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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政策是一定保護，養育流氓的。從帝國主義的眼睛看來，惟有他們是最要緊的奴才，有用的鷹犬，能盡殖民地人民非盡不可的任務：一面靠著帝國主義的暴力，一面利用本國的傳統之力，以除去“害群之馬”，不安本分的“莠民”。所以，這流氓，是殖民地上的洋大人的寵儿，——不，寵犬，其地位雖在主人之下，但總在別的被統治者之上的。上海當然也不會不在這例子里。巡警不進幫，小販雖自有小資本，但倘不另尋一個流氓來做債主，付以重利，就很難立足。到去年，在文藝界上，竟也出現了“拜老頭”的“文學家”。 但這不過是一個最露骨的事實。其實是，即使并非幫友，他們所謂“文藝家”的許多人，是一向在盡“寵犬”的職分的，雖然所標的口號，种种不同，藝術至上主義呀，國粹主義呀，民族主義呀，為人類的藝術呀，但這僅如巡警手里拿著前膛槍或后膛槍，來福槍，毛瑟槍的不同，那終极的目的卻只一個：就是打死反帝國主義即反政府，亦即“反革命”，或僅有些不平的人民。 那些寵犬派文學之中，鑼鼓敲得最起勁的，是所謂“民族主義文學”２。但比起偵探，巡捕，劊子手們的顯著的勳勞來，卻還有很多的遜色。這緣故，就因為他們還只在叫，未行直接的咬，而且大抵沒有流氓的剽悍，不過是飄飄蕩蕩的流尸。然而這又正是“民族主義文學”的特色，所以保持其“寵”的。 翻一本他們的刊物來看罷，先前標榜過各种主義的各种人，居然湊合在一起了。這是“民族主義”的巨人的手，將他們抓過來的么？并不，這些原是上海灘上久已沉沉浮浮的流尸，本來散見于各處的，但經風浪一吹，就漂集一處，形成一個堆積，又因為各個本身的腐爛，就發出較濃厚的惡臭來了。 這“叫”和“惡臭”有能夠較為遠聞的特色，于帝國主義是有益的，這叫做“為王前驅”３，所以流尸文學仍將与流氓政治同在。 但上文所說的風浪是什么呢？這是因無產階級的勃興而卷起的小風浪。先前的有些所謂文藝家，本未嘗沒有半意識的或無意識的覺得自身的潰敗，于是就自欺欺人的用种种美名來掩飾，曰高逸，曰放達（用新式話來說就是“頹廢”），畫的是裸女，靜物，死，寫的是花月，圣地，失眠，酒，女人。一到舊社會的崩潰愈加分明，階級的斗爭愈加鋒利的時候，他們也就看見了自己的死敵，將創造新的文化，一掃舊來的污穢的無產階級，并且覺到了自己就是這污穢，將与在上的統治者同其運命，于是就必然漂集于為帝國主義所宰制的民族中的順民所豎起的“民族主義文學”的旗幟之下，來和主人一同做一回最后的掙扎了。 所以，雖然是雜碎的流尸，那目標卻是同一的：和主人一樣，用一切手段，來壓迫無產階級，以苟延殘喘。不過究竟是雜碎，而且多帶著先前剩下的皮毛，所以自從發出宣言以來，看不見一點鮮明的作品，宣言４是一小群雜碎胡亂湊成的雜碎，不足為据的。 但在《前鋒月刊》５第五號上，卻給了我們一篇明白的作品，据編輯者說，這是“參加討伐閻馮軍事６的實際描寫”。描寫軍事的小說并不足奇，奇特的是這位“青年軍人”的作者所自述的在戰場上的心緒，這是“民族主義文學家”的自畫像，极有鄭重引用的价值的——“每天晚上站在那閃爍的群星之下，手里執著馬槍，耳中听著虫鳴，四周飛動著無數的蚊子，那樣都使人想到法國‘客軍’在菲洲沙漠里与阿剌伯人爭斗流血的生活。”（黃震遐：《隴海線上》） 原來中國軍閥的混戰，從“青年軍人”，從“民族主義文學者”看來，是并非驅同國人民互相殘殺，卻是外國人在打別一外國人，兩個國度，兩個民族，在戰地上一到夜里，自己就飄飄然覺得皮色變白，鼻梁加高，成為腊丁民族７的戰士，站在野蠻的菲洲了。那就無怪乎看得周圍的老百姓都是敵人，要一個一個的打死。法國人對于菲洲的阿剌伯人，就民族主義而論，原是不必愛惜的。僅僅這一節，大一點，則說明了中國軍閥為什么做了帝國主義的爪牙，來毒害屠殺中國的人民，那是因為他們自己以為是“法國的客軍”的緣故；小一點，就說明中國的“民族主義文學家”根本上只同外國主子休戚相關，為什么倒稱“民族主義”，來朦混讀者，那是因為他們自己覺得有時好像腊丁民族，條頓民族８了的緣故。 黃震遐先生寫得如此坦白，所說的心境當然是真實的，不過据他小說中所顯示的智識推測起來，卻還有并非不知而故意不說的一點諱飾。這，是他將“法國的安南兵”含糊的改作“法國的客軍”了，因此就較遠于“實際描寫”，而且也招來了上節所說的是非。 但作者是聰明的，他听過“友人傅彥長君平時許多談論……許多地方不可諱地是受了他的熏陶”９，并且考据中外史傳之后，接著又寫了一篇較切“民族主義”這個題目的劇詩，這回不用法蘭西人了，是《黃人之血》（《前鋒月刊》七號）。 這劇詩的事跡，是黃色人种的西征，主將是成吉思汗的孫子拔都十元帥，真正的黃色种。所征的是歐洲，其實專在斡羅斯（俄羅斯）——這是作者的目標；聯軍的构成是漢，韃靼，女真，契丹□人——這是作者的計划；一路胜下去，可惜后來四种人不知“友誼”的要緊和“團結的力量”，自相殘殺，竟為白种武士所乘了——這是作者的諷喻，也是作者的悲哀。 但我們且看這黃色軍的威猛和惡辣罷—— ………… 恐怖呀，煎著尸体的沸油； 可怕呀，遍地的腐骸如何凶丑； 死神捉著白姑娘拚命地摟； 美人螓首變成獰猛的髑髏； 野獸般的生番在故宮里蠻爭惡斗； 十字軍戰士的臉上充滿了哀愁； 千年的棺材泄出它凶穢的惡臭； 鐵蹄踐著斷骨，駱駝的鳴聲變成怪吼； 上帝已逃，魔鬼揚起了火鞭复仇； 黃禍來了！黃禍來了！ 亞細亞勇士們張大吃人的血口。 這德皇威廉因為要鼓吹“德國德國，高于一切”而大叫的“黃禍”□，這一張“亞細亞勇士們張大”的“吃人的血口”，我們的詩人卻是對著“斡羅斯”，就是現在無產者專政的第一個國度，以消滅無產階級的模范——這是“民族主義文學”的目標；但究竟因為是殖民地順民的“民族主義文學”，所以我們的詩人所奉為首領的，是蒙古人拔都，不是中華人趙构□，張開“吃人的血口”的是“亞細亞勇士們”，不是中國勇士們，所希望的是拔都的統馭之下的“友誼”，不是各民族間的平等的友愛——這就是露骨的所謂“民族主義文學”的特色，但也是青年軍人的作者的悲哀。 拔都死了；在亞細亞的黃人中，現在可以擬為那時的蒙古的只有一個日本。日本的勇士們雖然也痛恨蘇俄，但也不愛撫中華的勇士，大唱“日支親善”雖然也和主張“友誼”一致，但事實又和口頭不符，從中國“民族主義文學者”的立場上，在己覺得悲哀，對他加以諷喻，原是勢所必至，不足詫异的。 果然，詩人的悲哀的豫感好像證實了，而且還坏得遠。當“揚起火鞭”焚燒“斡羅斯”將要開頭的時候，就像拔都那時的結局一樣，朝鮮人亂殺中國人□，日本人“張大吃人的血口”，吞了東三省了。莫非他們因為未受傅彥長先生的熏陶，不知“團結的力量”之重要，竟將中國的“勇士們”也看成菲洲的阿剌伯人了嗎？！ 這實在是一個大打擊。軍人的作者還未喊出他勇壯的聲音，我們現在所看見的是“民族主義”旗下的報章上所載的小勇士們的憤激和絕望。這也是勢所必至，無足詫异的。理想和現實本來易于沖突，理想時已經含了悲哀，現實起來當然就會絕望。于是小勇士們要打仗了—— 戰啊，下個最后的決心， 殺盡我們的敵人， 你看敵人的槍炮都響了， 快上前，把我們的肉体筑一座長城。 雷電在頭上咆哮， 浪濤在腳下吼叫， 熱血在心頭燃燒， 我們向前線奔跑。 （蘇鳳：《戰歌》。《民國日報》載。） 去，戰場上去， 我們的熱血在沸騰， 我們的肉身好像瘋人， 我們去把熱血銹住賊子的槍頭， 我們去把肉身塞住仇人的炮口。 去，戰場上去， 憑著我們一股勇气， 憑著我們一點純愛的精靈，去把仇人驅逐， 不，去把仇人殺盡。 （甘豫慶：《去上戰場去》。《申報》載。） 同胞，醒起來罷， 踢開了弱者的心， 踢開了弱者的腦。 看，看，看， 看同胞們的血噴出來了， 看同胞們的肉割開來了， 看同胞們的尸体挂起來了。 （邵冠華：《醒起來罷同胞》。同上。） 這些詩里很明顯的是作者都知道沒有武器，所以只好用“肉体”，用“純愛的精靈”，用“尸体”。這正是《黃人之血》的作者的先前的悲哀，而所以要追隨拔都元帥之后，主張“友誼”的緣故。武器是主子那里買來的，無產者已都是自己的敵人，倘主子又不諒其衷，要加以“懲膺”，那么，惟一的路也實在只有一個死了—— 我們是初訓練的一隊， 有堅卓的志愿， 有沸騰的熱血， 來掃除強暴的歹類。 同胞們，親愛的同胞們， 快起來准備去戰， 快起來奮斗， 戰死是我們生路。 （沙珊：《學生軍》。同上。） 天在嘯， 地在震， 人在沖，獸在吼， 宇宙間的一切在咆哮，朋友喲， 准備著我們的頭顱去給敵人砍掉。 （徐之津：《偉大的死》。同上。） 一群是發揚踔厲，一群是慷慨悲歌，寫寫固然無妨，但倘若真要這樣，卻未免太不懂得“民族主義文學”的精義了，然而，卻也盡了“民族主義文學”的任務。 《前鋒月刊》上用大號字題目的《黃人之血》的作者黃震遐詩人，不是早已告訴我們過理想的元帥拔都了嗎？這詩人受過傅彥長先生的熏陶，查過中外的史傳，還知道“中世紀的東歐是三种思想的沖突點”□，豈就會偏不知道趙家末葉的中國，是蒙古人的淫掠場？拔都元帥的祖父成吉思皇帝侵入中國時，所至淫掠婦女，焚燒廬舍，到山東曲阜看見孔老二先生像，元兵也要指著罵道：“說‘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無也’的，不就是你嗎？”夾臉就給他一箭。這是宋人的筆記□里垂涕而道的，正如現在常見于報章上的流淚文章一樣。黃詩人所描寫的“斡羅斯”那“死神捉著白姑娘拚命地摟……”那些妙文，其實就是那時出現于中國的情形。但一到他的孫子，他們不就攜手“西征”了嗎？現在日本兵“東征”了東三省，正是“民族主義文學家”理想中的“西征”的第一步，“亞細亞勇士們張大吃人的血口”的開場。不過先得在中國咬一口。因為那時成吉思皇帝也像對于“斡羅斯”一樣，先使中國人變成奴才，然后赶他打仗，并非用了“友誼”，送柬帖來敦請的。所以，這沈陽事件，不但和“民族主義文學”毫無沖突，而且還實現了他們的理想境，倘若不明這精義，要去硬送頭顱，使“亞細亞勇士”減少，那實在是很可惜的。 那么，“民族主義文學”無須有那些嗚呼阿呀死死活活的調子嗎？謹對曰：要有的，他們也一定有的。否則不抵抗主義，城下之盟□，斷送土地這些勾當，在沉靜中就顯得更加露骨。必須痛哭怒號，摩拳擦掌，令人被這扰攘嘈雜所惑亂，聞悲歌而淚垂，听壯歌而憤泄，于是那“東征”即“西征”的第一步，也就悄悄的隱隱的跨過去了。落葬的行列里有悲哀的哭聲，有壯大的軍樂，那任務是在送死人埋入土中，用熱鬧來掩過了這“死”，給大家接著就得到“忘卻”。現在“民族主義文學”的發揚踔厲，或慷慨悲歌的文章，便是正在盡著同一的任務的。 但這之后，“民族主義文學者”也就更加接近了他的哀愁。因為有一個問題，更加臨近，就是將來主子是否不至于再蹈拔都元帥的覆轍，肯信用而且优待忠勇的奴才，不，勇士們呢？這實在是一個很要緊，很可怕的問題，是主子和奴才能否“同存共榮”的大關鍵。 歷史告訴我們：不能的。這，正如連“民族主義文學者”也已經知道一樣，不會有這一回事。他們將只盡些送喪的任務，永含著戀主的哀愁，須到無產階級革命的風濤怒吼起來，刷洗山河的時候，這才能脫出這沉滯猥劣和腐爛的運命。 ※ ※ ※ １本篇最初發表于一九三一年十月二十三日上海《文學導報》第一卷第六、七期合刊。署名晏敖。 ２“民族主義文學”一九三○年六月由國民党當局策划的文學運動，發起人是潘公展、范爭波、朱應鵬、傅彥長、王平陵等國民党文人。曾出版《前鋒周報》、《前鋒月刊》等，假借“民族主義”的名義，反對無產階級革命文學，提倡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文學。九一八事變后，又為蔣介石的投降賣國政策效勞。 ３“為王前驅”語見《詩經·衛風·伯兮》，原是為王室征戰充當先鋒的意思。這里用來指“民族主義文學”為國民党“攘外必先安內”的賣國投降政策制造輿論，實際上也就是為日本侵略者進攻中國開辟道路。 ４宣言指一九三○年六月一日發表的《民族主義文藝運動宣言》，連載于《前鋒周報》第二、三期（一九三○年六月二十九日、七月六日）。這篇胡亂拼湊的“宣言”，鼓吹建立所謂“文藝的中心意識”，即法西斯主義的“民族意識”，提出以“民族意識代替階級意識”，反對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斗爭學說。它剽竊法國泰納《藝術哲學》中的某些論說，歪曲民族形成史和民族革命史，妄談藝術上的各种流派，內容支离破碎。 ５《前鋒月刊》“民族主義文學”的主要刊物。朱應鵬、傅彥長等編輯，一九三○年十月在上海創刊，一九三一年四月出至第七期停刊。 ６指蔣介石同馮玉祥、閻錫山在隴海、津浦鐵路沿線進行的軍閥戰爭。這次戰爭自一九三○年五月開始，至十月結束，雙方死傷三十多万人。 ７腊丁民族泛指拉丁語系的意大利、法蘭西、西班牙、葡萄牙等國人。腊丁，通譯拉丁。 ８條頓民族泛指日耳曼語系的德國、英國、瑞士、荷蘭、丹麥、挪威等國人。條頓，公元前居住在北歐的日耳曼部落的名稱。 ９這是黃震遐《寫在黃人之血前面》中的話，原文說：“末了，還要申明而致其感謝之忱的，就是友人傅彥長君平時許多的談論。傅君是認清楚歷史面目的一個學者，我這篇東西雖然不能說是直接受了他的指教，但暗中卻有許多地方不可諱地是受了他的熏陶”。（見一九三一年四月《前鋒月刊》第一卷第七期） 十成吉思汗參看本卷第144頁注４。他的孫子拔都于一二三五年至一二四四年先后率軍西征，侵入俄羅斯和歐洲一些國家。 □韃靼、女真、契丹都是當時我國北方的民族。 □威廉指威廉二世（WilhelmⅡ，1859∼1941），德意志帝國皇帝，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禍首。“黃禍”，威廉二世曾于一八九五年繪制了一幅“黃禍的素描”，題詞為“歐洲各國人民，保衛你們最神圣的財富！”向王公、貴族和外國的國家首腦散發；一九○七年又說：“‘黃禍’——這是我早就認識到的一种危險。實際上創造‘黃禍’這個名詞的人就是我”。（見戴維斯：《我所認識的德皇》，一九一八年倫敦出版）按“黃禍”論興起于十九世紀末，盛行于二十世紀初，它宣稱中國、日本等東方黃种民族的國家是威脅歐洲的禍害，為西方帝國主義對東方的奴役、掠奪制造輿論。 □趙构（1107∼1187）即宋高宗，南宋第一個皇帝。 □九一八事變發生之前不久，由于日本帝國主義者的挑撥和指使，平壤和漢城等地曾出現過襲擊華僑的事件。 □這是《寫在黃人之血前面》中的話：“中世紀的東歐是三种思想的沖突點；這三种思想，就是希伯來、希腊和游牧民族的思想；它們是常常地混在一起，卻又是不斷地在那里沖突。” □宋人的筆記指宋代庄季裕《雞肋編》。該書中卷說：“靖康之后，金虜侵凌中國，露居异俗，几所經過，盡皆焚燹。如曲阜先圣舊宅，……至金寇，遂為煙塵。指其像而詬曰‘爾是言夷狄之有君者！’中原之禍，自書契以來，未之有也”按魯迅文中所說的元兵，當是金兵的誤記。“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無也”，語見《論語·八佾》，無，原作亡。 □城下之盟語見《左傳》桓公十二年。指敵軍兵臨城下時被脅迫訂立的條約，后來常用以指投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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