾的自得對英王亨利六世通報了它的判決。
　　焚燒魯昂女巫貞德的柴堆灰燼，給巴黎大學的聲譽抹了黑。巴黎被收复以后，查理七世和后繼的路易十一，都不信任巴黎大學這個“叛徒”，盡管巴黎大學支持他們的高盧主義政策，并決定擁戴國務詔書。
　　1437年國王查理七世撤消巴黎大學的稅務特權，并迫使它為收复蒙特里奧而征收的“資助”提供資金。1445年，巴黎大學的法律特權也被撤消，大學被置于議會的管轄之下。國王查理七世支持1452年由教皇特使、迪斯都特維耶樞机主教執行的新的改組行動。1470年路易十一強使教師和學生中的勃艮第人宣誓效忠。最后，1499年巴黎大學失去了它的罷課權。它成了國王掌中之物。
　　在所有這些斗爭中，教學內容又出現了什么變化呢？它為一個雙重的發展所取代，這一發展使得經院哲學与人文主義之間的關系變得較易理解，二者的互相對立得到解釋，并在這一理智的激烈論爭中闡明從經院哲學向人文主義的過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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