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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人節有二義：一以紀念大詩人屈原，一以鼓舞當今的文人。對前者，屈原人格之崇高，作品之偉大，以為民族的光榮，毋庸縷述。對后者，有二點似宜說明：（一）“詩人”与“文人”似當有別，但廣泛的來說，凡屬創作的想象的文藝作品統可稱之為詩；同樣的，凡气度崇高，富有創造力与想象者統可被譽為詩人，故詩人節實為文藝節，不必再有戲劇家節，小說家節，及雜文家節也。莎士比亞以戲劇馳譽，托爾司太以小說見胜，皆被稱為詩人，且當之無愧。今之治戲劇及小說者，本其所長，努力進取，雖不為詩，詩之質素固在；若必血柱鼓瑟，勉強為詩以自彰其短，徒博虛名，是買櫝而還珠矣。（二）所謂詩人者，非謂在技巧上略知門徑之詩匠也。詩人在文藝上固須有所表現，其為人亦須与詩相備配。詩所以彰正義、明真理、抒至情，故為詩者首當有正義之感，有為真理犧牲之勇气，有至感深情以支持其文字。詩若是天地間浩然的正气，詩人也正是此浩然正气的寓所，只憑排列平仄，玩耍文字，而自號為詩人，則既不成詩，复不成人，還成什么詩人？有人于此，終身不為一韻語，而爽朗剛正，果敢崇高，有詩人气度，即是詩人。反之，其為人心地狹濁，而終日填詞制律，以獵虛名，或以干祿，是詩匠詩販，非詩人也。于此，詩人節之倡設，實与整個社會有關——詩的社會固不必人人吟詩，個個度曲，要在能辨是非，能以誠相見，有良好的風尚耳。 抗戰四年，舉國在同一崇高的理想下共赴國難，頭可殺而節不可辱；此理想是詩的本質，此艱苦為詩的本事。有此本質，故敢以血滌辱，以弱敵強。有此本事，故舉世惊震，交相贊美。在今天而有詩人節的建定，詩人們自然曉得，他們自己已供獻了什么，或未曾供獻了什么。就是不作詩的人似乎也應該深思默慮，我們的眼前還有沒有阻礙達到我們的理想的東西，就連我們自己是否已經沒有一點私心与弱點。這樣的檢審一下，恐怕我們也許感到一些愧悔，而把真誠不折不扣的拿將出來，使我們感到艱苦，而不灰心；感到哀傷，而能振拔；感到缺乏，而求充實；象詩那樣的勁健悲壯！理想之途是用血沖成的。假若不幸而把詩人節只看成是窮酸們聚會到一處，寫或讀一兩首小詩，或且吃上一半個粽子的日子，那就根本無須多此一舉了。——寫于詩人節。 載一九四一年六月三十日《新蜀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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