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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們：
很慚愧，沒有能夠很好地准備這個報告，因為實在是太忙。
大家對我提出了一些問題。這些問題也有我能夠回答的，也有我不能夠回答的。我就盡我知道的來談一談。當前報紙語言中存在哪些缺點？
關于這個問題我想這樣來回答：我感到就語言這個問題來講，現在我們的報紙有很大的進步。我們的許多報紙比起西洋資本主義國家的報紙來起碼有這樣一個好處——就是我們報紙的語言還沒有十分形成一种新聞筆調。在西洋搞文藝的人就分成兩种：一种是真正的作家，一种是新聞記者。新聞記者也可能進行創作，也可能寫出一本戲劇、一本小說，但是，他們的新聞筆調卻是他的致命傷，他很難由一個新聞記者變成一個作家。這就是吃了新聞筆調的虧。
什么叫作新聞筆調呢？
就是寫得很膚淺。什么事情都只寫上几句，對人物思想、感情缺乏深入的分析，甚至很庸俗。一般地說記者總是報道一些專業的東西。有的人專報道運動，有的人專報道工業，有的專門報道戲劇。他們對這些專業是熟悉的。如報道戲劇的雖然他并不懂得藝術。但是他們對藝術的某些專用名詞和術語是知道的。因此，他們寫出來的文章充滿了某些專業術語和名詞，充滿了假充內行的气味。讓人家看起來，有的時候看不懂，有的時候看了感到非常討厭。在西洋，一本小說，一本戲劇，如果被批評有新聞筆調，這個東西就很糟。就意味著沒有深厚的感情，沒有什么高深的思想，品格不高，所說的話都是老一套。
我們的新聞界比他們要好，我們沒有十分形成新聞筆調。但我說沒有十分，大概還是有一、二分。在回答報紙語言中存在哪些缺點這個問題時，我認為這是一個主要的缺點。那么表現在什么地方呢？
比如我們報紙上的語言就很貧乏。凡是說到火光時，必定說“火光熊熊”。凡是說到天剛亮，必定說“天空已作魚肚色”。我們的記者都有這一套修辭，大家都是這樣用，所以看起來報紙上的語言是很貧乏的。本來記者是想使文章漂亮些，但這种人云亦云的修辭，很庸俗，不僅不能使文章增色，反而讓人一看見就夠了。我覺得這是第一個毛病。
第二點，就是文章有一個套子，比如寫訪問記吧，總是先說天气，然后說小院子，然后說主人出來和我談了些什么話……。不管是訪問這個或那個人，文章的結构總是不變的。
第三點，就是文字累贅，不扼要、不概括，一寫就是很多字，很多話，其中有很多是不必要的廢話。沒有抓住要點，沒有用最動人的、生動的詞句表現出來，使人得到一個深刻印象。所以，我說不夠扼要，不夠概括。
跟這個缺點相反，有的時候表現雖扼要，很簡洁。但是又缺乏生動。比如，蘇加諾總統來了，吳努總理來了，但是從我們的報紙上看不到貴賓的形象。在我們的報道上總是說：歡迎者万人夾道歡呼。至于蘇加諾總統長得什么樣，那就只好看照片。這就是缺乏報道的文藝性。在報道中只是描寫了歡迎者有多少万人，怎么熱鬧。這樣貴賓看了就不會高興，因為這里表現了大國主義思想。只描寫我們自己。沒有描寫客人。這种缺陷，就使我們的報道不夠生動。
還有一個缺點就是有時候文法不通。這當然是比較少的現象。有時報紙上也出現一些記者自己生造的詞，像“但卻”這樣的詞，自古以來沒有人這樣用過，我不知道這是不是記者的發明，但是今天的報紙上還有這樣的用法。今天我們講語言規范化，就不應該這樣用。
這几點是我想到的我們報紙上存在的一些缺點。
現在就談第二個問題。
新聞工作者應該怎么樣來加強文學語言的修養，改進報紙的語言？
關于這個問題我只能一般的說一說，我們不能夠專講記者的特殊修養，因為我沒有作過記者。但是，我們也可以說是同行，因為我們都是語言的使用者。我寫東西用語言，你寫東西也用語言。從這一點來談，那么語言的使用者進一步就應該成為語言藝術家。將來國家頒發勳章時，一定會有語言藝術家這樣的稱號。
一般來說，我覺得報紙上的語言有些貧乏，干巴巴的。現在的作家也有這樣的毛病，我們的文學語言（包括新聞語言）是太單調了。特別是我們今天講“百花齊放”，那么我們語言使用者就應該在語言使用上作到“百花齊放”。因為語言是我們的工具，盡管語言是一樣的，盡管個人都是報道某一件事情。但是十個人寫出來的東西可能是十個樣子，這就是我們在語言上表現出來的“百花齊放”。這是我們應該有的一個愿望。我們作者寫東西，記者們寫東西，在語言上應該表現出“百花齊放”的精神。每一個人都應該有他自己獨特的風格。要作到這一點，就需要下一番功夫。
首先，我們應該學習一點古人的語言。我們是使用語言的人，語言是歷史上遺留下來的，不能說現在我們使用的語言全是解放之后創造的，就沒有一個古代的字。事實上，在我們的口語里有很多具有表現力的古代的話，這是當然的，因為語言是從人類歷史上發展下來的。我記得“五一”節的時候，彭真市長在天安門上講話的時候用了“兢兢業業”四個字。這四個字，不是今天創造的，而是老話，是一句有表現力的成語，很難找到相同的字來代替。還有我們平常所說的“各有千秋”這句話，也就沒有別的恰當的話可以用來代替。這四個字的意思就是說，你半斤，我八兩，咱們各有長處，各有短處，所以我們兩個人相互之間就不應該存有任何歧視。這樣的解釋就麻煩了。一個作家，一個記者就要使自己的文字簡練，因此像這些詞我們就要用。我們學一些古代的語言，學會把這些有表現力的而且在生活中不可缺少的詞運用起來。
那么，這里就有一個問題了，有些讀者說我們不懂得什么叫作“各有千秋”，怎么辦呢？据我看，讀者有權利要求我們少用這類詞，但是，從我們這方面來，說我們也有權利要求他提高文化。做一個現代的國家工作人員，不應該不知道這些字的意義。所以，他有權利質問我們，我們有權利質問他。我們也是“各有千秋”，誰也不能壓制誰。他自己看不懂的時候，他應該有責任提高自己的文化，查一下字典、學習學習這類的詞。關于這一點，我們不必太害怕，只要我們不是故意渲染自己有學問。如果為了故意渲染自己，亂用某些陳詞濫調，那是不對的。像“平分秋色”、“兢兢業業”、“戰戰兢兢”、“各有千秋”這些有生命力的詞，本來是在人們口頭上長期保留下來的，我們為什么不用呢？這是我們要注意的一點。我們不可以渲染自己的學問，渲染自己學問的文章永遠不會是好文章。而這些從古代遺留下來的好東西，我們是有責任來繼承它的。
另一方面，今天我們的詞匯貧乏，語言單調，是因為我們缺乏對古典作品的涉獵。古人留下來的東西總是經過千錘百煉的。我們從這里面學習，可以使我們認識我們語言的特質。我們今天不會運用語言，就是沒有充分了解到我們語言的特質。因此，就沒有很好地發揮我們語言所有的美。我們寫得不夠美。如果我們念一首老詩，我們就知道古人作的詩，真是把我們文字所有的潛力都發掘出來了，這點對我們今天來說是非常有用的。古人語言的概括力是很強的。當然，現在与過去的情況已有不同，古人寫詩是用文言，而我們今天寫東西是用白話。我的意思不是說讓我們放棄白話不用，而是說古人這种概括的方法還是值得我們學習的。如“春風又綠江南岸”這句話的“綠”字在原稿上換了好几次，原來是“入”字，以后又改成“過”、“到”、“滿”，最后用了一個非常通俗而又有概括力的“綠”字。這一個字就可以表現出草發芽柳色青，包括著春天帶來的很多形象。我們今天寫東西固然沒有這么多時間去推敲。同時又因為我們寫的多是散文，也不同于寫詩，但是這個方法，是應該學習的，這個愿望是應該有的。這樣就可以糾正我們隨便用詞的毛病。
我們用字的毛病是概括力小，不能把所寫的一件事情准确地說明，古人用一個字就概括很多事情。我們的語言應該精簡一番，看誰寫的字最少而概括的東西最多。在這方面我覺得大家如果能看一些古典作品很有好處。我們不要怕古典文學，不管是李白的，還是杜甫的，懂得的就念，不懂的就放在一邊。其實盡是典故的就不是好詩，好詩是明白易懂的。我們需要讀這些東西，但也不必用太多的時間，吃太多的苦頭。
還有比如“紅杏枝頭春意鬧”這句詩里的“鬧”字，對老干部說是特別親切。如老干部“鬧革命、鬧肅反”、鬧“三反”呀！但是沒有人想到在這里用“鬧”字。這個“鬧”字在這里的意思是說：春天來了，蝴蝶、蜜蜂都在杏花枝頭嗡嗡的亂飛，所以說“鬧”。在這里沒有說明蝴蝶亂飛，蜜蜂嗡嗡叫，可是讀起來就有這种感覺，這就是文藝。這就是古人用字的概括能力。所以，古人說一字值千金就是這個意思。一千多年以前所寫的東西，直到今天還是我們文藝里的珍寶。
我們作新聞工作的同志應該學習這种本領。我們現在盡管用現代的語言，但是這种方法是值得學習的。我奉勸大家買一本舊詩，李白的、杜甫的、白居易的都可以，不必專門去下功夫，可以在睡覺的時候經常哼兩首。這些書印的字大，近視眼也看得清楚，真正地背上几首，這不是太困難的事情。
古典作品聲音美也是我們應該學習的。因為我們的語言有一個特質，是有聲的語言。這點在很多國家民族語言里是沒有的。中國的漢語是有聲的。如北京話就是四聲。將來用拼音字后可能會把聲消滅了。但那是將來的事，一時是不會被消滅的。在散文里可以把聲音的美表現出來，詩就更不要說了。詩是非常嚴格地要求具有聲音美的，它每句一定要把平仄列起來。你念一篇舊詩、舊詞，就能充分明白中國語言聲音的美。昆曲唱起來所以那么好听，就是因為昆曲對聲音的要求很嚴格。
現在盡管我們是寫散文，但是對聲音的美也應該注意。我寫散文看起來好像非常隨便，但是我并不是隨便寫的。比如，我寫散文上一句是用“了”字落句，因“了”是仄聲，第二句我就要用平聲。這樣的白話文念起來就好听。侯寶林的相聲很好听，就是因為他語言聲音的美。有的同志感到平仄聲非常難分，其實并不難。凡是可以拉長聲音的就是平聲，不能拉長聲音的就是仄聲。像“上天言好事，回宮降吉祥”這副對聯就是有平仄聲的。“事”字是仄聲，“祥”字是平聲。老百姓都能夠分出平仄，我們怎么能分不清楚呢？在散文里注意運用平仄聲，念起來就會好听。還有“烽火連三月，家書抵万金”這樣的話在京戲里念起來就好听，如果不注意平仄，念起來難念，听起來也不好听。所以，無論在詩詞或者曲藝里都要發揮這個优點。當然我們不必要嚴格地遵守這种格式，但是如果能運用上聲音的美就會使你的散文漂亮得多。有很多人說，白話文不能念。這是不對的，因為寫的人沒有注意語言聲音的調和，所以不好念。好的話劇台辭、好的相聲，還有好的京戲中的道白，都是把平仄安排得調和，所以說起來念起來都很好听。
向古人學習語言藝術，還要注意的一點就是對仗。什么叫作對仗呢？
在上面所引的那一句詩，就是一种對仗。詳細的分析起來：烽火、家書都是名詞，連和抵都是動詞，三和万都是數目字，月和金又都是名詞。這种語句的對稱和詞的對稱就是對仗。有人認為在白話文里不容易寫出對仗，這是不對的，白話文不需要嚴格的講求對仗，但是，如果我們稍微注意一點還是可以做到的。這是有好處的。這樣就可以使文章挺拔，有力量。我隨便舉一個例子，比如，“你要隨隨便便，我就馬馬虎虎”，這樣就對起來了。再比如，“你覺得你說的是順口成章，我覺得你說的是胡說八道”。這樣又對起來了。我們寫白話文，不需每一句都對仗，只要在一段散文里有這樣一兩個句對仗，就可以使你的文章增加色彩和力量。
再一個要注意的是音節問題。
今天我們的白話詩、散文、歌詞，都吃了不知道語言音節的虧。“烽火——連三月，家書——抵万金”。是分成兩節的。七言詩則是分成三節。“春色——滿園——關不住，一枝——紅杏——出牆來”。這种音節不是偶然作成的，而是按照語言的本質創造出來的。我們了解了音節，作歌詞就方便多了，就不至于音節沒有。
在作散文的時候，因為音節的關系，不要把句子造得太長。長句是我們現在的通病。當然有時候長句子是必要的，因為我們現在所寫的東西和古代不同，有許多新的道理，往往因為邏輯性的關系，非長句子不能說明。但我總是不愿意作長句子，長句不易掌握音節。如果能把長句分成兩三個短句，這樣就能保持語言音節的美好。
為什么有些人不愿意念翻譯的東西呢？就是原文句子很長，翻譯時不能不忠實于原文，結果長句很多，念起來很頭痛，念到后半句，忘了前半句。
我們在古典文學中看出它概括的力量強、聲音美、對仗美、音節美。當然現在白話的語言构成和古代不同，不能完全按照文言詩、文言文來寫，但這些東西可以作為我們研究語言的參考。第一，古人不是隨隨便便就那樣寫的，它是經過加工又加工；第二，這些傳統的优點的确是因為我們的語言本質就是這樣。
我們今天寫的東西不美，在文字上存生著許多缺欠，結果我們的白語詩白話文沒人喜歡念，很難讓人背誦下來。古詩因為容易念，反而倒能使人背誦一些。
我們還可以從民間文藝學習。民間語言更易學。古詩古文是用文言文寫的，而民間文藝是用現代語言寫的。就拿曲藝來說，它是承繼了古典傳統，而又發展了。比如七言詩，是三個音節，鼓詞往往也是三個音節，但在字數上可以把它發展為由七——十三個字，有時到十七、八個字，句子可長可短，音節還是三個，如“我本是——臥龍崗——散淡的人，”就是一個例子。民間的曲藝的句法可七個字一句，也可十個字一句。把嚴格的詩的規矩打破了，但把語言的音節的美留下來了，所以說是一种發展。學一學這個，對我們也有好處，繼承傳統可以用白話。可以從民間曲藝學習怎樣繼承古典傳統的方法。
古詩用韻，民間文學用轍，這樣把古詩里的聲音的美發展了。用韻有韻書，比如詩韻里，平、明、冬、紅不在一個韻，不能串起來用。民間文藝不管這些，
、就歸一個轍，冬（）明（）后面也是，也可歸并在一起。這就容易得多，簡單得爭了。
古詩的音節就是這樣——擴大了，發展了，這也值得我們學一學，讓我們相信：人民會把好的東西保留下來的，是會用自己的語言把它發展起來的。
拿散文來說，相聲是最難寫的東西，因為相聲的語言是要一碰就響的。侯寶林說相聲，一張嘴听的人就笑。假如我們上去，一個笑話解釋半天，誰也不笑，那就完了。他把語言擺得那樣好，“皮薄”，一听就笑。說相聲是要在語言上下功夫的。听听相聲對寫文章很有幫助。如果你的相聲寫的羅嗦，盡是廢話，說起來一張嘴人家不笑。你非要求人家笑：你笑吧！那就糟了，就不配作語言藝術家。
我們應該向民間文藝學習，這樣知道的東西多了，用起來也就會多种多樣。現在我們肚子空，所以寫出來的東西也只能是貧乏、單調。但是語句結构上的重复有時也是必要的，讀者的耳朵非常靈敏，假如不是必要的重复，如戲劇的台詞，在第一幕寫了這句話，第二幕又重复這句話，觀眾馬上就會听出來，這是不必的重复。
現在青年人寫文章就是單調，就是只知道那几個詞匯，沒有辦法選擇。所以我們要積累詞匯。現在什么事都用“搞”字，連吃飯都說“搞”點飯吃，這樣的用語言是不行的。這是一种詞匯貧乏的表現。
怎樣向人民學習語言呢？
向人民學習語言，我們有個毛病，就是拿筆記本去記工人農民說的話，回來不管在什么場合就用上。這就叫做學習人民的語言嗎？這不對，因為每句話，不管是誰說，總是在某种場合下才這樣說的，是表現一种感情、一种思想的。所以拿筆記本記人家的話是很不妥當的事，這不能抄襲。學習人民的語言，是學習而要看人家是在什么時候，是在什么情況下說這句話的，包含著什么思想感情。單純的記語言，那是沒有用處的。听人家用這句話很好，把它記下來，在某种情況下是可以再用這句話，而不是不問在什么情況下表現工人、表現農民時都用這几句話。好多記者下工厂、下農村，只能單純地記工人農民說的話，那是不會有創造性的。
我們學習人民語言，學多了，然后就會加以選擇使用，在這個場合用這句話，在另一個場合就用那一句話。不要把語言和生活分開，如果那樣是不會學得好的。學習人民語言不是為了點綴文章，擱上兩句不相干的話，而是為了更真實地表現生活。
運用術語也是這樣。蹬三輪車的工人有許多術語，木匠也有許多術語，把它記在筆記本上是很好的，但只是這几句術語不足以表現三輪車工人和木匠的生活。在某個時候、某個場合寫上一個術語是好的。但主要還是注意木匠在什么時候說那個話，表現了他的什么生活，這是最要緊的，不然術語就只成為一种點綴，与文章內容沒有多大的關系。
現在我們講語言規范化，不是那樣嚴格的不准用土話，用土語也應該有選擇。這個土話的确有表現力，是普通話所沒有的，應該把它升為普通話，是可以用的。不是凡用土話都好，都有特殊色彩。現在各地方言不一，如有的叫“油條”，有的叫“油炸鬼”。對“玉米”，也是這樣，如有的叫“玉米”，有的叫“棒子”，將來要有規定的。如果統一規定叫玉米，你要用“苞谷”、“棒子”又有什么表現力呢？你想表現北京的地方色彩寫“油炸鬼”而不寫作“油條”，這沒有什么區別，因為寫“油炸鬼”不寫“油條”并不能表現北京的特點。
真正有表現力的方言土語是可以用的，但用時要慎重考慮。比如《龍須溝》里的北京土話很多，的确有表現力，但另一方面損失很大，廣東等地就沒法上演，這就限制了宣傳作用。另外，在《西望長安》里我盡力避免用土話，几乎百分之九十是普通話，這個劇本雖不算好，但在全國各地都演出了。
這樣看，我們應該讓語言規范化，少用方言土語。只要這句土話的确是普通話里沒有的。而它又有表現力的，可以用一些，不一定完全不用。如果把生活了解得透徹一點，就用普通話寫，也一樣有表現力。反之，就是專門用土話，也不能使文章別具風格。
附帶說一下，我們要多學、多練習寫，這是最要緊的。不要認為記者不能寫鼓詞、白話詩、小說、劇本，練習寫得越多越好。我什么都寫，什么都寫不好，但我覺得寫過話劇再寫小說的時候，筆底下就特別精練。因為劇本上說話要精練，不能有不起作用的話，所以再寫小說就不至于犯冗長的毛病。多寫詩，那你的語言又比寫劇本更精練了。詩就是用几個字來說明很多事情，如剛才講過的“烽火連三月，家書抵万金”，就包含著在离亂的時候，道路破坏了，送信的過不來等等，詩只用十個字，用不著細說，就什么都有了，不但說出了整個离亂的情形，而且還深深的激動著人們的感情。過去在軍閥統治的時候，經常打仗，一打仗信就不通了，念念這句詩，特別受感動。
不論練習哪种形式，都會對你的學習運用語言有好處。寫了詩不一定發表，我現在早晨起來常常寫點舊詩，但從來沒有發表過，有時寫一句兩句。我是個作家，應當天天磨練我的工具，我是生活在這里面的。
要練習寫，發表不發表沒有什么關系。要學著寫各种形式的文章。不一定要把舊詩寫好，但你練習寫過舊詩，就會把散文寫得更簡練，功夫是不欺人的。盡管怎樣忙也要天天拿筆，不要沒任務就拉倒，那就不夠作作家的資格了。
寫各种形式的東西，這很有興趣，練習一下才可以知道。
你學著寫一篇古文，寫五十個字，再拿出柳宗元的散文來看一看，欣賞一下人家的東西，才更覺得人家是寫得好，才感到這篇東西要是我自己寫就得用兩万字，人家只用了几十個字，這是人家的本事，不嘗試嘗試是不知道的。
杜甫的詩很好，“家書抵万金”，這個“抵”字是怎樣想出來的！我們總說值万金，如果用“值”字，這樣的聲音之美沒有了，力量也沒有了，這就是杜甫的功夫。說杜甫是詩圣，這不是瞎說的。“晴天養片云”，這個“養”字，就表現了夏天長久不下雨，今天來了一小片云，人們總是希望它慢慢地擴大起來好下雨，在這里用了個“養”字，就表現了人們希望這片云大點，再大點，下點雨。而我們只知道“養”孩子，不知道“晴天養片云”，所以我們是我們，杜甫是杜甫。
我們多練習練習就知道別人如何運用語言，就知道創作的道路。現在許多人被語言管住了，它倒成了主人，一篇文章末了必須“為××而奮斗！”不寫奮斗行不行呢？
還有個問題：報紙的語言既要真實、簡練，又要藝術、通俗，它們之間是不是有矛盾呢？我想這是沒有矛盾的。如果有，那是人們的一种成見，人們總以為藝術性就是“細水潺潺”，“火光熊熊”，俗話就不藝術，不是的。
我用白話寫東西，一篇小文章要改很久，有人催我的稿子，要我寫快些，我怎么寫得快？寫一千字要改兩天，就是要改去庸俗的字。粗看起來好像沒有什么，但一考究，原來寫的很多俗字，如“魚肚色”、“潺潺”、“熊熊”等等。經過修改，末了就全沒有了。文章語言好像淡如清水一樣，這才是藝術。你堆了一堆辭藻，好像很藝術，其實真是不藝術！
“養片云”的“養”字，誰都知道，這就是藝術性。他沒有說“產”片云，沒有說“孕”片云。而用大家都明白易懂的“養”字，就有藝術性。“春意鬧”的“鬧”是最通俗的字，“春風又綠江南岸”的“綠”也都是最通俗的字，因此才能表現出那么強的藝術性來。
真實、簡練、通俗、藝術，這都是密切聯系著的，真實不妨礙通俗、藝術。我們為什么珍視民間文藝，因為它通俗又有藝術性。這里沒有什么矛盾，不要以為把字典、辭源拿來抄了好多華麗辭藻就是藝術性。
該用文言字的地方可以用文言字，但不要故意用它，能用現成的誰都知道的字，表現出頂深刻的思想內容這就叫做深入淺出。
毛主席寫的文章，都是說國家大事，寫得那樣幽默、通俗。能說這不是最好的文章？能說沒有藝術性、思想性？不能這樣說。毛主席的文章是有高度藝術性和思想性的。
我們要寫得真實、簡練，也要通俗。這不是那种做作的通俗，一句一個他媽的，并不就是通俗。我們念一念陶淵明的詩是有很大益處的，全是平淡如水的東西，一個生字不用，老老實實說自己的感情，但是很深刻。柳宗元的散文也是這樣。
最后，希望在百花齊放中每個人能夠寫出自己的風格來。就是說我們下了功夫，有了雄厚的資本，但運用還要用得靈活。所謂好文章，也不是每句都有創造性，只要用的字都通俗、都妥當、都正确那就是好的。一篇文章不可能每句都精彩。梅蘭芳先生唱得好，但也不能每句都叫好。寫文章也是這樣，都寫得平穩、明白、清楚，有一兩句精彩的就很好了。要是唱戲每句都叫好，那就累死了。
要寫出自己的風格來，就是說用一個字、造一個句是你自己獨創的。要看風格不僅表現在語言怎樣說，同時要看一篇文章完整不完整，例如讓你寫一篇到飛机場迎接貴賓的通訊，這篇東西你怎樣設計，你怎么看這件事，都表現著你的風格。如果單就一句一句分開看，就不能充分表現某人的風格。風格是整体的。你寫的一篇東西，人家一看就說這是你的風格，這就是說通過你寫的東西讓人家看出了你是怎樣思想的。念了《三里灣》，就認識了趙樹理。每句話有自己的說法，對事情有自己的看法，這就是風格。
寫每篇東西都一樣，要有寫出自己風格的愿望。比如去訪問一個人，總是寫天气怎樣，有個小院子，進到院子里面有許多花草……，這是沒有風格，是不需要這樣寫的。如訪問齊白石。齊白石是個九十多歲的、農民出身的老畫家。我們寫的時候不一定要描寫他的小院子，要想到他是個農民出身的老畫家，農民的气質表現在哪里。寫東西要有自己的設計，不是每個人的院子里都有花，都要先寫花，如果都寫花，花就成了主要的東西。要把表現他的家庭情況和這個人的生活、思想結合起來，這樣寫出來的東西，自然就和別人不同了，讓人家感到這是你寫的，真是“文如其人”。現在我們的人好像都長得一樣，因為我們的文章都是一樣的。
我們下些功夫，在百花齊放中寫出自己的風格來。
我想記者們為了實現“百花齊放”，起碼應當有個志愿，寫東西要有自己的看法，要有自己的寫法。
載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五日《新聞与出版》第十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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