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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院哲學的僵化 盡管有一些有趣的革新嘗試，盡管有庫薩的尼古拉的思想体系，他想把傳統同新的需要協調一致，經院哲學仍然沒有活力。它還進一步自相戕害。一方面有那些“古典派”，他們現在毫無生气，是理念化的亞里士多德和圣托馬斯的信徒。另一方面有“現代派”，他們聚集在由奧卡姆倡導的唯名論的旗幟下。但他們仍在研究形式邏輯，無休無止地為詞語的定義絞盡腦汁，拘泥于矯揉造作的分類和再分類，束縛在“術語學”之中。“古典派”在1474年敦促路易十一通過在1471年就已廢除的公告，宣布禁止后者的學說与書籍。“現代派”中最活躍的是司各特分子，他們徒勞地試圖把一种愈加拘泥文字的批判主義和一种愈加含混不清的信仰主義唯意志論 調和為一体。他們是伊拉斯謨与拉伯雷最喜歡嘲弄的對象，伊拉斯謨与拉伯雷把司各特分子當作經院哲學的化身，對他們大加諷刺与挖苦。此外，拉伯雷通過在年輕的龐大固埃在圣維克多圖書館翻閱的詼諧的目錄中，把他們視為一丘之貉。在那里，按各种各樣的次序被當成笑柄的有：“唯名論的十分机智的宣揚老”托馬斯·布里考，1490年以后巴黎司各特主義的首領彼埃爾·塔特萊，托馬斯主義的革新者彼埃爾·克勞卡爾，以及聲名狼藉的奧卡姆主義者諾埃爾·貝蒂爾，讓·邁爾（麥約爾）和雅克·阿爾芒。 維庸也取笑經院哲學的咬文嚼字，他那心不在焉的耳朵，倒比那些在索邦神學院的課堂上只听見詞句空洞聲響的人管用。 我正要結束。在燭光下 我正好寫出了最后的几頁。 夜色來臨，從索邦那里。 給我送來了鐘聲。 它召喚虔誠之徒，准備念 這時刻的“三鐘經”。 我准備就緒，起身做禱告， 就像我的心要求我的那樣。 這時候，就好像我曾痛飲 罪惡的和有毒的醪醇， 我的整個腦殼昏昏沉沉。 在一半紛亂的思緒里 我看到“記憶”太太 把各种各樣邊角雜料 ——或真的或假的——塞進箱子柜子， 外加別的才智上的東西： 猜想力，評价力， 人們靠它們作出預測； 摹仿力和构形力， 在有些人想問題之前， 先造成了他們的夢游症。 啊，我曾經是個大笨蛋， 花費好几個夜晚， 攻讀亞里士多德的廢話。 這就是它變質的、漫畫式的和腐朽不堪的經院哲學，人文主義者首先排斥它。 大學向人文主義開放 另一方面，大學的教學卻向人文主義這一新潮流開放。首先是意大利的大學，經院哲學在那里沒有形成像在巴黎和牛津那樣的傳統，那里古典時代的文學傳統保存得更好，并通過羅馬時代的更新再次獲得了新生命，那里逃避土耳其人迫害的拜占廷學者的到來支持了古希腊文化的再度繁榮。在波倫亞，彼德羅·德·穆格利奧從1371年到1382年講授修辭學，科盧喬·薩盧塔蒂也在那里作短時間停留。從1424年起，波倫亞大學開始希腊語的教學，費萊佛成功地使一部分原來不感興趣的大學生為此歡欣鼓舞。最重要的，是1450年至1455年期間，有名的樞机主教貝薩利昂，作為向教皇与校長負責的城市最高長官，改組了波倫亞大學。從此以后，人文學科的學習（studia humanitatis）就在波倫亞大學不間斷地進行著。 帕多瓦大學也許更早完成了向人文主義開放的發展過程，十五世紀同威尼斯的合并，使希腊文化的研究有了极為出色的進展。阿爾多·曼依喬曾對此作了熱情報導。在蓋利諾、費萊佛、維多里諾·德·費爾特雷之后，拜占廷的流亡學者，像德米特留·恰爾孔蒂拉和馬爾克·莫索洛等，繼續發揚這一傳統。在這里，貝薩利昂的影響比在波倫亞還要深遠。 正在出現的領地政權促進了這一潮流。在佛羅倫薩，除了著名的柏拉圖研究院，大學里還有卡馬爾杜利修會修士昂布羅修及奧里斯帕、蓋利諾和費萊佛在講授西塞羅、德蘭斯、琉善、品達、狄摩西尼、普羅丁、普羅克勒斯、斐洛和斯特拉波的著作。自從倫洛佐大公在1472年把佛羅倫薩大學遷移到比薩以后，很快就在那里開設詩學、演說術、數學和天文學的講席。維斯康提和稍后的斯福查也在帕維亞采取同樣的措施，它將在15世紀和意大利戰爭期間促進同法國保持緊密的聯系。在費拉拉，埃斯特家族采取相同的政策，聘請當時研究希腊文化的學術領袖之一西奧多·伽扎，擔任費拉拉大學的教授和校長。在羅馬的知識界，由于費萊佛，埃諾克·達斯柯利，阿吉羅普洛和西奧多·伽扎講授的古典文學，充滿著同樣高漲的熱烈情緒。 在牛津和巴黎，人文主義并非不受歡迎；布拉格的情況也是如此。后者在14世紀中期，在查理四世和新建立的布拉格大學周圍，形成了一個受意大利影響的——從佩脫拉克直至科拉·第·利恩佐——精選的人文主義圈子。早在14世紀初，在牛津、倫敦和巴黎講學的尼古拉·特利弗特，就曾評注老塞內加的《誦讀集》（Deklamationen）和小塞內加的悲劇，及提圖斯－李維的歷史著作。最主要的是格洛斯特的亨伏累公爵，在1439年和1443年兩次把所藏的大量希腊和拉丁的古典作家及意大利作家的著作贈送給牛津大學，傳播了人文主義的精神。牛津大學准備讓林納克、格羅辛、柯萊特与托馬斯·摩爾教課。大學還在期待著伊拉斯謨的到來。 法國的第一代人文主義者，蒙特勒伊的約翰、克拉芒斯的尼古拉、貢底爾·柯爾、紀堯姆·費拉斯特爾等同巴黎大學聯系在一起。蒙特勒伊的約翰在致紀堯姆·費拉斯特爾的一封信中，把熱爾森總監當作人文主義者來贊揚：“……你按照自己的聲譽，沒有忽略任何值得知道的事情，這我隨手就能舉出許多例子來證明，而我則一直十分惊奇，你沒有追隨巴黎大學名望卓著的總監這位有杰出教養的人的道路。在這里我說的不是他的生活，他的品德，或他在基督教或神學理論方面的學養，即你們兩人都作出十分优异和极端重要的貢獻的領域。我指的是講述与說服的藝術，它們首先建立在修辭學与演說術的規則上，靠它們人們才掌握了講述与說服的藝術，如果沒有它們，那么表達——我把它看作文化的目標——就會沒有效力、空洞、貧乏……”1470年把印刷術介紹到索邦神學院的學會中來的神學家紀堯姆·斐西，是貝薩利昂的一個朋友，他試圖把自己對佩脫拉克的欽佩和對圣托馬斯傳統的尊重融為一体，并盼望柏拉圖主義的重新复興。教會法學院的院長羅伯特·伽奎因，在自己周圍聚集一批受佩脫拉克鼓舞的人文主義者，并同佛羅倫薩人士保持著密切的聯系。而討厭讓·斯坦彤克為首的蒙塔古學會野蠻紀律的伊拉斯謨，他在巴黎大學期間僅僅留下了對那里講授的陳腐的經院哲學的鄙視。但人文學科教師、樞机主教勒莫瓦內學會的教授雅克·勒費佛爾·台塔普勒，在巴黎傳播一种形式最純粹的人文主義，對此人們可以參閱奧古斯坦·雷諾德的出色描寫。 雖然人文主義主要攻擊的是迂腐僵化的經院哲學，雖然大學成員有時候不由自主地被人文主義所吸引，終究在中世紀的知識分子与文藝复興的人文主義者之間存在著根本的對立。 對詩歌与神秘論的回歸 人文主義是非常反理性的。它与其說是科學的，不如說是文學的；与其說是崇尚理智的，不如說是崇尚信仰的。人文主義提出“語義學-修辭學”的聯姻，作為反對“辯證法-經院哲學”的結合的替代。通過人文主義，原來因其語言和風格不像哲學家而未受阿爾貝都·馬格努斯重視的柏拉圖重新得到了承認，并且由于柏拉圖是位詩人，他被認為是最偉大的哲學家。 盡管勒費佛爾·台塔普勒出版了亞里士多德所著的《尼可瑪倫理學》的一個精美版本，但他的心仍為詩人与神秘論者而激動。他的理想是玄思冥想的知識。他出版了《秘藏叢書》——采用馬爾希留·費契紐斯的譯本——它們是偽托的狄奧尼修斯的著作，弗朗切斯各修會修士萊蒙·盧路的思想錄，圣維克多的理查德的神秘主義學說，賓根的圣伊爾德伽和呂斯勃呂克的著作，最后是庫薩的尼古拉的著作，他使自己成為博學的無知的信徒。 甚至意大利15世紀文藝复興初期最嚴格意義上的人文主義者，嚴謹的古典語文學家洛倫佐·瓦拉，也于1457年3月7日在羅馬多米尼克教堂紀念圣托馬斯·阿奎那的布道中，闡明他同托馬斯的方法之間的距离：“許多人深信，一個人不懂辯證法形而上學和一般哲學的准則，就不能成為神學家。對此該怎么說呢？我是否該害怕把我的想法完全說出來呢？我贊賞圣托馬斯非常細膩的表達方式，我欽佩他的勤奮，我對他學說的丰富多采和完美感到惊愕……但我并不那么贊賞所謂的形而上學；那都是些令人厭煩的知識，人們最好別去研究這种東西，因為它妨礙人們認識更為美好的事情。”對瓦拉來說——對勒費佛爾·台塔普勒也如此——真正的神學是圣保羅的神學，圣保羅從來不像腹中空空、嘩眾取寵的哲學家那樣（per philosophianm per philosophiam et inanem fallaciam）說話。 哲學應該藏身于修辭學与詩歌的裙襉里。它的盡善盡美的形式就是柏拉圖的對話錄。 15世紀上半葉，有一位經院哲學家和一位人文主義者，彼此就亞里士多德著作的翻譯問題發生了一場富有啟發性的爭論。 關于亞里士多德：對优美語言的回溯 列奧納多·布魯尼在佛羅倫薩出版了亞里士多德《尼可瑪倫理學》的一個新譯本。正如他所說的，這一重譯工作是完全必要的，因為以前的譯者羅伯特·格羅塞特斯特，不像据信為圣托馬斯工作的繆爾貝克的威廉，希腊語和拉丁語都很差，錯誤触目皆是，文辭殊不雅馴。 樞机主教阿隆索·伽西亞·德卡塔日納，身兼布爾戈斯主教和薩拉曼卡大學教授，對此發表了截然不同的反對意見。 正像這位樞机主教正确指出的，矛盾沖突是圍繞著形式与內容而展開的。對人文主義者來說，形式是高于其他的一切；而對經院哲學家來說，形式僅僅是思想的女仆。 阿隆索·伽西亞寫道：“我所反對的是，雖然列奧納多運用了足夠的語言技巧，但他很少顯出有哲學文化的修養。”他著重指出人文主義者由于追求絢麗的辭藻而造成的對亞里士多德思想的曲解，并為以前的譯者辯護，他進而說明以前譯者的意圖：“他不僅把亞里士多德的著作從希腊文譯成拉丁文，他還盡可能地對它如實作了闡釋，他似乎既不缺少最高度的典雅，也不乏最优美的修飾，如果他想要使用它們……但舊的譯者，更多地執著于哲學的真理，為了避免錯誤，不愿做過多的修飾，而新的譯者恰恰犯了這樣的錯誤。因為以前的譯者明白，拉丁語并不具有同希腊語一樣丰富的表達方式。” 他還給人文主義者上了一堂歷史語言學的課：“拉丁語不僅經常向希腊人，而且也向野蠻民族和全世界所有民族借用語言修辭手段。以后拉丁語也以同樣的方式用高盧語和德語的詞匯丰富了自己。如果有相應的簡短与精确的口語詞匯，那最好還是用這些詞匯，而不要重新啟用古典語言里冗長的委婉措辭。” 經院哲學家讓·邁爾作了同樣的回答。伊拉斯謨學說的信奉者和人文主義者針對野蠻愚昧和哥特人的嘲笑激怒了他，他說：“科學不需要辭藻絢麗。” 可以肯定，經院哲學的拉丁語已瀕臨死亡，不再能為一門自身已僵化的學科充當表達手段。大有前途的各种口頭語言，正在贏得自己的尊嚴，而人文主義者也已准備好在這方面幫助它們。但是人文主義的拉丁語最后還是使拉丁語成為死的語言。人文主義使科學失去了它除了數字和公式還能擁有的唯一的國際性語言。人文主義使拉丁語成為精英的老古董。 貴族人文主義者 人文主義者是貴族。中世紀的知識分子，在他終于背叛作為科學勞動者的使命時，否定了他自己的本質。人文主義者則從一開始就置身在精神与天才的旗幟下，盡管他為著書立說而消瘦憔悴，或者他的語言藝術散發出通宵達旦的油燈气味。他為內行的人寫作。當伊拉斯謨發表《阿達契亞》后，他的朋友們就對他說：“你泄露我們的秘密！” 确實，人文主義者誕生于其中的環境，完全不同于那种激動不安的，對一切人開放的，同時推動所有的技術，并愿意在一种共同的經濟中聯系起來的城市建設的環境。中世紀的知識分子是在城市建設這一環境中成長起來的。 人文主義的環境是團体、是封閉的研究院這种環境，而當真正的人文主義征服巴黎之時，它不是在大學里教學，而是在精英机构“王家學者學會”里教學，它是未來的“法蘭西學院”的前身。 人文主義者在王侯的宮廷中如魚得水。看來阿隆索·伽西亞在同列奧納多·布魯尼的語言學論爭中，就已預感到這一點：“對你們來說，‘文雅’是用來表示那种在語言和實際中都向往榮譽的‘人性’的。‘市民’則是表示那些習慣于下跪、褪下自己風帽致敬，就是在自己同類人中間也拒不接受优先地位和前排座位的人。不過我們也稱他們為‘宮廷人士’。或者假如你因這個稱呼在民法中另有意義而不喜歡這個稱呼，并允許我使用市民口語，我們就管他們叫‘宮廷侍從’，并把‘文雅’稱作‘宮廷禮節’，或者采取騎士用語的說法，叫作‘宮廷气派’。”不到一個世紀以后，巴爾塔薩·卡斯蒂格利昂將把人文主義者的社會理想概括為“廷臣”（IlCortegiano）了。 詞源學在這里充分采用它的完整意義。我們從城市世界（urbs）轉到宮廷世界。人文主義者与中世紀知識分子的不同之處，不僅是在知識結构上，而且主要的也是更突出的是在社會地位上。 人文主義者從一開始就處在一种大人物、官僚階層和富豪們庇護的環境中。貢底爾·柯爾是法國和諾曼底的稅收官（在諾曼底他同納伐拉的查理一起發了財），是伯利公爵的秘書。他也是公證人，然后當了國王的秘書，稅務總監，國王的兩個司庫之一，大使和特使。人民仇恨他，卡博什党人洗劫了他在巴黎的住宅。作為富裕市民的儿子，他已經能長期從事研究，然后利用他的資產和官職，急劇擴充他的財產。他被封為貴族，有權征收桑斯地方許多房屋的房租，有一份位于帕隆的帶有葡萄園的領地，還在巴黎的維伊葉·杜·坦普爾路有一所富麗堂皇的住宅。他生活豪華气派，僮仆如云，地毯壁毯充堂盈室，有駿馬良犬獵鷹，是一叫尋歡作樂的浪蕩子。但這不妨礙他以古人的方式稱贊“圣洁的單純”（sancta sim－Plicitas）。他是以勃艮第公爵和波旁公爵為首的查理六世“戀愛宮廷”（CourAmoureuse）中的一員。蒙特勒伊的約翰有許多庇護者和官職，他是國王、王太子、伯利公爵、勃艮第公爵和奧爾良公爵的秘書，喜歡當著熟人的面夸耀他的這些交往、熟人們阿諛奉承他說：“你在宮廷中發揮影響，与其說是為你自己，更多地是為你的朋友們。”同時他得到大量的教會薪俸。只是出于純粹的自私自利他才甘當光棍漢： 先生，你這是為我們好，上帝保佑！ 你把我們從婚姻的枷鎖中解放出來，上帝保佑！ 他在致樞机主教薩琉西的阿彌策的一封信里，說自己“滿意得無以复加”。他有“大量的圖書，足夠用一年的儲存品，許多的住房。衣服、馬匹、藝術品、多得不可胜數。他是一個單身漢，有許多無与倫比的朋友們”。接著他策划一個計謀，企圖獲得一份肥美的領地。 王侯們給自己保留著文明的生活。人文主義者經常為王侯效力，但始終把領導社會的責任讓給他們。人文主義者在清靜中工作。此外他們還隱瞞他們的額外工作。他們強調的是空閒時間，用美文學來打發的“閒散”以及古典時代貴族的“悠閒”（otium）。克蘭芒斯的尼古拉寫信給蒙特勒伊的約翰說：“不要由于這高貴与光榮的閒散感到羞愧，偉大的思想家們始終從中得到樂趣。” 回歸鄉村 還能有什么地方比鄉村更适宜從事這种精心選擇的、好學敏求的閒散呢？在這里完成一個循環，使知識分子從城市回到鄉村。同時，這里也充分体現出与經濟發展和社會發展的協調一致。新富起來的市民和王侯們把資本投入土地，并在那里按照自己的財力，建起或簡朴或奢華的別墅与宮殿。在卡列格吉，佛羅倫薩的新柏拉圖研究院就同梅迪契的別墅毗鄰。 蒙特勒伊的約翰、克蘭芒斯的尼古拉和貢底爾·柯爾都擁有三幢別墅，他們退隱到別墅，忙于業余的人文主義研究。蒙特勒伊的約翰稱贊謝利修道院的幽靜，克蘭芒斯的尼古拉欣賞芳丹·奧·布瓦修道院的清靜。他們在那里重新發現了圣伯納德那樣潛心內修的人，只不過手捧的是西塞羅与賀拉斯。蒙特勒伊的約翰解釋說：“你會逃离宮廷的豪華和城市的喧囂，在鄉村居住，喜歡空谷獨處。” 伊拉斯謨所著的《虔敬的盛宴》就是這樣開頭的： 优昔波斯：此刻周圍的河谷草地多么青翠蔥綠，讓我們看了滿心喜悅！我真不明白，會有這种人．他們喜歡待在煙霧彌漫的城里。 狄摩修斯：不是每個人都能欣賞鮮花与綠色的草地，泉流与小溪；即使他從它們旁邊經過時并非無動于衷，他更喜歡的也還是別的東西。就像一個楔子會擠掉別的楔子一樣，一种樂趣會推開另一种樂趣。 优昔波斯：你大概是指高利貸者和別的貪得無厭的敲竹杠的家伙吧。 狄摩修斯：也指這些人，不過不僅僅是他們，我的好朋友。同他們一起的還有無數其他的人，包括神父和修士，他們為了牟利，通常喜歡住在人口稠密的城市里。他們在這方面并不遵照畢達哥拉斯或柏拉圖的學說行事，而是學瞎眼的叫化子的樣，叫化子在人多擁擠的地方感到最自在，因為他說：哪里人山人海，哪里最好討到東西。 优昔波斯：就讓叫化子去多得好處吧；我們是哲學家。狄摩修斯：就是世界大智者蘇格拉底，比起鄉村來，更喜歡城市，因為他必須認識自己內心的欲望，在城市里他可以滿足自己對知識的渴求。鄉村雖有樹木与花園，泉流与小溪，足以賞心悅目，但它們不會說話，不能給我們有任何教益。 优昔波斯；蘇格拉底所說的并非全無道理，如果你一個人在田野里閒逛，盡管大自然依我之見并非一言不發，而是到處以千百种聲音向一個個人敘說，如果它遇到一個目光敏銳而又博學多識的觀察者。還有什么其他東西，能比造物主的智慧与美德更能傳達綠色自然光彩照人的風貌呢？但是就在那种鄉村的孤獨偏遠之中，蘇格拉底在那里給學生們講了多少斐德魯，他自己又從他的那班學生那里學到了多少知識！ 狄摩修斯：在這樣一個社會，除了避居鄉村，沒有別的更叫人高興的事。 优昔波斯：我們何不壯膽一試？我在城郊有一份小地產，它不大，不過倒是個名副其實的珍寶匣。我想邀請你們明天去那里進餐。 狄摩修斯：我們人太多了。會把你所有的好東西都吃個精光。 优昔波斯：絕不會！整頓飯都是蔬菜，就像賀拉斯說的，一頓不用買什么的飯。葡萄長在我自己的園地里，黃瓜和甜瓜也不花錢長大。無花果、梨、苹果和硬殼果都由樹木獻上——要是我們可以相信琉善的描寫，那就像在“幸福島”上一樣。最多再添上一只雞舍飼養的母雞。 狄摩修斯：那好，這我們就不想拒絕了。 科學与教學的脫節 這樣，人文主義者背离了知識分子的一個主要職責：同大眾的聯系，以及科學与教學的結合。人類的文藝复興肯定會長期地帶來一种孤傲工作的成果。它的科學、觀念和杰作，將為人類的進步提供給養，但在一開始那是個退步，是個倒退。甚至印刷術，在它普遍推廣書寫文化之前，一開始也是對思想傳播的束縛。那些能夠閱讀的人——一小部分享有特權的优秀分子——獨占了丰富的文化。別的人僅僅獲得了經院哲學的只言片語，那是事前在大學里受過 教育的中世紀的教士和人文學科學者傳給他們听的。极有可能，在反宗教改革時期才第一次出現一門藝術，它以也許是有爭議的形式，但完全帶有說教与布道的意圖，嘗試著使民眾參与文化生活。 最令人惊訝的，莫過于當時繪畫中描繪的正在工作的中世紀的知識分子和人文主義者之間反差。一幅畫中是個正在講課的教授，被學生們圍繞著，被許多長凳簇擁著，長凳上擠滿了听眾。另一幅畫是個孤獨的學者，在他安靜的工作室里，在這間寬敞的、陳設富麗的屋子里他有許多地方，他的思想就在其中自由翱翔。 這一邊有學校的喧嘩，大廳的塵土，以及面對共同工作的環境的漠不關心，然而—— 那一邊的一切都是美与享受 和諧，平靜和充裕。 ------------------ 素心學苑 收集整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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