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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新文化運動和文學革命，是中國現代文學史的偉大的開端。 早在“五四”以前几年，中國知識界中就出現了一個思想啟蒙運動。這個運動是在內憂外患交迫和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中國新的階級力量有所增強的歷史條件下發生的。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政府，建立了中華民國，但由于中國資產階級的軟弱，未能改變從鴉片戰爭以來逐步形成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性質。以袁世凱為代表的封建軍閥，在帝國主義支持下竊取了國家政權，對內實行獨裁統治，陰謀恢复帝制；對外迎合帝國主義的侵略需要，不斷出賣國家主權，簽訂喪權辱國條約。孫中山領導的資產階級革命派，雖然繼續進行著他們長期以來已在進行的革命活動，但在封建勢力和帝國主義聯合壓制下，屢遭挫折。國內政治局面极為混亂，連“民國”的招牌也有岌岌不可保之勢。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后，歐洲帝國主義忙于戰爭，暫時放松了對中國的侵略，中國的民族工業得到了相當程度的發展，資本主義經濟逐漸活躍，資產階級力量有顯著增長，無產階級也隨著壯大起來，自發性的罷工不斷發生。中國各階級力量的對比正在起著有利于革命運動的變化。在這個形勢推動下，接受了西方新思潮影響的先進知識分子，眼看到封建軍閥日益倒行逆施，帝國主義又乘間加緊對中國的掠奪，內憂外患，交相煎逼，而舊文化和舊思想又嚴重地阻礙著民族意識的覺醒，因此奔走呼號，致力于新的思想啟蒙工作，以喚醒民眾，挽救民族危亡的局面。這個啟蒙運動后來在馬克思主義思想得到傳播的條件下，轉化成為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五四”新文化運動。 《新青年》(第一卷原名《青年雜志》)便是适應這一啟蒙運動要求而誕生的一個重要刊物，一九一五年九月創刊于上海。當時袁世凱正扮演帝制丑劇，提倡尊孔讀經，利用孔子學說作為麻醉人民、擁護帝制的工具。《新青年》一開始就高舉反對封建文化的旗幟。創刊號上發表的《敬告青年》一文，向青年提出“自主的而非奴隸的”、“進步的而非保守的”、“進取的而非退隱的”、“世界的而非鎖國的”、“實利的而非虛文的”、“科學的而非想象的”六點希望。這些主張雖還不夠鮮明，但實際上包含了后來所提出的“民主”和“科學”兩方面的要求，是號召思想革新的宣言。刊物的主編陳獨秀當時一個急進的民主主義者，曾陸續發表《今日之教育方針》、《我之愛國主義》等文，攻擊專制主義和封建道德，宣傳民主政治和“人格獨立”。袁世凱稱帝的陰謀破產后，代之而起的軍閥繼續推行禍國殃民的反動政策。以康有為為代表的舊派人物大肆鼓吹孔教，甚至主張奉為“國教”，列入“憲法”。這股思想逆流是思想啟蒙運動的嚴重障礙，因而《新青年》在一個時期內猛烈攻擊孔子學說，掀起了后來稱之為“打倒孔家店”的浪潮。陳獨秀在《駁康有為致總統總理書》、《憲法与孔教》、《孔子之道与現代生活》等文中，認為孔教与帝制有不可分离之因緣，三綱五常違背平等人權學說，孔子之道不合現代生活，定孔教為“國教”違反思想自由、宗教自由原則，主張輸入西洋平等人權學說代替孔子之道，也就是說要以資產階級民主代替封建專制，以資產階級新道德代替封建舊道德。吳虞發表了《家族制度為專制主義之根据論》、《儒家主張階級制度之害》(注：兩文分別發表于《新青年》第2卷第6號，第3卷第4號。)等文，批判“孝為百行之本”的舊禮教，認為封建的家族制度乃是專制制度的社會根基。當時同樣是急進民主主義者的李大釗，也加入了這場斗爭，在《甲寅》日刊上發表《孔子与憲法》、《自然的倫理觀与孔子》等文，反對把孔教列入“憲法”，指出孔子學說是“歷代帝王專制之護符”、“專制政治之靈魂”，并把反對尊孔擴大到對整個封建倫理觀的批判，說明道德必然隨時代而進化。這些抨擊封建倫理道德、批判孔子學說的文章，盡管理論上尚有不确切之處，但具有強烈的戰斗性，打擊了長期以來被作為封建制度思想支柱的舊禮教，反映了新起的急進民主派知識分子反對封建舊道德的決心和勇气。 反對舊思想舊道德和提倡新思想新道德，在《新青年》上是作為啟蒙工作的兩個不可分割的方面同時進行的。資產階級的自由平等學說和“個性解放”思想、社會進化觀點，貫穿在許多論述青年、婦女、人生、教育以及婚姻、家庭、貞操等問題的文章和通信里，作為反對舊道德的思想武器，幫助了許多人逐步擺脫封建思想的束縛。同封建迷信相對立的近代科學思想，也是刊物的重要宣傳內容。針對《靈學叢志》所宣揚的迷信思想，《新青年》發表了許多文章加以批駁，把反對迷信作為反封建斗爭的一個重要方面。當時，包括《新青年》編者在內的許多知識分子，對于來自西方的學說缺乏分析批判能力，他們不能區分資產階級上升時期和沒落時期的不同思潮，不能區分各种學說中的積极成分和消极成分，采取了兼收并蓄甚至全盤肯定的態度。盧梭的民約論、彌爾的自由論、叔本華的自我意志說、尼采的超人說、柏格森的創造進化論以及其他許多西方資產階級學說，在刊物上都用顯著地位加以介紹。其中有關“民主”和“科學”內容的宣傳介紹，反映了中國進步知識分子尋找真理的可貴熱情，吸引了許多知識分子參加反封建斗爭，而這些文章中所包含的過高估計西方資產階級文化和貶低民族文化的錯誤觀點，也產生了一定的消极作用。 《新青年》在反對舊道德、提倡新道德的同時，還倡導了以反對文言、提倡白話，反對舊文學、提倡新文學為內容的文學改革運動，發表了《文學改良芻議》、《文學革命論》等文章。這些文章一開始還沒有引起較大的反響。 以《新青年》為主要陣地的新文化運動，在一九一八年以后特別是一九一九年“五四”愛國運動以后有了新的發展，發生了由原先資產階級思想居指導地位到后來無產階級思想逐漸占上風的重大變化。 一九一七年，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發生，在地球上創立了第一個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緊接著俄國革命，一九一八至一九一九年間，歐洲許多國家無產階級革命運動高漲，芬蘭、德國、奧地利、匈牙利先后發生起義，成立蘇維埃政權。十月革命開辟了人類歷史的新紀元，給予各國的革命運動以极其巨大而深遠的影響，也照耀著中國人民前進的道路。十月革命幫助了中國的先進分子，開始用無產階級的世界觀作為觀察國家命運的工具，重新考慮本民族的出路，他們的注意力由資本主義的西方開始轉向社會主義的蘇俄。盡管軍閥政府和各國反動派對蘇維埃政權施加新聞封鎖，多方造謠污蔑，但一部分革命知識分子依然透過層層迷霧，看到了世界革命高漲的新形勢，努力接受和宣傳共產主義思想，并在新文化運動中起著愈來愈顯著的作用。李大釗就是這方面一個杰出的代表。一九一八年七月，他在《言治》季刊上發表《法俄革命之比較觀》，指出十月革命不同于法國資產階級革命，而是值得“翹首以迎”的“立于社會主義上之革命”。同年十一月，他又在《新青年》上發表《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兩文，正确地分析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性質及其与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的關系，熱烈歌頌十月革命，堅信“將來的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指出中國人民應當沿著十月革命所開辟的道路前進。這些論文表明中國的先進分子已經開始得出了“走俄國人的路”(注：《論人民民主專政》，《毛澤東選集》橫排本第4卷第1408頁。)的正确結論。這是在中國展開科學社會主義宣傳的良好開端，為新文化運動注入了嶄新的思想內容。十月革命還大大鼓舞了許多知識分子，使一些在黑暗中摸索道路、長期苦悶彷徨的人振奮起來，使一些正在進行著反封建斗爭的人們信心百倍，斗爭得更為堅定和更為勇敢。孫中山由此看到了新希望，他在一九一八年初致電列宁，“表示极大敬意”，“更希望中俄兩國革命党團結一致，共同奮斗”。中國現代文學奠基人魯迅也從俄國革命的“刀光火色衰微中，看出一种薄明的天色，便是新世紀的曙光”(注：《熱風·“圣武”》)。正是在這种情形下，由上海遷至北京的《新青年》編輯部(注：袁世凱失敗后，蔡元培于1916年冬回國，被任命為北京大學校長，聘陳獨秀擔任該校文科學長。《新青年》編輯部因此也遷至北京。“五四”以后因遭軍閥政府鎮壓，复又遷回上海。)也于一九一八年間擴大，李大釗、魯迅、錢玄同、劉半農、沈尹默、高一涵、胡适等人或先或后參加了編輯工作。以《新青年》為核心，實際上形成了包括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革命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三部分人的新文化統一戰線，團結了許多知識分子共同向封建文化作斗爭。文學革命這時也有新的發展，《新青年》自第四卷第五號(一九一八年五月)起完全改用白話文，白話詩作增多，并出現了以魯迅的小說為代表的徹底反封建并且充滿民族覺醒要求的新文學作品。 一九一八年底，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中國雖然是“戰胜國”，但并未獲得絲毫利益；由于段祺瑞政府加緊投靠日本帝國主義，簽訂了反蘇的軍事協定，日本侵略勢力已經深入中國。中國人民反日反段的愛國浪潮不斷高漲。新文化運動的聲勢也日益壯大。李大釗、陳獨秀創辦《每周評論》，直接配合當時的政治斗爭，發表了大量短小精悍的時評及隨感錄，抨擊軍閥政府，揭露帝國主義侵略面目，起了很大的政治鼓動作用，顯示了文化革命由著重于進行思想啟蒙工作發展到直接与政治斗爭緊密配合的基本趨勢。社會主義宣傳也是《每周評論》的重要內容。由李大釗執筆的社論《新紀元》，分析了當時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嶄新形勢，明确指出中國人民應朝著這個革命的曙光前進。在第十六號上并譯載了《共產党宣言》的一部分。李大釗、蔡元培所支持的《國民》、《新潮》兩雜志也于一九一九年一月同時創刊。《國民》的學生救國會的机關刊物，社員思想傾向雖不一致，但以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作為宣傳內容，愛國色彩比較鮮明。《新潮》是北京大學一部分師生所辦的綜合性刊物，曾團結了一批新文化作者和翻譯工作者，刊載了不少反對封建禮教、贊同新文化運動和文學革命的論文及新文學作品，但也比較突出地宣傳了資產階級的“全盤西化”的錯誤主張。《國民》、《新潮》創刊后不久，研究系所掌握的《晨報》改組第七版(副刊)，在李大釗等人的推動下成為宣傳新文化的著名副刊之一。當時許多知識分子特別是青年學生，在這些刊物影響下，愛國主義和民主主義覺悟日益提高。 新文化運動和文學革命的展開，遭到守舊派人物的咒罵和抵抗。一九一九年初，北京大學內流言四起，對《新青年》百般誣蔑恐嚇。三月，劉師培、黃侃等人創辦《國故》月刊，以所謂“昌明中國固有之學術”為宗旨，反對新文化。嗣后，自稱“拚我殘年极力衛道”的林紓，寫了《致察鶴卿太史書》、《論古文白話之相消長》，攻擊新派人物“覆孔孟，鏟倫常”，對白話文大加嘲諷。他還在上海《新申報》上發表文言小說《荊生》、《妖夢》，影射詆毀新文學倡導者，希望有“偉丈夫”出來禁壓新文化運動。對此，新文化陣營堅決給以反擊。《新青年》第六卷第一號發表《本志罪案之答辯書》，針對种种流言，猛烈地抨擊舊人物，正式提出“擁護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賽因斯(Science)兩位先生”的口號，表示“若因為擁護這兩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壓迫，社會的攻擊笑罵，就是斷頭流血，都不推辭。”這個答辯書實際上是“五四”前《新青年》全部主張的簡要概括，也標志著刊物反封建的堅決性和徹底性更為增強。李大釗的《新舊思潮之激戰》一文，揭露林紓之流企圖假借軍閥勢力實行武裝鎮壓的陰謀；他以俄國革命的實例，說明“真正覺醒的青年，斷不怕你們那偉丈夫的摧殘”，表示了同舊勢力作斗爭的堅強決心与非凡勇气。《每周評論》用特大標題刊出了“對于新舊思潮的輿論”專頁，轉載當時許多報刊支持新文化運動的言論。蔡元培在答复林紓指責新文化運動的公開信中，宣稱“循‘思想自由’原則，取兼容并包主義”。這种“兼容并包主義”，雖然屬于資產階級自由主義范疇，但在軍閥政府言論封鎖的情形下，卻有利于新思潮的傳播。魯迅則以一系列雜文諷刺和打擊守舊派。在“五四”前夕的這一場新舊思潮的激戰中，新文化統一戰線充分顯示了它的積极作用。 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月，以巴黎和會拒絕中國人民收回山東主權的正義要求為直接導火線，在北京爆發了空前未有的愛國示威運動。六月三日以后，上海工人舉行大罷工，工商界也罷市。愛國浪潮迅速波及全國，形成全國范圍的革命風暴。在巴黎的華僑工人和留法學生也堅決響應。軍閥政府懾于廣大群眾的威力，被迫釋放示威中逮捕的學生，撤除了三個賣國賊的職務，在巴黎和會上不敢簽字。這就是使帝國主義者和封建軍閥為之震惊的“五四”愛國運動。“五四運動的杰出的歷史意義，在于它帶著為辛亥革命還不曾有的姿態，這就是徹底地不妥協地反帝國主義和徹底地不妥協地反封建主義”(注：《新民主主義論》，《毛澤東選集》橫排本第2卷第659、660頁)。從此，中國無產階級走上了政治舞台，無產階級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序幕揭開了。 經過五四運動，新文化運動的聲勢進一步擴大，以各种實際行動參加或支持新文化運動的知識分子越來越多，新的社團、報刊風起云涌。早在一九一八年即已組織“新民學會”、團結湖南革命知識分子展開反軍閥斗爭的毛澤東同志，“五四”后不久又創辦《湘江評論》，發表《民眾的大聯合》等文章，宣傳依靠人民群眾進行徹底反帝反封建革命的思想，宣傳走十月革命的道路；雖然這一刊物僅出版五期就被軍閥查封，但在湖南和長江流域各地發生了相當大的革命影響。李大釗、王光祈等人發起在北京成立少年中國學會，出版《少年中國》月刊，宗旨是“本科學的精神，為社會的活動，以創造‘少年中國’”。先后在南京、成都和日本的東京等地設立分會，又出版分會刊物《星期日》、《少年世界》等。參加學會的成員有馬克思主義擁護者、無政府主義者和國家主義者，在刊物上所宣傳的觀點是很不一致的；但學會團結了不少知識分子，做了許多有益于新文化新文學傳播的工作。在上海，以孫中山為首的國民党所指導和支持的刊物《星期評論》、《民國日報》副刊《覺悟》，也出現于“五四”高潮中。《星期評論》以介紹世界和中國的勞動運動著名，客觀上有助于馬克思主義的宣傳，但也散布了不少反社會主義言論。《覺悟》宣傳了比較徹底的民主革命思想，反對舊道德和舊文學，并且在共產主義知識分子推動下宣傳了馬克思主義。此外，團体如周恩來等在天津成立的“覺悟社”、惲代英等在武昌成立的“利群書社”，刊物如《新生活》周刊、《曙光》月刊、《新社會》旬刊，也都團結和影響了許多熱烈追求新思潮的青年知識分子，其中“覺悟社”在周恩來同志領導下還在反對北洋軍閥的實際斗爭中起過重要的戰斗作用。据有人統計，“五四”后一年之中出現的新報刊達到四百种之多，盡管它們思想立場各不相同，但都在不同程度上支持新文化運動和文學革命，具有反帝反封建的色彩。這正表明“五四”以后新文化運動极為廣泛的群眾性，也表明文化運動已日益与政治運動相結合。 五四運動后，民主和科學仍然是新文化運動的重要旗幟，与此同時，社會主義思想的傳播已形成為一股勢不可擋的潮流。馬克思主義學說的宣傳介紹在“五四”后占了最顯著的地位。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通過《新青年》及其它刊物，積极宣傳共產主義的社會革命論。《新青年》第六卷第五號在李大釗主持下登出了大量評述馬克思主義的文章，刊載了他自己的《我的馬克思主義觀》，比較系統地介紹了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他接著分別在《新潮》和《新青年》上發表的《物質變動与道德變動》、《由經濟上解釋中國近代思想變動的原因》等文，也在進步知識分子中產生了很大影響。在李大釗發起倡導下，一九二芳年三月，北京大學成立了馬克思學說研究會。《新青年》本身的思想傾向也發生了重大變化。第七卷第一號(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已發表宣言，反對“軍國主義”和“金力主義”，希望消除“虛偽的、保守的”、“階級的、因襲的”、“少數幸福的現象”，表現了朦朧的社會主義傾向。到一九二芳年以后，隨著主編陳獨秀思想發生變化(當然，轉變后的陳獨秀也并不真是個好的馬克思主義者)，《新青年》成為上海共產主義小組的机關刊物。當時的軍閥政府將馬克思主義污蔑為“過激主義”，多次通令禁止，但這并沒有嚇退要求進步的知識分子，也遏制不了馬克思主義的傳播。除《新青年》和上述《每周評論》、《湘江評論》、《民國日報》副刊《覺悟》之外，《晨報副刊》、《曙光》月刊、《新社會》旬刊等許多刊物都宣傳過社會主義。此后，各地的共產主義小組和社會主義青年團相繼成立，社會主義宣傳更加深入。上海的共產主義者創辦了《共產党》月刊，介紹世界共產主義運動。《共產党宣言》的全譯本和《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等書，先后在中國出版。一部分共產主義知識分子開始有組織地到上海、長辛店、漢口、長沙等工人集中的地區進行實況調查，并從事社會主義的通俗宣傳，這就促進了馬克思列宁主義和工人運動的結合，為建立無產階級政党作了准備。 然而，“五四”時期流傳的社會哲學思潮是异常复雜的，在馬克思主義廣為傳播的同時，圣西門的空想社會主義、克魯泡特金的無政府主義以及一些在社會主義幌子下的反動社會學說，都蜂擁而來。《少年中國》曾發表文章，主張先逃到深山野林造個新社會，再去“援救”舊社會，帶有濃重的空想社會主義色彩。日本學者武者小路實篤所主張的以空想社會主義和改良主義為基礎的“新村主義”，被中國有些文人吹噓為救國之道，不少報刊競相介紹，實際上成為某些知識分子躲避階級斗爭和抵制与人民結合的屏障。傳入最早的無政府主義思想在“五四”初期一度頗為得勢，北京、上海等地都曾出現過不少宣傳這种思想的刊物，克魯泡特金的作品被有些青年奉為經典；馬克思主義擁護者在許多場合都与無政府主義擁護者爭論著。英國學者羅素來華講學，又帶來了同無產階級專政學說相對立的基爾特社會主義。這种實際上是在社會主義幌子下鼓吹資本主義的學說，也曾由張東蓀、梁啟超主編的《解放与改造》、李石岑主編的《民鐸》等刊物大量販賣，甚至還出了以“羅素”命名的月刊，在政治和哲學方面散布了一些資產階級的反動觀點。至于“五四”前就為人所熟知的達爾文學說、尼采思想等，這時仍被不少知識分子用作反對封建舊事物的武器，但已逐漸顯示出其局限性和消极作用。披著“科學”外衣的實用主義，則隨著美國學者杜威在“五四”高潮中來華講學而為胡适等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狂熱吹捧，許多刊物出了專號，廣泛印行他的演講錄。這些形形色色的學說，對于熱烈追求新思潮而一時還沒有鑒別能力的知識分子雖然具有不同程度的吸引力，在新文學作者中存在著一定的影響，但也同時受到了馬克思主義者的不斷批判和堅決回擊。在這個借綜复雜的局面里，由于中國許多知識分子對于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壓迫有切身感受，十月革命又是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學說獲得胜利的明證，因此，隨著時間的推移和革命現實的發展，隨著馬克思主義思想對各种反馬克思主義思想斗爭所取得的胜利，馬克思主義哲學和科學社會主義學說在“五四”以后逐步占据了主導地位，起著決定性的作用；新文化運動在一定范圍內終于發展成為一次馬克思主義的思想運動。 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一年間，中國思想界發生了三次重要的論爭，這些論爭清楚地顯示了馬克思主義思潮的主導作用。一九一九年六月，胡适利用軍閥政府對革命知識分子逮捕通緝的机會，接編《每周評論》，取消了刊物反帝反封建的政治內容，而以特大標題刊載杜威演講錄，并發表《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攻擊和污蔑馬克思主義的宣傳，主張研究一些瑣碎的具体問題，而放棄對社會問題的“根本解決”。李大釗在《再論問題与主義》一文中批駁胡适的改良主義觀點，闡明了馬克思主義的革命變革、革命改造的思想。胡适又發表《三論問題与主義》、《四論問題与主義》、《新思潮的意義》等文，繼續鼓吹“一點一滴進化”的改良主義。而李大釗和其他許多馬克思主義擁護者則積极宣傳社會主義，對實用主義的主觀唯心主義反動本質作了有力的批判。這一場“問題与主義”的爭論，是新文化運動中革命派与改良派、馬克思主義者与實用主義者分化的開始。接著，馬克思主義者又与研究系政客就基爾特社會主義展開了論戰，与無政府主義者就克魯泡特金的無政府主義展開了論戰。當時的馬克思主義者還不成熟，缺乏在思想戰線上進行階級斗爭的經驗，對反馬克思主義觀點的批判是不夠徹底的，而且還不免夾雜一些錯誤；但在這些論爭中，馬克思主義者闡明了階級斗爭的學說，明确地回答了要不要主義、要不要政党、要馬克思主義政党還是無政府主義政党等根本性質的問題，幫助了不少人區分革命与改良、科學社會主義与基爾特社會主義及無政府主義的界限，為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和共產党的建立掃除了許多思想障礙。這些論爭，特別是“問題与主義”之爭，也推動了一些新文學作者去接触和思考中國革命道路問題，在新文學運動開始時期就引起他們對資產階級改良主義思想的警惕和抵制。 隨著新文化運動的發展，文學革命也不斷向前推進。白話文迅速取代了文言文在文化領域內的正宗地位。文學的語言形式、思想內容和文學觀念都起了深刻的變化。以魯迅、郭沫若為代表的新文學作家，用文學創作為武器，向封建制度和阻礙人民前進的舊事物展開了英勇的進攻。文學革命運動的蓬勃開展，促進了新思潮的傳播，帶動許多知識分子投入愛國運動和文化革命。 新文化運動從“五四”前夕興起到一九二一年中國共產党的誕生，其間經歷了一個發展過程。這個過程，是中國知識分子和廣大群眾日益覺醒的過程，是反封建的文化革命与反帝反封建的政治革命日益結合的過程，是中國先進分子由向西方尋找真理而轉到“走俄國人的路”的過程，是來自國外的各派思潮在中國同時傳播并引起思想界開始分化的過程，同時也是文學革命興起和獲得發展的過程。一句話，這是新文化運動隨著整個革命由舊民主主義階段向新民主主義階段發生偉大轉變的過程。五四運動和新文化運動，正因為是中國近代史上這樣一個分水岭，而具有偉大的歷史意義。 毛澤東同志在《新民主主義論》中對“五四”新文化運動作了歷史的評价：“五四運動所進行的文化革命則是徹底地反對封建文化的運動，自有中國歷史以來，還沒有過這樣偉大而徹底的文化革命。當時以反對舊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對舊文學提倡新文學，為文化革命的兩大旗幟，立下了偉大的功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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