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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怎么寫的《春華秋實》劇本


  在排演以前,這個劇本已寫過十次。每一次都是從頭至尾寫過一遍,不是零零碎碎的修改添減。枝枝節節地這儿添一點,那儿減一點,永遠不如重新另寫一回可靠。用碎布拼湊,不容易作出美麗的衣裳來。
  寫十次,一共花了十個月的時間。其中因病因忙,時有停頓;要不然,必不會拖延得這么久。一九五二年是個忙年,一個運動緊接另一個運動,一項重要的政治任務來了,又接上另一項。可是,在万忙中,我總抓緊時間,藕斷絲連地寫劇本。
  我們應當忙,我們也應當寫作。我們不該借口忙迫就擱筆不寫。同時,我希望,領導上也該設法調整作家的工作,不要教他們忙到不可能拿起筆來的程度。
  劇本的初稿是在一九五二年二月后半月開始動筆的。那是北京的“五反”運動逐漸進入緊張階段的時候。許多朋友說:我們應該寫個劇本,紀念這個偉大運動。他們以為:這個運動既是史無前例的,又是极有關于今后的國家建設的;就是對于世界上正待解放的人民,也不無教育的价值——無論哪一處的人民,一旦得到解放与政權,而須与資產階級合作,就必須警惕這階級的進攻。這樣,這就不是個簡單易寫的劇本。
  我本想約集几位朋友,共同計划一個劇本提綱。可是,朋友們和我都正忙著參加“三反”或“五反”的工作,沒有空閒,假若我等著大家都稍有空閒再共擬提綱,那就須一直等到兩個運動結束了的時候。創作需有熱情;在一個運動中間寫這一運動,熱情必高于事過境遷的時候。我明知道,運動結束了,我才能對這么偉大复雜的一個運動有全面的了解。可是,我又舍不得乘熱打鐵的好机會。
  我決定不再等,而僅就個人所能理解到的獨自起稿。這方法有缺點,即對整個運動發展的來龍去脈還沒看清楚。它可也有點好處,好歹有個全稿,容易和朋友們商討。大家憑空共議提綱不是件容易事,往往談來談去,莫知所從,乃至無結果而散。有了一個准稿子,大家就可以集中討論了。
  初稿草成,我把它交給北京人民藝術劇院的朋友們,說:“請給我看看吧!有可取之處,請提意見,我去另寫一遍;若全無是處,請扔在字紙簍子里。”
  雖然大家都正忙著“打虎”,可還抽空讀了我的初稿。他們告訴我:內容欠充實,但有一兩個人物。憑這一兩個人物,值得再寫。
  這給了我很大的鼓勵,一部文藝作品,找故事容易,寫出人物困難。沒有人物,不算創作。
  我另寫了一遍,再和大家討論;然后,又寫了兩遍。這四次的稿子大致相同。在人物方面,集中力量描寫資本家,而且寫得相當生動。在故事方面,寫的是“打虎”,因為在那時節,大家只知道“打虎”,還不大理解別的。劇名就叫《兩面虎》。這是個描寫運動本身的,類似活報戲的作品。
  隨著運動的發展,大家看出來第四稿的缺點——只見資本家的猖狂,不見工人階級打退進攻的力量。故事始終圍繞著一兩個資本家的身邊發展,寫到了他們的家屬、朋友、親信,和被他們收買了的干部,而沒有一個与他們對立的工人隊伍。這樣,所有的斗爭就仿佛都由感情和道德觀念出發,而不是實打實的階級斗爭。雖然他們的儿女、老婆、朋友也喊“要徹底坦白”等等,可是總使人覺得假若資本家把心眼擺正一點,不口是心非,也就很過得去了。這樣的“兩面虎”,只是近似假冒偽善的一個偽君子,不能表現資產階級的階級本質。這是暴露某些資本家私生活的丑惡,离著“五反”運動的階級斗爭的主題還很遠。不行,還得另寫!
  從前四稿中資本家的營業看,也得另寫。劇本中的資本家是搞營造業的。在當時,營造業是檢查的重點對象,所以我也就人云亦云。可是,一般的營造厂往往是有個漂亮的辦公室就可以做生意,它只有店員与技術人員,沒有生產工人。當然,店員們也是工人,也可以斗爭資本家;但是,劇本中若只出現几個店員,總顯著有些先天不足。況且,營造厂既不生產什么,也就很難用以說明政策中的斗爭与團結的關系。
  看出以上的缺點,大家決定:第一,須把資本家由家庭中搬到工厂里來,面對工人。第二,工人須在戲劇中占重要地位。第三,資本家須是產業工厂的主人,不是營造業的。第四,得有檢查組上場,掌握政策。
  這個變動相當的大,几乎是將第四稿全盤打爛。可是,我并沒害怕,熱情比害怕更有用。
  我又寫了兩遍:資本家變成了私營鐵工厂的厂主,有工人出來斗爭他,有爭取高級職員,有檢查組登場;他的家屬只留下個小女儿,其余的人都刪掉。這就是五、六兩稿。
  關于檢查組的情形,不難知道。人民藝術劇院好多朋友都參加過這項工作,他們供給了用不完的資料。鐵工厂的情形也不難了解;這時候,厂主們已受了教育,有了覺悟;他們肯將過去的錯誤說出來。難處是在描寫工人。
  這時候,人民藝術劇院的三十多位朋友到一個私營鐵工厂去体驗生活。于是劇稿就有机會讀給工人們听,我自己也得到机會訪問工人和資方,并且到勞資協商會議上旁听。這樣,劇本中的工人的生活、語言,以及在“五反”運動中怎么活動,都逐漸地有了輪廓。
  可是劇名還是《兩面虎》,內容也還是“打虎”。這雖比以前的稿本內容充實了點,可依然是寫運動本身的現象;有了斗爭,斗爭是為了什么卻不十分明确。
  已經到了夏天,北京的“五反”運動進入結束階段。知道我正在寫這個劇本的朋友們說:“五反”運動既已基本結束,就應當寫得更全面一些,更深入一些。比如說:戲不由“五反”寫起,而推到“五反”以前,寫出資本家怎樣施放五毒,以便道出“五反”運動的重要与必要。結尾呢,也不是把違法資本家送交法院,而是團結了他;教他明白:若能遵守共同綱領,規規矩矩地發展生產,他還能有生活,有用處。這不就有頭有尾,真像完整的一段“五反”歷史了么?由描寫“打虎”的情況,進一步去寫也團結也斗爭的政策,不就深入了許多么?
  我接受了這個好意見,決定加頭添尾。
  這又須把前稿全盤打爛。一個劇本不能中間不動,硬穿上靴戴上帽;更動一點全体都得更動。而且《兩面虎》已有四大幕,再加上頭尾兩幕,成為六幕大戲,演五小時,也不像話。還須重新另寫。
  為團結作准備,就須表現資本家的好坏兩方面;光好不坏,就無須斗爭,光坏不好,就沒法團結。也只有這么好坏兼顧地描寫,才能使人物深厚;也只有這么描寫,才能符合政策——不是消滅資本家個人,而是肅清他的污毒。這樣寫,已經不再是《兩面虎》中的“兩面”了。那個“兩面”,前面已經略略交代過,是偽君子的“兩面”,口中甜蜜,心里虛偽。這一回的兩面是由實際行動,表現出資產階級的兩面性。比如說,在解放后,工商界受到政府的种种照顧,大家的生意不但沒有垮台,反倒更好作了。資本家們,一般地說,是真心地感激政府;是真的,不是耍嘴皮子。因此,他們對抗美援朝的愛國運動也的确熱誠地參加,踊躍地捐獻。他們懂得擁護政府,愛自己的國家。可是,在另一方面,只要有机可乘,他們又會見錢眼開,不惜施放五毒。多賺錢,在他們看,是天經地義,他們想不到施放五毒是罪行。他們有不少這樣的兩面性。能抓住這類的“兩面”,就差不多抓住了他們的階級本質。能抓緊這一點,就可以用他們在作生意上的實際行動和“五反”運動緊緊結系起來,扣緊主題,不必旁生枝節。《兩面虎》的六次稿本,至此一概撤銷。
  放棄了第六稿,我又重新寫過三遍。第七至第九這三部稿子既須顧及運動的全面,就必須吸收更多的資料;專為組織再組織資料,也須至少再寫三遍。同時,這三部稿子是企圖由描寫運動本身的情況改為通過政策寫出“五反”的全部意義,所以也須重新組織資料。
  第九稿寫成了五幕十一場,大得可怕!
  為參加几項重要政治任務,我日夜忙碌,一個半月沒能寫一個字。可是,每逢有一會儿休息時間,我就細細“咀嚼”第九稿中的人物。這樣,那從第一稿到第九稿始終未被淘汰的人物已在我心中成長起來,那不太成熟的次要的人物也慢慢地得到照顧,我不斷地盤算如何用三言五語使他站立起來。這對于我寫第十稿大有好處。
  同時,人民藝術劇院的朋友們也感覺到:這個劇本的寫成,的确具有民主精神,大家的意見都包括了進去。可是,經過大家的討論再討論應當以什么為主題和學習再學習“五反”文件之后,大家覺得穿插那么瑣碎,能否每一情節都對主題有所發揚,使主題明确呢?這一怀疑,使大家都冷靜下來。以前,大家爭先恐后地把參加檢查組的實際經驗,和在工厂里獲得的体驗,都要組織進劇本里去,惟恐內容不真實丰富。現在,大家冷靜地看出來,劇本不應當是記錄;為使主題明确,靠記錄式的寫法不會成功。
  于是,大家開始按照第九稿另寫提綱,把不必要的情節都刪了去。等到我稍為空閒了點,他們把提綱拿來,跟我商議。他們擬就的提綱本身還是太長,雖較比劇稿簡練了一些,可只能說是消了一點腫,還不像筋是筋骨是骨的健康樣子。大家的意見是:
  (一)确定主題:又斗爭又團結。
  (二)我須按照第一稿的精神,參考著新提綱,重新寫過。所謂第一稿的精神就是一气呵成,不蔓不枝。
  (三)希望不要群眾場面。舞台上人多并不一定足以表現力量,而且很難處理。
  (四)多描寫資本家,因為“五反”運動斗的是資本家,不是別人;他應當是主角。提綱中雖已把運動初期工人們的欠團結,有顧慮等等刪去,可是資本家的戲還太少,由我設法補充。觀眾要看的是資本家如何受教育,如何在思想上有顧慮,起變化,作斗爭。多寫工人們彼此間的小糾紛,反倒會沖淡了他們斗爭資本家的力量。
  (五)不要教資本家出“洋相”——那是粗淺的暴露,沒有什么教育价值。因為不教他出“洋相”,所以從前按照一般的“打虎”情形所描寫的,什么你喊:“低下頭去!”他嚷:“徹底坦白!”就都用不著了。我們須“武戲文唱”。(六)以前,費過許多功夫,描寫工人和檢查組怎么研究、核對違法行為的材料,真是人人精細,各顯奇能,給資本家擺下天羅地网,教他無法逃脫。現在,大家既明白了主題所在,也就知道了費很多力气在台上查帳,遠不如多費力气檢查思想。能夠從思想上設下天羅地网,資本家才能明白政策,坦白罪行——這才是檢查組的重要工作,再說,查帳、對材料,也很難有戲。
  這些意見都不是憑空想出來的,而是由研究九部劇稿,學習政策,与体驗生活三方面中逐漸体會到的。這是企圖由記錄与報道繞了出來,去集中力量掌握主題。
  我也有一些小意見:
  (一)我能按照大家的意見改善劇本,因為我已把人物一一重新想過多少遍,心中有了底。我若是能三言五語地描畫出個人物來,就不必多繞著圈子用零碎的事儿去烘托。
  (二)我會狠心地刪去不必要的情節,抓緊主題。
  (三)連最后的斗爭大會也不要,省得滿台都是人,擠到一塊沒有戲作。這樣也省得教觀眾一見台上站滿了人,就准備戴上帽子。
  很順利地我寫成了第十次稿本。全劇只有三幕七場:第一、二、三幕各兩場,另外有個尾聲。
  以上是說寫這劇本的經過。以下,說几個問題:(一)或問:假若你等到“五反”運動結束以后,再動筆寫這個劇本,大概就不會費這么多的事与時間了吧?
  我說,因為我下手早,所以朋友們与我能隨著運動的發展一步一步地發展劇本,欲罷不能。隨著運動走,資料是活的;運動已過,再去回顧那么多資料,我就會望而生畏,沒有膽量去寫這么大的題目了。寫作沒有捷徑,全靠功到自然成。寫一遍有寫一遍的好處,寫十遍有寫十遍的好處。一稿寫十次并不算多。
  (二)或問:劇中好多材料是間接得來的,并不都是你個人的經驗,難道倚賴間接經驗也能寫出作品么?
  我說,不應專靠間接經驗。假如我自己參加過“五反”運動中的各項工作,而且長期下厂体驗生活,我一定無須花那么多的時間才把劇本寫成,也可能寫得更好一些。直接去体驗生活是必要的,吸收間接經驗不足為法。
  (三)或問:這樣倚靠別人幫忙,寫成的作品,能算你自己的創作嗎?
  我說,不算。這應算集体創作,由我執筆。此事,我已征求過人民藝術劇院領導人的意見,他們說:算了吧,由你個人出面發表吧。我很感謝他們的客气。不過,更要緊的倒是在這鬧劇本荒的時節,大家——劇作家与導演,演員們——理應協力合作;大家要打成一片,共同討論全劇的組織与主題,有計划地去体驗生活。這樣,就可避免作家閉門造車,演員們盲目地去体驗生活。
  (四)或問:寫這個劇本有什么心得?
  我說,經過寫稿十次,我悟出一點道理來:不論我們要描寫什么新事物,因為它是新事物,我們一上手總會被事物中的技術問題或表面現象誘惑住。以“五反”運動來說,我們一上手總會十分注意檢查的方法和斗爭的方式。我們為寫“五反”運動而到工厂去体驗生活,也免不了首先要問工人們用什么方法“打虎”來著,和“老虎”用什么方法希圖混過關去。這樣,我們所了解的便是一些斗爭過程中的方法与手段,不是深入地發掘根本思想。把這些手段与方法寫出來,的确顯著火熾。可是,這不過是表面上的火熾,骨子里未必有真東西。我們必須從這些表面現象中繞出來,抓住那足以支持全劇的主題思想,才能免得見樹不見林。
  這并非說,那些表面現象都值不得搜集。我們必須掌握它們,因為它們是那一段生活中的現象,是可以捉摸到的具体事實。我們應當多多搜集它們,越多越好。可是,到了最后,我們必須找到比它們更重要的東西——思想和政策——作為主要的提線;用這條線串起那些現象,我們才知道何棄何取,不至于被小情節纏繞住,而忘了更重要的東西。感動人的戲不完全仗著几段漂亮話或一些巧妙的小手段支持著,激烈的思想斗爭才能惊心動魄。
  我們需廣泛地搜集材料,從大處落筆。
  前面說過,大家教我在寫了九遍之后,再翻回頭來,按照第一稿的精神再寫一次。我照辦了。但這不是又拾起來第一稿,添添減減,絕對不是!寫過九次,我已經掌握了用不完的資料,可以自由選擇,不再把任何一個情節都看成寶貝,該留的留,該扔的扔,我必須變成資料的主人。這樣,我才能按照第一稿的精神,集中力量描寫怎么斗爭和團結資本家;一切資料都須受這主題的控制。這樣,知道的多,寫的少,便能游刃有余。知道的多,交代的少,便能交代准确。下厂体驗生活的朋友們也掌握到了上述的精神。
  我也体會到:狠心地刪改是必要的。在前九稿里,每一稿都有些相當好的戲和漂亮的對話。可是,第十稿并非前九稿中所有的好戲与漂亮話的堆積。不管前九稿中有多么好的戲与對話,用不到第十稿中去的就一概拋棄,毫不留情。勉強留下來的情節与對話會變成作品的瘡疔。好藥也許有毒,假若用在了錯地方。
  戲劇不是平平地敘述事實。假若以敘述為主,一切事實就都可以放進去;結果是哪件事都可有可無,不會有戲劇性。第八、九兩稿就吃了這個虧:講到團結工人,就有三場戲;講到不法資本家,就有好几位,各耍一套花樣。這就犯了不分輕重賓主,有聞必錄的毛病。為矯正此弊,第十稿只很簡單地交代了工人的團結和如何爭取高級職員,資本家也以一人為主,別人都听他的指揮。這就簡練集中了。假若寫得好,斗爭一個資本家,也就是斗爭一百個資本家,不必在一出戲里,東斗一個西斗一個;把“百家姓”都斗完了,并不見得能成為好戲。
  這個劇本不能依照一般的戲劇發展的法則進行。按照平常的辦法,劇本的第一幕總是介紹人物,主要的人物都須出來与觀眾見面。這個規矩,我就用不上。檢查組組長是個重要人物,但是他不能在第一幕露面。在“五反”運動中,檢查組的人与被檢查的人是毫無瓜葛,沒有過來往的。我不能為了一般的戲劇法則就放棄了真實。
  同樣的,劇中第一幕出現的人物,如次要的資本家,与受賄的干部,到后來或因已入法院,或因正在交代貪污受賄的問題,不能再出現舞台上,我也就干脆不再管他們。
  這樣,人物有的出現得很遲,有的見頭不見尾,都不合乎一般的劇本寫法。但是,我就按照“五反”運動的實況,該怎樣處理就怎樣處理,沒有給他們繞著彎子想辦法。有些新事物是不受普通劇本寫法的約束的,用不著作者多費心思。
  這個劇本中的人物很多,有話可說的就是二十四個。在八、九兩稿里,對待人物取了平均主義,惟恐冷淡了任何人。
  于是,全劇的組織就零散瑣碎;人物出來進去,不過是些“過場戲”。第十稿取了不同的態度,重要人物的戲多,次要人物的戲少,甚至沒有戲。這樣,主題才能通過重要人物繼續發展,不至于被次要的情節給扰亂。起初,我想盡量的“裁員”,可是只能由二十七、八個減到二十四個,不能再少。資本家既要施行有組織的進攻,既要訂攻守同盟,就不能只出現一兩個人;為了表現工人有組織地積极參加“五反”,也不能只出現一兩個人;檢查組是代表政府的,也不能太寒酸。這樣,全劇用二十四個人(只算有戲詞的)實在不算多。二十四個人可不能人人有戲——一出戲不能演八個鐘頭。好,沒戲就沒戲吧。主要人物老有戲一定比較次要人物喧賓奪主強。這個主意拿定,就減去了好多過場戲,舉個例說:在第八、九兩稿里,為了人人有戲,描寫了檢查組工作人員和工人怎么在一塊儿畫漫畫,貼標語,連怎么打漿糊也沒忘下。可是,后來細想了想,這有多么大的用處呢?有什么戲劇效果呢?不錯,它确是能夠烘托出一點運動中的生活來;可是,工人們和檢查組都忙著畫圖,貼標語,打漿糊,并不足以有力地表現出他們的斗爭力量;而且,處理得不好,倒減少了力量。這是因人設事,好教沒机會說話的角色說几句話。這种場面很容易寫,而容易寫的也就往往是敗筆,一個偉大的天才作家可以用許多場面表現生活的多方面,而還能產生總的戲劇效果。沒有多少天才的人,像我自己,就頂好不冒險去舖張。抱定了主題,集中力量去寫,還是保險的辦法。
  寫了這么多字,倒好象是我宣傳這個劇本怎么了不起。不是的。我只是要把這次寫作的經過与心得交代出來,希望能作學習文藝寫作的人們一些參考。至于我這劇本是好是坏,還須待演出時才能看得出來,假若部分不好,我准備再接受意見,修改再修改;假若通体都不好,就放棄了它。
  我們應該立志寫出优秀的作品來,可是要准備好,优秀的作品不專憑愿望就能產生,而是最多最大的勞動的果實。
  寫完前面的一大段話,北京市人民藝術劇院就按照第十稿試排此劇。因為劇本內容涉及的問題是那么重大,所以每當全劇連排的時候,劇院就邀請領導上和專家們來看,請求批評。他們不但隨時提出大至有關原則的,小至一言一字的修正意見,而且有時候約去劇作者与導演詳談有關的問題。這使我感動,感激!在國民党統治時期,我寫過劇本,我所遭遇的是禁演与打擊。今天,我得到無微不至的鼓勵和幫助!有的首長甚至在看過排戲之后,約去某個演員,詢問對所演的某一場戲是否覺得舒服。赶到回答是“別扭”,首長才委婉地告訴我:那一場戲恐怕有點毛病。首長們就是這樣体貼作家,熱愛藝術!
  首長們不僅提供有關政策的意見,他們也注意到服裝、布景、燈光、造型上的等等問題。他們并不因為能夠掌握政策而忽略了作品的藝術性。這使我明白了:藝術性越高,宣傳力才越大的道理。以前,我總多少抱著這個態度:一篇作品里,只要把政策交代明白,就差不多了。于是,我在寫作的時候就束手束腳,惟恐出了毛病,連我的幽默感都藏起來,怕人家說我不嚴肅。這樣寫出的東西就只是一些什么的影子,而不是有血有肉,生气勃勃的藝術品。經過這次首長們的指導与鼓勵,以后我寫東西要放開膽子,不僅滿足于交代明白政策,也須不委屈藝術。也只有這樣,我才能寫出像樣子的東西來。
  前面說過,這劇本最初的主題是“打虎”,后來進展為“又斗爭又團結”。在排演中,領導上与專家們看出來:又斗爭又團結是對的,但是還須表現出“五反”運動的胜利是工人階級的胜利,否則劇本的結局必會落到大家一團和气,看不出為什么“五反”運動足以給國家的經濟建設舖平了道路。順著這個意見修改劇本,我必須作:(一)再加強工人的戲,要使工人始終和資方交叉在一處,隨時作對照,隨時有斗爭。第十稿的重點放在了描寫資本家,對工人寫得還不夠。我須添寫工人搞“五反”搞得那么起勁的原因,和他們得到什么胜利。這么寫,全劇中工人的活動的來龍去脈才會和資方的由猖狂進攻而認罪悔過的始末根由結系起來,“五反”運動才能不是靈机一動的偶然事件,而是事有必至的一個重大運動。因此,我須在第一幕的兩場(都是資方的戲)之間,加一場工人的戲,使工人生活楔進資方的生活,好使勞資兩方不同的生活作鮮明的對照。在這一場戲里,工人已感到資方有毛病,而不知道那些毛病造成的危害有多么大,因為這是“五反”以前。他們知道資方有毛病,可是他們自己團結得還不堅固,沒有力量去斗資方。于是,他們切盼毛主席給出個好主意。這樣,“五反”運動就有了它應有的根据,并不是忽然由天外飛來的。這樣,工人們一听到毛主席的號召,就熱烈地投入斗爭中。這樣,工人們的品質、性格和形象等等也都可以早些介紹出來。這是個很寶貴的建議,也是劇本中很重要的改動。
  以前為什么沒想起這么寫呢?主要的原因是自己的生活欠丰富,而又急切地要交代政策,惟恐人家說:“這個‘老’作家不行啊,不懂政策!”于是,我忽略了政策原本是從生活中來的,而去抓住政策的尾巴,死不放手。寫一段生活,用生活中的矛盾与斗爭使人們体會到政策,才是騎在政策的背上,而不是扯著它的尾巴。這么寫,才可能使作品既有藝術性,又有思想性,而不是面色蒼白的宣傳品。
  前面我說過:“我們必須找到比它們(事實)更重要的東西——思想和政策——作為主要的提線;用這條線串起那些現象,我們才知道何棄何取,不至于被小情節纏繞住,而忘了更重要的東西。”現在想起來,這段話有些毛病,那就是:既想用思想与政策串起事實,就不能不時時刻刻惦記著它們,不能不一有机會,或甚至故意去造机會,交代它們。這必成為八股文章。這樣的創作方法——也正是我三年來因怕被指為不懂政策而采用的方法——是不大健全的。現在我明白過來:從現實生活中体會政策,以現實生活表現政策,才是更好的辦法。這就是說,劇中的一切都從生活出發,使觀眾看過之后能意味到政策,細細地去咂摸,由贊歎而受到感動,才能有余音繞梁的效果。所謂政策的尾巴,卻正与此相反,它是把政策看成為生活而外的東西,隨時被作者扯過來听用,結果是政策變成口號,劇中人成為喊口號用的喇叭。(二)第三幕原有兩場,并為一場。這是為:(1)給第一幕新加的一場勻出點地方,否則戲會太長。(2)兩場合并可以使勞資兩方再行接触;檢查組不過是來執行政策,不必多搶勞資兩方的戲。(3)在第十稿中,前面說過,我認為已逃出“五反”運動中的真情實況的束縛。事實上,第三幕仍然用的是自然主義的寫法,未加提煉。為了描寫逼真,我把資本家放在一間不体面的小屋里,一會儿進來一個人,一會儿進來兩三個人,跟他講理,交代政策。我忘了這么出來進去,像戲不像戲,也忘了場面好看不好看。不錯,在這使人悶气的小屋里,的确交代明白了政策,可是怎看怎不像戲。它使觀眾的眼与耳都感到不舒服。改寫之后,人物都活動開,台上也不再是那間不体面的小屋,連演員帶觀眾都松了一口气。藝術要提煉,不是給百貨公司照一張像片的事。舞台上要美,令人越看越入神,不可令人低頭不敢仰視!
  (三)末一場,尾聲,最難辦。只描寫“五反”后勞資兩方的一團和气是不夠的,也不大對。第十稿的尾聲是以一團和气為主,這必須改寫。
  在改寫尾聲的時候,想出兩個不同的寫法:一個是簡單地寫一段事,借著這段事表現“五反”后工厂的新气象;一個是給“五反”運動作個簡單的結論。前者的藝術性高,因為它是具体的表現,不至于只空說政策。可是,寫什么樣的一段具体事實呢?很難想出。的确,既是尾聲,它可以不完全和前三幕的事情緊緊相連;可是,一弄不好,就容易寫成另一故事的開端,沒法閉上幕。還有,它可能需要新的人物登場,也不易處理。這樣,明知道這會有較高的藝術性,我可是采取了第二個辦法——給運動作結論。
  怎么做這個結論呢?十分困難。既是尾聲,就不應很長。那么,從篇幅長短來說,它就擔不起作結論的責任。反之,只交代一部分問題吧,又嫌挂一漏万。而且,不管交代什么和交代多少,總是交代,不是戲!這是致命傷!前三幕因添一場,并兩場,我又重新改寫了兩遍,寫成第十二次的稿本。尾聲又寫了六遍,還是不很好,希望以后有功夫再改,就不在這里再多說了。
  全劇大体上固定下來,還沒有一個好劇名,這也費了不少心思。一直到劇院要去發公演的廣告了,才決定用《春華秋實》。這不是個頂好的劇名,可是從大家供給的几十個名字中挑選,它還算不錯,暫且將就著用吧,以后再改。
  最后,我必須乘此机會向領導上和專家們,以及許多給我提過意見的朋友們致衷心的謝意!沒有大家的幫助,這個不很好的作品一定不會有寫成的希望!我也應當感謝北京市人民藝術劇院的朋友們,他們不但始終不懈地幫助我修改劇稿,隨時供給資料,而且熱誠地、毫不厭煩地,排演這改了又改,改了又改的劇本!

  載一九五三年《劇本》五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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