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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我這個讀書不多的人來說,假若沒有外國書的一些譯本,我讀的書就更少了。感謝翻譯工作者們!在我所閱讀過的書中,起碼有三分之一是譯本!你們的勞動給我和多少多少人帶來最貴重的禮物,智慧与知識。 可是,說老實話,我并不太喜歡閱讀譯文。古代的佛經,我念不懂,只好不讀。近年的白話譯筆又往往犯兩個毛病:一個是語言累贅,讀起來頗為費力;一個是文學作品的譯文往往缺乏風格。因此,閱讀譯文,即使是文學作品,也使我得到的不都是歡快;所以,非到不讀不行的時候我才皺上眉頭,拿起書來。 這樣挑剔,并非輕視翻譯工作者。翻譯是极其重要,又极其艱苦的工作。搞創作的精通一种語言即能盡職,搞翻譯的卻須至少精通兩种語言。搞創作的有遣字選詞的自由,搞翻譯的卻沒有;翻譯工作者須隨著原文走,不能望文生意,隨便添減。翻譯工作實在不容易作好,我雖然挑剔別人的毛病,可是若叫我去作呀,准保更糟! 翻譯工作既然既重要又艱苦,就理應加以鼓勵。我建議,文化机關既獎勵了劇本和電影劇本什么的,就也該獎勵翻譯。要知道,一本外國杰作,若譯得好,也就成為我們自己的珍寶,世世代代相繼享受,為什么不該得獎呢? 現在,翻譯工作者似乎也須加強組織,作出規則,集体的規划与個人的規划。科學的与哲學的名著,我認為,應當進行集体翻譯,個人不便獨立地工作。集思廣益,能夠保證精确。集体工作對于規定譯名也有好處,事前既便討論,定名之后還可以用集体的名義公布,征求大家的意見。我們的譯名(人名、地名和科學哲學的詞匯)相當混亂,應該及早調整,划一。還有:每逢看見“背景”、“遠景”、“典型”等詞,我就感謝翻譯工作者給了我們這么精确而又自然的新詞匯。所謂“自然”者,因為它們雖然原是洋字,而看起來并不眼生,好像是土生土長的。赶到遇上“范疇”、“憧憬”、“幽默”等,我就沒有這种感覺了,好像穿洋服似的,雖然挺神气,可是不像穿小棉襖那么舒服自然。正确而且親切,似乎才是譯名的上乘。不在我們的普通話里去搜索寶貝,我們的譯名就也許很正确,而不能一目了然地使人見文知義。据我的也許不大科學的看法,我以為連翻譯科學、哲學的名詞,也應顧到普及,不擺什么科學与哲學的架子。要知道一個生硬難解的譯名,就給學習的人帶來許多困難。為達到既信且俗,也需要集体工作。 翻譯文學作品似乎應當個人單干。即使二、三人合作,也應最后由一人執筆行文,以便風格統一。盡管林紓譯書,有人幫助,可是文筆的确是他一個人的。 談到風格,最好是譯者能夠保持原著者的風格。這极不易作到。可是大概地說,一個作家的文章總有他的特點:有的喜造長句,有的喜為短句;有的喜用僻字,有的文字通俗;有的文筆豪放,有的力求簡練。我們看出特點所在,就應下苦工夫,爭取保持。文學作品的妙處不僅在乎它說了什么,而且在乎它是怎么說的。假若文學譯本僅顧到原著說了什么,而不管怎么說的,讀起來便索然寡味。世界文學名著不妨有几個譯本。像荷馬的史詩、但丁的《神曲》与莎士比亞的劇本,都可以譯為淺顯的散文,供文化不太高的讀者閱讀,使他們知道這些偉大作品里都說了些什么。有詩才的譯者便應以詩譯詩地去譯這些作品,使讀者不但知道書中說了什么,而且知道怎么說的。以詩譯詩是极不容易的,所以不妨各譯各的,同一著作有好几個不同的譯本也不嫌多。 保持原著者的風格若作不到,起碼譯筆應有譯者自己的風格,讀起來有文學味道,使人欣喜。世界上有一些著名的譯本,比原著還更美,是翻譯中的創作。嚴格地說,這個辦法也許已經不能叫作翻譯,因為兩种不同的語言的創作是不會天衣無縫,恰好一致的。這种譯法不能夠一字不差地追隨原文,而是把原文消化了之后,再進行創作。不過,這种譯法的确能使譯文美妙,獨具風格。林紓的譯筆便多少有此特點。他雖沒有保持了自己的風格。也不比原著更美,可是他的确表現了自己的風格。這种譯法,用于文學作品,還是說得下去的。這總比逐字逐句地硬譯,既像漢文,又像洋文,既像語言,又像念咒,要強一些。我不希望人人效法林紓,但于盡量忠于原文的原則下,能夠譯得有風格,還是好辦法。過去,我們有些譯文,使我感到外國大作家的創作不過是把語言羅里羅嗦地堆砌起來而已。這個影響不好。 以上所談,頗為拉雜,希望所在,總起來說,是在百花齊放的春天里,翻譯界應當,而且不是沒有能力,開放些漂亮的花儿! 載一九五七年五月《文藝報》第八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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