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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文學在抗戰初期异常發達，成為中國現代文學史上一個令人注目的現象。當時，几乎所有的文藝刊物都用相當多的篇幅發表通訊、報告一類作品。以本時期影響較大的兩個刊物《抗戰文藝》和《文藝陣地》為例，從一九三八至三九年，每期發表的通訊、報告少則二三篇，多至五六篇。報告文學叢書也大量出版，如以群主編的《戰地生活叢刊》，第一輯就出版了八种；胡風主編的《七月文叢》，也出版了許多報告文學集。其它如《戰地報告叢刊》、《戰地小叢刊》、《抗戰文藝叢刊》、《抗戰報告文學選輯》、《抗戰中的中國》叢刊等，也都紛紛出版。“文協”研究部一九三八年秋在重慶文化座談會上一個報告中說：“我們從前方的通訊來看，就可以看出報告文學正開始盡著一個偉大的任務，這任務就是給戰士們傳遞戰斗經驗和教訓。”又說：抗戰以來，“結构极為龐大的作品漸不多見了，已大抵屬于短小精悍，富有煽動性的速寫和隨感——即所謂報告文學和雜文一類。”(注：《抗戰以來的中國文藝界》，《抗戰文藝》第2卷第6期，1938年10月15日)可見報告文學在抗戰初期的活躍。從作者隊伍來說，除了堅信“文藝与抗戰無關”的梁實秋們以外，很少作家沒有寫過這類作品，如郁達夫、台靜農、适夷、夏衍、丁玲、沙汀、東平、周文、何其芳、卞之琳、蕭乾、劉白羽、荒煤、曹白、姚雪垠、吳伯簫、羅蓀、以群、駱賓基、碧野、黑丁等，他們雖然是在戰前不同歷史時期出現的，流派和創作思想不盡相同，但這時候都為神圣的抗日民族解放戰爭所鼓舞，或多或少寫了一些通訊報告作品，以自己的筆為救亡圖存的急迫任務服務。他們与原來不知名的許多青年實際工作者一道，形成了一支相當可觀的通訊、報告文學的作者隊伍。除前面已作為小型作品提到的一些散篇報告之外，這里著重介紹几位較有影響的報告文學作者和他們的作品。 將上海“八·一三”戰爭血与火的戰斗實況呈獻在讀者面前并且產生了較大影響的作家，首先要推丘東平。他發表在當時抗戰刊物上的許多篇戰地特寫(注：丘東平遇難后，這些戰地特寫曾由胡風作為短篇小說編入《東平短篇小說集》(后改稱《第七連》)中，因而常被人誤作小說看待)和通訊，有力地抨擊敵人的罪惡，贊頌軍民同仇敵愾的抗日熱情。《我認識了這樣的敵人》借一個女難民之口，揭露了日本侵略軍屠殺上海市民的令人發指的罪行，也表現了上海市民不甘屈服，在敵人屠刀下奮起自衛反抗的壯烈圖景。《第七連》和《我們在那里打了敗仗》兩篇則在硝煙彌漫、戰火紛飛的背景上表現了國民党抗日軍隊下層軍官和士兵的愛國精神和頑強的戰斗意志，同時也暴露了國民党當局在對日作戰中倉促應戰、武器裝備惡劣、士兵缺乏軍事訓練等導致戰爭失敗的不良現象，揭示了國民党長期對日妥協退讓政策的惡果。由于國民党軍隊的本質所致，這些作品中彌漫著戰爭失敗的濃重的悲劇气氛。《葉挺印象記》(注：載《七月》第3期，1937年11月16日出版)一篇，則記敘了剛從國外歸來、即將擔任新四軍軍長的葉挺將軍的剛毅、朴實、平易可親的性格。一九三八年春丘東平參加新四軍以后，積累了許多新的生活素材，寫了一些迅速反映人民軍隊抗擊日寇、開展人民戰爭的報告作品。這些作品掃除了過去那些戰地報告中過于沉重陰暗的气氛，充滿著戰斗的樂觀主義和胜利的信念。《王凌岡的小戰斗》顯示出新四軍迥然不同于國民党軍隊的戰斗本色：与農民群眾結成的魚水關系，使他們在對敵作戰中不是被動挨打，而是机動靈活，充分掌握了戰爭的主動權。《友軍宮長》和《溧武路上的故事》，通過新四軍与國民党軍隊不同本質的對比，歌頌了抗日民主根据地軍民新的斗爭生活。《逃出了頑固分子的毒手》一篇，則以我方特務營營長及其全家被漢奸、反共分子殺害的真實事件，揭發和控訴了國民党在發動第一次反共高潮前夕破坏抗日、分裂倒退的罪行。 在抗戰初期許多報告文學作品只拘泥于事件的單純記錄而忽略人物刻划的情況下，丘東平的戰地報告由于注意寫人，揭示人物的思想性格和精神風貌而引人注目。他表現國民党前方將士時，能從實際生活出發，著筆較有分寸，不是一味歌頌。這些作品大多運用第一人稱手法，但不是由作者直接出面，而是借助作品主人公(如軍官、難民等)的自述，在緊張劇烈的戰斗中凸現人物，寫出事件的進展。筆鋒剛健，描繪真切而又傾注著作者的感情，有濃烈的戰爭气氛。 帶來上海戰爭的戰火硝煙的，還有寫作報告文學很活躍的作家駱賓基。他不僅寫了收有《救護車里的血》、《在夜的交通線上》、《難民船》、《一星期零一天》等七篇報道上海軍民英勇抗日、列為《烽火叢書》第五种的《大上海的一日》，并且發表過著名中篇戰地報告作品《東戰場別動隊》。這篇報告寫作者親自參加過的上海郊區一支由工人与學生自愿組成的別動隊的故事。隊伍剛剛組成就倉促地投入了戰斗。激烈的征戰，嚴峻的考驗，戰爭的爐火把鋼与渣區分得清清楚楚。平時軍紀不嚴的一些工人隊員在生死關頭表現得堅定果敢，而平時夸夸其談的個別知識分子，關鍵時刻有的膽小怕死，有的臨陣叛逃。作品通過對比的手法來表現戰爭對人的鍛煉，顯示出多數人在戰火中愈戰愈有經驗，終于取得了一場戰斗的胜利。作品寫得很有戰爭气氛。但游擊隊活動的特定環境沒有清晰的表現，人物也缺乏性格刻划。 不同于丘東平、駱賓基筆下上海市區与近郊陣地戰的慘烈戰況，作家碧野的戰地報告則描繪了北方農村廣袤原野上游擊健儿在八路軍影響下開展游擊戰和運動戰的壯麗圖景，展示了以農民為主的群眾自發抗日斗爭風起云涌的畫幅。在抗戰爆發后，碧野有六個月跟隨部隊轉戰于滹沱河畔、太行山麓。戰爭的實際感受促使他寫下了兩部報告文學集：《太行山邊》与《北方的原野》。它們各包括一組彼此可以獨立，又互相連貫的短篇。這些作品顯示了自己的風格特色：筆力雄健，气勢奔放，人物的緊張的戰斗行動与雄渾壯觀的自然景物交融在一起，渲染出濃郁的戰場气氛。《太行山邊》主要寫部隊的作戰場面，其中《滹沱河夜戰》一篇，記述并描寫了激烈多變的戰場景況，藝術感梁力較強，在刊物單獨發表時得到了好評。《北方的原野》是把部隊的戰斗生活与農民自發的抗日武裝斗爭(如自衛組織紅槍會等)交織起來寫的；主要不是直接寫戰斗場面，而是著重寫行軍見聞。作者善于利用緊張戰斗的空隙，從容地揭示人物的精神境界。在眾多的人物中，青年農民黑虎、農家孩子桂儿和河北河南兩省紅槍會的總頭領朱司令寫得頗有聲色。整個作品的筆触明快、奔放，其間穿插著詩情畫意的片斷，更增加感人的力量。如描寫遠望著原野上的城池：那“閃耀著武安城的雉堞，一條銀白色的小河在城旁飄瀉過，象一個鋼盔旁邊擺著一支劍。……”形象貼切，從生活中得來，与整個作品的戰爭气氛非常協調。 上一時期發表過短篇小說和散文通訊的蕭乾，抗戰爆發后作為《大公報》的記者，曾在國內外進行廣泛采訪，寫了大量通訊報告，最初結集的是一九三九年出版、列為《烽火叢書》第十种的《見聞》，以后又將這些報告收入《人生采訪》。對于國內的抗戰現實，他“褒善貶惡，為受蹂躪者呼喊，向黑暗進攻”(注：《人生采訪·題記》)，一方面贊頌了國民党軍隊下層軍官士兵在极端艱苦條件下支撐抗戰局面的愛國熱情；另一方面則揭露了“這個古國在种种現代花樣下，蘊藏著怎樣根深蒂固的腐朽卑污”(注：《人生采訪·題記》)。《血肉筑成的滇緬路》一篇，以動人心魄的筆墨，描繪了二千五百万民工“舖士、舖石，也舖血肉”的事跡，對修路民工唱出了熱情的贊歌，表現了人民群眾無比的創造力；同時作品還揭露了國民党當局不顧筑路民工的生計和死活，使他們在過著几乎乞討的艱苦生活和不安全的施工條件下成千上万地死亡的罪行。蕭乾也有贊頌人民軍隊和人民戰爭的作品。一九三八年秋天寫的《一個爆破大隊長的獨白》，用八路軍爆破隊長自述的口吻，寫出了敵后游擊戰的威力。作者本時期曾到過英、美、印度、印度支那等地。在英國寫的《矛盾交響曲》、《血紅的九月》、《銀風箏下的倫敦》等篇較有特色。這些報告文學作品以絢麗多彩的筆墨，展示了戰時英國倫敦“善与惡”“好或是坏”相交織的五花八門的景象。作品還多次表現了英國和世界許多國家的人民對中國抗日戰爭的關注和支持，如在倫郭上演的一個名叫《雷岩》的戲劇中，兩個美國青年對話時說：“生命？在中國才有生命，因為善惡在交搏哪！”這里表達了世界人民對中國抗戰的熱烈的向往。蕭乾的通訊報告新聞性強，材料丰富，善用典型事例，文字活潑洒脫，手法富于變化，因而既有較強的說服力，又能給人以藝術感染。 在報告文學中較早、較深刻地暴露了國統區抗戰中的陰暗面的是曹白。曹白的報告、散文集《呼吸》寫于一九三七至四一年，分上下兩集。上集“呼吸之什”主要寫作者在上海“八·一三”戰爭爆發后參加難民收容所管理工作時的見聞和感受。這些作品對于那些“任意宰割”中國人民的吃人生番——日本侵略者進行了揭露，對于收容、管理難民工作上的种种黑暗現象進行了剔發，從而為沐浴著血和淚的難民的悲慘遭遇提出了強烈的控訴。下集“轉戰之什”則記敘和抒寫了作者在上海失陷后參加部隊在江南游擊區轉戰的經歷和感受，展示了當時游擊區錯綜复雜的政治、軍事的斗爭面貌。貫穿整部《呼吸》的還有一個重要內容，就是深刻表現和熱情贊揚了投身于抗日救亡運動的革命青年和在新四軍影響下游擊隊的艱苦、英勇的抗日斗爭。 曹白的報告、散文的特點是對人物和事件的記述、描寫，于平淡中見功力，從平凡的瑣事中著力發掘与時代精神息息相通的思想意義；并且常常輔以抒情和議論，感情沉郁、濃烈。《這里，生命也在呼吸》一篇將開口豬玀、閉口豬玀的電影院業主對難民的苛刻無情与難民們不愿“光是吃吃睡睡”、要求上前線的行動作了對照。《在死神底黑影下面》記敘了敵机的轟炸、困苦的環境如何使難民們終日處于朝不保夕的惊惶生活中。《在明天……》抒寫了難民收容所里紀念“九·一八”六周年的富有特色的場面。《“活靈魂”的奪取》揭露和抨擊了一些人爭奪難民收容所管理權、把難民當作獲利的手段來對待的可恥行徑。這些作品情節很簡單，有時只有几個片斷的生活場景，似乎信手寫來，卻飽和著作者強烈的愛憎，感人至深。《楊可中》与《紀念王嘉音》是兩篇出色的人物紀念性質的報告文學作品。楊可中与王嘉音都是曹白在難民收容所共同工作過的戰友，又都經歷過社會底層艱苦生活的磨煉。在作者筆下，他們各自有著獨特的生活遭遇和性格特征。年輕的楊可中，在他那“陰冷”“傲岸”的表情下包藏著一顆熱烈的心。他背叛官僚地主家庭，因為帶頭叫鄉下人起來抗捐而流亡出走，又在北平經歷過“一面讀書一面斗爭”的生涯，這种革命經歷使他在抗戰爆發后參加別動隊時受到國民党的報复。別動隊隊長說他和他的伙伴是共產党，讓他們在侵略者飛机、大炮轟炸下“去擋頭陣，做日本的炮灰”。這個狠毒的陰謀使他的心靈受到創傷。當他憤怒地退出別動隊在難民收容所工作時，又遭人忌恨，收到惡毒辱罵的匿名信，最后因為凍餓，由患肺炎轉為“膿胸”而病死，死時“身上還穿著難民的衣服”。王嘉音原是印刷所的“跑街”，他本來不叫王嘉音，是頂了這個預先報上去的名字而參加難民收容所的工作的。他窮困寒酸，但工作干在實處而又具有堅韌的斗爭精神。當曹白受到謠言的誹謗時，是他的“堅定的目光”、“猛烈的握手”和“脈脈的溫情”鼓舞了作者。“人是從戰斗中成長的”，王嘉音常常這樣与戰友共勉。后來他自愿參加游擊隊，在戰斗中犧牲。曹白滿怀深情為這兩個平凡、質朴而又有著崇高心靈的人物寫下自己的紀念，以生動清新的文筆回憶、追敘，娓娓而談，平易朴實，感情沉痛真摯。這些都使人物心靈的美熠熠生輝，具有較強的感染力量。 暴露抗戰現實中痼疾的報告文學作品，還有許多出自一些不很知名的作者。如野渠的長篇報告《傷兵未到以前的一個后方醫院》(注：《文藝陣地》第1卷第5期)寫四川某地的一個傷兵醫院如同一個“后方家庭醫院”，從官長到伙夫大多是院長的親屬，官長中有十分之五、六是抽鴉片的癮君子，看護也有九個是吸毒者。文章在《文藝陣地》上發表時，茅盾說其中所反映的情況“是政治机构不健全”的“小小的‘標本’”。落繁的《保長的本領》(注：《文藝陣地》第1卷第5期)寫積极熱情、“善良而簡單”的某民訓中隊長被保長“地頭蛇”陷害、擺布的情形。茅盾也稱贊“這位不相識的作者寫得多么真切細膩，實為難得的佳作。” 展示了國統區后方抗戰生活新題材的，有以改造日本俘虜為主題的沈起予的長篇報告《人性的恢复》。它在當時同類題材的作品中，是規模較大、寫得較好的一部。作品重點記述了重慶近郊“博愛村”俘虜收容所里一批日本俘虜轉變立場的過程。這些俘虜最終參加了“在華日本人民反戰同盟”，成為抗日的助力。作品表現了各個俘虜不同的生活經歷，細致地、合乎情理地揭示了他們思想轉變的歷程，強調地表明了在俘虜管理、改造工作中進行思想教育的重要意義。由于作者在親身實踐中建立了對俘虜改造工作的深厚感情，加以早年曾留學日本，熟悉日本的民情風俗，所以俘虜的改造過程寫得具体真實，血肉丰滿；而且展示了許多富于日本民族特色的場景，生活气息濃郁。作者注意從性格出發展開情節，几個主要人物寫得個性鮮明。作品筆墨酣暢，讀來饒有興味。 抗戰爆發后陸續進入中國共產党領導下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作家，他們看到了工農群眾在民族斗爭中已經顯示出來的偉大力量，領略到人民民主政治的优越性，樂于將自己新鮮而有意義的感受，通過真實的記載和描述告訴全國人民，促進抗日運動的開展；因此，他們中的大多數人都曾致力于通訊、報告文學的寫作。 沙汀于一九三八年与何其芳一道到延安，同年十一月即去前線，隨賀龍到一二芳師工作，先后，在晉西北和冀中生活過一段時間。他的傳記性報告文學作品《我所見之H將軍》(又名《隨軍散記》，解放后改名《記賀龍》)寫于一九三九年。這部作品選取了賀龍在一九三八至三九年的一段經歷，歷史地具体地表現了這個特定環境中賀龍的真實性格和崇高品質。作品生動地刻划了賀龍闊大不羈、豪邁爽直的性格特色，表現了他在民族戰爭和階級斗爭中的鮮明的愛憎——他的堅定的原則精神，對民族敵人、階級敵人烈火般的憎恨，而對于自己的領袖和戰友，對党，對干部和群眾，則具有真摯深厚的無產階級感情。作品寫了賀龍對毛主席由衷熱愛，記述了賀龍真誠推崇毛主席的話語：“毛主席在政治上軍事上的天才要有些人來比呢”，“你怕毛主席當真是孔明么！政略一定，戰略自然清楚”；還生動地追述了在“西安事變”中毛主席勸說一些同志聯蔣抗日時候的情景。作品告訴人們，在一個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家眼里，革命領袖不是神，而是一個真實的人，一個平凡而偉大的人物。在揭示賀龍的精神境界時，作者還善于在特定的境遇中從人物的言談舉止上精細准确地把握和表現出人物思想感情的變化。賀龍有一次忽然一連兩天內變得和平日不同，困頓而沉默，心不在焉，吃不下飯。原來兩天前他在衛生處看到白求恩大夫為傷員動大手術，傷員們在手術中被割斷腳或手的慘痛情景強烈地触動了他，他說：“腳呀，手呀，堆了一大堆。同志！這就是我們共產党的肉，共產党的血呢。”書中這類具有鮮明特色、能夠体現生活本質与人物精神世界的典型事例和生動細節時時可見。賀龍平易近人的作風，他的建立人民共和國的理想，他的朝气蓬勃、激情洋溢的革命樂觀主義精神，他那种從實際斗爭中得來的廣博的社會知識，他的傳奇式的斗爭經歷，他的革命的人情味等等，都表現得富有特色而不一般化。沙汀以后還將他在敵后根据地的見聞，寫成《同志間》、《小鬼》、《老鄉們》、《通過封鎖線》等十几篇報告，發表于《抗戰文藝》、《文學月報》等刊物，運用典型的人和事，反映了抗日民主根据地不同于國統區的嶄新面貌，顯示了作者深刻的思想和善于把捉事物本質的才能。 和沙汀一樣，在抗日民主根据地生活一段時間，以后又回到大后方發表報告文學的，尚有詩人卞之琳和小說家樓建南(适夷)。卞之琳寫于一九三九年的《第七七二團在太行山一帶》，于次年在昆明出版后，以其內容的真實可信，記敘的朴素無華，引起大后方文藝界的深切注意。不同于《隨軍散記》直接記述賀龍師長《第七七二團在太行山一帶》以七七二團為中心，寫了團級和營、連級干部乃至士兵的斗爭与生活，雖然旅長陳賡曾几次出現，也間接涉及師長劉伯承，但作者的筆触始終圍繞著士兵和下層干部，圍繞著部隊的戰斗和成長，寫了軍民之間的魚水關系——“沒有八路軍，山西早就完了”、“沒有老百姓，八路軍還厲害嗎？”寫了軍民協力要使山西省成為侵略者墳墓的決心，就象民謠唱的——“日出東海落西山，救國西來軍。”全書筆墨簡洁，不事修飾，完全象生活素材一樣，為歷史留下了斗爭的具体的史跡。其中如“彭城遇襲”、“后峪伏擊”等几次戰斗，寫得生動活潑，虎虎有生气。作者目說：“我在設法于敘述中使事實多少保留一點活气的時候，并不曾利用小說家的自由，只顧文學上的真實性。”(注：《第七七二團在太行山一帶·前言》)說明他嚴格地遵守真事真人的原則，處處于朴素中見匠心。适夷的《四明山雜記》寫得稍晚一點，作者從自己進入浙東游擊區寫起，到日本投降后撤至蘇北根据地為止，在并不太長的時間里，寫出新四軍第三縱隊在“周圍八百余里，雄据五個縣境”的四明山區的活動。全書收十三個短篇，每篇獨立，讀起來又有內在的連貫性。作者從進入游擊區的第一天起，就是這支隊伍的一分子，存亡与共，因而寫得血肉丰滿。雖然事態變幻，情節錯綜，象《誤會》、《王鼎三和小白臉》等篇，大有傳奇味道；但作者寫的是人，是活躍在抗日游擊戰線上各式各樣不同性格的人物。向革命隊伍投誠的土匪大王王鼎三，妻女被偽軍霸占的石獅子李寶友，父親是國民党宣傳工作頭頭的革命報紙校對員呂明，多次被俘的和平軍偽大隊長童燦，這些人各有自己的命運，他們都在翻騰的生活中顯示其鮮明的性格；這些性格經過時代洪爐的鑄冶，不斷變化，不斷發展，因此，作者決不是為寫人物而寫人物，而是在人物性格的變化和發展中，深刻而多樣地反映了這個苦難民族在激烈動蕩年代里的史詩一樣的生活。 周立波的報告文學集有《晉察冀邊區印象記》，共收報告、通訊二十六篇。從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底至第二年二月，作者和一位同情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美國軍事觀察家伊凡斯一道，從晉中出發，經晉北、冀北、晉西再返晉中，歷時五十余天，印象記寫的就是這次長途旅行的經歷。它記述細密，質朴，又明白暢曉。由于作者深入戰地生活，選取的材料生動、新穎，許多篇章能給人留下較深的印象。《北冶里夜談》通過作者、伊凡斯与一位八路軍支隊長的夜談，揭露了日寇用香煙中放毒的手段，破坏中國和英美友人的關系。夜談的地點恰好是三十八年前入侵的八國聯軍到過的地方，一個侵略兵在方桌上刻下的名字還隱約可見，而現在，中國人民与世界各國人民已經結成了反法西斯的強大統一戰線，顯示了國際關系的重大變化。《徐海東將軍》是几篇人物特寫中較好的一篇，它記述了從“普通的湖北孝感窯工”到“使敵人膽戰的名將”徐海東的事跡，對他的“工人的坦白、純厚、和穆”的性格和“抗日高于一切”的革命情怀，刻划得相當真實、深刻。用鄧拓同志的話當作題目的《“他們出了家，但并沒有出國”》，以深入采訪的事實，澄清了關于五台山和尚和喇嘛在抗戰中通敵的种种謠傳，記述了這些“出家人”迫切要求抗日的積极行動，表明團結不同宗教信仰者，盡可能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陣營的重要性。書中曾引用法國朋友古久列的話：“民族的精神，我們的英勇的中國同志多年以來所號召的聯合戰線的精神，在侵略者之前突然奮張起來，成為一道新的、近代中國的長城。”作者深入長城附近地區所寫的這本“印象記”，就顯示了中國共產党領導下邊區軍民所构成的“新的長城”的偉大作用。 何其芳去延安后所寫的收集在《星火集》中的近十篇報告和散文隨筆，在風格上不同于上述作品。他將自己的詩人和抒情散文家的气質和風格帶到了報告文學作品中，抒情性很強，又有著他過去作品特有的深沉的思索意味。他的記述和描寫，伴隨著鮮明生動的形象，筆鋒常帶感情，一些平常的事情，一經點染，往往發出新鮮感人的藝術力量。加以他善于從事實的切實認識中引申和概括出朴素的生活真理，因而能發人深思。《日本人的悲劇》一文從日本侵略軍的屠殺欺騙不能停止中國人民的反抗和他們的嚴酷控制無法制止內部的瓦解兩個方面，揭示了日本軍閥侵華的必然失敗的命運。《老百姓和軍隊》以大量事實的記述，反映了八路軍与人民群眾的密切關系，表明了群眾的發動和支持是人民戰爭胜利的根本原因。作者敘及自己由籠統地憎惡戰爭、軍隊，到明白正義戰爭的必要性和無比熱愛爭取解放的八路軍戰士，這個認識過程寫得新鮮、生動、具体，一個追求進步、探索真理的革命知識分子的激情溢于言表。在《七一五團和大青山》中，作者以崇敬的感情敘述和回憶了七一五團和它的干部戰士們，記述了他們建立和鞏固大青山根据地的斗爭事跡，繪出了許多轉戰敵后的英雄人物的風貌。《歌唱延安》報導了延安在毛主席，共產党領導下發生的巨大變化，特別突出地歌頌了延安的“自由的空气，寬大的空气，快活的空气”，真實地表達了革命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初到延安的新鮮感受和歷史性的喜悅感情。這類作品中，讀者仿佛可以触摸到字里行間躍動著的作者那顆“赤子之心”。 反映敵后抗日民主根据地生活和斗爭的作品數量還很多。報告集《八路軍七將領》的作者劉白羽、王余杞率領救亡流動演劇第一隊在八路軍總部等地演劇的過程中，謁見了朱德、任弼時、彭德怀、賀龍等八路軍將領，寫下了這部記述和贊美人民抗日領袖的報告。劉白羽的《游擊中間》包括《八個壯士》、《搶槍》等五篇報告，大多記述我北方游擊健儿英勇抗戰的事跡。丁玲的《一顆未出膛的槍彈》包括《警衛團生活一斑》等短篇報告，留下了八路軍指戰員在前線的風采。黃鋼的《我看見了八路軍》、《雨——陳賡的兵團是怎樣作戰的》兩篇報告文學，熱情地歌頌了艱苦抗日的人民軍隊，也贏得了社會的好評。此外，天虛的中篇報告《兩個俘虜》是八路軍改造日本戰俘的忠實記載，奚如的《陽明堡火戰》記述了振奮全國的八路軍火燒敵軍飛机場的戰斗，陳克寒的《八路軍學兵隊》描述了八路軍中一批知識分子學習軍隊生活的有趣經歷，舒群的《西線隨征記》記述了八路軍中男女軍事指揮員和政治工作者的艱苦卓絕的斗爭事跡。所有這些報告文學作品，都從不同的方面反映了根据地軍民嶄新的斗爭生活。 与報告文學一起被稱作“文學輕騎”的雜文、隨筆，雖然在抗戰初年不如通訊、報告那樣活躍，隨著形勢的發展也發揮了很大的戰斗作用。許多雜文作者繼承了左翼文藝運動以來雜文寫作的戰斗傳統，針砭時弊，揭露侵略者的殘暴与不義，揭露國統區現實的黑暗，歌頌進步的、革命的力量，展示了歷史發展的趨勢，為團結抗戰盡了歷史的責任。尤其在戰爭進入相持階段之后，無論在“孤島”的上海，還是在大后方的桂林、重慶，雜文的寫作一度曾出現頗為繁榮的局面。各個作者在藝術上也發揮了各自的特長，呈現出不同的風格。 在大后方，以桂林出的期刊《野草》，重慶《新華日報》的《新華副刊》，《新蜀報》的《蜀道》等為陣地，發表了大量雜文。《野草》由夏衍、宋云彬、聶紺弩、孟超、秦似等五人合編(第三卷第五期起由秦似個人編輯)，一九四芳年八月在桂林創刊，出至一九四三年六月第五卷第五期止，歷時三年，解放戰爭時期又在香港复刊，續出十一集，另有新集二本。這是一個專登雜文的小型刊物，每期文章篇幅短小，筆鋒犀利，不僅原來擅長雜文的作家為它寫稿，南社領袖柳亞子，國際問題專家胡愈之，還有郭沫若、茅盾、田漢等，也都經常向《野草》投寄雜文。刊物不僅動員了老作家，還培養了一批年輕的雜文作者，在反對法西斯、反對投降，在批判陶希圣、周作人、“戰國策”派方面，發表了較為集中、較有系統的文章，和《群眾》、《新華副刊》等相呼應，產生了相當廣泛的影響。刊物還出版了《野草叢書》，計初集十种，二集三种。 《野草》的重要作家之一是夏衍。夏衍這一時期寫有雜文兩冊，即《此時此地集》和《長途》，均收入《野草叢書》。作者擅長政論。自《救亡日報》內遷，由上海而廣州而桂林，夏衍一直主持筆政，寫了不少政論文章，同時又發表一些雜文和短評，《此時此地集》就是這類文章的結集。作者談的仍是政治，卻往往以個人的感受和經歷出之，所以能夠小中見大，不落窠臼。如《舊家的火葬》，對老家舊屋被游擊隊燒毀發表感想，暗示舊中國也有在炮火中求得新生的必要；《送綏靖公之辭》，是為英國首相張伯倫“在唐宁街十號的最后一次講話”而寫的，作者向“全世界的大眾”指出了這個“殘酷的歷史”和“深刻的教訓”。其它如《問題要分清楚》、《學英國》、《殘忍的根源》、《論“晚娘”作風》，或就一种現象，深挖社會根源，或据某個特征，分析內在因緣。至如《憶聶耳》、《少了一個說真話的人(悼孫寒冰)》、《悼念西苓》等篇，雖不過是對個人的哀悼和怀念，而即景生情，言之有物，又莫不和抗戰息息相關。《長途》分兩輯，第一輯為議論文字，收包括《于伶小論》、《論上海現階段的劇運》等文章十二篇，內容以關于戲劇方面為多；第二輯收通訊隨筆，計《長途》、《粵北的春天》、《廣州灣通訊》、《上海見聞別記》、《走險記》等五篇，全是旅途見聞，卻又為极難得的戰時風景畫，民族苦雄，歷歷在目。夏衍文筆澹遠蘊藉，識見深厚廣博，讀來如舊友重逢，西窗閒話，使人覺得娓娓動听，异常親切。在雜文中別樹一幟。 和夏衍一樣，同為《野草》重要作家，在這個時期內著重于雜文寫作的，為聶紺弩。聶紺弩用蕭今度、耳耶等筆名，為《野草》寫稿，每期一篇至兩三篇。他在這時除寫有散文集《沉吟》外，結集的雜文有《歷史的奧秘》、《蛇与塔》、《草醒記》等。前兩本均為《野草叢書》。《歷史的奧秘》內分四欄，共收文章十五篇。其中《歷史的奧秘》一篇，以比較手法，合論托洛茨基与汪精衛，對那些“借敵國的力量打擊祖國，剪除异己，削弱祖國對敵國的抵抗”的邪惡勢力，鞭撻嚴厲；特別是用擺事實、講道理的方法，批判了所謂“講和也是一种政治主張”的言論，作者指出：“古人說，賣箭的難道比賣盾牌的心眼儿坏些么？一個惟恐不傷人，一個惟恐傷人。這就不是是不是一种政治主張的問題，而是那政治主張對不對，以及能不能覺悟自己的政治主張或斗爭方式不對，就馬上懸崖勒馬，痛改前非的問題。”態度誠懇，說理透徹。這和另一篇《記周佛海》一樣，通過人物議論時事，主要是在給汪精衛、周佛海以外的人以教育。此外如《莎士比亞應該后悔》、《失掉南京得到無窮》，一看題目，已從詼諧中体現譏刺。作者行文恣肆，用筆酣鬯，反复駁難，淋漓盡致，恍如湖海波濤，讀來浩瀚跌宕，在雄辯中時時顯出俏皮。《蛇与塔》收雜文十三篇，其中《蛇与塔》一篇，談的是法海借雷峰塔鎮壓白蛇的故事，作者解釋書名時指出：“一面固然是因為里面有一篇文章，用的是這題目；一面也因為這題目，實在可概括這本書；……”(注：蛇与塔·題記)這是因為全書各篇文章，正如他稍后編的《女權論辯》一樣，談的都是婦女或者与婦女有關的問題。《早醒記》收《給鼠輩》、《擁護〈忠王李秀成〉》、《關于〈擁護忠王李秀成〉》、《知父莫若女》等長短文字十五篇，較多的是与人論辯商討的文章。其中兩篇涉及李秀成，第二篇即系与人通信討論，作者旁征博引，洋洋洒洒，批駁了自來“以太平天國為‘長毛’，以滿清為‘我大清’，而滿口‘曾文正’、‘左文襄’、‘胡文忠’”之類“不明是非，不知順逆，不辯邪正”的錯誤觀點，指出抗戰時期，大敵當前，最重要的是“我們的同胞的民族國家觀念”必須十分清楚，十分鮮明，因此為李秀成加上“忠王”稱號，使“是非善惡分明”，“是以正人心，息邪說，距波行，放淫詞”。這篇文章針砭時事，有為而發。其它如《早醒記》、《論封神榜》、《魔鬼的括弧》等篇，也有异曲同工之妙。 同時与夏衍、聶紺弩等主持《野草》，而在雜文寫作上取得丰碩成果的，尚有宋云彬、孟超、秦似等人。宋云彬于一九四芳年出版《破戒草》，四二年又在《野草叢書》中出了《骨鯁集》。作者在《破戒草》序文里說：“偶而得到某人變節或某公消极等消息，總是憤恨与感慨交并，想寫些短文來發泄一下；有時看到一些倒退与落后的現象，更是腐心切齒，覺得有話要說。”(注：《破戒草·序》)這就說明作者的雜文是不平則鳴，言之有物的。《破戒草》收《從學鮮卑俗講起》、《章太炎与魯迅》、《沒落了的策士》等雜文十四篇，《骨鯁集》分量更多一些，收《奴隸篇》、《讀史雜感》、《陶希圣目中的契丹政客》、《元佑党人碑》、《關于陶淵明》等雜文二十四篇。作者用筆謹飭，文字平易，引伸史乘，考訂周詳，聶紺駑論述他的雜文是：“常常是用心平气和、不動聲色、輕描淡寫、有時甚至与世無涉等外衣裹著，里面卻是火是刺。”(注：《早醒記·回信》)确是切中肯綮的評論。風格和宋云彬顯著不同的是孟超。孟超寫有《長夜集》、《未偃草》雜文兩本，他在談到雜文的時候說：“自己是以愛小草的心情，愛著雜文；但臨到自己筆底下寫起雜文來的時候，就不免雜草蓬生，毫無條理了，有許多朋友很友情的忠告過我，以為蔓藤似的常常不知牽扯到那里去了，有時且不免過分一些。”(注：《未偃草·題記》)這里包含著一點自謙的成分，但他的雜文寫起來确實是上下古今，海闊天空，筆意縱橫，浮想聯翩，例如《長夜集》里的《略談宋代的“奸臣”与“叛臣”》、《梁山伯与知識分子》、《焦大与屈原》，《未偃草》里的《略談文人作風与武人作風》、《“婢”与“夫人”》、《歷史的窗紙》等，都是构思奇突、文筆放恣之作。秦似著有《感覺的音響》一冊，收短文三十二篇，多為三十年代“花邊文學”的繼續。此外尚有林林的《崇高的憂郁》、歐陽凡海的《長年短輯》、何家槐的《冒煙集》等。 較《野草》稍早，在“孤島”上海，一九三九年就創辦了名為《魯迅風》的刊物，顧名思義，《魯迅風》雖非專登雜文的刊物，卻也發表了不少短小精悍的文字；此外如《奔流文藝叢刊》、《奔流新集》、《新文叢》、《述林》、《宇宙風》乙刊以及《文匯報》副刊《世紀風》、《譯報》副刊《大家談》、《爝火》，《導報》副刊《晨鐘》，《大美晚報》副刊《淺草》等，也都刊登雜文。作家們在較之國統區言論更不自由的困難環境中，紛紛以比較隱晦曲折的方式進行了戰斗，陸續出版的尚有以《魚藏》、《干將》、《莫邪》、《湛盧》等寶劍為名的《雜文叢刊》九集。巴人(王任叔)、唐濤、柯錄、周木齋等六人曾合出《邊鼓集》，以示為抗戰敲邊鼓助威之意。以后加上孔另境，又出七人合集《橫眉集》。雜文寫得最多的當推巴人，先后印有《生活·思索与學習》、《窄門集》和在國統區大后方出版的《邊風錄》，作者思想敏捷，風格潑刺；唐濤也寫有《投影集》、《短長書》和在大后方出版的《勞薪輯》。此外，孔另境出有《秋窗集》，北社并出有雜文叢書一套，收有周木齋《消長集》、柯靈《市樓獨唱》、列車《浪淘沙》等。 抗戰前期的抒情散文，相對來說不算發達。除本書有關章節中已經寫到的茅盾的《見聞雜記》、《時間的記錄》，陸蠡的《囚綠記》，何其芳的《星火集》等外，著名的還有巴金、李廣田的散文作品。 巴金在上海淪陷之初，曾以散文《控訴》(烽火小叢書之一)激動過許多青年。以后又寫了大量散文和隨筆，集結成集的有《夢与醉》、《無題》、《黑土》、《龍·虎·狗》、《廢園外》、《怀念》、《旅途通訊》、《旅途雜記》等。這些散文集有的寫敵机轟炸時的慘痛景況和戰亂中旅途的种种社會相的(如《無題》、《旅途通訊》等集)；有的抒寫作者寂寥落寞的情怀和對光明的繼續追求的(如《夢与醉》、《黑土》、《龍·虎·狗》、《廢園外》等集中的許多篇章)；有的是怀念為戰火阻隔的友人的(如《怀念》)。關于這些散文的共同特點。作者在《無題》的《前記》中說：“我從來不會將就題目做文章，過去所作雖然不免效法前輩在篇前也每每加一個標題，其實我只是信筆直書，隨便發抒個人淺見，且往往越出題目的限制，更沒有依照作文法規。”信筆直書，抒發個人情怀，使他的散文具有鮮明的形象性和真情實感。如《憶范兄》、《紀念憾翁》等篇，作者對自己過去友人的憶念，不是概念地訴說他們的品質和美德，而是將澎湃的感情熔鑄在憑借記憶和想象所展示的形象中，真切具体，感人至深。《龍》寫作者夢境中一個類似寓言的故事。通過夢中頑強地追求丰富充實的生命的“我”与同樣因追求有光彩的生命而被困泥潭許多万年的龍的對話和龍終于飛升的情節，表達了作者對實現光明前途的信念。通篇形象新穎、炫麗，感情濃烈。《傷害》一篇則質朴，深刻地表現了一個“黑臉小乞丐”的痛苦而麻木的精神境界。作者對這個小气丐多次的關怀和同情，喚醒了他的悲痛的感情，而實際上又不能改變他的處境。這無异于是對小乞丐感情上的折磨和傷害。在作者為自己的“過失”而悔恨時，使人們更深地激起對現實社會的痛恨。 李廣田抗戰時期出版了散文集《雀蓑記》、《圈外》和《回聲》。《雀蓑記》中寫于抗戰前夕的作品，制作精致，感情深沉，而人細讀。有的熔狀物、抒情、寫人于一爐，寫得峰回路轉，引人入胜，而又親切自然，不落痕跡，堪稱散文中的佳作。《圈外》集則記敘抗戰初期隨校撤退到大后方途中的流亡生活，作者在《序》中談到“從湖北鄖陽沿漢水而至漢中一段”的經歷時說：貧窮，“毒害，匪患，以及政治、教育、一般文化之不合理現象，每走一步都有令人踏入‘圈外’之感”；其中不少篇(如《警備》、《養雞的縣官》、《江邊夜話》等)都從側面真實反映了社會現實狀況。《回聲》集所收作于一九四一年前后的隨筆体散文，大多的抒寫一個艱辛地生活在大后方的愛國知識分子的“小小的悲歡”：他的寂寞，苦惱，与下層人民相濡以沫，以及對光明的不倦憧憬与追求；在懇切的自我解剖中，常常顯露出作者朴厚、誠實的性格。如《兩种念頭》于感歎團結抗戰局面“瞬息即逝”之余，提出了自己在國難當頭的時候，究竟“想工作得好一點”還是“想生活得好一點”這個嚴肅的問題。《禮物》一篇主張要為抗戰作貢獻，理應各盡所能地“現在就拿出”“哪怕是最微末的東西”，同樣顯示了作者腳踏實地、誠懇切實的態度。作者堅信我們古老的民族在抗戰中將“變得年青起來，強壯起來”(《民族的頷首》)。如果說這類作品有時境界還不免狹窄的話，那么，《一個畫家》結尾處“要為這時代留一些痕跡，為這時代盡一些力”那段意味深長的話語，已經預示了作者今后思想上的重要發展。這些散文風格依然朴素沉郁，但有時可能由于錘煉不夠，缺少戰前作品那种精致与厚實。 上述抗戰前期報告文學、雜文、抒情散文不完全平衡地發展的狀況，顯然有著時代的原因，与特定的現實環境密切相關。但從總的方向和主流來看，它們都繼承和發揚了“五四”、“左聯”以來進步文學的戰斗傳統。這些不同体式的作品應抗日戰爭錯綜复雜、尖銳劇烈的斗爭而產生，又緊密地為全民族團結抗日的斗爭服務。盡管上面提到的作家作品在思想內容和藝術形式的統一上成就不一，藝術風格各异，但他們都為抗日時期的文學畫廊增添了畫幅，作出了貢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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