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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話淺論


  怎樣寫好電影劇本的對話,我回答不出,我沒有寫過電影劇本。僅就習寫話劇的一點經驗,和看電影的体會,來談談這個問題,供參考而已。
  在寫話劇對話的時候,我總期望能夠實現“話到人到”。這就是說,我要求自己始終把眼睛盯在人物的性格与生活上,以期開口就響,聞其聲知其人,三言五語就勾出一個人物形象的輪廓來。隨著劇情的發展,對話若能始終緊緊拴在人物的性格与生活上,人物的塑造便有了成功的希望。這樣,對話本身似乎也有了性格,既可避免“一道湯”的毛病,也不至于有事無人。張三的話不能移植到李四的口中來,他們各有個性,他們的話也各具特點。因此,對于我所熟識的人物,我的對話就寫得好一些。對于我不大了解的人物,對話就寫得很差。難處不在大家都說什么,而在于他們都怎么說。摸不到人物性格与生活的底,對話也就沒有底,說什么也難得精采。想啊,想啊,日夜在想張三和李四究竟是何等人物。一旦他們都像是我的老朋友了,他們就會說自己的話,張口就對,“話到人到”。反之,話到而人不到,對話就會軟弱無力。若是始終想不好,人物總是似有若無,搖搖擺擺,那就應該再去深入生活。
  一旦人物性格确定了,我們就較比容易想出他們的語聲、腔調,和習慣用哪些語匯了。于是,我們就可以出著聲儿去寫對話。是,我總是一面出著聲儿,念念有詞,一面落筆。比如說:我設想張三是個心眼爽直的胖子,我即假擬著他的寬嗓門,放炮似的說直話。同樣地,我設想李四是個尖嗓門的瘦子,專愛說刻薄話,挖苦人,我就提高了調門儿,細聲細气地繞著彎子找厲害話說。這一胖一瘦若是爭辯起來,胖子便越來越起急,話也就越短而有力。瘦子呢,調門儿大概會越來越高,話也越來越尖酸。說來說去,胖子是面紅耳赤,呼呼地喘气,而瘦子則臉上發白,話里添加了冷笑……。是的,我的對話并不比別人寫的高明,可是我的确是這么出著聲儿寫的,期望把話寫活了。寫完,我還要朗讀許多遍,進行修改。修改的時候,我是一人班,獨自分扮許多人物,手舞足蹈,忽男忽女。我知道,對話是要放在舞台上去說的,不能專憑寫在紙上便算完成了任務。劇作者給演員們預備下較好的對話,演員們才能更好地去發揮對話中的含蘊。
  我并不想在這里推銷我的辦法。創作方法,各有不同。我只想說明我的辦法對我有好處,所以愿意再多說几句:因為我動筆的時候,口中念念有詞,所以我連一個虛字,“了”、“啊”、“嗎”等等,都不輕易放過。我的耳朵監督著我的口。
  耳朵通不過的,我就得修改。話劇不是為叫大家听的么?
  還有:這個辦法可以叫我節省許多話語。一個“嘔!”或一個“啊?”有時候可以代替一兩句話。同樣,一句有力的話,可以代替好几句話。口与耳幫助了我的腦子實行語言節約。
  對于我不大熟識的人物,我沒法子扮演他。我就只好用詞藻去敷衍,掩飾自己的空虛。這樣寫出的對話,一念就使我臉紅!不由人物性格与生活出發,而專憑詞藻支持門面,必定成為“八股對話”。离開人物而孤立地去找對話,很少有成功的希望!
  我的辦法并沒有使我成為了不起的語言運用的藝術家。不過,它卻使我明白了語言必須全面地去運用。劇作者有責任去挖掘語言的全部奧秘,不但在思想性上要有“語不惊人死不休”的雄心,而且在語言之美上也不甘居詩人之下。在古代,中外的劇作者都講究寫詩劇。不管他們的創作成就如何,他們在語言上可的确下了极大的功夫。他們寫的是戲劇,也是詩篇。詩劇的時代已成過去,今天我們是用白話散文寫戲。但是,我們不該因此而草草了了,不去精益求精。
  所謂全面運用語言者,就是說在用語言表達思想感情的時候,不忘了語言的簡練,明确,生動,也不忘了語言的節奏,聲音等等方面。這并非說,我們的對話每句都該是詩,而是說在寫對話的時候,應該像作詩那么認真,那么苦心經營。比如說,一句話里有很高的思想,或很深的感情,而說的很笨,既無節奏,又無聲音之美,它就不能算作精美的戲劇語言。觀眾要求我們的話既有思想感情,又鏗鏘悅耳,既有深刻的含義,又有音樂性,既受到啟發,又得到藝術的享受。劇作者不該只滿足于把情節交代清楚了。假若是那樣,大家看看說明書也就夠了,何必一幕一幕地看戲呢?
  我絲毫沒有輕視思想性,而專重語言的意思。我是說,把語言寫好也是劇作者的責任之一,因為他是語言運用的藝術家。明乎此,我們才好說下去,不致發生誤會。
  好吧,讓我們說得更具体些吧:在漢語中,字分平仄。調動平仄,在我們的詩詞形式發展上起過不小的作用。我們今天既用散文寫戲,自然就容易忽略了這一端,只顧寫話,而忘了注意聲調之美。其實,即使是散文,平仄的排列也還該考究。是,“張三李四”好听,“張三王八”就不好听。前者是二平二仄,有起有落;后者是四字(接京音讀)皆平,缺乏揚抑。四個字尚且如此,那么連說几句就更該好好安排一下了。“張三去了,李四也去了,老王也去了,會開成了,”這樣一順邊的句子大概不如“張三、李四、老王都去參加,會開成了,”簡單好听。前者有一順邊的四個“了”,后者“加”是平聲,“了”是仄聲,揚抑有致。
  一注意到字音的安排,也就必然涉及字眼儿的選擇。字雖同義,而音聲不同,我們就須選用那個音義俱美的。對話是用在舞台上的,必須義既正确,音又好听。“警惕”、“留神”、“小心”等的意思不完全相同,而頗接近,我們須就全句的意思,和全句字音的安排,選擇一個最合适的。這樣,也會叫用字多些變化;重复使用同一字眼儿會使听眾感到語言貧乏。不朗讀自己的對話,往往不易發現這個毛病。
  書面上美好的字,不一定在口中也美好。我們必須為演員設想。“老李,說說,切莫冗長!”大概不如說“老李,說說,簡單點!”后者現成,容易說,容易懂,雖然“冗長”是書面上常用的字。
  有些人,包括演員,往往把一句話的最后部分念得不夠響亮。聲音一塌,台下便听不清楚。戲曲与曲藝有個好辦法,把下句的尾巴安上平聲字,如“打虎親兄弟,上陣父子兵”,如“人逢喜事精神爽,月到中秋分外光”等等。句尾用平聲字,如上面的“兵”与“光”,演員就必會念響,不易塌下去。因此,有時候,在句尾用“心細”就不如“細心”,“主意”不如“主張”。
  當然,我們沒法子給每句句尾都安上平聲字,而且也不該那樣;每句都翹起尾巴,便失去句与句之間平仄互相呼應的好處——如“今天你去,明天他來”。或“你叫他來,不如自己去”。“來”与“去”在尾句平仄互相呼應,相當好听。這就告訴了我們,把句子造短些,留下“气口”,是個好辦法。只要留好了气口儿,即使句子稍長,演員也不致把句尾念塌了。以“心齊,不怕人少;心不齊,人越多越亂。”這句說吧,共有十四個字,不算很短。可是,其中有三個气口儿,演員只要量准了這些气口儿,就能念得節奏分明,十分悅耳。盡管“少”与“亂”都是仄聲,也不會念塌了。反之,句子既長,又沒有气口儿,勢必念到下半句就垮下去。
  以上所言,不過是為說明我們應當如何從語言的各方面去考慮与調動,以期情文并茂,音義兼美。這些辦法并不是什么條規。
  假若這些辦法可以适用于話劇的對話,大概用于電影的對話里也無所不可吧?我覺得話劇的對話既須簡練,那么電影對話就更應如此。有聲電影里有歌唱,有音樂,還有許多別的聲響,若是對話冗長,沒結沒完,就會把琴聲笛韻什么的給擠掉,未免可惜。話劇的布景与服裝等無論如何出色,究竟是較比固定的,有限的。在電影里,一會儿春云含笑,嫩柳輕舞;一會儿又如花霜葉,秋色多嬌;千變万化,匯為詩篇。那么,話劇的對話應當美妙,電影中不就更該這樣么?在這圖畫、樂章、詩歌、戲劇交織成的作品里,對話若是糟糕啊,實在大煞風景!我們有責任用最簡練精美的對話配合上去,使整部片子處處詩情畫意,無懈可擊!
  從我看到的一些影片來說,它們的對話似乎還須更考究一些。有的片子里,正是那句簡單而具有關鍵性的句子恰好使我听不明白。原因何在呢?我想這不應完全歸罪于演員。句子原來就沒寫好,恐怕也是失敗的原因。在紙面上,那一句也許很不錯,可是字音的安排很欠妥當,像繞口令似的那么難說,誰也說不好!台詞須出著聲儿寫,也許有點道理。
  更多遇到的是:本來三言兩語就夠了,可是說上沒完,令人掃興。本來可以用一兩個字就能解決問題的,卻偏要多說。還有呢,對話既長,句子又沒板沒眼,气口儿不勻,于是后半句就叫演員“嚼”了,使人气悶。我們要全面地運用語言,因而須多方面去學習。比如說,在通俗韻文里,分上下句。我們的對話雖用散文,也可以運用此法。上下句的句尾若能平仄相應,上句的末字就能把下句“叫”出來,使人听著舒服、自然、生動。在适當的地方,我們甚至可以運用四六文的寫法,用點排偶,使較長的對話挺脫有力。比如說:在散文對話之中插上“你是心廣体胖,我是馬瘦毛長”之類的白話對仗,必能減少冗長無力之弊。為寫好對話,我們須向許多文体學習,取其精華,善為運用。舊体詩詞、四六文、通俗韻文、戲曲,都有值得學習之處。這可不是照抄,而是運用。
  是,是要善為運用!有一次,我听到電影中的一句歇后語。听過了半天,我才明白原來是一句逗笑的歇后語,要笑也來不及了。為什么這樣呢?原來是作者選用了一句最繞嘴的歇后語,難怪演員說不利落,失去效果。這就是作者不從多方面考慮,而一心一意只想用上這么一句。結果,失敗了!不要孤立地去斷定哪句話是非用不可的!要“統籌全局”,從多方面考慮。
  總之,對話在電影中,不但要起交代情節的作用,而且要負起塑造人物的責任,“話到人到”。在語言上,必須全面運用,不但使觀眾听得明白,而且得到語言藝術的享受,從而熱愛我們的語言。寫對話的時候,我們有責任為演員与觀眾設想。在全面運用上,我只提到字音等問題,也沒有講透徹,至于如何使語言簡練,用字如何現成等等,就不多說了。再聲明一下,我的辦法不是條規,僅供參考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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