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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然,第二天早上,二哥福海攙著大舅媽,聲勢浩大地來到。他們從哪里得到的消息,至今還是個疑問。不管怎樣吧,大舅媽是非來不可的。按照那年月的規矩,姑奶奶作月子,須由娘家的人來服侍。這證明姑娘的确是賠錢貨,不但出閣的時候須由娘家賠送四季衣服、金銀首飾,乃至箱柜桌椅,和雞毛撣子;而且在生儿養女的時節,娘家還須派人來服勞役。
  大舅媽的身量小,咳嗽的聲音可很洪亮。一到冬天,她就犯喘,咳嗽上沒完。咳嗽稍停,她就拿起水煙袋咕嚕一陣,預備再咳嗽。她還离我家有半里地,二姐就惊喜地告訴母親:大舅媽來了!大舅媽來了!母親明知娘家嫂子除了咳嗽之外,并沒有任何長處,可還是微笑了一下。大嫂冒著風寒,頭一個來賀喜,實在足以證明娘家人對她的重視,嫁出的女儿并不是潑出去的水。母親的嘴唇動了動。二姐沒听見什么,可是急忙跑出去迎接舅媽。
  二哥福海和二姐耐心地攙著老太太,從街門到院里走了大約二十多分鐘。二姐還一手攙著舅媽,一手給她捶背。因此,二姐沒法儿接過二哥手里提的水煙袋、食盒(里面裝著紅糖与雞蛋),和蒲包儿(內裝破邊的桂花“缸爐”与槽子糕)。好容易喘過一口气來,大舅媽嘟囔了兩句。二哥把手中的盒子与蒲包交給了二姐,而后攙著媽媽去拜訪我姑母。不管喘得怎么難過,舅媽也忘不了應當先去看誰。可是也留著神,把食品交給我二姐,省得叫我姑母給扣下。姑母并不缺嘴,但是看見盒子与蒲包,總覺得歸她收下才合理。大舅媽的訪問純粹是一种外交禮節,只須叫聲老姐姐,而后咳嗽一陣,就可以交代過去了。姑母對大舅媽本可以似有若無地笑那么一下就行了,可是因為有二哥在旁,她不能不表示歡迎。
  在親友中,二哥福海到處受歡迎。他長得短小精悍,既壯實又秀气,漂亮又老成,圓圓的白淨子臉,雙眼皮,大眼睛。他還沒開口,別人就預備好听兩句俏皮而頗有道理的話。及至一開口,他的眼光四射,滿面春風,話的确俏皮,而不傷人;頗有道理,而不老气橫秋。他的腦門以上總是青青的,象年畫上胖娃娃的青頭皮那么清鮮,后面梳著不松不緊的大辮子,既穩重又飄洒。他請安請得最好看:先看准了人,而后俯首急行兩步,到了人家的身前,雙手扶膝,前腿實,后腿虛,一趨一停,畢恭畢敬。安到話到,親切誠摯地叫出來:“二嬸儿,您好!”而后,從容收腿,挺腰斂胸,雙臂垂直,兩手向后稍攏,兩腳并齊“打橫儿”。這樣的一個安,叫每個接受敬禮的老太太都哈腰儿還禮,并且暗中贊歎:我的儿子要能夠這樣懂得規矩,有多么好啊!
  他請安好看,坐著好看,走道儿好看,騎馬好看,隨便給孩子們擺個金雞獨立,或騎馬蹲襠式就特別好看。他是熟透了的旗人,既沒忘記二百多年來的騎馬射箭的鍛煉,又吸收了漢族、蒙族和回族的文化。論學習,他文武雙全;論文化,他是“滿漢全席”。他會騎馬射箭,會唱几段(只是几段)單弦牌子曲,會唱几句(只是几句)汪派的《文昭關》,會看點風水,會批八字儿。他知道怎么養鴿子,養鳥,養騾子与金魚。可是他既不養鴿子、鳥,也不養騾子与金魚。他有許多正事要作,如代親友們去看棺材,或介紹個廚師傅等等,無暇養那些小玩藝儿。大姐夫雖然自居內行,養著鴿子,或架著大鷹,可是每逢遇見福海二哥,他就甘拜下風,頗有意把他的滿天飛的元寶都廉价賣出去。福海二哥也精于賭錢,牌九、押寶、抽簽子、擲骰子、斗十胡、踢球、“打老打小”,他都會。但是,他不賭。只有在老太太們想玩十胡而湊不上手的時候,他才逢場作戲,陪陪她們。他既不多輸,也不多贏。若是贏了几百錢,他便買些糖豆大酸棗什么的分給儿童們。
  他這個熟透了的旗人其實也就是半個、甚至于是三分之一的旗人。這可与血統沒有什么關系。以語言來說,他只會一點點滿文,談話,寫點什么,他都運用漢語。他不會吟詩作賦,也沒學過作八股或策論,可是只要一想到文藝,如編個岔曲,寫副春聯,他總是用漢文去思索,一回也沒考慮過可否試用滿文。當他看到滿、漢文并用的匾額或碑碣,他總是砍賞上面的漢字的秀麗或剛勁,而對旁邊的滿字便只用眼角照顧一下,敬而遠之。至于北京話呀,他說的是那么漂亮,以至使人認為他是這种高貴語言的創造者。即使這与歷史不大相合,至少他也應該分享“京腔”創作者的一份儿榮譽。是的,他的前輩們不但把一些滿文詞儿收納在漢語之中,而且創造了一种輕脆快當的腔調;到了他這一輩,這腔調有時候過于輕脆快當,以至有時候使外鄉人听不大清楚。
  可是,惊人之筆是在這里:他是個油漆匠!我的大舅是三品亮藍頂子的參領,而儿子居然學過油漆彩畫,誰能說他不是半個旗人呢?我大姐的婚事是我大舅給作的媒人。大姐婆婆是子爵的女儿、佐領的太太,按理說她絕對不會要個旗兵的女儿作儿媳婦,不管我大姐長的怎么俊秀,手腳怎么利落。大舅的亮藍頂子起了作用。大姐的公公不過是四品呀。在大姐結婚的那天,大舅親自出馬作送親老爺,并且約來另一位亮藍頂子的,和兩位紅頂子的,二藍二紅,都戴花翎,組成了出色的送親隊伍。而大姐的婆婆呢,本來可以約請四位紅頂子的來迎親,可是她以為我們絕對沒有能力組織個強大的隊伍,所以只邀來四位五品官儿,省得把我們都嚇坏了。結果,我們取得了絕對壓倒的优勢,大快人心!受了這個打擊,大姐婆婆才不能不管我母親叫親家太太,而姑母也乘胜追擊,鄭重聲明:她的丈夫(可能是漢人!)也作過二品官!
  大姐后來囑咐過我,別對她婆婆說,二哥福海是拜過師的油漆匠。是的,若是當初大姐婆婆知道二哥的底細,大舅作媒能否成功便大有問題了,雖然他的失敗也不見得對大姐有什么不利。
  二哥有遠見,所以才去學手藝。按照我們的佐領制度,旗人是沒有什么自由的,不准隨便离開本旗,隨便出京;盡管可以去學手藝,可是難免受人家的輕視。他應該去當兵,騎馬射箭,保衛大清皇朝。可是,旗族人口越來越多,而旗兵的數目是有定額的。于是,老大老二也許補上缺,吃上錢糧,而老三老四就只好賦閒。這樣,一家子若有几個白丁,生活就不能不越來越困難。這种制度曾經掃南蕩北,打下天下;這种制度可也逐漸使旗人失去自由,失去自信,還有多少人終身失業。
  同時,吃空頭錢糧的在在皆是,又使等待補缺的青年失去有缺即補的机會。我姑母,一位寡婦,不是吃著好几份儿錢糧么?
  我三舅有五個儿子,都虎頭虎腦的,可都沒有補上缺。可是,他們住在郊外,山高皇帝遠。于是這五虎將就种地的种地,學手藝的學手藝,日子過得很不錯。福海二哥大概是從這里得到了啟發,決定自己也去學一門手藝。二哥也看得很清楚:他的大哥已補上了缺,每月領四兩銀子;那么他自己能否也當上旗兵,就頗成問題。以他的聰明能力而當一輩子白丁,甚至連個老婆也娶不上,可怎么好呢?他的确有本領,騎術箭法都很出色。可是,他的本領只足以叫他去作槍手,替崇家的小羅鍋,或明家的小瘸子去箭中紅心,得到錢糧。是呀,就是這么一回事:他自己有本領,而補不上缺,小羅鍋与小瘸子肯花錢運動,就能通過槍手而當兵吃餉!二哥在得一雙青緞靴子或几兩銀子的報酬而外,還看明白:怪不得英法聯軍直入公堂地打進北京,燒了圓明園!憑吃几份儿餉銀的寡婦、小羅鍋、小瘸子,和象大姐公公那樣的佐領、象大姐夫那樣的驍騎校,怎么能擋得住敵兵呢!他決定去學手藝!是的,歷史發展到一定的階段,總會有人,象二哥,多看出一兩步棋的。
  大哥不幸一病不起,福海二哥才有机會補上了缺。于是,到該上班的時候他就去上班,沒事的時候就去作點油漆活儿,兩不耽誤。老親舊友們之中,有的要漆一漆壽材,有的要油飾兩間屋子以備娶親,就都來找他。他會替他們省工省料,而且活儿作得細致。
  當二哥作活儿的時候,他似乎忘了他是參領的儿子,吃著錢糧的旗兵。他的工作服,他的認真的態度,和對師兄師弟的親熱,都叫他變成另一個人,一個漢人,一個工人,一個順治与康熙所想象不到的旗人。
  二哥還信白蓮教!他沒有造反、推翻皇朝的意思,一點也沒有。他只是為堅守不動煙酒的約束,而入了“理門”。本來,在友人讓煙讓酒的時候,他拿出鼻煙壺,倒出點茶葉末顏色的聞藥來,抹在鼻孔上,也就夠了。大家不會強迫一位“在理儿的”破戒。可是,他偏不說自己“在理儿”,而說:我是白蓮教!不錯,“理門”确与白蓮教有些關系,可是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在理儿”是好事,而白蓮教便有些可怕了。母親便對他說過:“老二,在理儿的不動煙酒,很好!何必老說白蓮教呢,叫人怪害怕的!”二哥听了,便爽朗地笑一陣:“老太太!我這個白蓮教不會造反!”母親點點頭:“對!那就好!”
  大姐夫可有不同的意見。在許多方面,他都敬佩二哥。可是,他覺得二哥的當油漆匠与自居為白蓮教徒都不足為法。大姐夫比二哥高著一寸多。二哥若是雖矮而不顯著矮,大姐夫就并不太高而顯著晃晃悠悠。干什么他都慌慌張張,冒冒失失。長臉,高鼻子、大眼睛,他坐定了的時候顯得很清秀体面。可是,他總坐不住,象個手腳不識閒的大孩子。一會儿,他要看書,便赶緊拿起一本《五虎平西》——他的書庫里只有一套《五虎平西》,一部《三國志演義》,四五冊小唱本儿,和他幼年讀過的一本《六言雜字》。剛拿起《五虎平西》,他想起應當放鴿子,于是順手儿把《五虎平西》放在窗台上,放起鴿子來。赶到放完鴿子,他到處找《五虎平西》,急得又嚷嚷又跺腳。及至一看它原來就在窗台上,便不去管它,而哼哼唧唧地往外走,到街上去看出殯的。
  他很珍視這种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自由”。他以為這种自由是祖宗所賜,應當傳之永遠,“子子孫孫永寶用”!因此,他覺得福海二哥去當匠人是失去旗人的自尊心,自稱白蓮教是同情叛逆。前些年,他不記得是哪一年了,白蓮教不是造過反嗎?
  在我降生前的几個月里,我的大舅、大姐的公公和丈夫,都真著了急。他們都激烈地反對變法。大舅的理由很簡單,最有說服力:祖宗定的法不許變!大姐公公說不出更好的道理來,只好補充了一句:要變就不行!事實上,這兩位官儿都不大知道要變的是哪一些法,而只听說:一變法,旗人就須自力更生,朝廷不再發給錢糧了。
  大舅已年過五十,身体也并不比大舅媽強著多少,小辮儿須續上不少假頭發才勉強夠尺寸,而且因為右肩年深日久地向前探著,小辮儿几乎老在肩上扛著,看起來頗欠英武。自從听說要變法,他的右肩更加突出,差不多是斜著身子走路,象個斷了線的風箏似的。
  大姐的公公很硬朗,腰板很直,滿面紅光。他每天一清早就去溜鳥儿,至少要走五六里路。習以為常,不走這么多路,他的身上就發僵,而且鳥儿也不歌唱。盡管他這么硬朗,心里海闊天空,可是听到鐵杆庄稼有點動搖,也頗動心,他的咳嗽的音樂性減少了許多。他找了我大舅去。
  籠子還未放下,他先問有貓沒有。變法雖是大事,貓若扑傷了藍靛頦儿,事情可也不小。
  “云翁!”他听說此地無貓,把鳥籠放好,有點急切地說:“云翁!”
  大舅的號叫云亭。在那年月,旗人越希望永遠作旗人,子孫万代,可也越愛摹仿漢人。最初是高級知識分子,在名字而外,還要起個字雅音美的號。慢慢地,連參領佐領們也有名有號,十分風雅。到我出世的時候,連原來被稱為海二哥和恩四爺的旗兵或白丁,也都什么臣或什么甫起來。是的,亭、臣、之、甫是四個最時行的字。大舅叫云亭,大姐的公公叫正臣,而大姐夫別出心裁地自稱多甫,并且在自嘲的時節,管自己叫豆腐。多甫也罷,豆腐也罷,總比沒有號好的多。若是人家拱手相問:您台甫?而回答不出,豈不比豆腐更糟么?
  大舅听出客人的語气急切,因而不便馬上動問。他比客人高著一品,須拿出為官多年,經驗丰富,從容不迫的神態來。于是,他先去看鳥,而且相當內行地夸贊了几句。直到大姐公公又叫了兩聲云翁,他才開始說正經話:“正翁!我也有點不安!真要是自力更生,您看,您看,我五十多了,頭發掉了多一半,肩膀越來越歪,可叫我干什么去呢?這不是什么變法,是要我的老命!”
  “嗐!是!”正翁輕嗽了兩下,几乎完全沒有音樂性。“是!出那樣主意的人該劙!正翁,您看我,我安分守己,自幼儿就不懂要完星星,要月亮!可是,我總得穿的整整齊齊,干干淨淨吧?我總得炒點腰花,來個木樨肉下飯吧?我總不能不天天買點嫩羊肉,喂我的藍靛頦儿吧?難道這些都是不應該的?應該!應該!”
  “咱們哥儿們沒作過一件過分的事!”
  “是嘛!真要是不再發錢糧,叫我下街去賣……”正翁把手捂在耳朵上,學著小販的吆喝,眼中含著淚,聲音凄楚:“賽梨口耶,辣來換!我,我……”他說不下去了。“正翁,您的身子骨儿比我結實多了。我呀,連賣半空儿多給,都受不了啊!”
  “云翁!云翁!您听我說!就是給咱們每人一百畝地,自耕自种,咱們有辦法沒有?”
  “由我這儿說,沒有!甭說我拿不動鋤頭,就是拿得動,我要不把大拇腳趾頭鋤掉了,才怪!”
  老哥倆又討論了許久,毫無辦法。于是就一同到天泰軒去,要了一斤半柳泉居自制的黃酒,几個小燒(燒子蓋与炸鹿尾之類),吃喝得相當滿意。吃完,誰也沒帶著錢,于是都爭取記在自己的賬上,讓了有半個多鐘頭。
  可是,在我降生的時候,變法之議已經完全作罷,而且殺了几位主張變法的人。云翁与正翁這才又安下心去,常在天泰軒會面。每逢他們听到賣蘿卜的“賽梨口耶,辣來換”的呼聲,或賣半空花生的“半空儿多給”的吆喝,他們都有點怪不好意思;作了這么多年的官儿,還是沉不住气呀!
  多甫大姐夫,在變法潮浪來得正猛的時節,佩服了福海二哥,并且不大出門,老老實實地在屋中溫習《六言雜字》。他非常嚴肅地跟大姐討論:“福海二哥真有先見之明!我看咱們也得想個法!”
  “對付吧!沒有過不去的事!”大姐每逢遇到難以解決的問題,總是拿出這句名言來。
  “這回呀,就怕對付不過去!”
  “你有主意,就說說吧!多甫!”大姐這樣稱呼他,覺得十分時髦、漂亮。
  “多甫?我是大豆腐!”大姐夫慘笑了几聲。“現而今,當瓦匠、木匠、廚子、裱糊匠什么的,都有咱們旗人。”“你打算……”大姐微笑地問,表示嫁雞隨雞,嫁狗隨狗,他去學什么手藝,她都不反對。
  “學徒,來不及了!誰收我這么大的徒弟呢?我看哪,我就當鴿販子去,准行!鴿子是隨心草儿,不愛,白給也不要;愛,十兩八兩也肯花。甭多了,每月我只作那么一兩號俏買賣,就夠咱們倆吃几十天的!”
  “那多么好啊!”大姐信心不大地鼓舞著。
  大姐夫挑了兩天,才狠心挑出一對紫烏頭來,去作第一號生意。他并舍不得出手這一對,可是朝廷都快變法了,他還能不堅強點儿么?及至到了鴿子市上,認識他的那些販子們一口一個多甫大爺,反倒賣給他兩對鴿鈴,一對鳳頭點子。到家細看,鳳頭是用膠水粘合起來的。他沒敢再和大姐商議,就偷偷撤銷了販賣鴿子的決定。
  變法的潮浪過去了,他把大松辮梳成小緊辮,摹仿著庫兵,橫眉立目地滿街走,倒仿佛那些維新派是他親手消滅了的。同時,他對福海二哥也不再那么表示欽佩。反之,他覺得二哥是腳踩兩只船,有錢糧就當兵,沒有錢糧就當油漆匠,實在不能算個地道的旗人,而且難免白蓮教匪的嫌疑。
  書歸正傳:大舅媽拜訪完了我的姑母,就同二哥來看我們。大舅媽問長問短,母親有气無力地回答,老姐儿們都落了點淚。收起眼淚,大舅媽把我好贊美了一頓:多么体面哪!高鼻子,大眼睛,耳朵有多么厚實!
  福海二哥笑起來:“老太太,這個小兄弟跟我小時候一樣的不体面!剛生下來的娃娃都看不出模樣來!你們老太太呀……”他沒往下說,而又哈哈了一陣。
  母親沒表示意見,只叫了聲:“福海!”
  “是!”二哥急忙答應,他知道母親要說什么。“您放心,全交給我啦!明天洗三,七姥姥八姨的總得來十口八口儿的,這儿二妹妹管裝煙倒茶,我跟小六儿(小六儿是誰,我至今還沒弄清楚)當廚子,兩杯水酒,一碟炒蚕豆,然后是羊肉酸菜熱湯儿面,有味儿沒味儿,吃個熱乎勁儿。好不好?您哪!”
  母親點了點頭。
  “有愛玩小牌儿的,四吊錢一鍋。您一丁點心都別操,全有我呢!完了事,您听我一筆賬,決不會叫您為難!”說罷,二哥轉向大舅媽:“我到南城有點事,太陽偏西,我來接您。”大舅媽表示不肯走,要在這儿陪伴著產婦。
  二哥又笑了:“奶奶,您算了吧!憑您這全本連台的咳嗽,誰受得了啊!”
  這句話正碰在母親的心坎上。她需要多休息、睡眠,不愿傾听大舅媽的咳嗽。二哥走后,大舅媽不住地叨嘮:這個二鬼子!這個二鬼子!
  可是“二鬼子”的确有些本領,使我的洗三辦得既經濟,又不完全違背“老媽媽論”的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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