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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三個都不想作英雄。年歲，知識，理想，都不許他們還沉醉在《武松打虎》或《單刀赴會》那些故事中；有那么一個時期，他們的确被這种故事迷住過；現在一想起來，便使他們特別的冷淡，几乎要否認這是自己的經驗，就好似想起幼年曾經偷過媽媽一毛錢那樣。 他們三個都不想作漢奸。年歲，知識，理想，都不許他們隨便的跪在任何人的面前。 可是，他們困在了亡城之中。在作英雄与漢奸之間，只還有一個縫子留給他們——把忠与奸全放在一邊，低首去作行尸走肉：照常的吃喝，到极難堪的時節可以喝兩杯酒，醉了就蒙頭大睡。這很省事，而且還近乎明哲保身。 是的，鑽到這縫隙中去，的确是沒辦法中的辦法。論力气，三個人湊在一起，不過只能搬起一塊石頭來。就說能把塊石頭拋出去，而恰好能碰死一個敵人，有什么用處呢？三個人絕對抵不了成群的坦克車与重炮。論心路，三個人即使能計划出救亡綱要來，而刺刀与手槍時刻的在他們的肋旁；捆赴行刑場去的囚徒是無法用知識自救的。簡直無法可想。王文義是三個中最強壯的一個。差一年就在大學畢業了；敵人的炮火打碎他的生命的好夢。假若他愿意等著文憑与學士的頭銜，他便須先承認自己是亡國奴。奴才學士容或有留學東洋的机會，當他把祖宗与民族都忘記了的時候。他把牆上的一面小鏡打得粉碎，鏡中那對大而亮的眼，那個寬大的腦門，那個高直的鼻子，永將不能被自己再看見，直到國土收复了的一天。忘了祖國与民族？且先忘了自己吧！被暴力征服的人怎能算作人呢？他不想作個英雄，可是只有犧牲了自己才算是認識了這時代給予的責任。這時代意義只能用血去說明。 他把范明力和吳聰找了來，兩個都是他的同年級而不同學系的學友。范明力的体格比不上王文義，可也不算怎樣的弱。眼睛不大水靈，嘴唇很厚，老老實實的象個中年的教師似的。吳聰很瘦，黃黃的臉，窄胸，似乎有點肺病；眼睛可很有神，嗓音很大，又使人不忍得說他有病。他的神气比他的身体活潑得多。 “有了辦法沒有？”王文義并沒有預備下得到什么滿意的回答的希望。反之，他卻是想說出他的決定。 范明力把眼皮搭拉下去，嘴角微微往上兜著，作為不便說什么的表示。 “我們逃吧？”吳聰試著步儿說，語聲不象往日那么高大，似乎是被羞愧給管束住。 “逃？”王文義低聲的問，而后待了半天才搖了搖頭：“不，不能逃！逃到哪里去？為什么逃？難道這里不是我們的土地？”“我也這么問過自己，”吳聰的語聲高了些，“我并不一定要逃。我是這么想：咱們死在這里太可惜，而且并沒有什么好處。” “是的，我們是受過高等教育的，可惜；三個人的力量太小，無益。”王文義點著頭說。忽然，他立了起來，提高了語聲象個演說家想到了些激烈的話似的：“可是，亡國奴是沒有等級的，一個大學生和一個洋車夫沒有絲毫的分別，再從反面來說不愿作亡國奴的也沒有等級，命都是一樣的，血，沒有高低；在為國犧牲上，誰的血洒在地上都是同樣的有价值。愛國不愛國，一半是決定于知識，一半是決定于情感。在為民族生存而決斗的時候，我們若是壓制著情緒，我們的知識便成了專為自私自利的工具。保護住自己，在這時候，便沒有了羞恥。站在斗爭的外邊，我們便失了民族的同情与共感。去犧牲，絕不僅是為作英雄；死是我們每個人應盡的義務，不是什么特別的光榮。想偷生的人說死最容易，決定去犧牲的人知道死的价值。我不逃，我要在這里死。死的价值不因成就的大小，而是由死的意志与原因，去定重輕。”“我明白了你的意思！”范明力的厚嘴唇好象是很吃力的樣子掀動著。“死不為是急速結束這一生，而是把一點不死的精神傳延下去。” “我再說，”王文義的寬腦門上漲出些紅亮的光：“我不是什么英雄主義，而是老實的盡國民的責任。英雄主義者是乘机會彰顯自己，盡責的是和同胞們死在一塊，埋在一塊，連塊墓碑也沒有。” “好吧，”吳聰把窄胸挺起來，“說你的辦法吧！我愿意陪伴著你們去死！” “我們先立誓！” 吳范二人也都立起來。 “吳聰，范明力，王文義，愿為國家而死，爭取民族的永遠獨立自由；我三人的身体与姓名將一齊毀滅，而精神与正義和平永在人間！” “永在人間！”吳范一齊應聲。 一种純洁的微笑散布在他們的臉上，他們覺得死最甜蜜，犧牲是最崇高的美麗，全身的血好象花蜜似的漾溢著芬香。他們心平气和的商議著實際的辦法。最難決定的——死——已被決定了，他們用不著再激昂慷慨的呼喊，而須把最高的智慧拿出來，用智慧配合著勇敢，走到那永遠光明的路上去。他們耳中仿佛听到了微妙的神圣的呼召，所以不慌不怕；他們的言語中有些最美妙的律動。象是回應著那呼召，而從心弦上顫出民族复興的神樂。 *** 在驢儿胡同的口上，無論冬夏老坐著一個老婆婆。灰塵仿佛沒有扑落過來的膽气，她老是那么干淨。窮困沒有能征服了她，她那隨著年紀而下陷的眼中，永遠深藏著一些和悅親善的光，無選擇的露給一切的人。她的職業是給窮人們縫補縫補破鞋爛襪子；眼還沒有花，可是手總發顫，作不來細活計了。她的副業是給一切過路人一點笑意，和替男女小學生們，洋車夫們，記著誰誰剛才往南去了，或誰誰今天并沒有從這里經過，而是昨天太陽偏西的時候向北去了。這個副業是純粹義務的，唯一的報酬是老少男女都呼她“好媽媽”。有人說，她本是姓“郝”的。 城陷后，胡同口上好几天沒有好媽媽的影儿。大家似乎沒理到這件事，因為大家也都沒敢出來呀；即使大著膽出來，誰還顧得注意她：國土已丟失，一位老媽媽的存亡有什么可惊异的呢？ 可是，她到底又坐在那里了。一切還是那樣，但她不能再笑臉迎人。還是那樣的一切中卻多了一些什么：她所認識的旗子改了顏色，她所認識的人還作著他們的事，拉車的拉車，賣菜的賣菜，可是臉上帶著一層羞愧。她几乎不敢再招呼他們。那些男女小學生都不上學了，低著頭走來走去，連義勇軍進行曲也不再唱。大街上依然有車有馬，但是老有些出喪的味儿，雖在陽光之下，而顯著悲苦慘淡。 活了六十多歲，她經過多少變亂，受過多少困苦，可是哪一次也不象這次這么使她感到憤恨，憤恨壓住了她的和悅，象夢中把手壓在了胸上那么難過。她看見了成群的坦克車在馬路上跑，結陣的飛机在空中飛旋，整車的我們青年男女捆往敵營去吃槍彈，大批的我們三四十歲的壯漢被鎖了去……這些都不足引起她的恨怒，假如這些事底下沒有“日本”這兩個字。活了六十多年了，她不怀恨任何人，除了日本。她不識字，沒有超過吃喝嫁娶穿衣住房的知識，不曉得國家大事，可是她知道恨日本。日本一向是在人們的口中，在她的耳邊，在她的心里，久已湊成一塊病似的那么可恨。沒有理由，沒有解釋，她恨日本。只有恨日本，她仿佛渺茫的才覺得她還知道好歹，不是個只顧一日三餐的畜生。現在，滿天飛的，遍地跑的，殺人的，放火的，都是日本，而日本這兩個字已經不許她高聲的說出，只能從齒縫唇邊擠擦出來。象牛羊在走向屠場時會淚落那樣，她直覺的感到不平与不安。 最使她不痛快的，是馬路那邊站崗的那個兵。她對誰都想和善，可是對這個兵不能笑著點點頭。他的長刺刀老在槍上安著，在秋陽下閃著白亮亮的冷光，他的腳是那么寬，那么重，好象唯恐怕那塊地會跑開似的死力的踩著。那是“咱們”的地；好媽媽不懂得別的，那塊地是誰的她可知道的很清楚，象白布上一個紅團不是中國旗那樣清楚。她簡直不敢再往馬路那邊看。可是不看還無濟于事，那白亮亮的刺刀，寬重的腳，時時在她的心中發光，踩壓。 她慢慢覺出點奇怪來：為什么咱們不去揍他呢？揍人，是她一向反對的事，可是現在她覺得揍那個兵，日本兵，是應當的。揍，大家不但不去揍他，反倒躲著他走呀！咱們的那些壯小伙子簡直沒有心胸，沒有志气，沒有人味儿！假若她有個儿子，要去揍對面的那個兵，她必定是樂意的，即使母子都為這個而砍了頭，也是痛快的。 她不愿再坐在那里，但又舍不得离開：万一在她离開的那會儿，有人來揍那個不順眼的東西呢！她在那里坐得更久了，那個東西仿佛吸住了她。他簡直象個臭虫，可恨，又使她愿意碰見——多嘴才有人來用手指抹死他呢！她血液中流著的那點民族的生命力量，心中深藏著的那點民族自由自立的根性，或者使她這樣憤怒，這樣希望。殺了這個兵有什么用處？她不知道，也不想去思索。她只覺得有他在那里是种羞辱，而羞辱必須洗掃了去。正象個小姑娘到時候就懂得害羞，這位老婆婆為著民族与國土——雖然連這倆名詞都不會說——而害羞。凡是能來殺或打這個兵的，她便應當呼之為——容或她會說這個——英雄。她的心目中的英雄不必是什么紅胡子藍靛臉的人物，而是街上來來往往的那些男子，只要他敢去收拾那個兵。在她的心中，在王文義的心中，在一切有血性的人的心中，雖然知識与字匯不同，可是在這時節都會唱出与這差不多的歌來：“國土的乳汁在每個人血中，一樣的熱烈，一樣的鮮紅；每個人愛他的國土如愛慈母，民族的搖籃，民族的墳墓。 驅出國境，慘于斬首；在國土上為奴，終身顫抖，是靈魂受著凌遲， 啊，靈魂受著凌遲！” 等著，等著那英雄，那平凡而知道盡責任的英雄。啊，那兵又換班了，一來一去，都是那么凶惡。啊，大隊從南向北而去了，刺刀如林，閃亮了全街。啊，飛机又在頭上了，血紅的圓光在兩翅上，污辱著青天。我們的英雄啊，怎么還不來？還不來？老媽媽的盼禱，也就是全民族的呼聲吧？ 老媽媽等了許多天，還沒把那英雄等來。可是她并不灰心，反倒加緊的盼望，逢人便低聲的打听：“咱們怎樣了呢？”那洋車夫与作小買賣的之中也有會看報的，說給她一些消息。可是那些消息都是日本人制造出來的，不是攻下這里，便是打到某處。那些地名是好媽媽一向沒听到過的，但是听過之后，她仿佛有些領悟：“咱們的地真大！”同時，她就更盼望那件事的實現：“咱們怎不過去打他呢？哪怕是先打死一個呢？”她的針尖順著拉線的便利，指了指馬路那邊。“好媽媽，你可小心點！”人們警告她。她揉揉老眼，低聲的說：“他不懂我們的話，他是鬼子！” 好消息來了！拉車的王二拿著雙由垃圾堆上拾來的襪子，請好媽媽給收拾一下。蹲在她旁邊，他偷偷說：“好媽媽，今天早上我拉車到東城，走到四牌樓就過不去了，鬼子兵把住了街道，不准車馬過去。听說我們兩個小伙子，把他們的一車炸彈全燒完，還打死他們五六個兵！”王二把挑起的大指急忙收在袖口中，眼瞭了馬路那邊一下，剛碰到刺刀的光亮就收了回來。“倆小伙子都沒拿住，”他的聲音更低了些，可是更有力了些。“吃過飯，我又繞回去，那里還不准過人呢！听說那倆小伙子是跑進一家小肉舖去，跑進去就沒影儿啦。好媽媽，你看肉舖的人也真有膽子，敢把倆小伙子放走！我們有骨頭的，好媽媽？” 好媽媽几天沒用過的笑容，由心中跳到臉上。“要是有人敢打那邊的那個東西，我就也敢幫忙，你信不信？”“我怎么不信？我要有槍，我就敢過去！好媽媽你別忙，慢慢的咱們都把他們收拾了！有了一個不怕死的，接著就有十個，一百個，一千個，是不是，對不對？”王二十分困難的把語聲始終放低。“你看，魚市上木盆里養著鱔魚，必須放上一兩條泥鰍。鱔魚懶得動，日久就臭了。泥鰍愛動，弄得鱔魚也得伸伸腰。我就管那倆小伙子比作我們的泥鰍，他們一動，大家伙儿都得動。好媽媽？” “誰說不是！我在這儿等著，說不定明天就有人來打他，”隨著“他”字，好媽媽的針又向外指了指。“他要是倒在那儿，我死了也痛快！我不能教小鬼子管著！” 第二天，好媽媽來得特別的早，在遇上熟人之前，已把笑容遞給了紅紅的朝陽。 可是一直到過午，并沒有動靜。“早晚是要來的！”她自言自語的說。 都快到收活的時候了，來了個面生的小伙子，大眼睛，寬腦門，高鼻子。他不象個窮人，可是手中拿著雙破襪子。好媽媽剛要拿針，那個小伙子攔住了她。“明天我來取吧，不忙，天快黑了。回家嗎？一塊儿走？來，我給拿著小筐！”一同進了驢儿胡同，少年低聲的問：“這條胡同里有穿堂門沒有？” 好媽媽搖搖頭，而后細細的端詳著他。看了半天，她微微一笑：“我知道你！” “怎么？”少年的眼亮得怪可怕。 “你是好人！”好媽媽點頭贊歎。“我告訴你，這里路南的第十個門，有個后門，可是沒法打穿堂儿，那是人家的住宅呀。” 少年沒有言語。好媽媽慢慢的想出來：“行！我要准知道你什么時候來，我可以托咐倒髒土的李五給你們開開門。” 少年還沒有言語。 “你的心，我的心，都是一樣！”老媽媽抬頭望了望他。“什么意思？” “我說不明白！”好媽媽笑了。“你是念書的人吧？”青年點了點頭。 “那你就該懂得我的話。”好媽媽的臉上忽然非常的嚴肅起來：“告訴我，你明天什么時候來？我不會賣了你！”“我明天早晨八點來！” “就是賣杏茶的周四過來的時候？” “好！賣杏茶的過來，那個門得開開！” “就是！” “你知道我要干什么？” “知道！” “啊？” “知道！你的心，我的心，都是一樣！” 次日，好媽媽早早就到了。她坐了好象一年的樣子，才听到周四尖銳的嗓音漸漸由遠而近：“杏儿——茶喲。”好媽媽的手哆嗦起來，眼睛釘住那邊的刺刀尖——一個小白星似的。“杏儿——茶喲。”周四就快到她面前了，她的眼几乎不能轉動，象黏在了刺刀尖上。忽然，直象一條黑影儿，由便道上閃到馬路邊的一棵柳樹后，緊跟著，槍響了，一聲兩聲。那個兵倒在了地上。南邊北邊響了警笛。那條黑影閃進了驢儿胡同。倒在地上的兵立了起來，赶過馬路這邊。南邊北邊的“崗”，也都赶到，象作戰的螞蟻似的，匆忙的過了句話，都赶進胡同中去。好媽媽停止了呼吸。等了許久許久，那些兵全回來了，沒有那個少年，她喘了口气，哆嗦著拿起那雙襪子來，頭也不愿再抬一抬。 也就是剛四點鐘吧，她想收活回家，她的心里堵得慌，正在這么想，取襪子的來了！她几乎不肯相信自己的眼睛！楞了一會儿，她把襪子遞給他。他蹲在一旁，看著襪子，低聲的問：“早晨我打死他沒有。” 好媽媽微微一搖頭。“他裝死儿呢，一會儿就爬起來了。”“嘔！下回得用炸彈！”他一邊說著，一邊掏出一塊錢的票子來：“媽媽和李五分吧。” “留著用吧，我不要！”好媽媽擺了擺手。“你要是有槍啊，給王二一支，他也愿意干。” “有的是人，媽媽！” “你姓什么呢？” “暫時沒有姓名，”少年立起來，把襪子和錢票都塞在衣袋里，想了想：“啊，也許永久沒有姓名！再見，媽媽！”“哎，下回來，打准一點！”好媽媽的心里又不堵得慌了。 ＊＊＊ 他們三個又坐在一處，互相報告著工作，并且計划著以后的辦法。 范明力的厚嘴唇仿佛更厚了些，增加了沉默剛毅的神气。吳聰的窄胸似乎已裝不下那些熱气，挺著細脖，張著點嘴，象打鳴的雞似的。他——不象范明力——有點按不住他的得意，越想兩三日來的成績越高興。王文義不得意，也不失望，而是客觀的批判著： “咱們的成功与失敗都沒關系，唯一的好處是把未死的人心給激動起來了。咱們的心，大家的心，都并差不很多。我們只是作了應該作的事，至多也不過是先走了一步而已。好吧，我們商量明天的事；就熱打鐵，教這座城必定變成敵人的墳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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