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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義文學”的任務和運命1




  殖民政策是一定保護,養育流氓的。從帝國主義的眼睛看來,惟有他們是最要緊的奴才,有用的鷹犬,能盡殖民地人民非盡不可的任務:一面靠著帝國主義的暴力,一面利用本國的傳統之力,以除去“害群之馬”,不安本分的“莠民”。所以,這流氓,是殖民地上的洋大人的寵儿,——不,寵犬,其地位雖在主人之下,但總在別的被統治者之上的。上海當然也不會不在這例子里。巡警不進幫,小販雖自有小資本,但倘不另尋一個流氓來做債主,付以重利,就很難立足。到去年,在文藝界上,竟也出現了“拜老頭”的“文學家”。
  但這不過是一個最露骨的事實。其實是,即使并非幫友,他們所謂“文藝家”的許多人,是一向在盡“寵犬”的職分的,雖然所標的口號,种种不同,藝術至上主義呀,國粹主義呀,民族主義呀,為人類的藝術呀,但這僅如巡警手里拿著前膛槍或后膛槍,來福槍,毛瑟槍的不同,那終极的目的卻只一個:就是打死反帝國主義即反政府,亦即“反革命”,或僅有些不平的人民。
  那些寵犬派文學之中,鑼鼓敲得最起勁的,是所謂“民族主義文學”2。但比起偵探,巡捕,劊子手們的顯著的勳勞來,卻還有很多的遜色。這緣故,就因為他們還只在叫,未行直接的咬,而且大抵沒有流氓的剽悍,不過是飄飄蕩蕩的流尸。然而這又正是“民族主義文學”的特色,所以保持其“寵”的。
  翻一本他們的刊物來看罷,先前標榜過各种主義的各种人,居然湊合在一起了。這是“民族主義”的巨人的手,將他們抓過來的么?并不,這些原是上海灘上久已沉沉浮浮的流尸,本來散見于各處的,但經風浪一吹,就漂集一處,形成一個堆積,又因為各個本身的腐爛,就發出較濃厚的惡臭來了。
  這“叫”和“惡臭”有能夠較為遠聞的特色,于帝國主義是有益的,這叫做“為王前驅”3,所以流尸文學仍將与流氓政治同在。


  但上文所說的風浪是什么呢?這是因無產階級的勃興而卷起的小風浪。先前的有些所謂文藝家,本未嘗沒有半意識的或無意識的覺得自身的潰敗,于是就自欺欺人的用种种美名來掩飾,曰高逸,曰放達(用新式話來說就是“頹廢”),畫的是裸女,靜物,死,寫的是花月,圣地,失眠,酒,女人。一到舊社會的崩潰愈加分明,階級的斗爭愈加鋒利的時候,他們也就看見了自己的死敵,將創造新的文化,一掃舊來的污穢的無產階級,并且覺到了自己就是這污穢,將与在上的統治者同其運命,于是就必然漂集于為帝國主義所宰制的民族中的順民所豎起的“民族主義文學”的旗幟之下,來和主人一同做一回最后的掙扎了。
  所以,雖然是雜碎的流尸,那目標卻是同一的:和主人一樣,用一切手段,來壓迫無產階級,以苟延殘喘。不過究竟是雜碎,而且多帶著先前剩下的皮毛,所以自從發出宣言以來,看不見一點鮮明的作品,宣言4是一小群雜碎胡亂湊成的雜碎,不足為据的。
  但在《前鋒月刊》5第五號上,卻給了我們一篇明白的作品,据編輯者說,這是“參加討伐閻馮軍事6的實際描寫”。描寫軍事的小說并不足奇,奇特的是這位“青年軍人”的作者所自述的在戰場上的心緒,這是“民族主義文學家”的自畫像,极有鄭重引用的价值的——“每天晚上站在那閃爍的群星之下,手里執著馬槍,耳中听著虫鳴,四周飛動著無數的蚊子,那樣都使人想到法國‘客軍’在菲洲沙漠里与阿剌伯人爭斗流血的生活。”(黃震遐:《隴海線上》)
  原來中國軍閥的混戰,從“青年軍人”,從“民族主義文學者”看來,是并非驅同國人民互相殘殺,卻是外國人在打別一外國人,兩個國度,兩個民族,在戰地上一到夜里,自己就飄飄然覺得皮色變白,鼻梁加高,成為腊丁民族7的戰士,站在野蠻的菲洲了。那就無怪乎看得周圍的老百姓都是敵人,要一個一個的打死。法國人對于菲洲的阿剌伯人,就民族主義而論,原是不必愛惜的。僅僅這一節,大一點,則說明了中國軍閥為什么做了帝國主義的爪牙,來毒害屠殺中國的人民,那是因為他們自己以為是“法國的客軍”的緣故;小一點,就說明中國的“民族主義文學家”根本上只同外國主子休戚相關,為什么倒稱“民族主義”,來朦混讀者,那是因為他們自己覺得有時好像腊丁民族,條頓民族8了的緣故。


  黃震遐先生寫得如此坦白,所說的心境當然是真實的,不過据他小說中所顯示的智識推測起來,卻還有并非不知而故意不說的一點諱飾。這,是他將“法國的安南兵”含糊的改作“法國的客軍”了,因此就較遠于“實際描寫”,而且也招來了上節所說的是非。
  但作者是聰明的,他听過“友人傅彥長君平時許多談論……許多地方不可諱地是受了他的熏陶”9,并且考据中外史傳之后,接著又寫了一篇較切“民族主義”這個題目的劇詩,這回不用法蘭西人了,是《黃人之血》(《前鋒月刊》七號)。
  這劇詩的事跡,是黃色人种的西征,主將是成吉思汗的孫子拔都十元帥,真正的黃色种。所征的是歐洲,其實專在斡羅斯(俄羅斯)——這是作者的目標;聯軍的构成是漢,韃靼,女真,契丹□人——這是作者的計划;一路胜下去,可惜后來四种人不知“友誼”的要緊和“團結的力量”,自相殘殺,竟為白种武士所乘了——這是作者的諷喻,也是作者的悲哀。
  但我們且看這黃色軍的威猛和惡辣罷——

  …………
  恐怖呀,煎著尸体的沸油;
  可怕呀,遍地的腐骸如何凶丑;
  死神捉著白姑娘拚命地摟;
  美人螓首變成獰猛的髑髏;
  野獸般的生番在故宮里蠻爭惡斗;
  十字軍戰士的臉上充滿了哀愁;
  千年的棺材泄出它凶穢的惡臭;
  鐵蹄踐著斷骨,駱駝的鳴聲變成怪吼;
  上帝已逃,魔鬼揚起了火鞭复仇;
  黃禍來了!黃禍來了!
  亞細亞勇士們張大吃人的血口。

  這德皇威廉因為要鼓吹“德國德國,高于一切”而大叫的“黃禍”□,這一張“亞細亞勇士們張大”的“吃人的血口”,我們的詩人卻是對著“斡羅斯”,就是現在無產者專政的第一個國度,以消滅無產階級的模范——這是“民族主義文學”的目標;但究竟因為是殖民地順民的“民族主義文學”,所以我們的詩人所奉為首領的,是蒙古人拔都,不是中華人趙构□,張開“吃人的血口”的是“亞細亞勇士們”,不是中國勇士們,所希望的是拔都的統馭之下的“友誼”,不是各民族間的平等的友愛——這就是露骨的所謂“民族主義文學”的特色,但也是青年軍人的作者的悲哀。


  拔都死了;在亞細亞的黃人中,現在可以擬為那時的蒙古的只有一個日本。日本的勇士們雖然也痛恨蘇俄,但也不愛撫中華的勇士,大唱“日支親善”雖然也和主張“友誼”一致,但事實又和口頭不符,從中國“民族主義文學者”的立場上,在己覺得悲哀,對他加以諷喻,原是勢所必至,不足詫异的。
  果然,詩人的悲哀的豫感好像證實了,而且還坏得遠。當“揚起火鞭”焚燒“斡羅斯”將要開頭的時候,就像拔都那時的結局一樣,朝鮮人亂殺中國人□,日本人“張大吃人的血口”,吞了東三省了。莫非他們因為未受傅彥長先生的熏陶,不知“團結的力量”之重要,竟將中國的“勇士們”也看成菲洲的阿剌伯人了嗎?!


  這實在是一個大打擊。軍人的作者還未喊出他勇壯的聲音,我們現在所看見的是“民族主義”旗下的報章上所載的小勇士們的憤激和絕望。這也是勢所必至,無足詫异的。理想和現實本來易于沖突,理想時已經含了悲哀,現實起來當然就會絕望。于是小勇士們要打仗了——

  戰啊,下個最后的決心,
  殺盡我們的敵人,
  你看敵人的槍炮都響了,
  快上前,把我們的肉体筑一座長城。
  雷電在頭上咆哮,
  浪濤在腳下吼叫,
  熱血在心頭燃燒,
  我們向前線奔跑。
  (蘇鳳:《戰歌》。《民國日報》載。)
  去,戰場上去,
  我們的熱血在沸騰,
  我們的肉身好像瘋人,
  我們去把熱血蛈竀擗l的槍頭,
  我們去把肉身塞住仇人的炮口。
  去,戰場上去,
  憑著我們一股勇气,
  憑著我們一點純愛的精靈,去把仇人驅逐,
  不,去把仇人殺盡。
  (甘豫慶:《去上戰場去》。《申報》載。)
  同胞,醒起來罷,
  踢開了弱者的心,
  踢開了弱者的腦。
  看,看,看,
  看同胞們的血噴出來了,
  看同胞們的肉割開來了,
  看同胞們的尸体挂起來了。
  (邵冠華:《醒起來罷同胞》。同上。)

  這些詩里很明顯的是作者都知道沒有武器,所以只好用“肉体”,用“純愛的精靈”,用“尸体”。這正是《黃人之血》的作者的先前的悲哀,而所以要追隨拔都元帥之后,主張“友誼”的緣故。武器是主子那里買來的,無產者已都是自己的敵人,倘主子又不諒其衷,要加以“懲膺”,那么,惟一的路也實在只有一個死了——

  我們是初訓練的一隊,
  有堅卓的志愿,
  有沸騰的熱血,
  來掃除強暴的歹類。
  同胞們,親愛的同胞們,
  快起來准備去戰,
  快起來奮斗,
  戰死是我們生路。
  (沙珊:《學生軍》。同上。)
  天在嘯,
  地在震,
  人在沖,獸在吼,
  宇宙間的一切在咆哮,朋友喲,
  准備著我們的頭顱去給敵人砍掉。
  (徐之津:《偉大的死》。同上。)

  一群是發揚踔厲,一群是慷慨悲歌,寫寫固然無妨,但倘若真要這樣,卻未免太不懂得“民族主義文學”的精義了,然而,卻也盡了“民族主義文學”的任務。


  《前鋒月刊》上用大號字題目的《黃人之血》的作者黃震遐詩人,不是早已告訴我們過理想的元帥拔都了嗎?這詩人受過傅彥長先生的熏陶,查過中外的史傳,還知道“中世紀的東歐是三种思想的沖突點”□,豈就會偏不知道趙家末葉的中國,是蒙古人的淫掠場?拔都元帥的祖父成吉思皇帝侵入中國時,所至淫掠婦女,焚燒廬舍,到山東曲阜看見孔老二先生像,元兵也要指著罵道:“說‘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無也’的,不就是你嗎?”夾臉就給他一箭。這是宋人的筆記□里垂涕而道的,正如現在常見于報章上的流淚文章一樣。黃詩人所描寫的“斡羅斯”那“死神捉著白姑娘拚命地摟……”那些妙文,其實就是那時出現于中國的情形。但一到他的孫子,他們不就攜手“西征”了嗎?現在日本兵“東征”了東三省,正是“民族主義文學家”理想中的“西征”的第一步,“亞細亞勇士們張大吃人的血口”的開場。不過先得在中國咬一口。因為那時成吉思皇帝也像對于“斡羅斯”一樣,先使中國人變成奴才,然后赶他打仗,并非用了“友誼”,送柬帖來敦請的。所以,這沈陽事件,不但和“民族主義文學”毫無沖突,而且還實現了他們的理想境,倘若不明這精義,要去硬送頭顱,使“亞細亞勇士”減少,那實在是很可惜的。
  那么,“民族主義文學”無須有那些嗚呼阿呀死死活活的調子嗎?謹對曰:要有的,他們也一定有的。否則不抵抗主義,城下之盟□,斷送土地這些勾當,在沉靜中就顯得更加露骨。必須痛哭怒號,摩拳擦掌,令人被這扰攘嘈雜所惑亂,聞悲歌而淚垂,听壯歌而憤泄,于是那“東征”即“西征”的第一步,也就悄悄的隱隱的跨過去了。落葬的行列里有悲哀的哭聲,有壯大的軍樂,那任務是在送死人埋入土中,用熱鬧來掩過了這“死”,給大家接著就得到“忘卻”。現在“民族主義文學”的發揚踔厲,或慷慨悲歌的文章,便是正在盡著同一的任務的。
  但這之后,“民族主義文學者”也就更加接近了他的哀愁。因為有一個問題,更加臨近,就是將來主子是否不至于再蹈拔都元帥的覆轍,肯信用而且优待忠勇的奴才,不,勇士們呢?這實在是一個很要緊,很可怕的問題,是主子和奴才能否“同存共榮”的大關鍵。
  歷史告訴我們:不能的。這,正如連“民族主義文學者”也已經知道一樣,不會有這一回事。他們將只盡些送喪的任務,永含著戀主的哀愁,須到無產階級革命的風濤怒吼起來,刷洗山河的時候,這才能脫出這沉滯猥劣和腐爛的運命。

         ※        ※         ※

  1本篇最初發表于一九三一年十月二十三日上海《文學導報》第一卷第六、七期合刊。署名晏敖。
  2“民族主義文學”一九三○年六月由國民党當局策划的文學運動,發起人是潘公展、范爭波、朱應鵬、傅彥長、王平陵等國民党文人。曾出版《前鋒周報》、《前鋒月刊》等,假借“民族主義”的名義,反對無產階級革命文學,提倡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文學。九一八事變后,又為蔣介石的投降賣國政策效勞。
  3“為王前驅”語見《詩經·衛風·伯兮》,原是為王室征戰充當先鋒的意思。這里用來指“民族主義文學”為國民党“攘外必先安內”的賣國投降政策制造輿論,實際上也就是為日本侵略者進攻中國開辟道路。
  4宣言指一九三○年六月一日發表的《民族主義文藝運動宣言》,連載于《前鋒周報》第二、三期(一九三○年六月二十九日、七月六日)。這篇胡亂拼湊的“宣言”,鼓吹建立所謂“文藝的中心意識”,即法西斯主義的“民族意識”,提出以“民族意識代替階級意識”,反對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斗爭學說。它剽竊法國泰納《藝術哲學》中的某些論說,歪曲民族形成史和民族革命史,妄談藝術上的各种流派,內容支离破碎。
  5《前鋒月刊》“民族主義文學”的主要刊物。朱應鵬、傅彥長等編輯,一九三○年十月在上海創刊,一九三一年四月出至第七期停刊。
  6指蔣介石同馮玉祥、閻錫山在隴海、津浦鐵路沿線進行的軍閥戰爭。這次戰爭自一九三○年五月開始,至十月結束,雙方死傷三十多万人。
  7腊丁民族泛指拉丁語系的意大利、法蘭西、西班牙、葡萄牙等國人。腊丁,通譯拉丁。
  8條頓民族泛指日耳曼語系的德國、英國、瑞士、荷蘭、丹麥、挪威等國人。條頓,公元前居住在北歐的日耳曼部落的名稱。
  9這是黃震遐《寫在黃人之血前面》中的話,原文說:“末了,還要申明而致其感謝之忱的,就是友人傅彥長君平時許多的談論。傅君是認清楚歷史面目的一個學者,我這篇東西雖然不能說是直接受了他的指教,但暗中卻有許多地方不可諱地是受了他的熏陶”。(見一九三一年四月《前鋒月刊》第一卷第七期)
  十成吉思汗參看本卷第144頁注4。他的孫子拔都于一二三五年至一二四四年先后率軍西征,侵入俄羅斯和歐洲一些國家。
  □韃靼、女真、契丹都是當時我國北方的民族。
  □威廉指威廉二世(WilhelmⅡ,1859∼1941),德意志帝國皇帝,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禍首。“黃禍”,威廉二世曾于一八九五年繪制了一幅“黃禍的素描”,題詞為“歐洲各國人民,保衛你們最神圣的財富!”向王公、貴族和外國的國家首腦散發;一九○七年又說:“‘黃禍’——這是我早就認識到的一种危險。實際上創造‘黃禍’這個名詞的人就是我”。(見戴維斯:《我所認識的德皇》,一九一八年倫敦出版)按“黃禍”論興起于十九世紀末,盛行于二十世紀初,它宣稱中國、日本等東方黃种民族的國家是威脅歐洲的禍害,為西方帝國主義對東方的奴役、掠奪制造輿論。
  □趙构(1107∼1187)即宋高宗,南宋第一個皇帝。
  □九一八事變發生之前不久,由于日本帝國主義者的挑撥和指使,平壤和漢城等地曾出現過襲擊華僑的事件。
  □這是《寫在黃人之血前面》中的話:“中世紀的東歐是三种思想的沖突點;這三种思想,就是希伯來、希腊和游牧民族的思想;它們是常常地混在一起,卻又是不斷地在那里沖突。”
  □宋人的筆記指宋代庄季裕《雞肋編》。該書中卷說:“靖康之后,金虜侵凌中國,露居异俗,几所經過,盡皆焚燹。如曲阜先圣舊宅,……至金寇,遂為煙塵。指其像而詬曰‘爾是言夷狄之有君者!’中原之禍,自書契以來,未之有也”按魯迅文中所說的元兵,當是金兵的誤記。“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無也”,語見《論語·八佾》,無,原作亡。
  □城下之盟語見《左傳》桓公十二年。指敵軍兵臨城下時被脅迫訂立的條約,后來常用以指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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