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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無論寫什么，寫得通俗一些必有好處。 可是，我們今天所看到的文章，還有許多很不通俗的或不夠通俗的。我想，這是因為：一、寫文章的人在思想上還有沒搞通的地方；或是：二、還沒有掌握住技巧。 咱們先說第一項： 据我所知道的，文人往往有這么個心理——自己寫出的文章，必須使內行看了拍案叫絕，外行們懂不懂倒沒大關系。 寫了一篇文章，有一、二知音給喝彩，也就夠了，管那些“愚夫愚婦”干什么呢！即使連一、二知音也沒有，就獨自欣賞也好，反正不能降格相從，顧及大家。 這態度，在從前，已害得文藝成為士大夫階級中的專賣品，与民眾脫了節。在今天，這態度就更要不得，因為今天的文藝必須為人民服務。若是文人寫了只給文人看，怎么算為人民服務呢？ 在從前，這文人寫給文人看的態度，是事出有因的，因為專制的君主，和蔣介石一類的統治者，极怕人民讀書明理，鬧革命，所以提倡古文，好教民眾看不懂，而文人能寫出民眾看不懂的東西，便可以高官得作，駿馬得騎。 現在的情形可与從前大不相同了。我們的領袖毛主席是惟恐民眾落后，力求人民個個能讀書明理，所以他不惜說了又說，文藝必須為工農兵服務。那么，假若我們還不肯放棄文人寫給文人看的態度，就未免太頑固了。我們文藝工作者一向自居為先知先覺，怎好在這人民翻身的大時代里，反倒變為頑固老儿呢？ 另有一些人，以為古文可以收起去了，可是五四以來的洋派儿的文字還是万不能丟掉的。他們在文字上抱著五四“傳統”，死不放手，認為唯其如此，才夠得上新文藝的嫡傳正統。跟他們一提到寫鼓詞、相聲……他們就緊緊搖頭，說：我們好不容易建立起商籟体的白話詩，与帶洋味儿的散文，怎可以“開倒車”，又去搞鼓儿詞呢？ 就是勸他們改一改筆風，把文字寫得清淺明暢一些，他們也不干。他們以為他們用慣了的歐化文法与新名詞都是了不起的東西，万難割舍。他們可是忘了，《水滸傳》与《紅樓夢》那樣的偉大作品里并沒有歐化文法与新名詞，還是照樣的偉大。恐怕呀，他們心中還多多少少存著點崇洋病，洋的好，國產的不好。 其實呢，莎士比亞的偉大，并不是我們自己的偉大，我們大可不必拉著何仙姑叫舅媽。我們的偉大倒是在用我們的思想，我們的文字，我們的作風，創造出我們自己的偉大作品來。我們的偉大不在能偷取莎士比亞的一、二修辭，或一點技巧，而是在以莎士比亞創造英國偉大文藝的气魄，去創造我們的偉大文藝。我們不應叫莎士比亞，或任何名家，擋住我們自己的去路。我們不應看見別國的作品，便歎觀止矣，而應自尊自信，立志寫出自己的好作品來。 我們應當愛自己的語言，像愛自己的面貌。只有熱愛我們自己的語言，我們才肯去向人民學習，才肯用人民的語言去寫作，而感到光榮。這不僅是語言的運用問題，而基本的是思想問題——愛不愛，重不重視，我們的語言的問題。 有的人說：我們心里雖愿通俗，可是不會寫大白話。這不是真話。恐怕呀，這句話里還隱藏有點心病——不肯承認大白話能產生文藝。這還是思想問題在作怪。否則天天說大白話的人，怎會不能寫出大白話呢？ 是時候了，我們應當即刻從思想上解放了我們的筆，教它光榮的服務于人民，教它光輝的給大白話放出光彩。現再說第二項。 我知道，有的人的确從心里要寫得通俗，而的确不會運用大白話。這怎么辦呢？ 我看，這不是不能解決的問題。 第一、我們要一拿起筆，便留神不教那些纏繞我們已久的洋詞儿出頭露面。比如說，我們剛一想起“漣漪”、“跌宕”、“范疇”等等，就應當卑視它們，看一看不用它們究竟能不能還傳達出我們的思想來。我們要承認信筆寫出人民不懂的修辭是偷懶，也要承認文字的好坏并不依靠會轉文或用新名詞与否。我們是為人民寫東西，就必須尊重人民的語言。人民能懂我們的文章，我們就盡了職，否則溺職。同時，我們不要消极的以為人民不懂“漣漪”与“范疇”，所以我們才皺上眉把它們刪去，而要積极的去在大白話中找出金子來，證明我們是全心全意的在創造大眾文藝，而不是敷衍了事。假若我們能抱定上述的態度，我們就能發現大眾語言原是一座取之不窮的寶庫。然后，我們便會自動的放棄了那些腐爛的“文藝”修詞，而愉快的運用人民的語言。 要學習人民的語言，就須去体驗人民的生活；人民的生活才是人民語言的字匯詞典。若只是摘取民間的几個慣用的詞与字，點綴一下，便是尾巴主義。 這便頗不容易了。可是，天下哪有不經過艱苦的學習就能成功的事呢？為人民服務是件重大的事，我們根本就不應當抱著三下子兩下子就能作好的幻想。我們若不立下改造自己的文字的決心，就永遠擺脫不開“漣漪”等等的纏繞。 第二、試用大白話寫文章，最使我們感到別扭的是：我們總覺得白話不精煉，老是拉不斷扯不斷的說上沒結沒完。這，毛病不在白話，而在我們沒用心去精選提煉。白話的本身不都是金子，得由我們把它們煉成金子。我們要控制白話，而不教它控制了我們。我們不是記錄白話，而是精打細算的寫出白話文藝。我們必須想了再想，怎樣用最精煉的白話，三言五語的把事情說明白了。這樣，我們才能寫出白話文藝，而不是沒完的瞎扯。 當我們用白話寫文章的時候，我們的思想并不要打折扣；不要以為這是給大眾寫的，就用不著高深的思想。反之，我們的責任卻是用俗話傳達高深的思想，而且只有能盡到這個責任才是我們的真本領。有一位北京的盲藝人，在參加過講習班之后，創造出這樣的句子：“瞎了眼的也見到光明”。這是何等的高深精到！這一句話里，說明了他怎樣感激政府，怎樣受了思想教育，和對前途怎樣的樂觀。要作，我們須作出這樣的白話文藝。 第三、一般人寫東西，往往是只用白話寫對話，而不肯用白話描寫一切。這不是個辦法。我們若不能用白話繪色繪聲的去描寫，我們的文字便永遠不會通俗。假若我們寫一篇小說，其中對人物、風景的描寫都用一疙瘩一塊的洋派儿文字，而只以白話寫點對話，白話便變成了尾巴。 我們必須相信白話万能！否則我們不會全心全意的去學習白話，運用白話！ 我們不要以為只有古代詩人才能用古雅的文字描寫田園風景。白話也會。我們不要以為只有儒雅的文字才能談哲理。要知道，宋儒因談性理之學，才大膽的去用白話，形成了語錄体的文字。白話會一切，只怕我們不真下工夫去運用它！我們不給白話打折扣，白話才能對我們負全責！ 最后，先放下我們思想上的包袱，而后摯誠的去學習，我們就能得心應手的寫出通俗文藝了。 載一九五一年五月十五日《北京文藝》第二卷第三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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