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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二年五月，中國共產党中央在延安邀集文藝工作者舉行座談會。會議開始和結束時，毛澤東同志發表了著名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注：以下簡稱《講話》。本章中引文凡未加注的，均引自《講話》)，從而揭開了中國文藝運動史上新的篇章。 延安文藝座談會是在怎樣的歷史情況下召開的呢？毛澤東同志在《講話》中談到當時的歷史背景時說： 我們是馬克思主義者，馬克思主義叫我們看問題不要從抽象的定義出發，而要從客觀存在的事實出發，從分析這些事實中找出方針、政策和辦法來。我們現在討論文藝工作，也應該這樣做。 現在的事實是什么呢？事實就是：中國的已經進行了五年的抗日戰爭；全世界的反法西斯戰爭；中國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在抗日戰爭中的動搖和對于人民的高壓政策；“五四”以來的革命文藝運動——這個運動在二十三年中對于革命的偉大貢獻以及它的許多缺點；八路軍新四軍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在這些根据地里面大批文藝工作者和八路軍新四軍以及工人農民的結合；根据地的文藝工作者和國民党統治區的文藝工作者的環境和任務的區別；目前在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的文藝工作者已經發生的爭論問題。——這些就是實際存在的不可否認的事實，我們就要在這些事實的基礎上考慮我們的問題。 毛澤東同志在這里把當時的歷史事實概括為七個要點，簡明地闡述了國際國內的形勢和我國新文藝運動的歷史与現狀，准确地說明了《講話》產生的時代背景。 延安文藝座談會舉行的一九四二年前后，在世界和中國都是一個重要的歷史時期。一九四芳年，世界法西斯勢力猖獗，希特勒德國并吞了大半個歐洲，并同意大利和日本簽訂了軍事同盟，不斷擴大侵略戰爭，企圖重新瓜分世界。一九四一年六月，德國發動了侵蘇戰爭；十二月，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了太平洋戰爭。戰爭初期，法西斯陣線取得了軍事上的暫時优勢，使得整個國際形勢起了急劇的變化，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斗爭處于重要的歷史關頭。 日本帝國主義發動太平洋戰爭前后，妄想進一步滅亡中國，把中國變為它支援和擴大太平洋戰爭的后方基地，一方面繼續加緊對國民党政府的誘降活動，另一方面則集中百分之六十以上的侵華日軍和全部偽軍對解放區連續“掃蕩”，實行野蠻的“三光”政策。与此同時，代表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利益的蔣介石，与日寇沆瀣一气，狼狽為奸，在所謂“曲線救國”的口號下，采取“防共、限共、溶共”的反動政策，從消极抗日轉向積极反共，派遣几十万軍隊，配合日偽軍進攻、包圍和封鎖解放區，繼前一次反共高潮之后，又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變”。在日偽軍和蔣介石的聯合進攻之下，解放區的經濟、生產受到嚴重的破坏，“致使我党在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二年這兩年內處于极端因難的地位。”(注：《學習和時局》，《毛澤東選集》橫排本第3卷第896頁)值得注意的是，這個時期在我們党的學風、党風和文風中，還存在著許多不正的地方，存在著無產階級思想和非無產階級思想的相當尖銳的矛盾。遵義會議确立了毛澤東同志在党內的領導地位，但還沒有來得及對歷次錯誤路線特別是王明路線從思想上、理論上給予認真的清算。如果說，國內外敵人的兩面夾擊給我們造成物質生活方面的很大損失，那么，革命隊伍內部存在的這种矛盾，則使我們的精神生活方面出現了“相當嚴重”(注：《整頓党的作風》，《毛澤東選集》橫排本第3卷第769頁)的問題。“這是一個极其嚴重的矛盾，一個絕大的困難。”(注：《論軍隊生產自給，兼論整風和生產兩大運動的重要性》，《毛澤東選集》橫排本第3卷第1055—1056頁)這种情況表明，中國人民的革命斗爭，也處于一個重要的歷史關頭。 在這樣的歷史關頭，為使整個局勢朝著有利于人民的方面轉化，取得革命的不斷胜利，我党中央從客觀實際出發，分析形勢，抓住主要矛盾，決心以開展大生產運動和整風運動，作為克服困難的兩個決定性的“環子”。毛澤東同志說：“這兩個環子，如果不在适當的時机抓住它們，我們就無法抓住整個的革命鏈條，而我們的斗爭也就不能繼續前進。”(注：《論軍隊生產自給，兼論整風和生產兩大運動的重要性》，《毛澤東選集》橫排本第3卷第1055—1056頁)這樣，在一九四一年前后，解放區的部隊、机關、學校廣大干部群眾，積极響應党的“自己動手，丰衣足食”的號召，開展了轟轟烈烈、卓有成效的大生產運動，為我們戰胜日寇和國民党反動派的進攻，打下了雄厚的物質基礎。同時，從一九四一年五月起，毛澤東同志相繼發表了《改造我們的學習》、《整頓党的作風》、《反對党八股》等重要的著作，領導全党開展了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整風運動，使我党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組織上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統一，為我們堅持革命斗爭，取得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胜利，奠定了堅實的思想基礎。 中國共產党是一個久經考驗的布爾什維克化的党，但長期以來，由于教條主義和小資產階級思想的影響，党內曾經連續出現過“左”右傾机會主義的統治，給革命造成了重大損失。机會主義的“思想根源乃是主觀主義和形式主義，在第三次‘左’傾路線統治時期更特別突出地表現為教條主義”(注：《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毛澤東選集》橫排本第3卷第940頁，945—947頁)。他們的“理論”和實際脫离，領導和群眾脫离，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表現為“左”傾教條主義，在抗日戰爭時期又表現為右傾投降主義。這些都是小資產階級思想在党內的反映。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是一個小資產階級极其眾多的國家。抗戰以來，我党吸收了几十万新党員，其中大多數是農民及其他小資產階級出身的。他們是革命的動力之一，有著很可貴的革命積极性，愿意接受馬克思主義的教育，為人民的事業做出有益的貢獻。但是，他們也必然會把小資產階級思想帶進党內，滲入自己所從事的經濟、政治、軍事、文化等各方面的工作中去。小資產階級思想的主要表現是思想方法上的“主觀性和片面性”，政治傾向上的“左右搖擺”，組織生活上的“個人主義和宗派主義”(注：《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毛澤東選集》橫排本第3卷第940頁，945—947頁)。而在延安整風以前的這個特定歷史時期，它們又集中表現為學風中的主觀主義、党風中的宗派主義和文風中的党八股，与無產階級思想發生尖銳的對抗。為了清除這些影響，保護党的清洁的面貌和健全的肌体，順利進行偉大的革命斗爭，這就必須開展反對主觀主義以整頓學風，反對宗派主義以整頓党風，反對党八股以整頓文風的包括文藝界在內的整風運動，對全党進行一次普遍的馬克思列宁主義的教育。 一九四二年五月在延安舉行的文藝座談會，就是整風運動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延安的文藝隊伍是革命的，他們當中不少人曾同帝國主義、封建軍閥、國民党反動派進行過斗爭，并且遭受過反革命勢力的壓迫和摧殘。抗日戰爭爆發以后，他們從國統區來到延安和各個抗日民主根据地，怀著滿腔熱血，背負民族希望，有的隨軍深入敵后，有的參加西北戰地服務團來到農民和士兵中間，通過實際革命工作，初步實現了“和八路軍新四軍及工人農民的結合”，寫出了不少洋溢著革命熱情的好作品，達到了為抗日戰爭服務的目的。但是，由于我們的文藝工作者大都是出身于小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他們本身存在的固有弱點，使得革命文藝運動存在著一些始終沒有徹底解決的問題。到了适當的時机，這些問題便會明顯地暴露出來。正如毛澤東同志所說的，“到了根据地，并不是說就已經和根据地的人民群眾完全結合了”；“知識分子要和工人農民結合，要有一個互相認識的過程。這個過程可能而且一定會發生許多痛苦，許多磨擦”，必須經過長期的磨煉才能解決。盡管“抗戰期間，由于客觀實際的要求与文藝工作者們的熱情，很多人到前方去過，那也可以說成了一种運動。然而那時大家只有朦朧的為抗戰服務的觀念，缺乏明确地為工農兵并如何去為他們的認識，而且多半都不是真正投筆從戎，不過是到前方去收集材料，回來好寫自己的作品。”(注：何其芳：《改造自己，改造藝術》，《解放日報》1943年4月3日)此外，也還有少數文藝工作者雖然來到延安，卻從未走到工農兵中間去。這樣，到了抗日戰爭的相持階段，尤其是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二年，由于根据地物質生活的极端困難，教條主義的嚴重影響，就使他們在工作和生活上同工農群眾及其干部產生“磨擦”，在思想領域內跟無產階級發生矛盾，使文藝界“從外部從內部碰到一連串的問題”，出現了一系列复雜的現象和尖銳的斗爭。 這一時期，延安文藝界思想的某种混亂，文藝隊伍中小資產階級傾向的嚴重，主要表現在當時一部分文藝工作者用個人主義、极端民主、平均主義等小資產階級觀點來觀察無產階級革命隊伍和革命根据地的生活。他們适應不了嚴密的組織紀律，不習慣于革命的集中領導，抱怨艱苦的物質條件，夸大工作中的某些缺點，對延安的物質生活与精神生活，都表露了一定的不滿。他們有時忘記了“根据地的文藝工作者和國民党統治區的文藝工作者的環境和任務的區別”，認為“云霧不單盛產于重慶，這里也時常出現”，籠統地提出要“暴露”延安的“黑暗”，以致分不清敵我的界限，錯誤地用只能對付敵人的辦法來對付革命隊伍內部。正如毛澤東同志在談到諷刺和暴露時所說的，“有几种諷刺：有對付敵人的，有對付同盟者的，有對付自己隊伍的，態度各有不同。”如果是屬于敵我矛盾性質的，屬于“侵略者、剝削者、壓迫者及其在人民中所遺留的惡劣影響”的，這是必須暴露的真正的黑暗。如果是屬于人民內部的缺點和錯誤的，就“應當用人民內部的批評和自我批評來克服”。“對于人民，基本上是一個教育和提高他們的問題”，“不應該說是什么‘暴露人民’”。對于人民內部的錯誤和缺點的批評、諷刺，“必須是站在人民的立場上，用保護人民、教育人民的滿腔熱情來說話。如果把同志當敵人來對待，就是使自己站在敵人的立場上去了。”不注意區分不同矛盾甚至混淆敵我界限的結果，就會導致諷刺的亂用。當時延安街頭出現的牆報《輕騎隊》以及延安《解放日報》發表的某些雜文，程度不同地存在著這個問題。后來，《輕騎隊》編委向領導机關和文藝界負責人“征詢意見”時，朱德同志就提出了“嚴正的批評指責”(注：《〈輕騎隊〉將改變編輯方針》，《解放日報》1942年4月13日)。 在文藝創作方面，一九四一年前后延安文藝界同樣存在著不少問題。許多作家因為自己是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對工農兵“不熟，不懂，英雄無用武之地”，“只在知識分子的隊伍中找朋友，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研究和描寫知識分子上面”，這就造成了創作上的一种病態与偏頗。知識分子作為革命的同盟者，是文學藝術服務的對象，作家只要站在無產階級立場，正确反映他們在党教育培養下的成長過程，描寫他們的斗爭事跡和對革命事業的貢獻，是有積极的現實意義的。但當時的一些作家不是這樣，他們是站在小資產階級立場上，把自己的作品當作“小資產階級的自我表現來創作的”，他們“比較地注重研究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分析他們的心理，著重地表現他們，原諒并辯護他們的缺點。”周揚后來在回顧時，曾經對這种狀況作了較為具体的分析說明：“拿這一類作品來說，他們寫了些什么呢？寫得最多的，是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人物，這些人物正是和作者同一精神血緣的人們。這些人物忍受著生活和斗爭的磨煉，感到了自己和周圍現實的精神裂痕，即便是些微的裂痕也罷。他們喜愛幻想，追求溫暖，不耐寂寞，他們總覺得自己對，而且要強，卻又意識到自己的無力。作者描寫這些人物的時候，或也原是企圖輕輕鞭撻他們一下的，但由于自己和他們的精神血緣的關系，以及因而喚起的一种心理上的共鳴，就不禁對他們傾瀉了無限的同情，姑息了他們的短處，不知不覺反將責任推到新生活環境与革命的集体身上了。”(注：《王實味的文藝觀与我們的文藝觀》，《解放日報》1942年7月28日)有些作家雖然也描寫工農兵，表示愛工農兵，但由于對工農兵群眾“缺乏接近，缺乏了解，缺乏研究，缺乏知心朋友，不善于描寫他們”；有時則是為了“獵奇”，為了“裝飾自己的作品”，甚至是為了“追求其中落后的東西”。正如有的作家后來回憶當時情況所說：“我們很少考慮文藝如何為人民的問題。如果偶而想到這個問題，有一個辦法可以安慰自己：‘延安的人不愛看咱們的作品，沒關系，咱們在重慶、桂林還有知音，還有同行，咱們寫了，他們一定會看的’。”(注：嚴文井：《延安文藝座談會前后》，《新疆日報》1957年5月23日)這一時期的文學藝術教育，也存在著一些問題，最主要的是理論脫离實際。也就是毛澤東同志說的：“相當地或嚴重地輕視了普及和忽視了普及”，“不适當地太強強了提高”，或者“片面地孤立地強調提高”。由于對過去的文學作品未能較好地有分析地對待，“名著選讀”課中講《安娜·卡列尼娜》以后，“安娜成了女孩子們的偶像，有些女同學就學她穿黑色的衣服”(注：嚴文井：《延安文藝座談會前后》，《新疆日報》1957年5月23日)。這种脫离實際、片面強調提高的狀況，不只是一個學校教育上的問題，而是延安文藝界存在的比較普遍的現象。比如一些藝術和戲劇團体一度只演外國戲和古典戲；有的劇院雖也演出反映延安日常生活的戲，但內容大多表現“生活中的某些缺陷及某些意識的病態現象”(注：《解放日報》，1942年3月31日)，招致觀眾的不滿和批評。整個說來，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二年春天，延安文藝界反映抗日戰爭、反映根据地革命和建設的作品是很少的，作家思想感情的小資產階級傾向是嚴重的。 此外，宗派主義情緒在延安文藝界也還存在。“當時，魯迅藝術學院住了一批作家，延安文藝界抗敵協會也住了一批作家。兩邊各辦一個刊物。魯迅藝辦的刊物叫《草葉》(從惠特曼的詩集里來的)，延安文藝界抗敵協會辦的刊物叫《谷雨》(大概是從日歷上來的)，兩個刊物的名稱都很和平，可是兩邊作家的心里面卻不很和平。不知道為什么，又說不出彼此間有什么仇恨，可是看著對方總覺得不順眼，兩個刊物象兩個堡壘，雖然沒有經常激烈地開炮，但彼此卻都戒備著，兩邊的人互不往來。”(注：嚴文井：《延安文藝座談會前后》，載1957年5月23日《新疆日報》) 在這樣的情勢之下，王實味令人注目地發表了多篇文章，把革命根据地說得几乎漆黑一團，在一些方面公開宣揚“人性論”，顛倒文藝与政治的關系，把矛頭指向党的領導。整風期間，他寫了一篇《硬骨頭与軟骨病》的牆報稿，說什么“在這一斗爭中，我們首先必須檢查自己的骨頭，向自己發問：同志，你的骨頭有毛病沒有？你是不是對大人物(尤其是你的‘上司’)有話不敢說？要了解，軟骨頭本身就是一种邪气，我們必須有至大至剛的骨頭。”(注：轉引自張如心：《徹底粉碎王實味的托派理論及其反党活動》，《解放日報》，1942年6月17日)他把人的本質分為兩种：一种是政治上的人的本質；一种是人性上的人的本質，而這兩种本質是互相不聯系甚至是對立的。他把自己的骨頭分為兩种：一种是做人的骨頭，要由了解他的人和接触他的廣大群眾來鑒定；一种是党員政治上的骨頭，要由中央組織部來鑒定。据此，他提出了“硬骨頭”和“軟骨頭”的“理論”。他所謂的“硬骨頭”，是指那些不分青紅皂白、一味勇敢地反對“上司”、反對領導的人；至于那些自覺地遵守革命紀律，服從党的組織，維護革命利益的人，則被他譏諷為“軟骨頭”(注：參看張如心：《徹底粉碎王實味的托派理論及其反党活動》)。王實味的思想最集中地表現在他寫的《政治家·藝術家》(注：《谷雨》1卷4期，1942年3月15日)和《野百合花》(注：《解放日報》，1942年3月13日、23日)兩篇文章里面。在《政治家·藝術家》中，他首先把文藝与政治的關系机械地割裂開來，視為兩种互不相干的事物。他把文藝放在政治之上，把文藝家放在政治家之上，認為：文藝家“指示純洁和光明”，政治家“實現純洁和光明”；文藝家“更熱情更敏感”，而政治家“熟諳人情世故，精通手段方法，善能縱橫捭闔”，“除非真正偉大的政治家，總不免多少要為自己的名譽、地位、利益也使用它們，使革命受到損害”。因此，他鼓動藝術家槍口對內，揭露根据地的所謂“黑暗”，反對“有人以為革命藝術家只應‘槍口向外’”的說法。在《野百合花》中，他以延安某些領導同志愛听京戲和某些机關舉辦周末舞會為緣由，把整個延安夸大成“歌囀玉堂春，舞回金蓮步”的紙醉金迷、驕奢淫佚的世界；然后插敘使他“燃燒著最猛烈的熱愛与毒恨”的几件具体事情，點出文章主旨，好象延安的人們不僅早已忘卻了過去犧牲的革命者，而且也忘卻了“每一分鐘都有我們親愛的同志在血泊中倒下”的前線的火熱斗爭。他把根据地所有人們都在過著的沒有多少差別的艱苦生活，聳人听聞地稱為“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的“等級制度”；把延安實行的政治上的人民民主，歪曲成充滿黑暗專制、打擊報复的封建王國。在王實味筆下，延安似乎從“首長”、“大頭子”、“大人物”、“重要負責者”到“小頭子”、“科長”和“主任”等，“到處烏鴉一般黑”，只有“自私自利”，沒有“階級友愛”，領導者“間接助長黑暗，甚至直接制造黑暗”。由于《野百合花》內容上适合敵人的反共需要，故被國民党特務机關大量翻印宣傳。而在王實味知道這件事的時候，居然說：“我不說，他們(即國民党反共分子)也會說。”(注：轉引自范文瀾：《論王實味同志的思想意識》，《解放日報》1942年6月9日)這證明王實味已經滑到何等危險的地步！ “我們延安文藝界中存在著上述种种問題，這是說明一個什么事實呢？說明這樣一個事實，就是文藝界中還嚴重地存在著作風不正的東西”，說明“小資產階級出身的人們總是經過种种方法，也經過文學藝術的方法，頑強地表現他們自己，宣傳他們自己的主張，要求人們按照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面貌改造党，改造世界。”毛澤東同志特別強調地指出：“在這种情形下，我們的工作，就是要向他們大喝一聲，說：‘同志’們，你們那一套是不行的，無產階級是不能遷就你們的，依了你們，實際上就是依了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就有亡党亡國的危險。”為要促使革命運動更好地發展，文藝界就必須從思想上組織上認真的整頓一番。“而為要從組織上整頓，首先需要在思想上整頓，需要開展一個無產階級對非無產階級的思想斗爭”，“需要有一個切實的嚴肅的整風運動”。延安文藝座談會的召開，就使得正在開展的整風運動大大深入一步。 延安文藝座談會是在一九四二年五月二日開始，到五月二十三日結束的。參加會議的約有七、八十人(注：參加會議人數說法不一：一說“七、八十人”(秦燕生：《〈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前后文藝界的一些情況簡介》，《文物》雜志1972年5月號；又見金紫光：《幸福的回憶》，《北京文藝》，1977年第5期)；另一說“一百人左右”(何其芳：《毛澤東思想的陽光照耀著我們》，《文藝論叢》第1期))。座談會之前，毛澤東同志找文藝界的同志談話，詳細地詢問了文藝方面的許多情況，而后提出了一些問題，并且說：我們過去忙于打仗，現在文藝問題擺到我們面前來了，我們要研究文藝問題，過一陣我們還要研究邊區經濟問題呢！(注：參看劉白羽：《紅太陽頌》，《人民日報》，1976年12月25日)文藝界部分同志曾開過一個小會，毛澤東同志親自听取了這個會上一些思想情況的匯報。文藝座談會進行期間，他又找在中央机關工作的一些人員征求意見。經過周密的調查研究，才确定了他在文藝座談會上講話的內容(注：參看何其芳：《毛澤東思想的陽光照耀著我們》，《文藝論叢》第1期)。 文藝座談會的全体會議一共開了三次。第一次是在五月二日，毛澤東同志首先作了“引言”講話，說明開會的目的和要求，提出了文藝工作者的立場問題、態度問題、工作對象問題、工作問題和學習問題，動員大家暢所欲言，各抒己見。第二次是在五月八日(注：這次會議時間說法不一：一說“五月八日”(秦燕生《〈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前后文藝界的一些情況簡介》；又見金紫光：《幸福的回憶》)，一說“五月十六日”(何其芳：《毛澤東思想的陽光照耀著我們》，《文藝論叢》第1期)，進行大會討論，毛澤東同志出席，听大家發表意見，并把要點和問題記下來，有時也簡短地插几句話，把問題的討論引向深入。第三次是在五月二十三日下午，先是大會發言，再是朱德同志講話，最后毛澤東同志說：我們共產党人和他們的領導者，以后對于財政、經濟建設領域的問題，也要象這次對待文化、文藝思想領域的問題一樣，逐個地加以調查和研究，給以回答和解決。不然，領導的作用又表現在哪里呢？(注：參看黃鋼：《難忘的延安之夜》，《解放軍報》，1977年5月21日)接著，就以為群眾和如何為群眾兩個中心問題，分作五個方面，開始了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結論”部分的講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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