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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与快板


  學習作詩,首先要知道:詩的本質最要緊,詩的形式是次要的。若是專注意形式,不管本質,便是舍本求末,不會成功。
  老年間,以科舉取士,科場里既考試“八股”,也考作詩,所以舉子們自幼就學“天”對“地”,“雨”對“風”,“柳暗”對“花明”,為是辨別字的平仄,積累“紅花”和“翠柳”之類的詞匯,丰富修辭。然后,他們還要背熟了“詩韻”,以免押韻犯錯誤。他們也須背熟一些首古代的詩,記住好多典故,以期自己作的詩既合規矩,又能典雅。經過這一番訓練,他們就會作詩了,而且作的格式很對,沒有大毛病。
  可是,他們之中出了多少真正的詩人呢?很少很少!他們絕大多數是詩匠,不是詩人!這就是說,從形式上看,他們的詩是四平八穩,很合規矩。可是從詩的本質上看,他們的“作品”實在是可有可無的,沒有感動人的力量。
  這就說明了,單從形式上學詩,即使掌握了形式,還不一定就會作詩。形式只是詩的架子,不是詩的靈魂。
  那么,詩的本質到底是什么呢?我想應該這么說:第一,詩中須有思想,而且不是平凡的人云亦云的思想;詩中所要表達与傳播的是崇高的、進步的、闡明真理的思想。一個詩人也必是個思想家。第二,詩中須有感情,而且是高偉深厚丰富的感情,不是泛泛的不疼不痒的一點傷感。一個詩人也必是個熱愛人生,擁護真理,反抗壓迫,嫉惡如仇,見義勇為,是非分明,愛憎分明的熱心腸的人。第三,專憑思想与感情還不行。詩人必須還有本領把思想与感情用最美妙最動人的語言表達出來,憑這表達方法使人感動,使人欲罷不能地歌詠贊歎,接受他的教訓。這樣,一首好詩就必是有崇高思想感情的和語言的精華的作品;這作品使人喜愛,使人惊歎,使人不忍釋手地反复吟詠,使人手舞足蹈地受到感染。
  這么說來,詩不是就很難作了么?是呀,詩的确很難作!請看看,全世界多少年來可有几個杜甫,几個普希金,几個莎士比亞呢?
  那么,我們就不要學作詩了么?不該這樣說!我們還是應該學作詩,不過要知道其中的難處,以免一試不成,就灰心喪气;也免得存著徼幸心,只從皮毛上去學習,以為知道了某种形式就能作出某体的詩來。學會作詩可不那么簡單!看吧,古代詩人用“嘔盡心血”,用“語不惊人死不休”來說明作詩的艱苦。這些話并非故意夸大,而是表明詩人的創作決心与責任感。隨隨便便作的詩必不能成為結結實實的詩。因此,我們學習作詩必須先要提高思想水平,認清作詩是為傳播真理,不是為作文字游戲。我們也必要去丰富生活,以便反映社會現實,從生活斗爭中培養我們愛什么与反對什么的強烈感情,好在詩中有熱情的歌頌,也有嚴厲的批評。我們還要時時刻刻細心地觀察一切,一花一草之微也不遺漏,以便丰富我們具体描寫細致刻畫的本領,通過形象說出我們的思想与感情來。自然,我們還必須掌握語言文字的精選妙用,以便用最簡練有力的詞句道出最高的思想和最复雜的感情,把思想感情与語言結為一体,無可分割,無可增減,使讀者自愿地背下全詩,時時吟詠玩味。還沒有把散文寫通順的千万別張羅著學作詩。
  那么,詩的形式怎樣呢?用不著說,一個詩人必須知道形式,因為詩和散文不同啊。詩的音樂性很強,配上樂譜就能唱,不配上樂譜也能吟。在遠古的時候,詩、舞蹈和音樂原是三位一体,分不開的。既要能唱能吟,所以詩就按照語言的特質,產生一定的形式,一首詩要有一定的多少句,一句里有一定的節奏。散文就不受這么多的限制,雖然散文也講究聲調鏗鏘,能朗朗上口。
  不過,對形式,有三點該當注意的:第一,詩的形式并不是一成不變的。它隨著現實生活的需要与語言的發展隨時變動,產生新的形式。因此,咱們的文學史上就有四言詩,五言詩,六言詩,七言詩,而且有詞、曲等形式。我們今天不能開倒車,翻回頭去作四言詩或五言詩。我們現在用白話作詩,白話自有它自己的詞匯与音節,非四言五言所能适應。“美帝國主義”已是五個字了,怎能裝進四言詩里去呢?第二,詩的形式很多,詩人在創作的時候必有所選擇,看什么形式更适于表現什么內容,不能把內容隨便地勉強地填進一种形式里,損害了表現力。好詩的內容与形式好像天然長在一塊儿的,像一朵鮮花那么有形有色又有香。坏詩呢就往往是東拼西湊,內容与形式的結合不能作到天衣無縫。古代詩人有一點較小的個人的感触,就作一首五言或七言絕句,只寫那么短短的四句就夠了;大詩人李白的“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就是個好例子。赶到他敘述一個故事,他就用五古或七古的形式,以五字句或七字句寫出几十句几百句,像白居易的《長恨歌》。若是故事很長而且有戲劇性呢,他就寫一本詩劇。這樣,詩人是運用合适的形式,以期有力地表現內容,而并不毫無選擇地老用一套形式。第三,在他運用某一形式的時候,他也還有改變形式的自由,我們的偉大詩人杜甫就是這樣。杜甫時常把固定的形式加以變化,不永遠死守成規,所以他的詩,專以形式而言,就千變万化,令人感到新穎。他的确是有創造气概的偉大詩人,他是主人,形式不過是他的工具,不像那些赶考的舉子,只懂形式,作了形式的奴隸。
  現在,咱們可以談快板与詩的問題了。
  這個問題是這么出來的:有人問,本想作詩,卻寫成了快板,是怎么一回事呢?詩与快板怎么區別呢?
  這個發問的人就犯了我們前面說過的毛病——只看形式,不看詩的本質。
  快板的“出身”的确有點寒傖,難怪有人不大看得起它。我還記得:三十年前,街上常有手持兩片牛骨或竹板的,沿門乞討,順口溜出快板來——那時候叫作“數來寶”。他們走到切面舖便說:“打竹板,邁大步,一來來到切面舖;切面舖,大發財,金銀元寶一齊來!”他們看見大姑娘、老太太,都有一套詞儿奉承,以便求得一點賞錢。看樣子,那些詞儿好像是臨時編出來的,事實上是早有准備,數唱快板是他們的專業呀。
  這個形式有不少好處:音節明快;既有“轍”,且可隨時變換;字句容易調動,可以容納地道白話。所以,近几年來,快板就風行一時,而且在配合政治運動上立下些功勞。在愛國衛生運動、婚姻法的宣傳、“三反”“五反”運動中,都產生了許多快板,起了相當大的作用。
  那么,快板可以變成詩不可以呢?可以!所有的詩的形式都可以產生好詩,所有的詩的形式也都可以產生坏詩;只在形式上繞圈圈,不問詩的本質,便不會產生好詩。看吧,“七律”是自唐宋以來詩人最慣用的形式,可是在杜甫手里就寫出這樣的好詩:
  風急天高猿嘯哀,渚清沙白鳥飛回,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獨登台;艱難苦恨繁霜鬢,潦倒新亭濁酒杯!(《登高》)在別人手里呢,再看下邊這一首吧:變風以后數靈均,彭澤天然見性真,對酒不忘書甲子,怀沙長自歎庚寅,滋蘭九畹心偏遠,采菊東篱句有神,五柳三閭异醒醉,何妨千載德為鄰!(《書屈陶合刻后》)
  這一首是一位進士公作的,進士非掌握了詩的形式就不能中進士啊!可是,這首詩除了形式還有什么內容呢?什么也沒有!可見,專憑形式,連進士也成不了詩人!再讓我們看看這几句吧:車轔轔,
  馬蕭蕭,
  行人弓箭各在腰,
  耶(爺)娘妻子走相送,塵埃不見咸陽橋!
  從形式上說,這像快板不像?很像!這是不是詩?是詩!誰作的?杜甫!我不知道唐朝有沒有快板,可是杜甫的這几句(《兵車行》的頭几句)的确用了類似今天的快板的形式,而且的的确确是詩;《兵車行》是千古傳誦的一篇名作啊!再看:
  東方紅,
  太陽升,
  中國出了個毛澤東!
  這也用了快板的形式,可還是极好的詩!詩要簡練,這一句极簡練。詩人并不多說什么:“天明了半天,東方已經發了紅,太陽就要出來了;啊,毛澤東就好比是中國的太陽啊!”他只簡練經濟地寫出那么一句,可是气魄有多么大,句子有多大分量,感情有多么深厚,聲音有多么響亮,念也好听,唱也好听!這是詩,好的詩,雖然用了快板的形式。由此可見,具有詩的本質,用快板的形式也攔不住寫成最好的詩。反之,沒有詩的本質,用什么形式也不見得寫出好詩。快板与詩之間不是“老死不相往來”的!
  為什么本來想寫詩,而只寫出快板來呢?那大概是心中本沒有詩,而只有快板的形式,而且是順口溜的快板形式,不是“東方紅”的提高了的快板形式,所以一溜就溜到“牡丹花,紅又紅”,或是“打竹板,邁大步”。心里本沒有詩,而只希望用文字去堆砌成篇,那么,順口溜正是最容易堆砌起來的東西,所以寫著寫著就“一來來到切面舖”了!我們須在寫快板的時候,也要抱著把它寫成為詩的愿望。這樣,即使寫不成好詩,可也不至于成為很坏的快板。
  近來,我听說有人創造了一個新名詞——“快板詩”。這大可不必!快板本來就是一种通俗的詩的形式,那些不成為詩的快板是作者只看形式,不負責任地隨便寫寫的結果,而不是這形式本身的過錯。
  不去深入地學習作詩,就必只看到現成的形式,而忘了詩的生命力量——生活、思想、感情、語言、想像力等,也就寫不出詩來,而且不敢大膽地突破形式,創造形式。
  有的新詩沒有什么形式,這好不好呢?据我看,即使一首詩既不采用古典的形式,如五言七言等等,也不利用民間文藝的形式,如各种鼓詞与單弦等等,并且連韻也不押,也還是詩,只要它有思想感情,有精美的語言,可以朗朗上口。這就是說,即使它不接受任何形式,可是它既有詩的本質,而且有語言之美。它的語言,雖然句子長短不定,可确是語言的精華,使人不但愛讀它,并且愛朗誦它,樂意把它背下來。形式可以不要,語言的美麗与音樂性卻非要不可,因為中國詩之所以成為中國詩必定因為它是中國語言的精華,這也就是民族風格的所在。因此,詩也就無法翻譯。思想与感情都可以譯出,語言卻只有一個,中國話是中國話,不能以任何別國的話來代替。這樣,所謂自由詩,也還得講點形式,語言的形式。假若有人用外國語的文法与音節來寫中國詩,那就必是一首怪詩。為寫自由詩而先深入地學習學習傳統的形式還是有好處的。傳統的形式并非偶然產生的,而是根据語言的本質与其發展和現實的需要逐漸形成的。學習傳統的形式,對我們怎么掌握語言与民族風格是有好處的。
  詩是很難作的,而且沒有捷徑可走,若是為了急速成功,只皮毛地去學會一二形式,按著葫蘆畫瓢,一定不能成功。

  載一九五四年七月二十四日《文藝學習》第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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