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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和結局——英國為共同事業所做的工作的分量——在整個戰爭中對敵作戰的師數——光榮犧牲的人數——皇家海軍的功勳——英國和美國投擲的炸彈——美國的軍火援助加強了我們的作戰力量——新內閣的組成——保守党對張伯倫克生的忠誠——下院的領導——迫害异端的行為及時受到制止——我5月11日致張伯倫先生的信——奇异的經驗体會——大戰方酣時組織政府——新同僚：克萊門特·艾德禮、阿瑟·格林伍德、阿奇博爾德·辛克萊、歐內斯特·貝文、馬克斯·比弗布魯克——小型戰時內閣——5月11日至5月15日，組織政府的几個階段——閒話權力——新的作戰指揮机构的實際和形式——三軍大臣責任的改變——作戰指揮權集中在极少數人手中——我個人的方法——書面指示——伊斯梅將軍——我和參謀長委員會的關系——愛德華·布里奇斯爵士——戰時內閣表現的親切和信任——國防大臣的辦公廳——該廳人員：
伊斯梅、霍利斯和雅各布——五年沒有變動——參謀長委員會的穩定——自1941年至1945年，除一人死去外，沒有其他變動——在最高机關政治家和軍人親密無間——私人通信——我同羅斯福總統的關系——我5月15日致總統的電報——“熱血、辛勞、眼淚和汗水”。
那漸漸聚集、郁積已久的狂風暴雨，現在終于向我們猛烈襲來了。在這有史以來最殘酷的戰爭中，第一次交鋒就有四五百万人互相對壘。在上次大戰的艱難歲月里和這次大戰的初期，我們慣于躲在法國戰線的后面過日子，而今這條戰線在一個星期之內竟被摧毀得不堪收拾。不到三個星期，久負盛名的法國陸軍竟土崩瓦解，潰不成軍，英國的陸軍被赶下大海，所有的裝備損失無遺。不到六個星期，我們就發現自己成了孤軍，几乎被解除了武裝，節節胜利的德國和意大利掐住我們的咽喉，整個歐洲落入了希特勒的魔掌，而日本則在地球的另一半邊虎視眈眈。正是面臨這种种事實和黯淡的前景，我就任首相兼國防大臣的職務，擔負起首先組織一個包括所有政党的政府的任務，以便采取一切被認為是最符合國家利益的辦法，來處理英王陛下的國內外事務。
差不多正好是五個年頭之后，我們才有可能對我們的處境抱比較樂觀的看法。意大利被征服了，墨索里尼被殺死了。
強大的德國軍隊無條件投降了。希特勒自殺了。除了艾森豪威爾將軍大批的俘獲以外，在二十四小時內將近三百万德國士兵被陸軍元帥亞歷山大在意大利和蒙哥馬利元帥在德國俘虜了。法國獲得了解放，重整旗鼓，振作起來。我們同我們的盟國——世界上兩個最強大的帝國——攜手邁進，迅速地摧毀了日本的抵抗。這一對比确實是惊人的。這五年中所經歷的道路是漫長的、艱苦的和危險的。那些在這條道路上倒下去的人們，并沒有白白地犧牲他們的生命。那些昂首闊步地走到盡頭的人們，將因為曾經光榮地走過這條道路而永遠感到驕傲。
※ ※ ※
要闡明我做的工作和著名的全國聯合政府的成立經過，我首先有責任闡明愈是艱難愈是緊密團結的大不列顛及其帝國對那最終成為這么多國家和民族的共同事業，做出的貢獻有多么大和起了什么作用。我這樣做，并不是要和我們最偉大的盟國美國作令人不快的比較，或者毫無意義地論個高低，我們對美國的感激是無法衡量和永遠不忘的，但是，讓大家知道和了解英國在戰爭方面所做的巨大努力，是符合英語世界的共同利益的。因此我作了一張表，這個表包括了整個的戰爭時期。表中指出，直到1944年7月為止，大不列顛和大英帝國与敵接触的師的數目大大超過了美國。這個總的數字不但包括了歐洲和非洲戰區，并且也包括了在亞洲對日作戰的所有地區。直到1944年秋天大批美國軍隊到達諾曼底為止，在太平洋和大洋洲以外的每一個戰區，我們一直有權利至少作為一個平等的伙伴而且往往是最主要的伙伴講話的；
直到上述時期為止，在任何月份內各個戰區所有的師的集結情況也是如此。從1944年7月起，從与敵接触的師數來看，美國戰線變得越來越突出，而且一直這樣下去，不斷擴大，捷報頻傳，直至十個月后取得最后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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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英國駐法遠征軍。
２不包括在阿比西尼亞的游擊隊。
３不包括菲律賓軍隊。
東方戰區和西方戰區的分界線畫在一條通過卡拉奇的南北線。
以下各地·沒·有當作作戰地區：
印度西北邊境、直布羅陀、西非洲、冰島、夏威夷、巴勒斯坦、伊拉克、敘利亞。
（1941年7月1日除外）。
馬耳他島作為一個作戰地區，從1942年1月到1943年7月，阿拉斯加也作為一個作戰地區。
外國分遣隊——如自由法國人、波蘭人、捷克人——沒有包括在內。
我作的另外一個比較表明：大不列顛和大英帝國人員的犧牲甚至比我們英勇的盟國人員的犧牲還要大。英國武裝部隊的死亡、失蹤、被認為是已死亡的人數共達三十万零三千二百四十人，再加上各自治領、印度和各殖民地的十万零九千人，總數達四十一万二千二百四十人。這個數字還未包括聯合王國國內死于空襲的六万零五百平民，也未包括大約三万名死亡的商船船員和漁民。与這些數字相比，美國陸軍、空軍、海軍、海軍陸戰隊和海岸警衛隊犧牲的人數是三十二万二千一百八十八人１。我之所以列舉這些令人傷心的光榮犧牲的人數，是深深相信由這么多寶貴的鮮血所凝成的平等的戰友關系，將繼續博得英語世界的人們的崇敬，并鼓舞他們的行動。
１艾森豪威爾：《歐洲十字軍》，第1頁。
在海洋上，美國當然肩負了太平洋戰爭的几乎全部重擔，1942年，他們在中途島附近、在瓜達卡納爾島以及在珊瑚海所進行的決定性戰役，使他們在那遼闊的海洋上獲得了全部的主動權，給他們打開了襲擊所有被日本占領的地方的道路，并最后襲擊日本本土。美國海軍是不能同時在大西洋和地中海承擔重任的。在這里我有責任擺明事實。在歐洲戰區、大西洋和印度洋上擊沉的七百八十一艘德國潛艇和八十五艘意大利潛艇中，有五百九十四艘是英國海軍和空軍擊沉的；英國海軍和空軍除了擊毀或俘獲意大利全部艦隊外，還消滅了德國的全部戰艦、巡洋艦和驅逐艦。
把擊毀的潛艇數字列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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擊毀潛艇總數：996
１“英軍”和“美軍”這兩個詞，包括他們作戰時指揮的盟國部隊在內。表中有零頭數字的，是由英軍、美軍共同“擊毀”的。共同“擊毀”的事例很多，但在擊毀的德國潛艇總數里，把零數加成為整數。
在空中，美國從珍珠港事件后的最初時刻起，便以最大的規模做出巨大的努力投入戰斗，特別是使用了他們的白天“空中堡壘式”轟炸机；他們的空軍既用來打擊日本，也用來從英倫三島打擊德國。但是，當1943年1月我們到達卡薩布蘭卡后，便沒有一架美國轟炸机在白晝向德國投下過一顆炸彈，這是事實。不久之后，他們所做的巨大努力就有了成果；
但是，直到1943年年底為止，英國在德國投下的炸彈合計起來，無論白天或黑夜，都以八吨對一吨之比，超過了美國飛机所投的炸彈，只是在1944年的春天，美國的轟炸才超過了我們。在這方面，如同在陸地和海上一樣，我們是從開始就參与了整個過程的，只是到了1944年，美國的巨大的作戰努力才赶上和超過了我們。
有一點必須記住，從1941年1月開始實行租借法案起，由于美國的慷慨援助，我們的軍需供應增加了五分之一以上。
有了他們給予我們的物資和武器，我們實際上就能夠以全國四千八百万人當五千八百人去作戰。同時，在海運方面“自由輪”的大量建造，使物資的供應能經過大西洋源源而來。另一方面，對整個戰爭期間各國的船運由于敵方軍事行動而遭受的損失，也應作一個分析，記在心里，其數字如下：
國別 損失總吨數 百分比
英國 11，357，000 54
美國 3，334，000 16
（不受敵人控制的）其他各國 6，503，000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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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94，000 100
在這些損失中，有百分之八十是在大西洋，其中包括英國沿海水域和北海，只有百分之五的損失是在太平洋。
列舉以上事實，并不是想得到不應有的功勞，而是要在一個能博得公正人士的尊敬的基礎上，說明在世界歷史的危急關頭，首當其沖的這個小島的人民在各种形式的戰爭活動中做出了多么艱巨的努力。
※ ※ ※
在大戰方酣的時刻組織內閣，尤其是一個聯合內閣，大概比在和平時期容易得多。責任感壓倒一切，個人的打算也就退居其次了。把主要的安排同其他各党的領袖們——在各自的組織正式授權下——确定以后，所有我邀請的人，就像作戰中的士兵一樣，都毫無异議地表示要即刻走向指定給他們的崗位。把政党的基礎正式确定后，据我看，在我所要會見的大批人士中，任何人都未抱有私心。即使少數几個人有所猶豫，那也還是為公考慮。這种崇高的行為在保守党和全國自由党的許多大臣身上表現得尤為突出，他們必須离開自己的職位，拋棄自己的事業，而且要在這种大關頭和令人激動的時刻脫离公職，有許多人甚至是終身脫离。
保守党在下院所占的席位比其他各党加在一起還多一百二十余席。張伯倫先生是他們推選的領袖。我不能不認識到，在我對他們進行了多年的批評而且往往是嚴厲的譴責之后，我取張伯倫而代之，這對于他們當中的許多人來說必然是非常不愉快的，除此以外，他們大多數人必然了解，我的一生是在同保守党的摩擦或實際斗爭中度過的；我曾經在自由貿易問題上与他們分道揚鑣，后來，又作為財政大臣回來与他們共事。在此后的許多年里，在關于印度、外交政策和缺乏戰爭准備這些問題上，我是他們主要的對手。接受我當首相，這對他們來說是非常困難的。許多可敬的人感到痛苦，而且，忠于党所推選的領袖，是保守党人首要的特色。如果說在戰前的几年里，他們在某些問題上未能履行他們對國家的責任，那也是由于他們忠于他們所選的領袖的緣故。這些考慮絲毫沒有使我感到擔憂。我知道，大炮的聲音是壓倒一切的。
首先，我請張伯倫先生擔任下院的領袖兼樞密院長，他都一一接受了。這件事并未宣布。艾德禮先生告訴我，在這樣的安排下，工党不容易工作。在聯合政府中，下院的領袖必須是大家都接受的人。我把這點告訴了張伯倫先生，在他爽快的同意下，我親自擔任下院領袖，一直到1942年2月。
在這個時期內，艾德禮先生擔任我的副職，處理日常工作。他在反對党中的長期經驗是有很大价值的。我只在有最嚴重的事情時才到場。這樣的情況是經常有的。許多保守党党員覺得：他們党的領袖沒有被人看在眼里。每個人都敬佩他的為人。當他以新的身分第一次步入下院時（5月13日），他的党的所有党員——下院中的大多數人——一致起立，對他熱烈表示同情和敬意。在最初的几個星期里，向我致意的主要來自工党議員席。不過，張伯倫先生對我的忠誠和支持是始終不渝的，我對自己滿怀信心。
工党成員和某些又能干又積极但未納入新政府的人，施加了相當大的壓力，要求肅清那些“有罪的人”，肅清那些應對慕尼黑協定負責或由于備戰不力而應受批評的大臣。其中哈利法克斯勳爵、西蒙勳爵和塞繆爾·霍爾爵士成了眾矢之的，但是，目前并不是排斥那些長期擔任要職的有才干的愛國人士的時候。如果這些愛好批評的人想怎么就怎么的話，保守党的大臣至少有三分之一就不得不辭職。由于張伯倫先生是保守党的領袖，所以我們不難看出，這樣的運動對全國的團結是有害的，而且，我也無需研究所有這些罪責是不是應由一方來承擔。正式的責任是應由當時的政府承擔的，但是道義上的責任則牽連甚廣。可以摘引工党大臣——自由党大臣也不例外——所發表的許許多多言論和投票記錄，他們的那些言論和投票都被后來的事實證明是非常愚蠢的，這在我腦子里都記得，而且可以詳細列舉。我比任何人都更有資格不追究過去的事情，因此，我對這些分裂的傾向進行了抵制。
我在几星期以后說：“如果想拿現在來裁判過去，那就會失去未來。”這一論點以及當時的嚴重局勢，制止了那些所謂的迫害异端的人們。
※ ※ ※
5月11日清晨，我給張伯倫先生寫了一封信說：“一個月內誰也不變動住處。”這就在戰爭的緊要關頭避免了一些小小的麻煩。我繼續住在海軍部大樓里，并且把地圖室和樓下的几個好房間當作我的臨時總部。我向他報告我同艾德禮先生的談話和組織新政府的進展情形。“我希望今天晚上為英王把戰時內閣和作戰机构組織完備。戰爭促使我們不得不赶快完成……由于我們〔兩人〕必須如此密切地一起工作，我希望你再次遷入我們都很熟悉的你在十一號的舊居１，并且希望你不要因此感到有什么不方便。”我接著寫道：
我并不認為今天有什么必要舉行一次內閣會議，因為陸軍和其他部隊都在按照預定計划進行戰斗，但我仍希望你和愛德華〔哈利法克斯〕在晚間12時30分到海軍部作戰室來，以便我們一起察看地圖，進行商談。
１在唐宁街的這幢房子，通常是財政大臣居住的。
英國和法國的先頭部隊已經到達安特衛普——那慕爾一線；這條戰線在受到襲擊之前，看來很有希望可由盟軍加以牢固地占領。此事必須在大約四十八小時內完成，并且要認識到這是非常重要的。在另方面，德軍還沒有強渡艾伯特運河，而且据報告說比利時人打得很好。荷蘭人也在進行頑強的抵抗。
※ ※ ※
我在最初那些天的經歷是奇特的。一個人埋頭于戰事，一切思想都集中在戰爭上，可是對戰爭又拿不出什么辦法來。在全部時間里，既要組織政府，又要會見客人，還要調整各政党之間的平衡，那些時刻是怎樣度過的，我現在記不起來了，我的記錄也沒有記載。那時，一個英國政府擁有由英王任命的六十到七十位大臣，要把他們像拼圖片似的拼成一体，而且在當時還要照顧到三個政党的要求。我不但需要會見所有的主要人物，而且還至少要騰出几分鐘來會見大批被選出來擔任重要職務的有才干的人。首相在組織聯合政府時，在考慮各党中由哪些人來擔任分配給該党的職務時，必須充分尊重各党領袖的意愿。我主要是依据這項原則辦事的。如果有誰本該獲得更好的職位，但由于他們党的負責人的意見而沒有選上，或者，甚至不顧那种意見也沒有選上，我就只好表示遺憾了。不過，從整個來說，這种難辦的事情是很少的。
就克萊門特·艾德禮來說，他是我的一個具有戰爭經驗并久諳下院工作的同僚。我們只是在對于社會主義的看法上有分歧，但是，這些分歧很快就被戰爭拋在一邊，要求個人完全服從國家。在整個聯合政府期間，我們一起工作得十分融洽，彼此信任。阿瑟·格林伍德先生是一位頗有膽量和見識的顧問，也是一位善于助人的好朋友。
阿奇博爾德·辛克萊爵士作為自由党正式領袖，感到難于接受空軍大臣的職務，因為他的追隨者覺得他應該在戰時內閣中占有一個席位。但這是不符合小型戰時內閣的原則的。
因此我建議：凡是遇到涉及重大政治問題或党派團結的事情時，便請他出席戰時內閣。他是我的朋友，而且在我1916年在朴羅格斯提特（“普拉格街”）指揮皇家第六蘇格蘭火槍團時，他曾經擔任我的副指揮，他本人也渴望進行我為他保留的范圍廣大的活動。經過一再磋商之后，這個問題便融洽地解決了。至于貝文先生，我是在戰爭初期因設法解決海軍部對于拖网船的迫切需要才和他認識的，他在加入內閣出任勞工大臣這一极其重要的職務之前，必須同運輸和普通工人工會磋商，因為他是該會的書記。這件事花費了兩三天的工夫，但是是值得的。這個英國最大的工會，一致同意貝文出任該職，而且堅決支持他五年之久，直至我們獲得胜利。
最大的困難發生在比弗布魯克勳爵身上。我是相信他能做出非常卓越的貢獻的。根据我在上次大戰中取得的經驗，我決定把飛机供應及設計的工作從空軍部分出來，我希望他擔任飛机生產大臣。他起初好像不大愿意擔任這一職務，空軍部當然也不愿意把他們的供應部門划分出去。還有其他阻力妨礙任命他擔任這一職務。不過，我确信我們的生存有賴于新式飛机的源源不斷的生產；我需要他那种生气勃勃的旺盛精力，因此我堅持了我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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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照議會和報界發表的普遍意見，戰時內閣必須是小型的。因此，我開始只要五個成員，其中只有一個人，即外交大臣，掌管一個部。這些人自然是當時的主要政党的政治家。
為了便于處理事務起見，財政大臣和自由党領袖是要經常出席的；隨著時間的推移，“經常出席”的人數就逐漸增加了，但是全部責任還是落在五位戰時內閣大臣的身上的。如果我們不能打贏這場戰爭，應當被送到倫敦塔山１斬首的，就只是這五個人。其余的人要被處分的話，那只是因為他們掌管的部門有所失職，而不是因為他們制定了政府的政策。除了戰時內閣以外，誰都可以說：“我不能對這件事或那件事負責。”
政策上的重擔是由更高一級來承擔的。這在即將來臨的日子里使許多人打消了种种顧慮。
１倫敦塔山是中世紀英國監禁、處決囚犯的地方。——譯者
以下是全國聯合政府在大戰期間逐日建立的几個階段。
首相兼第一財政大臣、國防大臣和下院領袖 丘吉爾先生* 保守党
樞密院長 內維爾·張伯倫先生* 保守党
掌璽大臣 克·理·艾德禮先生 工 党
外交大臣 哈利法克斯勳爵* 保守党
不管部大臣 阿瑟·格林伍德先生 工 党
海軍大臣 A·V·亞歷山大先生 工党
陸軍大臣 安東尼·艾登先生* 保守党
空軍大臣 阿奇博爾德·辛克萊爵士 自由党
大法官 約翰·西蒙爵士*（后為西蒙勳爵） 國家自由党
財政大臣 金斯利·伍德爵士* 保守党
內政大臣兼國內安全大臣約翰·安德森爵士* 無党派
殖民地事務大臣 勞埃德勳爵 保守党
貿易大臣 安德魯·鄧肯爵士 無党派
軍需大臣 赫伯特·莫里森先生 工党
新聞大臣 艾爾弗雷德·達夫·庫珀先生 保守党
印度与緬甸事務大臣L·S·艾默德先生保守党
衛生大臣 馬爾科姆·麥克唐納先生 國家工党
勞工与兵役大臣 歐內斯特·貝文先生 工党
糧食大臣 伍爾頓勳爵B 無党派
自治領事務大臣兼上院領袖 考爾德科特子爵* 保守党
蘇格蘭事務大臣 歐內斯特·布朗先生國家 自由党
飛机生產大臣 比弗布魯克勳爵 保守党
教育委員會主席 赫·拉姆斯博瑟姆先生* 保守党
農業大臣 羅伯特·赫德森先生* 保守党
運輸大臣 約翰·里思爵士* 無党派
海運大臣 羅納德·克羅斯先生* 保守党
經濟作戰大臣 休·多爾頓先生 工党
蘭開斯特公爵郡大臣 漢基勳爵* 無党派
年金大臣 W·J·沃默斯利爵士* 保守党
郵政大臣 W·S·莫里遜先生* 保守党
主計大臣 克蘭伯恩勳爵 保守党
檢察總長 唐納德·薩默維爾*（王室顧問） 保守党
蘇格蘭檢察總長 T·M·庫珀先生*（王室顧問） 保守党
副檢察總長 威廉·喬伊特爵士*（王室顧問） 工党
蘇格蘭副檢察總長J·S·C·里德先生*（王室顧問） 保守党
*上屆政府成員。
在我的長期政治經歷中，我曾經擔任過國家的大部分重要職務，但我毫不遲疑地承認，我目前擔任的職務是我最喜愛的。權力，如果被用來對同胞作威作福，或者用來增加個人的虛榮，就應該被認為是卑鄙的，但是，在國家危急存亡之際，當一個人相信自己知道應當發布何种號令的時候，執掌權力就是一件幸事。在任何活動范圍內，第一號職位同第二號、第三號或第四號職位是無法相比的。除第一號人物之外，所有其他的人的職責和問題是迥然不同的，而且在許多方面是比較艱難的。當第二號或第三號人物不得不提出一項重大計划或政策的時候，那往往是一件不幸的事情。他不但要考慮政策的得失，而且要考慮領導的意圖；不但要考慮提什么意見，而且要考慮在他的地位提哪些意見才恰當；不但要考慮做什么，而且要考慮怎樣才能得到別人的同意，怎樣才能付諸實施。而且，第二號或第三號人物還得考慮第四號、第五號和第六號人物的意見，說不定還要考慮內閣以外的某個頭面人物——第二十號人物的意見。每個人都是雄心勃勃的，這倒不一定是為了達到庸俗的目的，而是為了博得名聲。
往往有些觀點也可能是正确的，而且有好些觀點是頗有道理的。1915年，我在達達尼爾海峽吃過一回大虧，那時，我是一個下級，但卻試圖發動一次重大的作戰行動，結果，我那雄偉的計划遭到徹底的失敗。人們進行這种冒險行動是不明智的。這一教訓深深影響了我的性格。
居于首腦地位，情況就簡單多了。一個公認的領袖，只要他确信怎么做最好，就可以怎么做，也就是說，只要他決定那么做就可以那么做。對第一號人物的忠誠是巨大的。如果他跌倒了，就把他扶起來。如果他做錯了，就對他的錯誤加以掩蓋。如果他睡著了，就不要隨便打扰他。如果他無能，就撤他的職，但是，最后這种极端的手段，是不能天天采用的；而在他剛剛當選之后的日子里，自然就更不會采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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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戰指揮机构的根本改變重實際而不重表面。“憲法，”拿破侖說：“應當簡短而且要措辭含糊。”現有的組織原封不動，人員一個也不改換。戰時內閣和參謀長委員會起初還是每天碰頭，和過去一樣。在英王批准下，我自己擔任國防大臣，我這樣做，并沒有對法律或憲法有所改變。我很謹慎，沒有明确說明我有哪些權利和義務。我未向國王或議會要求特殊的權力。不過，有一點是大家明了和接受的，那就是在戰時內閣和下院的支持下，由我全面指揮戰爭。我接任后的關鍵性改變，自然是由一位沒有明确權限的國防大臣來監督和主持參謀長委員會。由于這位國防大臣又是首相，所以他享有這個職位所固有的一切權利，其中包括任免所有專門人員和政務人員的极其廣泛的權力。這樣，參謀長委員會在和政府行政首腦的日常的直接接触中，第一次獲得了應有的适當地位，并且在同他取得一致的情況下全盤控制了戰爭和武裝部隊的指揮工作。
海軍大臣以及陸軍大臣和空軍大臣的地位雖然形式上不變，但在實際上卻大受影響。他們不是戰時內閣的成員，也不出席三軍參謀長委員會。他們仍然對各自的部門負完全的責任，但是他們很快地、而且几乎是不知不覺地就不再擔負制訂戰略計划和逐日的作戰指揮工作了。這些計划和工作是由參謀長委員會在首相兼國防大臣的直接領導下進行的，因而是得到戰時內閣認可的。海陸空三軍的大臣是我為海陸空三軍挑選的我的非常能干而又可靠的朋友，他們辦事是不拘泥于形式的。他們組織并管理日益壯大的部隊，而且按照英國人爽快利落、講求實效的方式盡量幫助大家。由于他們是國防委員會的成員并經常同我接触，所以他們了解全盤情況。
他們的專職部下，即各軍參謀長，同他們討論一切問題，對他們极其尊敬。但是，作戰要有總的指揮，他們對這种指揮是忠實地服從的。從來沒有發生過侵犯權力的事情，而且在這個圈子里，任何人都可以暢所欲言；但是戰爭的實際指揮權不久便掌握在少數几個人的手中；過去似乎是非常困難的事情，現在變得簡單多了——當然，此事在希特勒就不同了。
盡管局勢動蕩，盡管我們要忍受許多災難，但是這個机构几乎是在自動地工作，我們的思想連貫一致，能夠非常迅速地付之實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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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海峽的彼岸正在進行著一場惡戰，同時讀者又無疑要急于了解那里的情況，但是讓我在此刻把我從當權之日起就擬訂并執行的處理軍事和其他事務的制度和方式描述一下，是有好處的。我堅決主張處理公務要用書面。毫無疑問，事后檢查起來，在事務緊迫的情況下隨時寫下來的東西，有許多難免是不相符的或者是不可能實現的，但是我還是愿意冒險這么做。除了有關軍事紀律的事情以外，我覺得發表意見和意愿，總是比發布命令妥當一些。然而，法定的政府首腦兼專門負責國防的大臣親自發出的書面指示，卻起了這樣大的作用：在形式上雖非命令，但往往能付之實行。
為了确使我的名字不輕易使用，我在7月的緊急時期發出了下列備忘錄：
首相致伊斯梅將軍、帝國總參謀長
和愛德華·布里奇斯爵士 1940年7月19日
我發出的一切指示概用書面，或在事后立即用書面的形式加以證實，在國防問題上，一切被認為是由我決定的事，除有書面記錄的以外，我概不負責，希望你們清楚地了解這一點。
當我上午8點左右醒來的時候，我就閱讀所有的電報，并在床上口授大批發給各部及參謀長委員會的備忘錄和指示。
這些備忘錄和指示一經口授完畢就陸續打印出來，立即交給戰時內閣副秘書（主管軍事）兼我的駐參謀長委員會的代表伊斯梅將軍，他每天清晨都來見我。這樣，當參謀長委員會在10點30分開會時，他就有許多書面的東西帶給他們。他們在討論總的形勢的同時，是充分考慮我的意見的。這樣，在下午3點至5點，除非我們之間有某些异議需要進一步磋商之外，一整批由我或由各參謀長發布的經過我們大家同意的命令和電報就准備妥當了，就可以解決那些需要馬上決定的事情了。
在總体戰中，很難在軍事問題和非軍事問題之間划出什么明确的界線。軍事參謀人員和戰時內閣人員之間所以沒有發生過這种摩擦，主要是由于戰時內閣秘書愛德華·布里奇斯爵士的為人。這位前桂冠詩人１的儿子，不但是一個孜孜不倦、十分稱職的工作人員，而且是個具有非凡的毅力、才干和优美風度的人，在他的性格中絲毫也沒有一點忌妒心。他最關心的是，戰時內閣秘書處作為一個整体應當盡最大的能力為首相和戰時內閣服務。他從來沒有考慮過他自己的個人地位，在秘書處的行政人員和軍事人員之間，從來沒有發生過齟齬。
在遇到較大的問題或意見分歧時，我就召開戰時內閣國防委員會會議；這個委員會最初是由張伯倫先生、艾德禮先生和海陸空三軍的大臣組成的，并由三軍參謀長列席會議。這些正式會議在1941年以后就越來越少。２由于政府机构的工作開始進行得比較順利，我就得出一個結論：由三軍參謀長出席的戰時內閣的日常會議是不再需要的了。因此，我最后想了一個辦法，就是舉行后來在我們之間所謂的“星期一內閣檢閱會”。每逢星期一，就召開一個相當大的會議——戰時內閣全体閣員、海陸空三軍大臣、國內安全大臣、財政大臣、自治領大臣、印度事務大臣、新聞大臣、三軍參謀長和外交部的長官都參加。在這些會議上，每個參謀長輪流報告過去七天內所發生的一切事情；接著，由外交大臣敘述外交方面的种种重要事態發展。在每周的其他日子里，戰時內閣單獨開會，一切需要決定的重大事情都提到會上討論。其他大臣則主要是在討論与他們主管的事情有關的問題時才出席。戰時內閣閣員統統傳閱有關戰爭的一切文件，并且閱讀所有由我發出的重要電報。由于信任的程度日益加深，戰時內閣就不更多地干預作戰的活動了，盡管他們對戰事是密切注意和充分了解的。戰時內閣閣員几乎替我承擔了內政和党務的全部重擔，從而使我從其他事務中擺脫出來，集中精力處理主要問題。關于所有未來的重大軍事行動，我總是及時同他們商量；他們雖然是很仔細地考慮有關戰爭的問題，卻常常要求我不要告訴他們日期和詳情，而且的确有几次在我正要告訴他們日期和詳情的時候，他們阻止了我。
１指桂冠詩人羅伯特·布里奇斯（1844—1930年）。——譯者
２國防委員會在1940年開會四十次，1941年七十六次，1942年二十次，1943年十四次，1944年十次。
我從來沒有打算使國防大臣的職務体現在一個部里。如果我那樣做的話，就需要立法手續，而我在前面談到的一切微妙的調整——大都是依靠個人的善意而自行解決的——就不得不經過不合時宜的制定憲法的自由討論之后，才能得到解決。不過，在首相的親自領導下，是設立了戰時內閣秘書處軍事組進行工作的，這個組戰前是帝國國防委員會秘書處。
領導軍事組的是伊斯梅將軍，并由霍利斯上校和雅各布上校擔任主要助手，另外還有一批從三軍中特別選拔出來的青年軍官。這個軍事組就成了國防大臣辦公廳的參謀處。我對這個組的成員感激不盡。隨著戰事的進展，伊斯梅將軍、霍利斯上校和雅各布上校的軍階和聲望不斷提高，但是他們當中沒有一個人調換過工作。在這樣一個与机要事務如此密切相關的圈子里，調職換人是不利于連續地和有效地處理事務的。
參謀長委員會議經過初期的一些人事變動后，几乎保持了同樣的穩定。1940年9月，空軍參謀長紐沃爾空軍元帥任期屆滿后，調任新西蘭總督，他的職務由大家公認的空軍名將空軍元帥波特爾接替。波特爾在整個戰爭期間始終同我共事。于1940年5月接替艾恩賽德將軍職務的約翰·迪爾爵士，在1941年12月隨我前往華盛頓之前，一直擔任帝國總參謀長。其后，我派他擔任我和美國總統聯系的私人軍事代表兼我國駐美英聯合參謀長委員會代表團團長。他同美國陸軍參謀長馬歇爾將軍的關系，在我們的一切工作中成了寶貴的紐帶，當他兩年之后殉職時，他享受了無比的榮譽，安葬在阿林頓公墓——這個烈士紀念堂在此之前是專門用來安葬美國戰士的。艾倫·布魯克爵士繼迪爾爵士之后擔任帝國參謀總長，并和我共事一直到大戰結束。
從1941年起，在大約四年的時間里——其中最初的一段時期是在許多不幸和挫折中渡過的——在三軍參謀長和國防部參謀人員這一小部分人中，只是由于海軍上將龐德的殉職，才有過一次變動。這在英國軍事史上可以說是一件從未有過的事情。羅斯福總統在他自己的圈子里也達到了同樣程度的穩定性。美國三軍參謀長——馬歇爾將軍、金海軍上將和阿諾德將軍，后來又加上李海１海軍上將——從美國參戰之日起便開始在一起工作，并且從來沒有變動過。由于英國人和美國人當時建立了聯合參謀長委員會，因而這對大家都有難以估計的好處。同盟國之間類似這樣的事情還是前所未聞的。
１原文為Leahy，發音應為萊希，這里從舊的定譯。——譯者
我不能說在我們內部從來沒有發生過意見分歧，但我和英國參謀長委員會之間滋長了一种諒解，那就是：我們要彼此說服，而不是壓服。其所以能夠作到這一點，當然是得助于我們講的是同一的術語，擁有一大套共同的軍事理論和戰爭經驗。在這個變化無常的局面中，我們的行動就像一個人一樣，戰時內閣授予我們更多的自行處置之權，并且始終如一地堅決支持我們。“大禮服”和“黃銅帽”１（會把事情弄糟的討厭字眼），也如同上次大戰時的政治家和軍人一樣，他們之間沒有發生過不和。我們的确是親密相處，而且建立了友誼，我相信大家是非常珍惜這种友誼的。
１“大禮服”指高級文官，“黃銅帽”指高級軍官。——譯者
戰時政府的效率，主要是取決于最高當局批發的決定是否真正得到嚴格地、忠實地和及時地遵照執行。由于戰時內閣對于我們所致力的基本目標抱有巨大的誠意、理解和堅定的決心，所以在這危急存亡的關頭我們在英國做到了這一點。
按照給与的指示，船只、軍隊和飛机行動起來了，工厂里的輪子轉動起來了。由于采用了所有這些方法，由于大家對我表示信任、寬容和衷心擁戴，所以我不久就能夠對戰爭的几乎每一個方面發出全面的指示。這實在是必不可少的，因為局勢是那么的糟糕。這個辦法被大家接受了，因為每個人都認識到死亡和毀滅是多么地近在眼前。不但是個人的死亡——人生終有一死——近在眼前，而且關系無比重大的是，英國的生存、英國的使命和英國的光榮也處在千鈞一發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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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把我個人發給美國總統和其他國家与自治領政府首腦的一系列函電加以解釋，就不可能充分闡明在全國聯合政府領導下制定的政府施政方針。我必須敘述一下這些函電。
在內閣作出有關政策的特別決定后，我就親自起草和口授文件，大部分是按照發給朋友和同事的親切便函形式寫的。一個人用自己的話來表達自己的思想，總是能夠表達得好一些的。我只是偶爾才事先向內閣宣讀函電的內容。由于我知道他們的意見，所以我放手進行我的工作。我同外交大臣和外交部自然是密切配合的，任何意見的分歧都是在一起解決的。
我把這些電報交給戰時內閣的主要成員傳閱（有時是在拍發以后送去傳閱的）；凡是同自治領大臣有關的，也送給他們閱讀。在拍發電報之前，我自然要各有關部門把我的要點和事實核對一下，所有的軍事函電几乎都是通過伊斯梅之手送給參謀長委員會的。這种通信同大使們的正式聯系或工作毫不抵触。這事實上成了洽商重大事務的手段，在我指揮戰爭方面所起的作用，并不次于我擔任的國防大臣職務，有時甚至還過之。
經過遴選而處在我周圍的人，完全可以自由發表他們的意見，他們對于我起草的函電几乎一致表示同意，這就使我日益增加信心。比方說，同美國當局的一些分歧，在第二級是無法解決的，但通過最高一級的直接聯系，往往在几小時內就解決了。隨著時間的推移，由于最高一級處理事務的效率确實顯而易見，因此，我就倍加小心，不讓它變成為處理部一級的普通事務的方法。我曾一再拒絕我的同僚們要求我親自就重要的細節問題致函羅斯福總統。如果把這類問題不恰當地納入私人的通信中，那不久就會破坏私人函電的机密性，從而破坏它的价值。
我同羅斯福總統的關系漸漸地變得如此密切，以致我們兩國間的重大事項實際上是通過他和我之間的私人函電往來處理的。這樣作法，我們便獲得了充分的諒解。作為國家的元首，同時又是政府的首腦，羅斯福在各個方面的發言和行動都是有權威的；而在使戰時內閣同意我的意見的情況下，我也几乎能夠同等行動自由地代表大不列顛。這樣就獲得了高度的配合，而且大大節約了時間和減少參与其事的人數。我把電報送交美國駐倫敦大使館，它通過特別的密碼電報机直接同白宮的總統聯系。獲得答复和解決問題的速度是以小時計算的。我在傍晚、夜間或者甚至是清晨2點擬就的一切電文，都能在總統就寢以前到達他的手里；當我第二天早晨醒來時，他的答复往往就回來了。我總共發給他九百五十份電報，收到的回電大約有八百份。我覺得，我是在同一個非常偉大的人保持聯系，這個人同時是一個熱心的朋友，一個在我們共同努力的崇高事業中站在最前列的戰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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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閣贊成我試向美國政府要驅逐艦；我便在5月15日下午起草我擔任首相以來第一次致羅斯福總統的電報。為了保持我們之間的通信的非正式性質，我在署名時自稱“前海軍人員”；而且在整個大戰期間我几乎毫無例外地一直使用我喜愛的這個稱呼。
我雖然變換了職務，但我相信你不愿意我中斷我們之間的密切的私人通信。正如你必然知道的那樣，局勢已迅速地惡化了。敵人在空中顯然占了优勢，他們的新的技術正在法國人的心中產生深刻的印象。我本人認為，地面戰爭才剛剛開始，我很想看到群眾都參加戰爭。直到目前為止，希特勒還是在用特种坦克部隊和空軍作戰。那些小國簡直像火柴杆一樣，一個一個地被粉碎了。雖然還沒有肯定，但我們必須預料到，墨索里尼也將急急忙忙地插手進來參加劫掠文明國家。我們預料，在不久的將來，我們這里會受到空中襲擊以及傘兵和空運部隊的襲擊，我們對此已有所准備。如果必要的話，我們將繼續單獨作戰，我們是不怕單獨作戰的。
但是，總統先生，我相信你會認識到，美國的呼聲和力量如果壓抑得太久，也許就起不到什么作用了。你將看到一個完全被征服的納粹化的歐洲很快就會出現在眼前，這個壓力也許是我們承受不了的。我現在所要求的是：你宣布非交戰狀態，這就是說，你們除了不實際派遣武裝部隊參戰外，將盡一切力量幫助我們。目前我們迫切需要的是：第一，借用你們四五十艘較舊的驅逐艦，以彌補我們現有艦只和我們從戰爭開始時就著手建造的大批新艦艇之間的差缺。明年的這個時候我們就有足夠的艦只了，但是，如果在這段差缺期間，意大利又用一百艘潛水艇來向我們進攻，我們就可能瀕于崩潰。第二，我們需要數百架最新式的飛机；這些飛机，你們正陸續得到交貨。我們可以用正在美國為我們制造的飛机來償還。第三，防空設備和彈藥，如果我們能支持下去的話，我們的防空設備和彈藥明年也將是很充足的。第四，由于我們的礦石供應是來自瑞典、北非或許還來自西班牙北部，所以，我們就必須要在美國購買鋼材。其他原料也是這樣。只要我們還能付美元，就繼續用美元購買，但是我有理由深深相信：
即便我們付不出錢，你也會照樣把物資供給我們的。第五，我們得到許多報告，說德國傘兵部隊或空運部隊可能入侵愛爾蘭。如果美國派一支分遣艦隊訪問愛爾蘭的港口（最好是延長訪問期），那將起到巨大的作用。第六，我指望你們能夠使日本人在太平洋不要有所行動。你們覺得怎樣利用新加坡好，就可以怎樣利用。我們手中的詳細材料，將另行送上。
致良好的祝愿和敬意。
5月18日，我接到了總統的复電，對我們繼續私人通信表示歡迎，并且還談到了我的特殊要求。复電說，借用或贈与四五十艘較舊的驅逐艦，需要國會授權，目前進行此事尚非其時。他愿盡力使各盟國政府順利地得到最新式的美國飛机、防空設備、彈藥和鋼材。我們的代表，非常能干和忠誠的珀維斯先生（他不久之后便在一次飛机失事中犧牲了）在這些問題上提出的意見將得到最善意的考慮。關于我建議美國派遣一個分遣艦隊訪問愛爾蘭港口一事，總統將仔細考慮。
關于日本人，他僅僅談到美國艦隊已在珍珠港集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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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3日星期一，下院召開特別會議；我要求下院對新政府舉行信任投票。在報告了充實各部人員的進展情況后，我說：“我沒有別的，我只有熱血、辛勞、眼淚和汗水貢獻給大家。”在我們的全部悠久的歷史中，沒有一位首相能夠向議會和人民提出這樣一個簡明而又得人心的綱領。我在結束時說：
你們問：我們的政策是什么？我說：我們的政策就是用上帝所能給予我們的全部能力和全部力量在海上、陸地上和空中進行戰爭；同一個在邪惡悲慘的人類罪惡史上還從來沒有見過的窮凶极惡的暴政進行戰爭。這就是我們的政策。你們問：我們的目的是什么？我可以用一個詞來答复：胜利——不惜一切代价去爭取胜利，無論多么恐怖也要去爭取胜利；無論道路多么遙遠和艱難，也要去爭取胜利；因為沒有胜利，就不能生存。大家都要認識到：沒有胜利就沒有大英帝國的存在，就沒有大英帝國所代表的一切，就沒有促使人類朝著目標前進的那种時代要求和動力。我滿怀興奮和希望，擔負起我的工作。我深信，人們不會讓我們的事業遭到失敗。在這個時候，我覺得我有權利要求大家的支持，我說：“起來，讓我們把力量聯合起來，共同前進。”
下院對這几句簡單的話，一致投票贊成，并且一直休會到5月21日。
我們就這樣一起著手進行我們共同的工作。在此后的五年中，我從國內各党派人士得到的忠誠和真誠幫助，是任何一位英國首相從他的內閣同僚中未曾得到過的。議會在進行自由的積极的批評的同時，對于政府提出的全部措施始終給以壓倒多數的支持；全國人民空前團結，熱情奮發。這真是好的很，情況應當是這樣的，因為即將落到我們頭上的事情比任何人所預料的都更加可怕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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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鳴掃描，雪儿校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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