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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西望長安》的兩封信


  謝謝你們把几十件對《西望長安》的意見送給我看!我也要向提供這些意見的讀者們致謝!有的意見很正确,使我受益不淺!有的呢,似乎誤解了作者的企圖,我愿在此簡單地解釋一下。
  有的讀者說,讀了劇本覺得很不過癮,因為劇本中“肅反”斗爭不夠尖銳。這是把《西望長安》看成為一個“肅反”劇本。它不完全是。當我學習羅瑞卿部長的報告的時候,看到羅部長希望有人用騙子李万銘的材料寫個諷刺劇,我便爭取寫這個諷刺劇。這樣,這個劇本的內容只能說与“肅反”有關,而不是整本大套地寫“肅反”。我是要寫諷刺劇。李万銘的材料不夠支持一個文武帶打、情節惊險的五幕劇的。假若我要描寫特務怎樣殺人放火,和我們怎么進行斗爭,我就須放棄了李万銘,去另找材料——這樣的材料并不難找。李万銘的材料雖然不少,但主要的都是欺騙与貪污。騙子的材料是諷刺劇的好材料。陰謀破坏,情節惊險的材料是“肅反”劇本的好材料,而不見得适于寫諷刺劇。諷刺劇要寫得幽默可笑。幽默可笑的事和惊心動魄的事恐怕不易很好地組織到一處。某种內容決定某种形式,适于描寫“馬大哈”的相聲形式,并不适于描寫面目猙獰的特務。諷刺劇正像相聲,它自成一体,別有風格。《欽差大臣》是《欽差大臣》,不能變成悲劇,也不能變成惊險的電影劇本。
  有人以為《西望長安》里的正面人物,唐處長,不夠嚴肅。要知道,他是諷刺劇中的正面人物,他的幽默机警正与諷刺劇的風格一致。他不是悲劇人物。今天的諷刺劇里必須有正面人物。這正面人物須要机警活潑,极有風趣地戰胜了反動分子。我承認沒有把唐處長寫好,但是他的确是新型諷刺劇應有的人物。創造這個人物是我的一個新試驗。他嚴肅不嚴肅要看他盡職不盡職。他是盡職的。那么,我們就不該因為他愛說兩句笑話,便判定他不嚴肅。他不能像包公那樣嚴肅,因為我寫的不是《秦香蓮》。
  順便就說到另一意見:劇本中的反動分子寫得不很好。我接受這個意見。但是,我也有我的難處。我照顧了正面人物,我給正面人物留出兩幕三場的地方。這樣就限制了反動分子的活動,不能充分地表現他的詭計多端。沒有把反動分子寫好是我的失敗,可是能寫出一個正面人物,盡管是不太出色的正面人物,也多少得算表現了邪不侵正這一事實。在解放后所演出的戲劇里(連我寫的在內),往往是正面人物一出來,觀眾就准備去拿帽子了。
  那么,是不是我輕視“肅反”呢?一點也不是!假若我寫的不是諷刺劇,而是全面的“肅反”斗爭的戲,我就一定要把反動分子的罪行,和正面人物的“肅反”斗爭,都源源本本地寫出來,令人感到惊心動魄,決不打趣招笑。當然,惊心動魄的情節也不完全拒絕諷刺,但諷刺只是信手拈來,不占重要地位。諷刺劇則須通体一致,自成一格。莎士比亞的悲劇中往往有一點幽默的穿插,但只是那么一點。他寫喜劇的時候可就通体一致地保持喜劇气氛;笑著說悲劇性的故事實在不大好辦。
  這就該說另一种意見——諷刺得不夠。我接受這意見。諷刺劇极難寫,我的才力与經驗都不夠。但是,我必須說明:我的寫法与古典的諷刺文學作品(如《欽差大臣》等)的寫法人不相同,而且必須不同。《欽差大臣》中的人物是非常丑惡的,所以我們覺得諷刺得很過癮。通過那些惡劣可笑的人物,作者否定了那個時代的整個社會制度。那個社會制度要不得,必須推翻。我能照那樣寫嗎?絕對不能!我擁護我們的新社會制度。假若我為寫得痛快淋漓,把劇中的那些干部們都描畫成坏蛋,极其愚蠢可笑,并且可憎,我便是昧著良心說話——我的确知道我們的干部基本上是好的,只在某些地方有缺點,犯些錯誤。我只能諷刺這些缺點,而不能一筆抹殺他們的好處,更不能通過他們的某些錯誤而否定我們的社會制度。這就是今天的諷刺劇為什么必須与古典諷刺劇有所不同。在我給朋友們朗讀劇本初稿的時候,就有人建議把受騙的干部們寫得更坏一些。我拒絕了。諷刺是要夸大的,但不能無中生有,信口雌黃。
  那么,今天的諷刺劇就不能夠像古典諷刺劇那么入骨地諷刺嗎?我說,一定能夠!我的本事可是還不夠,我還應當繼續努力學習,練習。無論怎樣,我不能把劇中人物(除了反動分子)都寫成坏蛋,那是歪曲現實。我應當把他們寫得更可笑,不是更可惡。
  還有些意見似乎也應解答一下,我太忙,就不多寫了。老舍一九五六年二月五日二
  編輯同志:
  舊詩中有一句——“西望長安不見家”。后來,被淘气的知識分子改為“西望長安不見佳”,“家”与“佳”同音。你若問一個知識分子:某事好不好?他便以“西望長安”四字表示不好——不佳。這變成了一种歇后語。
  李万銘的案子是在西安破獲的。西安古稱長安。所以我用《西望長安》為劇名,暗示他到了西安就不佳了。也可以這么解釋:若有人問我:你的新劇本好不好?我答以“西望長安”,表示不佳,亦諷刺自己之意。
  劇名很不易擬,我用“西望長安”四字不過求其現成而已,沒有什么奧意。
  老舍一九五六年三月六日載一九五六年《人民文學》五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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