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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若這里有一位沒有听過看過舊劇或鼓書的文人,我想,在他心中也許以為這類的通俗的東西不會有什么講究,只不過是東拼西湊的那么一堆而已。即使他讓一點帳,承認它們多少有點講究,那也絕對不能与古典的或新興的文藝的技巧相提并論。 對于前一層,讓我們拿舊劇本作個例子吧。舊劇之中,我們承認,的确有些亂七八糟的東西。可是由大体上說,它們都有一定的結构与表現方法,絕不是隨便湊成,象一個夢似的。就是那些雜亂無章的東西,若留心看一看,也有它所以如此的原因。譬如,最初的一個劇本,本有完好的結构,与妥當的穿插;可是到了伶人手中,就許因為太顧向台下討好,而把劇中某一部分盡力擴張,甚至于把它擴張到可以獨立,另成一劇的地步。這樣喧賓奪主,或化整為零,就破坏了劇本的完整,或失掉原來的意義。有好多武劇吃了這樣的虧,只顧了起打越火熾越好,而遺忘了更重要的戲劇效果。 可是,相反的,也有些劇本,經過多少次演唱与修改而越來越簡練精美,削去浮泛,只留下心核。近几年來,京派的伶人因与海派的競爭,往往以“舊劇重排,全劇古本”為號召,而排演“本戲”。這些“古本”多半是沉悶冗長,只增了場子,多占了時間,并無怎樣了不起的好處。這可以反證出舊劇在生長中也并不是沒有受過淘洗与剪裁,雖然有時候不幸而變得很坏。 据上所述,劇本有時由好而坏,有時由坏而好,其所以好与所以坏,都足以證明舊劇并非隨便可以湊成,它自有它的方法与技巧。 對于后一層——通俗文藝的技巧是否可与古典的或新興的文藝技巧相提并論——我以為:因為形式的關系,技巧自然不能完全一樣;但這只限于技巧方面,而不是在文藝本質与原理方面有所不同。由文藝的宣傳性說,凡是文藝作品都要宣傳一些什么;通俗文藝在這一點上,不但沒有忽視,而且比別种文藝更熱心:一出戲,一本小說,一段鼓詞,莫不含有很明顯的教訓。因此,民眾雖然大多數是文盲,可是他們有他們的道德上的裁判与責任,維系著精神的生命。他們的這种裁判与責任多是“有詩為證”的:作文官的要清明如包公,武官應忠勇義似關公与岳老爺,趙子龍是勇士的象征,西門慶理當永遠拴在尿桶上……用不著說,這些根据是來自通俗文藝。戲台,書場,不啻是民眾的學校。自然,在通俗文藝中也有許多淫穢的地方,可是淫穢的東西往往是在干淨的東西里面包著。當形容潘金蓮得意的時候雖然极不正當,可是到說她被殺的時候也极嚴厲。拆開來看,是反宣傳,誨淫誨盜;合起來看,就知道了原意,正是懲淫誅惡。若是能加以剪裁,不教邪胜于正,自能不失其宣傳的本意。至于那些專以淫穢為主的東西,當然是須禁止,正如別种專抒寫色情而無其他更高的啟示的文藝作品那樣該當禁止。這樣,通俗文藝在文藝的本質上,實在盡著宣傳与教訓的責任。假若它有時候不大洁淨,或思想陳腐,那不能只責備它本身,社會上沒能盡到對它應盡的責任也不能不算是罪過。單拿文人來說,有誰在抗戰以前曾想到過為民眾寫作一些讀物呢?新的不來,舊的只好自生自存,當然它陳腐,它沒有得到一點新血呀。它正當不正當,它陳腐不陳腐,反正它沒忘了宣傳。今日的問題是在如何去矯正它,革新它,因為它确是与別种文藝一樣的負著宣傳的使命,而且事實上證明,它确是有力量負起這使命。 在文字上,它也和別种文藝一樣的具備著文藝的條件。它有想象,有圖像,有音節,有脫口而出的字句。自然在字匯上,它沒有《佩文韻府》和文藝辭典為它作解釋,抬聲价,可是它有清新的詞語,象剛摘下來的瓜果那樣帶著田園的鮮美。它的字匯是來自民間,充分的含有民間的思想与想象。在這一點上,它也許比古典的,甚至于新興的文藝,更多著一些新的血脈,往往使人拍案叫絕。在另一方面,我們必須公平的指出,因為民間的生活艱苦,教育落后,更因為民間文藝多半是取韻文的体裁,它的字匯也有好多是因襲沿用的,既不足以表現新時代的精神,更難以推陳出新。不過,這個缺陷也就正是今日所急宜設法彌補的;在彌補這缺陷的時候,我們一定也能公平的看出它的优點,它的优點也正同于其他一切文藝的优點,活潑,自然,脫口而出,絕不別別扭扭,使人悶气。 創作的文藝是想象的。通俗的作品一點也不缺乏這條件。在這條件下,也許它不學無術的把歷史弄錯,或誤解某事件事實的真意,可是我們不能說它不是想象的。它能從《水滸傳》中單單提出個武松,使之另成一部小說。這武松也許不象原來的那個樣子,不但殺嫂打虎,并且做了許多与他無關,而恰好是民間愿意听的事情,他也許會扑滅蝗虫,或求雨;事實是錯了,但想象卻充分的活動著。這武松的故事,有頭有尾,有聲有色,有穿插,有逗宕,從考證方面看,它是愚蠢得可怜;從文藝上看,它卻自有它的立腳地。自然,這并不是說,文藝應當曲解了歷史,而是說我們即使責備通俗文藝的歷史上的知識太幼稚,我們可也不能不承認它的想象力的丰富。 在結构上,它也曉得如何由分散而團圓,由紆緩而緊張,由舖陳而判斷,正如別种文藝的那樣費心机,巧安排。就是一段鼓詞,也知道這些方法,成為一個完整的一片段;不但在文字上如此,連唱法也是越來越緊,使事情与歌聲一同走到頂點。 再提到趣味,通俗或者比任何种文藝都更聰明一些,仿佛它早就曉得“沉悶是文藝的致命傷”這一句話。在一個文人雅士看來,或者以為通俗文藝中的趣味太低級,或缺乏控制。我承認它有時候缺乏控制,因向觀眾討好而失去嚴肅的態度;至于低級不低級就很難判斷了——我們至少該想一想再說話。一個不曉得民間疾苦的文人,根本不能明白為何兩個鄉人為爭一堆牛糞而打起架來,他當然也就不能欣賞因爭牛糞這件事而來的打趣湊笑;而指為低級。這到底是不是低級?誰敢說!或者,一個文人看到野台戲中的包公囑令王朝、馬漢去捉鵪鶉燒燒吃,或包公自己背著舖蓋卷赶路,他也許說這是唐突包公,趣味低級。可是他一點也沒想到,這种形容正是民眾把包公看成為他們痛痒相關的人,是關切而不是唐突。至于要使民眾都知道每個人的身分地位,而恰好的去配備每個人的衣食起居,那恐怕就先要解決民生問題与教育問題,而不僅是文藝本身的問題了吧。還有,有些文人以為通俗文藝中的言語往往不大干淨,故曰之為低級。這也要看它要求的效果是什么,而不能專以粗俗否定其低級不低級。言語粗俗,而健康爽朗,一定比吞吞吐吐,暗隱淫邪的淨得多。文雅不一定就是高級。故意掉書袋,之乎者也的自居高雅,也只能令人作嘔,亦是低級。所謂低級不低級的判別,似乎宜以立意与效果的是否無聊而定,而不能以事實及言語的雅俗而分。通俗文藝生長自民間,它表現著民間的思想,反映出民間的生活,也就從民間的生活与思想中找出諷刺幽默,增多了趣味。有了趣味,便也增加了它的宣傳力量。我們不能否認它的趣味有時候低級,可是我們切不可因為不了解民間生活,而把所有的趣味都斷定為低級。 如上所述,我們知道了通俗文藝在各方面都有它的文藝根基。它并不是胡里胡涂的那么一團。明乎此,再去談它的技巧,我們便不專從技巧上找技巧,而應更進一步的由技巧想到文藝共同的原則。這樣,當我們撰制通俗讀物的時候或者也就不至于一意摹仿,而忽略了創作。專是摹仿,自然自始至終是著眼于技巧,而迷于技巧之中,且漸漸的變為崇拜技巧,忘了改革与創造。結果,所摹擬的只是個空的架子,是种假的小玩意,不能成為有生命的活東西。 依据著上述的理由,我覺得通俗文藝有三難:不易通俗,不易有趣,与不易悅耳。 先說何以不易通俗,在一切文藝創作里,好的總是脫口而出,喜怒笑罵皆成文章,坏的總是別別扭扭,矯揉造作。因此,世界上咬言咂字的文章多于現成自然的文章;也就是說,俗實難于雅。秀才會作八股,而不會寫家信,并不完全是個笑話。寫作通俗文藝,言語首先給我們許多困難。文雅的詞字,有書史辭典幫忙;民間通用的字匯,無書可查,非我們自己到活的社會中去找不可,這就難了。一般的語言而外,耕作有耕作的,買賣有買賣的,各行有各行的,各業有各業的特用語;這就更難了。把握不住活的語言,便沒法形容出真實的事情,新興的文藝如是,通俗的文藝也如是。不過,通俗文藝既是為民眾寫的,就比新興的文藝更不能將就——它必須俗,俗到連不識字的人也能听懂的地步。抗戰以來,大多數的通俗文藝作品,在言語這一方面,犯了兩個毛病:(一)以雅代俗,(二)以腐代俗。前者是出于老一些的文人。他們習慣作舊体的詩文,知道一些舊劇或鼓書的方法。所以他們所作的戲或曲,只是應用了舊的套數,而言語則仍然是很文雅。因為文雅,所以它們寫不生動。他們的通俗字匯既不夠用(即使他們肯用),而形容近代戰爭与事實的字義极難從舊文學詞匯中找到,他們沒辦法。后者或較胜于前者,他們拒雅而求俗,可是也并不真知道民眾的語言,于是就把戲劇与歌曲中的濫調陳詞拿來,裝璜一下,多少要有點通俗的色彩而已。這路作品里面,也許上句是“打倒日本帝國主義”,而下句是“叫小鬼們見閻王”。這怎能成為美好的宣傳品呢。以文雅支持通俗文藝,根本是矛盾;民眾若能了解《史記》《漢書》,便無須有《鍘美案》与《瞎子逛燈》了。以“見閻王”,“地流平”,“面前存”,“說根隨”等腐詞來支持通俗文藝,至多只能得到一點“不得已而為之”的原諒,因為通俗韻文既須有韻,而韻字又必須有變化,所以有時很難躲開“面前存”或“地流平”了。可是,這种不得已的辦法只是一時救急,決不應視為通俗語言發展的正路子。民間有許多比“面前存”更自然更有力的詞字,要當破一番工夫找出運用,不可以舊韻文為標准,而擋住去路也。 作通俗讀物,照上面所講的看來,用語用字不但不應故意求雅,且須時時留神自己的筆,深恐略一疏忽,即無意中的寫得太深了。我們不以雅取巧,而以在通俗中還能活潑跳躍見胜。要俗,要活躍,所以避雅,并且要避腐。凡是陳腐的也必是該淘汰改革的,我們應隨寫隨盡矯正之責,不可因循偷懶。 再說通俗文藝何以不易有趣。求言語通俗已屬不易,求全篇的意思通俗則更難。這是可能的:我們費盡心机,一字不苟的,完全用民眾習用的語言,寫成一篇東西,而結果依然不能教民眾了解。第一,我們用民眾的話給他們介紹一位人,或一件事,按理說他們應該听懂了。可是假若這位人,這件事,与百姓們毫無關系,他們就很難感到趣味,而茫然不解。譬如:我們使抗戰的某大將為一出戲的主角,畫著姜維式的花臉,把日寇打得落花流水,以表現其英勇的精神和抗戰的決心。這出戲(姑且承認打花臉等方法是對的),設若拿到一個山村里去演,就許毫無效果,大家莫名其妙。因為在這個村里,沒有報紙,根本不曉得那位大將是誰;沒有看過或听過抗戰宣傳的文字与講演,根本不知道抗戰這件事,怎能怪民眾茫然不解呢?听了与自己有關的事情才容易受感動,此所以鄉間雷擊了老樹,必謂樹上有巨蝎或惡蛇,因為蝎、蛇是會害人的,若單言老樹,則關系甚微也。所以,單單用了民間的語言,而不計算人物事實与民眾的距离若干,往往是費力不討好的。事實人物都要切近民眾,由他們所習知的事實引入抗戰,才是好辦法。第二,我們努力采用了民間的語言,而陳意過高,譬如用俗話寫成一套抗戰建國的哲理,其中沒有具体的故事,沒有有趣的形容,自難為民眾接受。不錯,我們為抗戰宣傳,須把其中的道理給大家說個明白,可是也別忘了文藝須有具体的表現,不但要大家明白,且須使大家受感動。一個心中很明白的人,也許因為算計得太細密了,而一毛不拔,心冷如冰,一個受了感動的人,才會熱血沸騰,舍身赴戰。新文藝在民間的失敗,就是人物事實思想都与民眾隔离太遠。通俗文藝的興起,首當彌補此缺陷。一方面要給民眾以精神食糧,一方面要掃蕩現存在民間的陳腐物。那么,我們就必須從民眾的生活里出發,不但采用他們的言語,也用民眾生活,民眾心理,民眾想象,來創造民眾的文藝。除非我們成見的看不起民眾,這工作實在不是低卑無聊的。我們要發動民眾,而民眾并不是一些橡皮袋,一打气就會鼓起來的。民眾有他們的生活,与生活上的困難。他們既非超人,所以他們在一方面有俠腸義膽,在另一方面也很注意自身的實利。所以我們必須有民眾的想象,我們才能一針見血的說到他們的心中去。在正面,他們有他們的義憤;在側面,他們有他們的諷刺;在道出他們的義憤与諷刺的時候,他們有就本地風光而想入非非的能力,而使文藝作品趣味橫生。我們不但要去學他們的言語,也要思索言語中的生活背景;不但只看一看他們的戲劇鼓詞,也要注意他們的笑話趣談歇后語歌謠等等。明白了活生生的民間,把握住那活生生的言語,我們會和民眾一樣的去想象。以街上所賣的小唱本等為我們的范本,是絕對不妥當的。那些小冊子中,有的只是民間文藝的影子;真的本子是在歌者們的心中;有的只是民間文藝的尸体;活的文藝在民間也是隨時改動的。 如果能照著上述的辦法來寫作,我們無疑的能寫成相當好的東西,因為我們不只是摹仿個空架子,而真是按著民眾的生活創造出來的有血有肉的文藝。 不過,在現階段,民眾中還有大半是不識字的,所以不論我們愿意与否,我們必須重看韻文——因為它便于口頭宣傳。這就須談談通俗文藝所以不易悅耳的問題了。現存的民間文藝,除了評書,差不多都是有韻与音節的:戲劇、鼓詞、秧歌、夯歌、山歌、童謠……都是韻文。這些韻文里,有的是數唱,沒有樂器伴奏;有的呢,是伴以絲弦或管樂;有的在樂器之外,還須有舞蹈。這樣,我們創作韻文的時候就大大的受了限制;除非我們能馬上創作出新的音樂,新的舞蹈,我們就非利用舊的套數不可。單獨一個人便能創作出一篇新文字來,一個人可不易把樂,舞,都一下子創出——就是改革一部分都不太容易。人才之外,時間与金錢,在抗戰的今日,恐怕也很難允許作大規模的革新的運動。有這么大的困難立在我們的面前,而我們又不忍沉默,非作出點東西來不可,我們的工作可就非常的艱難了。前邊已經說過,我們應躲著那些陳腐的詞匯,而代以民間活潑有力的語言;可是一談到音韻音律,我們就不十分自由了。語音在紙上是一回事,到了歌腔韻調上便是另一回事。“揍死你”也許比“教你見閻王”少著一些迷信的成分,可是赶到某一歌腔上,它就許不如“見閻王”好唱好听。新字新詞理宜隨時用入新的通俗作品,可是它們沒有受過音樂的洗禮,在紙上它們倒頗活潑,在口上可就軟弱無力了。我們必須于字俗意俗而外,還得教它們有音樂之美;而且,這音樂之美還不能僅靠足以滿足作者自己的朗誦,即算成功,它得能上絲弦或笛管。 為解決字音這問題,我們非知道點音韻与音樂不可。知道了一點民間文藝的音樂,我們便會差不多的把文字調動得能歌唱;句的長短,字的多寡,都能不大离格。知道一點音韻,則即使所寫的通俗韻文不預備去上演,也能使文字多一些音樂之美,好念好听。至若關于音韻音樂的詳細說明,另有別人撰稿,即不在此多贅。 以上是由文藝的共同原則,及通俗文藝特有的形式,講說通俗讀物的作法。以下再對戲劇鼓詞等作法略略加以解說。先說戲劇。 舊劇有許多种:二黃、川劇、漢劇、梆子……。每一种中都有它特殊的講究。腔調、念白、行頭、臉譜、鑼鼓等等都自成一套,恐怕一輩子也學習不完。 那么,我們怎么樣去寫它呢?我以為,為寫劇本,當然先須明白點戲劇的技巧,不然就無從著手,看戲,和討教一些歌唱的法則,不是什么很難的事。略知道了一些,我們很可以放膽的去寫,因為演員們若是有心去排演我們的劇本,導演者自會去改正變動——大概沒有一個劇本能不增減一字就恰好能上演的。關于哪一种板怎唱,哪一項打叫作什么,臉譜一共有多少种,都容易打听到,而且還有几本專書可作參考,無須在此多說。重要的倒是在略知唱法板眼后,如何去寫一個劇本。職業的演員們知道台上的規矩,用不著我們去教他們;他們所缺乏的是劇本。他們有能力去把一劇本,按著舞台經驗而改正而演出;他們可就是不會寫出一本有新內容新思想的戲來。所以,寫戲本是我們的事。寫出了劇本,把要緊的地方向排演者說明,給他們以改正之權,但一定不許他們把宣傳的本意刪去或弄錯;這么雙方能合作,一本戲就能很順利的演出。這樣寫過一本戲,我們對于舊劇中的規矩或者也就知道個大概了。 再者,近几年的各种舊劇,因交通的發達,与營業上的競爭,都有一些變化。以二黃戲說,因受了海派戲与文明戲的影響,行頭、唱法和布景,已有不少的改動。梅蘭芳博士從西洋回來以后,就把鑼鼓藏起來,不在台上飲水,而且摹仿著西洋歌劇那樣把歌詞用力唱出。在老內行看起來,這樣改變都是大逆不道,對不起祖師爺的事情;可是他們盡管搖頭,而阻止不住這种改變。在新編的漢劇里,我也見到,摹仿海派的各角者聯唱,連唱腔也是摹仿麒麟童的。因此,我們來寫舊劇劇本,滿可以不必完全照貓畫虎;改動一些是無所不可的。有好多地方一經改動,就不易馬上被民眾接受,可是硬干下去,看慣了也就一樣的行得通了。在廣東戲里,周瑜戴雉雞翎,而小喬穿高跟鞋!在川戲中,老翁穿古裝,而小姐露著胳臂!我們不必以昆腔与二黃戲為標准。雖然這兩种戲都有嚴密的規則;可是昆腔已沒落,而二黃也在改變中,它們的規矩越多,便越衰敗,因為它們自己裹上了小腳。我們寫劇本,不妨自由一些,在不得已的破坏而外,還須漸次建設,把新歌新景与效果什么的都設法增加進去,使与話劇接近。我們須虛心去討教舊的辦法,也須勇敢的漸漸給它輸入新的血脈。 當我們去學習的時候,除為知道一些規矩而外,還要客觀的去思索判斷。一般的說,在二黃戲中,二黃宜于沉著安詳的,西皮宜于飄洒輕爽的,劇情;慢板宜于鄭重的,快板宜于激昂的,陳訴。一劇中先二黃而后改西皮,或先西皮而后改二黃,在我們心中就該有個尺寸。不可隨便改變,不可改得太快。若通体用二黃或西皮,則因劇情的發展,自然是越來越快,先慢板,而后原板,而后快板;就是散板的應用,也自有它的用意;不重要的角色,或不重要的事實,自宜以散板隨手表過,可是有時候也因為加重表情,故意用散板,演員可一字字的清楚唱出,而腔又活動無板眼的拘束,足為表情之助。職業的演劇者,必能詳詳細細為我們解說某腔某板的唱法与規矩,可是也許就說不出那腔那板在全劇中的效果。所以我們自己須加以揣摸。還有,大段的歌唱放在什么地方,也應想過。一般的說,一气唱下几十句或百余句的辦法,現在已不大行得通了。第一因為演員不能都有好喉嚨,好身体,當然對此生畏,不敢演唱;第二,歌唱過長,便妨礙了動作,往往費力而不討好;第三,在給民眾扮演新內容的舊戲,處處費力求明晰,不能多以歌唱述說,因歌腔往往阻礙劇詞的明顯啊。我們不妨多寫几句唱詞(雖然不必一气要百句),那喉嚨好的演員可以多唱,或少唱几句而句句拉腔;那喉嚨坏的可以少唱,或多唱而不必耍腔,時間正自相等。我們須給演員們多預備詞句,而后任他們選擇剪裁。這較長的歌唱放在什么地方呢?我以為最好使它負有抒情的作用。用說白,用動作,已把故事發展到一個段落,台下已看清這一段是什么事,再利用歌唱陳述或感訴,即使腔調稍复雜,听不清唱的是什么,仍能以歌唱之美動人,仍能不使劇情晦昧。每逢用“一言難盡”叫板的時候,須留神所要唱的必是听眾們已看明白了的事情,不可突然而來,致使听眾因沒听清歌詞而也摸不清故事發展到什么地方去了。在話劇中,后來的事必須先為暗示出,以備發展;舊劇亦宜取此法;既為民眾表演,暗示或仍恐不足,必屢屢提醒之。至于開打,亦宜活動;北方的戲多重武功,南方的則不甚考究;故劇本中的武場不可太固定,若能減去開打而仍能成戲,或減少開打而不致損失劇情,庶可免去許多困難。總之,為民眾寫劇本,宜知舊的套數,而不可取法太高,結构太死,以致失去伸縮性。以昆曲二黃為范本,則劇本宜力求緊煉,場子越整越好,使之一气呵成,無懈可擊。此等劇本宜出演于都市,一到鄉間便許因整齊而被視為死板,因嚴緊而障礙了劇情的明顯。所以,為鄉間預備的劇本稍為瑣碎一點或者倒能收效較大。關于說白、行頭等事亦本此旨,不必一定非合某派的規矩不可。一個有伸縮性的,可通融的劇本,略加改動,即可應用于數种不同的戲劇上,二黃可改為漢調或秦腔也。 鼓詞比舊劇簡單,較易創作。可是,唯其因為簡單,容易成篇,往往寫者就忘了把它寫成一段有情有景的東西,而只取些空洞的標語口號把它填湊起來。戲劇必須有故事,因為須拿到舞台上去扮演;鼓詞只靠唱者一人說唱,故沒有故事還能成篇入弦,于是作者也就很容易把一套空論作成有韻的歌詞,而稱之為鼓書。其實,鼓書雖非戲劇,但當歌唱之時,唱者手揮目送,且唱且做,實一人而兼充數人也。小曲因為字少腔簡,可僅作抒情之用,鼓書則長起來可演奏整部小說,如《隋唐》与《劉公案》等,短的亦須自成一段落,容納一個小故事。舊的鼓詞中,也有不說故事的,但為數极少,且別具作用。譬如在堂會中的壽詞或喜歌,通体皆諛贊之詞,無具体的故事,或為宣傳某項知識,如全國山名水道等,其作用等于通俗讀物中的“雜字”書。此外,則大都以演述故事為主,而略含教訓;以事感人,以理勸誡,深合文藝的原理。我們擬制新詞,對于新知識的灌輸,也可以作些有“雜字”作用的東西,如新式軍械的說明,或防空常識等。至于為激勵愛國精神,堅定抗戰決心,則仍當以具体的故事,寓勸勵之意。 通常在都市中演唱的鼓詞,大概以一百五十句為一段。在這樣的一段中,有時容納一完整故事,有時僅為一故事的一部分——即成為一本。在鄉間演唱,大都以二百句左右為一段,一段唱畢,稍為休息,即接唱第二段;有十段左右可供演唱半日之用。都市中的,段短而腔繁,每段雖僅百余句,亦可占二十分鐘左右,故無須說白,亦僅在上場時略道故事的情節,或僅報告要唱什么節目。一唱起來,即不再說話,以求一气呵成。在鄉間,因腔簡,故句多。為省些力气,為說明前后段的關系,都有隨時加入說白的必要。抗戰鼓書,頗可取此法,唱一小段,說明几句,以說白補充歌詞,當更清楚得力。 在鄉間,每于唱正段之前,先唱几句湊趣的閒詞,如八角鼓中的岔曲,所以靜場壓言也。然后,書歸正傳,但仍有數句詩篇,點明全篇大意。在都市中,則開口即唱詩篇。詩篇通常為八句六句四句。詞較雅,平仄較嚴,鄭重的提揭全篇大意。也有只用兩句的,或甚至完全不用,而開門見山即說出故事者。在創制新詞,可取后法,不必迂回,而一語道破,則頗痛快。 一般的說,歌詞首段總先介紹出人來,而后隨故事之發展,隨時繪景繪情,而至于點頂;最后,略示教訓。 歷史上的人物比較容易描寫,有時只須描繪他在這一段故事中的服裝態度即足,因為听眾早知道他的相貌性格也。描寫一個新人物,則須簡而有力,几句話即抓住一個相貌与個性,實非易之。假若簡而不精,還不如多說几句。鄉間之唱武松者,往往以數十句形容一雙拳頭如何厲害,為打虎先壯聲勢。此雖有失剪裁,而听眾對形容總比對說理更感興味。 介紹出人來,即須說事。在敘事中心見情見景,以俗淺的文字說得動人,以細微的情景表現重大的事件。人在事与景中,有狂呼,有悲歎,有大笑,有細語;敘述雖限于篇幅的簡短不能复雜委婉,而動作音容卻能活現,和唱戲相仿,亦自動人。 有了人,有了事,須在人与事發展的高潮前,故作逗宕。或言感情,或寫景物,或插述一瑣事;然后急轉直下,句子力求簡勁有力,以便于速唱,把故事結束;而后再以三言兩語,略作教訓。 形容人,述說事,不怕人如何高偉,事多么重大,必須利用民間習用的語言,使深入淺出,必須從民眾生活中表現出,使易了解。不可貪雅,更不可忽略了听眾是誰。 板眼腔調雖多,但大体說來,能把七字句寫好——即寫得平仄順嘴,無難吐的音;詞字有節,無繞嘴之處,便可适用。演唱者為行腔運字的活動,很會把七字句變成九字或十一字。以言平仄,一句之中雖不必嚴格的用律詩的辦法,但必須爽朗自然;一气用四個平聲或五個仄聲字,當然不會美好。七字句中自然應為二二三——跪倒,磕頭,眼圈紅;有此基礎,再變為十字,譬如——小幼主,跪倒磕頭,眼圈紅;亦甚順口。反之,若寫成“跪倒,眼圈紅、磕頭”,則本句沒法唱,增多了字,仍不能唱。 鼓詞用韻甚寬,不必照詩韻,只要合轍即可。北方有十三道轍,有專書可查;南方可以就南音斷定。不過,南方所用的轍,由北人听來,即有不合轍的地方,如南方可以把“陳”与“成”押在一處,而北方則“陳”在人辰轍,“成”在中東轍,絕不相混,不可不知。 韻皆用平聲字,為鼓詞中的通例。鄉間所唱的墜子,及犁鏵大鼓,往往也有混入几個仄韻的時候;京音大鼓則极嚴格。上句尾既是仄字,下句的韻又是仄聲,當然唱不響亮;雖有時不得已而可通融,要當以平聲韻為准則。京音大鼓,對韻律最講究,近年來且有上下句都用韻的趨勢,如“勸君莫把國仇忘,努力齊心打東洋”,“忘”仄“洋”平,均在一轍,唱起來非常悅耳。不過,一轍之中,平音字甚多,而仄音字也許很少;仄韻甚寬,而平韻或者很窄。光是押一道韻,本已給作者以不少限制,若上下用兩道韻,則限制又增了一倍;再遇上平仄韻寬窄不同,有上無下,或有下無上,則困難更多。所以,為求句子好听,不妨試用兩道韻的辦法,但不必拘泥于此,以免因擇韻字的關系,而把句子反弄得死板呆滯了。 通俗韻文中,以戲劇鼓書為最難作,因為這兩种東西里包括著文字,音樂,音韻,故事,和其他的好几方面的問題;任何一方面的襲用或改造,都須下一番工夫去研究;而且這一方面的改造,往往受著別一方面的牽扯限制,而不能暢所欲為。因此,我們若是先從這兩种東西去試驗,則方面既多,所獲猶廣。會作了一首鼓詞,則對于無有故事的小曲自然不會無從下手。 小曲的調子极多,大致都平易好唱;因為平易,所以很難容納激昂慷慨的詞句;至于那些艷調,更不用說,自然是會把多么好的內容也帶累坏了的。因此,我們必須留心選擇曲調,切勿隨便填詞。大概的,腔長則字長,腔柔則情靡,故不如腔少而可快唱者之易于敘事,也容易激促雄壯。再者,小曲簡短,正如新的抗戰詩歌;利用小曲既有以腔害詞之病,倒不如撰制新歌新譜,使歌詞通俗,歌譜簡單,易學易唱,既合理,又合算。小曲的詞与譜,因此,也就不在這里介紹与分析了。 載《通俗文藝五講》,一九三九年十月三十日中華文藝界抗敵協會上海雜志公司出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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