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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說《新月》月刊團体２里的人們在說，現在銷路好起來了。這大概是真的，以我似的交際极少的人，也在兩個年青朋友的手里見過第二卷第六七號的合本。順便一翻，是爭“言論自由”的文字３和小說居多。近尾巴處，則有梁實秋先生的一篇《論魯迅先生的“硬譯”》，以為“近于死譯”。４而“死譯之風也斷不可長”，就引了我的三段譯文，以及在《文藝与批評》５的后記里所說：“但因為譯者的能力不夠，和中國文本來的缺點，譯完一看，晦澀，甚而至于難解之處也真多；倘將仂句６拆下來呢，又失了原來的語气。在我，是除了還是這樣的硬譯之外，只有束手這一條路了，所余的惟一的希望，只在讀者還肯硬著頭皮看下去而已”這些話，細心地在字旁加上圓圈，還在“硬譯”兩字旁邊加上套圈，于是“嚴正”地下了“批評”道：“我們‘硬著頭皮看下去’了，但是無所得。‘硬譯’和‘死譯’有什么分別呢？” 新月社的聲明７中，雖說并無什么組織，在論文里，也似乎痛惡無產階級式的“組織”，“集團”這些話，但其實是有組織的，至少，關于政治的論文，這一本里都互相“照應”；關于文藝，則這一篇是登在上面的同一批評家所作的《文學是有階級性的嗎？》的余波。在那一篇里有一段說：“……但是不幸得很，沒有一本這類的書能被我看懂。……最使我感得困難的是文字，……簡直讀起來比天書還難。……現在還沒有一個中國人，用中國人所能看得懂的文字，寫一篇文章告訴我們無產文學的理論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字旁也有圓圈，怕排印麻煩，恕不照畫了。總之，梁先生自認是一切中國人的代表，這些書既為自己所不懂，也就是為一切中國人所不懂，應該在中國斷絕其生命，于是出示曰“此風斷不可長”云。 別的“天書”譯著者的意見我不能代表，從我個人來看，則事情是不會這樣簡單的。第一，梁先生自以為“硬著頭皮看下去”了，但究竟硬了沒有，是否能夠，還是一個問題。以硬自居了，而實則其軟如棉，正是新月社的一种特色。第二，梁先生雖自來代表一切中國人了，但究竟是否全國中的最优秀者，也是一個問題。這問題從《文學是有階級性的嗎？》這篇文章里，便可以解釋。Proletary８這字不必譯音，大可譯義，是有理可說的。但這位批評家卻道：“其實翻翻字典，這個字的涵義并不見得体面，据《韋白斯特大字典》９，Proletary的意思就是：A citizen of the lowest class whoserved the state not with property，but only by having children。……普羅列塔利亞是國家里只會生孩子的階級！（至少在羅馬時代是如此）”其實正無須來爭這“体面”，大約略有常識者，總不至于以現在為羅馬時代，將現在的無產者都看作羅馬人的。這正如將Chemie譯作“舍密學”十，讀者必不和埃及的“煉金術”混同，對于“梁”先生所作的文章，也決不會去考查語源，誤解為“獨木小橋”竟會動筆一樣。連“翻翻字典”（《韋白斯特大字典》！）也還是“無所得”，一切中國人未必全是如此的罷。 但于我最覺得有興味的，是上節所引的梁先生的文字里，有兩處都用著一個“我們”，頗有些“多數”和“集團”气味了。自然，作者雖然單獨執筆，气類則決不只一人，用“我們”來說話，是不錯的，也令人看起來較有力量，又不至于一人雙肩負責。然而，當“思想不能統一”時，“言論應該自由”時，正如梁先生的批評資本制度一般，也有一种“弊病”。就是，既有“我們”便有我們以外的“他們”，于是新月社的“我們”雖以為我的“死譯之風斷不可長”了，卻另有讀了并不“無所得”的讀者存在，而我的“硬譯”，就還在“他們”之間生存，和“死譯”還有一些區別。 我也就是新月社的“他們”之一，因為我的譯作和梁先生所需的條件，是全都不一樣的。 那一篇《論硬譯》的開頭論誤譯胜于死譯說：“一部書斷斷不會完全曲譯……部分的曲譯即使是錯誤，究竟也還給你一個錯誤，這個錯誤也許真是害人無窮的，而你讀的時候究竟還落個爽快。”末兩句大可以加上夾圈，但我卻從來不干這樣的勾當。我的譯作，本不在博讀者的“爽快”，卻往往給以不舒服，甚而至于使人气悶，憎惡，憤恨。讀了會“落個爽快”的東西，自有新月社的人們的譯著在：徐志摩先生的詩，沈從文，凌叔華□先生的小說，陳西瀅（即陳源）先生的閒話□，梁實秋先生的批評，潘光旦先生的优生學□，還有白璧德先生的人文主義□。 所以，梁先生后文說：“這樣的書，就如同看地圖一般，要伸著手指來尋找句法的線索位置”這些話，在我也就覺得是廢話，雖說猶如不說了。是的，由我說來，要看“這樣的書”就如同看地圖一樣，要伸著手指來找尋“句法的線索位置”的。看地圖雖然沒有看《楊妃出浴圖》或《歲寒三友圖》那么“爽快”，甚而至于還須伸著手指（其實這恐怕梁先生自己如此罷了，看慣地圖的人，是只用眼睛就可以的），但地圖并不是死圖；所以“硬譯”即使有同一之勞，照例子也就和“死譯”有了些“什么區別”。識得ABCD者自以為新學家，仍舊和化學方程式無關，會打算盤的自以為數學家，看起筆算的演草來還是無所得。現在的世間，原不是一為學者，便与一切事都會有緣的。 然而梁先生有實例在，舉了我三段的譯文，雖然明知道“也許因為沒有上下文的緣故，意思不能十分明了”。在《文學是有階級性的嗎？》這篇文章中，也用了類似手段，舉出兩首譯詩□來，總評道：“也許偉大的無產文學還沒有出現，那么我愿意等著，等著，等著。”這些方法，誠然是很“爽快”的，但我可以就在這一本《新月》月刊里的創作——是創作呀！——《搬家》第八頁上，舉出一段文字來—— “小雞有耳朵沒有？” “我沒看見過小雞長耳朵的。” “它怎樣听見我叫它呢？”她想到前天四婆告訴她的耳朵是管听東西，眼是管看東西的。 “這個蛋是白雞黑雞？”枝儿見四婆沒答她，站起來摸著蛋子又問。 “現在看不出來，等孵出小雞才知道。” “婉儿姊說小雞會變大雞，這些小雞也會變大雞么？” “好好的喂它就會長大了，像這個雞買來時還沒有這樣大吧？” 也夠了，“文字”是懂得的，也無須伸出手指來尋線索，但我不“等著”了，以為就這一段看，是既不“爽快”，而且和不創作是很少區別的。 臨末，梁先生還有一個詰問：“中國文和外國文是不同的，……翻譯之難即在這個地方。假如兩种文中的文法句法詞法完全一樣，那么翻譯還成為一件工作嗎？……我們不妨把句法變換一下，以使讀者能懂為第一要義，因為‘硬著頭皮’不是一件愉快的事，并且‘硬譯’也不見得能保存‘原來的精悍的語气’。假如‘硬譯’而還能保存‘原來的精悍的語气’，那真是一件奇跡，還能說中國文是有‘缺點’嗎？”我倒不見得如此之愚，要尋求和中國文相同的外國文，或者希望“兩种文中的文法句法詞法完全一樣”。我但以為文法繁复的國語，較易于翻譯外國文，語系相近的，也較易于翻譯，而且也是一种工作。荷蘭翻德國，俄國翻波蘭，能說這和并不工作沒有什么區別么？日本語和歐美很“不同”，但他們逐漸添加了新句法，比起古文來，更宜于翻譯而不失原來的精悍的語气，開初自然是須“找尋句法的線索位置”，很給了一些人不“愉快”的，但經找尋和習慣，現在已經同化，成為己有了。中國的文法，比日本的古文還要不完備，然而也曾有些變遷，例如《史》《漢》不同于《書經》□，現在的白話文又不同于《史》《漢》；有添造，例如唐譯佛經，元譯上諭，□當時很有些“文法句法詞法”是生造的，一經習用，便不必伸出手指，就懂得了。現在又來了“外國文”，許多句子，即也須新造，——說得坏點，就是硬造。据我的經驗，這樣譯來，較之化為几句，更能保存原來的精悍的語气，但因為有待于新造，所以原先的中國文是有缺點的。有什么“奇跡”，干什么“嗎”呢？但有待于“伸出手指”，“硬著頭皮”，于有些人自然“不是一件愉快的事”。不過我是本不想將“爽快”或“愉快”來獻給那些諸公的，只要還有若干的讀者能夠有所得，梁實秋先生“們”的苦樂以及無所得，實在“于我如浮云”□。 但梁先生又有本不必求助于無產文學理論，而仍然很不了了的地方，例如他說，“魯迅先生前些年翻譯的文學，例如廚川白村□的《苦悶的象征》，還不是令人看不懂的東西，但是最近翻譯的書似乎改變風格了。”只要有些常識的人就知道：“中國文和外國文是不同的”，但同是一种外國文，因為作者各人的做法，而“風格”和“句法的線索位置”也可以很不同。句子可繁可簡，名詞可常可專，決不會一种外國文，易解的程度就都一式。我的譯《苦悶的象征》，也和現在一樣，是按板規逐句，甚而至于逐字譯的，然而梁實秋先生居然以為不能看懂者，乃是原文原是易解的緣故，也因為梁實秋先生是中國新的批評家了的緣故，也因為其中硬造的句法，是比較地看慣了的緣故。若在三家村里，專讀《古文觀止》□的學者們，看起來又何嘗不比“天書”還難呢。 但是，這回的“比天書還難”的無產文學理論的譯本們，卻給了梁先生不小的影響。看不懂了，會有影響，雖然好像滑稽，然而是真的，這位批評家在《文學是有階級性的嗎？》里說：“我現在批評所謂無產文學理論，也只能根据我所能了解的一點材料而已。”(21)這就是說：因此而對于這理論的知識，极不完全了。 但對于這罪過，我們（包含一切“天書”譯者在內，故曰“們”）也只能負一部分的責任，一部分是要作者自己的胡涂或懶惰來負的。“什么盧那卡爾斯基，蒲力汗諾夫”的書我不知道，若夫“婆格達諾夫之類”的三篇論文(22)和托羅茲基的半部《文學与革命》(23)，則确有英文譯本的了。英國沒有“魯迅先生”，譯文定該非常易解。梁先生對于偉大的無產文學的產生，曾經顯示其“等著，等著，等著”的耐心和勇气，這回對于理論，何不也等一下子，尋來看了再說呢。不知其有而不求曰胡涂，知其有而不求曰懶惰，如果單是默坐，這樣也許是“爽快”的，然而開起口來，卻很容易咽進冷气去了。 例如就是那篇《文學是有階級性的嗎？》的高文，結論是并無階級性。要抹殺階級性，我以為最干淨的是吳稚暉(24)先生的“什么馬克斯牛克斯”以及什么先生的“世界上并沒有階級這東西”的學說。那么，就万喙息響，天下太平。但梁先生卻中了一些“什么馬克斯”毒了，先承認了現在許多地方是資產制度，在這制度之下則有無產者。不過這“無產者本來并沒有階級的自覺。是几個過于富同情心而又態度褊激的領袖把這個階級觀念傳授了給他們”，(25)要促起他們的聯合，激發他們爭斗的欲念。不錯，但我以為傳授者應該并非由于同情，卻因了改造世界的思想。況且“本無其物”的東西，是無從自覺，無從激發的，會自覺，能激發，足見那是原有的東西。原有的東西，就遮掩不久，即如格里萊阿(26)說地体運動，達爾文(27)說生物進化，當初何嘗不或者几被宗教家燒死，或者大受保守者攻擊呢，然而現在人們對于兩說，并不為奇者，就因為地体終于在運動，生物确也在進化的緣故。承認其有而要掩飾為無，非有絕技是不行的。 但梁先生自有消除斗爭的辦法，以為如盧梭所說：“資產是文明的基礎”，(28)“所以攻擊資產制度，即是反抗文明”，“一個無產者假如他是有出息的，只消辛辛苦苦誠誠實實的工作一生，多少必定可以得到相當的資產。這才是正當的生活斗爭的手段。”我想，盧梭去今雖已百五十年，但當不至于以為過去未來的文明，都以資產為基礎。（但倘說以經濟關系為基礎，那自然是對的。）希腊印度，都有文明，而繁盛時俱非在資產社會，他大概是知道的；倘不知道，那也是他的錯誤。至于無產者應該“辛辛苦苦”爬上有產階級去的“正當”的方法，則是中國有錢的老太爺高興時候，教導窮工人的古訓，在實際上，現今正在“辛辛苦苦誠誠實實”想爬上一級去的“無產者”也還多。然而這是還沒有人“把這個階級觀念傳授了給他們”的時候。一經傳授，他們可就不肯一個一個的來爬了，誠如梁先生所說，“他們是一個階級了，他們要有組織了，他們是一個集團了，于是他們便不循常軌的一躍而奪取政權財權，一躍而為統治階級。”但可還有想“辛辛苦苦誠誠實實工作一生，多少必定可以得到相當的資產”的“無產者”呢？自然還有的。然而他要算是“尚未發財的有產者”了。梁先生的忠告，將為無產者所嘔吐了，將只好和老太爺去互相贊賞而已了。 那么，此后如何呢？梁先生以為是不足慮的。因為“這种革命的現象不能是永久的，經過自然進化之后，优胜劣敗的定律又要證明了，還是聰明才力過人的人占优越的地位，無產者仍是無產者”。但無產階級大概也知道“反文明的勢力早晚要被文明的勢力所征服”，所以“要建立所謂‘無產階級文化’，……這里面包括文藝學術”(29)。 自此以后，這才入了文藝批評的本題。 梁先生首先以為無產者文學理論的錯誤，是“在把階級的束縛加在文學上面”，因為一個資本家和一個勞動者，有不同的地方，但還有相同的地方，“他們的人性（這兩字原本有套圈）并沒有兩樣”，例如都有喜怒哀樂，都有戀愛（但所“說的是戀愛的本身，不是戀愛的方式”），“文學就是表現這最基本的人性的藝術”(30)。這些話是矛盾而空虛的。既然文明以資產為基礎，窮人以竭力爬上去為“有出息”，那么，爬上是人生的要諦，富翁乃人類的至尊，文學也只要表現資產階級就夠了，又何必如此“過于富同情心”，一并包括“劣敗”的無產者？況且“人性”的“本身”，又怎樣表現的呢？譬如原質或雜質的化學底性質，有化合力，物理學底性質有硬度，要顯示這力和度數，是須用兩种物質來表現的，倘說要不用物質而顯示化合力和硬度的單單“本身”，無此妙法；但一用物質，這現象即又因物質而不同。文學不借人，也無以表示“性”，一用人，而且還在階級社會里，即斷不能免掉所屬的階級性，無需加以“束縛”，實乃出于必然。自然，“喜怒哀樂，人之情也”，然而窮人決無開交易所折本的懊惱，煤油大王那會知道北京檢煤渣老婆子身受的酸辛，饑區的災民，大約總不去种蘭花，像闊人的老太爺一樣，賈府上的焦大，也不愛林妹妹的。“汽笛呀！”“列宁呀！”固然并不就是無產文學，然而“一切東西呀！”“一切人呀！”“可喜的事來了，人喜了呀！”也不是表現“人性”的“本身”的文學。倘以表現最普通的人性的文學為至高，則表現最普遍的動物性——營養，呼吸，運動，生殖——的文學，或者除去“運動”，表現生物性的文學，必當更在其上。倘說，因為我們是人，所以以表現人性為限，那么，無產者就因為是無產階級，所以要做無產文學。 其次，梁先生說作者的階級，和作品無關(31)。托爾斯泰出身貴族，而同情于貧民，然而并不主張階級斗爭；(32)馬克斯并非無產階級中的人物；終身窮苦的約翰孫博士，志行吐屬，過于貴族。(33)所以估量文學，當看作品本身，不能連累到作者的階級和身分。這些例子，也全不足以證明文學的無階級性的。托爾斯泰正因為出身貴族，舊性蕩滌不盡，所以只同情于貧民而不主張階級斗爭。馬克斯原先誠非無產階級中的人物，但也并無文學作品，我們不能懸擬他如果動筆，所表現的一定是不用方式的戀愛本身。至于約翰孫博士終身窮苦，而志行吐屬，過于王侯者，我卻實在不明白那緣故，因為我不知道英國文學和他的傳記。也許，他原想“辛辛苦苦誠誠實實的工作一生，多少必定可以得到相當的資產”，然后再爬上貴族階級去，不料終于“劣敗”，連相當的資產也積不起來，所以只落得擺空架子，“爽快”了罷。 其次，梁先生說，“好的作品永遠是少數人的專利品，大多數永遠是蠢的，永遠是和文學無緣”，但鑒賞力之有無卻和階級無干，因為“鑒賞文學也是天生的一种福气”，就是，雖在無產階級里，也會有這“天生的一种福气”的人。(34)由我推論起來，則只要有這一种“福气”的人，雖窮得不能受教育，至于一字不識，也可以賞鑒《新月》月刊，來作“人性”和文藝“本身”原無階級性的證据。但梁先生也知道天生這一种福气的無產者一定不多，所以另定一种東西（文藝？）來給他們看，“例如什么通俗的戲劇，電影，偵探小說之類”，因為“一般勞工勞農需要娛樂，也許需要少量的藝術的娛樂”的緣故。這樣看來，好像文學确因階級而不同了，但這是因鑒賞力之高低而定的，這种力量的修養和經濟無關，乃是上帝之所賜——“福气”。所以文學家要自由創造，既不該為皇室貴族所雇用，也不該受無產階級所威脅，去做謳功頌德的文章。這是不錯的，但在我們所見的無產文學理論中，也并未見過有誰說或一階級的文學家，不該受皇室貴族的雇用，卻該受無產階級的威脅，去做謳功頌德的文章，不過說，文學有階級性，在階級社會中，文學家雖自以為“自由”，自以為超了階級，而無意識底地，也終受本階級的階級意識所支配，那些創作，并非別階級的文化罷了。例如梁先生的這篇文章，原意是在取消文學上的階級性，張揚真理的。但以資產為文明的祖宗，指窮人為劣敗的渣滓，只要一瞥，就知道是資產家的斗爭的“武器”，——不，“文章”了。無產文學理論家以主張“全人類”“超階級”的文學理論為幫助有產階級的東西，這里就給了一個极分明的例證。至于成仿吾先生似的“他們一定胜利的，所以我們去指導安慰他們去”，說出“去了”之后，便來“打發”自己們以外的“他們”那樣的無產文學家，那不消說，是也和梁先生一樣地對于無產文學的理論，未免有“以意為之”的錯誤的。 又其次，梁先生最痛恨的是無產文學理論家以文藝為斗爭的武器，就是當作宣傳品。他“不反對任何人利用文學來達到另外的目的”，但“不能承認宣傳式的文字便是文學”。(35)我以為這是自扰之談。据我所看過的那些理論，都不過說凡文藝必有所宣傳，并沒有誰主張只要宣傳式的文字便是文學。誠然，前年以來，中國确曾有許多詩歌小說，填進口號和標語去，自以為就是無產文學。但那是因為內容和形式，都沒有無產气，不用口號和標語，便無從表示其“新興”的緣故，實際上也并非無產文學。今年，有名的“無產文學底批評家”錢杏村先生在《拓荒者》上還在引盧那卡爾斯基的話，以為他推重大眾能解的文學，足見用口號標語之未可厚非，來給那些“革命文學”辯護。(36)但我覺得那也和梁實秋先生一樣，是有意的或無意的曲解。盧那卡爾斯基所謂大眾能解的東西，當是指托爾斯泰做了分給農民的小本子那樣的文体，工農一看便會了然的語法，歌調，詼諧。只要看台明·培特尼（Demian Bednii）(37)曾因詩歌得到赤旗章，而他的詩中并不用標語和口號，便可明白了。 最后，梁先生要看貨色。這不錯的，是最切實的辦法；但抄兩首譯詩算是在示眾，是不對的。《新月》上就曾有《論翻譯之難》(38)，何況所譯的文是詩。就我所見的而論，盧那卡爾斯基的《被解放的堂·吉訶德》，法兌耶夫的《潰滅》(39)，格拉特珂夫的《水門汀》(40)，在中國這十一年中，就并無可以和這些相比的作品。這是指“新月社”一流的蒙資產文明的余蔭，而且衷心在擁護它的作家而言。于號稱無產作家的作品中，我也舉不出相當的成績。但錢杏村先生也曾辯護，說新興階級，于文學的本領當然幼稚而單純，向他們立刻要求好作品，是“布爾喬亞”的惡意(41)。這話為農工而說，是极不錯的。這樣的無理要求，恰如使他們凍餓了好久，倒怪他們為什么沒有富翁那么肥胖一樣。但中國的作者，現在卻實在并無剛剛放下鋤斧柄子的人，大多數都是進過學校的智識者，有些還是早已有名的文人，莫非克服了自己的小資產階級意識之后，就連先前的文學本領也隨著消失了么？不會的。俄國的老作家亞歷舍·托爾斯泰和威壘賽耶夫，普理希文，(42)至今都還有好作品。中國的有口號而無隨同的實證者，我想，那病根并不在“以文藝為階級斗爭的武器”，而在“借階級斗爭為文藝的武器”，在“無產者文學”這旗幟之下，聚集了不少的忽翻筋斗的人，試看去年的新書廣告，几乎沒有一本不是革命文學，批評家又但將辯護當作“清算”，就是，請文學坐在“階級斗爭”的掩護之下，于是文學自己倒不必著力，因而于文學和斗爭兩方面都少關系了。 但中國目前的一時現象，當然毫不足作無產文學之新興的反證的。梁先生也知道，所以他臨末讓步說，“假如無產階級革命家一定要把他的宣傳文學喚做無產文學，那總算是一种新興文學，總算是文學國土里的新收獲，用不著高呼打倒資產的文學來爭奪文學的領域，因為文學的領域太大了，新的東西總有它的位置的。”(43)但這好像“中日親善，同存共榮”之說，從羽毛未丰的無產者看來，是一种欺騙。愿意這樣的“無產文學者”，現在恐怕實在也有的罷，不過這是梁先生所謂“有出息”的要爬上資產階級去的“無產者”一流，他的作品是窮秀才未中狀元時候的牢騷，從開手到爬上以及以后，都決不是無產文學。無產者文學是為了以自己們之力，來解放本階級并及一切階級而斗爭的一翼，所要的是全般，不是一角的地位。就拿文藝批評界來比方罷，假如在“人性”的“藝術之宮”(44)（這須從成仿吾先生處租來暫用）里，向南面擺兩把虎皮交椅，請梁實秋錢杏村兩位先生并排坐下，一個右執“新月”，一個左執“太陽”(45)，那情形可真是“勞資”媲美了。 到這里，又可以談到我的“硬譯”去了。 推想起來，這是很應該跟著發生的問題：無產文學既然重在宣傳，宣傳必須多數能懂，那么，你這些“硬譯”而難懂的理論“天書”，究竟為什么而譯的呢？不是等于不譯么？ 我的回答，是：為了我自己，和几個以無產文學批評家自居的人，和一部分不圖“爽快”，不怕艱難，多少要明白一些這理論的讀者。 從前年以來，對于我個人的攻擊是多极了，每一种刊物上，大抵總要看見“魯迅”的名字，而作者的口吻，則粗粗一看，大抵好像革命文學家。但我看了几篇，竟逐漸覺得廢話太多了。解剖刀既不中腠理，子彈所擊之處，也不是致命傷。例如我所屬的階級罷，就至今還未判定，忽說小資產階級，忽說“布爾喬亞”，有時還升為“封建余孽”，而且又等于猩猩(46)（見《創造月刊》上的“東京通信”）；有一回則罵到牙齒的顏色。在這樣的社會里，有封建余孽出風頭，是十分可能的，但封建余孽就是猩猩，卻在任何“唯物史觀”上都沒有說明，也找不出牙齒色黃，即有害于無產階級革命的論据。我于是想，可供參考的這樣的理論，是太少了，所以大家有些胡涂。對于敵人，解剖，咬嚼，現在是在所不免的，不過有一本解剖學，有一本烹飪法，依法辦理，則构造味道，總還可以較為清楚，有味。人往往以神話中的Prometheus(47)比革命者，以為竊火給人，雖遭天帝之虐待不悔，其博大堅忍正相同。但我從別國里竊得火來，本意卻在煮自己的肉的，以為倘能味道較好，庶几在咬嚼者那一面也得到較多的好處，我也不枉費了身軀：出發點全是個人主義，并且還夾雜著小市民性的奢華，以及慢慢地摸出解剖刀來，反而刺進解剖者的心髒里去的“報复”。梁先生說“他們要報复！”其實豈只“他們”，這樣的人在“封建余孽”中也很有的。然而，我也愿意于社會上有些用處，看客所見的結果仍是火和光。這樣，首先開手的就是《文藝政策》(48)，因為其中含有各派的議論。鄭伯奇先生現在是開書舖，(49)印Hauptmann和Gregory夫人(50)的劇本了，那時他還是革命文學家，便在所編的《文藝生活》(51)上，笑我的翻譯這書，是不甘沒落，而可惜被別人著了先鞭。翻一本書便會浮起，做革命文學家真太容易了，我并不這樣想。有一种小報，則說我的譯《藝術論》是“投降”。(52)是的，投降的事，為世上所常有。但其時成仿吾元帥早已爬出日本的溫泉，住進巴黎的旅館了，在這里又向誰去輸誠呢。今年，說法又兩樣了，在《拓荒者》和《現代小說》上，都說是“方向轉換”。(53)我看見日本的有些雜志中，曾將這四字加在先前的新感覺派片岡鐵兵(54)上，算是一個好名詞。其實，這些紛紜之談，也還是只看名目，連想也不肯想的老病。譯一本關于無產文學的書，是不足以證明方向的，倘有曲譯，倒反足以為害。我的譯書，就也要獻給這些速斷的無產文學批評家，因為他們是有不貪“爽快”，耐苦來研究這些理論的義務的。 但我自信并無故意的曲譯，打著我所不佩服的批評家的傷處了的時候我就一笑，打著我的傷處了的時候我就忍疼，卻決不肯有所增減，這也是始終“硬譯”的一個原因。自然，世間總會有較好的翻譯者，能夠譯成既不曲，也不“硬”或“死”的文章的，那時我的譯本當然就被淘汰，我就只要來填這從“無有”到“較好”的空間罷了。 然而世間紙張還多，每一文社的人數卻少，志大力薄，寫不完所有的紙張，于是一社中的職司克敵助友，掃蕩异類的批評家，看見別人來涂寫紙張了，便喟然興歎，不胜其搖頭頓足之苦。上海的《申報》上，至于稱社會科學的翻譯者為“阿狗阿貓”(55)，其憤憤有如此。在“中國新興文學的地位，早為讀者所共知”的蔣光Z先生，曾往日本東京養病，看見藏原惟人(56)，談到日本有許多翻譯太坏，簡直比原文還難讀……他就笑了起來，說：“……那中國的翻譯界更要莫名其妙了，近來中國有許多書籍都是譯自日文的，如果日本人將歐洲人那一國的作品帶點錯誤和刪改，從日文譯到中國去，試問這作品豈不是要變了一半相貌么？……”(57)（見《拓荒者》也就是深不滿于翻譯，尤其是重譯的表示。不過梁先生還舉出書名和坏處，蔣先生卻只嫣然一笑，掃蕩無余，真是普遍得遠了。藏原惟人是從俄文直接譯過許多文藝理論和小說的，于我個人就极有裨益。我希望中國也有一兩個這樣的誠實的俄文翻譯者，陸續譯出好書來，不僅自罵一聲“混蛋”就算盡了革命文學家的責任。 然而現在呢，這些東西，梁實秋先生是不譯的，稱人為“阿狗阿貓”的偉人也不譯，學過俄文的蔣先生原是最為适宜的了，可惜養病之后，只出了一本《一周間》(58)，而日本則早已有了兩种的譯本。中國曾經大談達爾文，大談尼采，到歐戰時候，則大罵了他們一通，但達爾文的著作的譯本，至今只有一种，(59)尼采的則只有半部，(60)學英德文的學者及文豪都不暇顧及，或不屑顧及，拉倒了。所以暫時之間，恐怕還只好任人笑罵，仍從日文來重譯，或者取一本原文，比照了日譯本來直譯罷。我還想這樣做，并且希望更多有這樣做的人，來填一填徹底的高談中的空虛，因為我們不能像蔣先生那樣的“好笑起來”，也不該如梁先生的“等著，等著，等著”了。 我在開頭曾有“以硬自居了，而實則其軟如棉，正是新月社的一种特色”這些話，到這里還應該簡短地補充几句，就作為本篇的收場。 《新月》一出世，就主張“嚴正態度”(61)，但于罵人者則罵之，譏人者則譏之。這并不錯，正是“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雖然也是一种“報复”，而非為了自己。到二卷六七號合本的廣告上，還說“我們都保持‘容忍’的態度（除了‘不容忍’的態度是我們所不能容忍以外），我們都喜歡穩健的合乎理性的學說”。上兩句也不錯，“以眼還眼，以牙還牙”，和開初仍然一貫。然而從這條大路走下去，一定要遇到“以暴力抗暴力”，這和新月社諸君所喜歡的“穩健”也不能相容了。 這一回，新月社的“自由言論”遭了壓迫，照老辦法，是必須對于壓迫者，也加以壓迫的，但《新月》上所顯現的反應，卻是一篇《告壓迫言論自由者》(62)，先引對方的党義，次引外國的法律，終引東西史例，以見凡壓迫自由者，往往臻于滅亡：是一番替對方設想的警告。 所以，新月社的“嚴正態度”，“以眼還眼”法，歸根結蒂，是專施之力量相類，或力量較小的人的，倘給有力者打腫了眼，就要破例，只舉手掩住自己的臉，叫一聲“小心你自己的眼睛！” ※ ※ ※ １本篇最初發表于一九三○年三月上海《萌芽月刊》第一卷第三期。 ２《新月》月刊團体指新月社。參看本卷第8頁注７。 ３爭“言論自由”的文字指《新月》月刊第二卷第六、七號合刊（一九二九年九月）上刊載的胡适的《新文化運動与國民党》、羅隆基的《告壓迫言論自由者》和編者的《敬告讀者》等。后者以同人的名義說：“我們都信仰‘思想自由’，我們都主張‘言論出版自由’，我們都保持‘容忍’的態度（除了‘不容忍’的態度是我們所不能容忍以外），我們都喜歡穩健的合乎理性的學說。”當時新月派雖然高喊“爭‘言論自由’”，但實際上卻反對人民有真正的言論自由。 ４梁實秋參看本卷第92頁注３。他在《新月》第二卷第六、七號合刊發表的《論魯迅先生的“硬譯”》中寫道：“曲譯誠然要不得，因為對于原文太不忠實，把精華譯成了糟粕，但是一部書斷斷不會從頭至尾的完全曲譯，一頁上就是發現几處曲譯的地方，究竟還有沒有曲譯的地方；并且部分的曲譯即使是錯誤，究竟也還給你一個錯誤，這個錯誤也許真是害人無窮的，而你讀的時候究竟還落個爽快。死譯就不同了：死譯一定是從頭至尾的死譯，讀了等于不讀，枉費時間精力。況且犯曲譯的毛病的同時決不會犯死譯的毛病，而死譯者卻有時正不妨同時是曲譯。所以我以為，曲譯固是我們深惡痛絕的，然而死譯之風也斷不可長。” ５《文藝与批評》魯迅翻譯的蘇聯文藝批評家盧那察爾斯基的論文集。一九二九年十月上海水沫書店出版。 ６仂句語法術語，指一個大句子中的小句子，現多稱作“主謂詞組”。 ７新月社的聲明指《新月》創刊號（一九二八年三月）所載《新月的態度》。其中說：“我們這几個朋友，沒有什么組織除了這月刊本身，沒有什么結合除了在文藝和學術上的努力，沒有什么一致除了几個共同的理想。” ８Proletary英語：無產者。下文的“普羅列塔利亞”是英語Proletariat的音譯，即無產階級。 ９《韋白斯特大字典》美國諾·韋白斯特（1758～1843）編輯的一部大型英語辭典，一八二八年初版。下面英文的意思是：無產者是最低階級的公民，他們不是以財產而只是以生孩子為國家服務。 十“舍密學”即化學。舍密是德語Chemie的音譯，來源于希腊語Chemeia，意為“煉金術”。 □沈從文湖南鳳凰人，作家。凌叔華，廣東番禺人，小說家。他們當時經常在《新月》上發表小說。后面提到的《搬家》，是凌叔華寫的短篇小說。 □閒話指陳西瀅在《現代評論》“閒話”專欄上發表的文章，他后來結集為《西瀅閒話》，一九二八年三月新月書店出版。 □潘光旦（1899～1967）江蘇寶山（今屬上海）人，新月社成員。他曾根据一些地主家族的家譜來解釋遺傳，宣揚优生學。著有《明清兩代嘉興的望族》等書。优生學是英國遺傳學家哥爾登在一八八三年提出的“改良人种”的學說。它認為人或人种在生理和智力上的差別是由遺傳決定的，只有發展“优等人”，淘汰“劣等人”，社會問題才能解決。 (14)白璧德參看本卷第92頁注４。梁實秋在《新月》上經常介紹白璧德的人文主義理論，并將吳苾等人譯的白璧德的論文編成《白璧德与人文主義》一書，于一九二九年一月由新月書店出版。 □兩首譯詩指郭沫若譯的蘇聯馬林霍夫的《十月》（見一九二九年上海光華書局出版的《新俄詩選》），和蘇汶譯的蘇聯撒莫比特尼克的《給一個新同志》（見一九二九年水沫書店出版的波格丹諾夫《新藝術論》中的《無產階級詩歌》）。 □《史》指《史記》，西漢司馬遷著。《漢》，指《漢書》，東漢班固著。《書經》，即《尚書》，是我國上古歷史文件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跡的著作的匯編。 □唐譯佛經，元譯上諭我國自東漢時起，即開始了佛經的翻譯工作，到唐代有了新的發展，其中最著名的是玄奘主持譯出的佛經七十五部，一三三五卷。元朝統治者曾強制規定詔令、奏章和官府文書都必須使用蒙文，而附以漢文的譯文。唐代和元代這類翻譯多為直譯，保存了原文的一些語法結构，有的詞還用漢語音譯，對當時及后來的漢語詞匯和語法，都產生過不小的影響。 □“于我如浮云”語見《論語·述而》。含有輕視、無關的意思。 □廚川白村（1880～1923）日本文藝評論家。著有文藝論文集《出了象牙之塔》和《苦悶的象征》等。 □《古文觀止》清代康熙年間吳楚材、吳調侯編選的古文讀本，收入先秦到明代的散文二二二篇。 梁實秋這段話的原文如下：“無產階級文學理論方面的書翻成中文的我已經看見約十种了，專門宣傳這种東西的雜志，我也看了兩三种。我是想盡我的力量去懂他們的意思，但是不幸的很，沒有一本這類的書能被我看得懂。內容深奧，也許是；那么便是我的學力不夠。但是這一類宣傳的書，如什么盧那卡爾斯基、蒲力汗諾夫、婆格達諾夫之類，最使我感得困難的是文字。其文法之艱澀，句法之繁复，簡直讀起來比讀天書還難。宣傳無產文學理論的書而竟這樣的令人難懂，恐怕連宣傳品的資格都還欠缺，現在還沒有一個中國人，用中國人所能看得懂的文字，寫一篇文章告訴我們無產文學的理論究竟是怎樣一回事。我現在批評所謂無產文學理論，也只能根据我所能了解的一點點的材料而已。” (22)婆格達諾夫（1873～1928）通譯波格丹諾夫，蘇聯唯心主義哲學家。曾一度加入布爾什維克，一九一八年提出所謂“無產階級文化”的主張。他的《無產階級詩歌》、《無產階級藝術的批評》、《宗教、藝術与馬克斯主義》等三篇論文曾譯成英文，載英國倫敦《勞動月刊》，后由蘇汶譯成中文，加上畫室譯的《“無產者文化”宣言》，輯為《新藝術論》，于一九二九年由水沫書店出版。 (23)托羅茲基即托洛茨基。他的《文學与革命》，曾于一九二五年美國紐約國際出版社出版英文版，后由李霽野、韋素園譯成中文，于一九二八年二月由北京未名社出版。 (24)吳稚暉（1865～1953）名敬恒，江蘇武進人，國民党政客。這里所引的他的謬論，見于一九二七年五月他給汪精衛的信。 (25)梁實秋這段歪曲階級斗爭的話，見于《文學是有階級性的嗎？》一文：“無產者本來并沒有階級的自覺。是几個過于富同情心而又態度褊激的領袖把這個階級觀念傳授了給他們。階級的觀念是要促起無產者的聯和，是要激發無產者的爭斗的欲念。一個無產者假如他是有出息的，只消辛辛苦苦誠誠實實的工作一生，多少必定可以得到相當的資產。這才是正當的生活爭斗的手段。但是無產者聯合起來之后，他們是一個階級了，他們要有組織了，他們是一個集團了，于是他們便不循常軌的一躍而奪取政權財權，一躍而為統治階級。他們是要報复！他們唯一的報复的工具就是靠了人多勢眾！‘多數’群眾‘集團’這就是無產階級的暴動的武器。” (26)格里萊阿（G．，Galileo，1564～1642）通譯伽俐略，意大利物理學家、天文學家。一六三二年他發表《關于兩种世界体系對話》，反對教會信奉的托勒密的地球中心說，證實和發展了哥白尼的地球圍繞太陽旋轉的“日心說”，因此于一六三三年被羅馬教廷宗教裁判所判罪，軟禁終身。 (27)達爾文（C．R．Darwin，1809～1882）英國生物學家，進化論的奠基者。他在一八五九年出版的《物种起源》一書中，提出以自然選擇為基礎的進化學說，摧毀了各种唯心主義的神造論、目的論和物种不變論，給宗教神學以沉重打擊。因此曾受到教權派和巴黎科學院的排斥和歧視。 (28)盧梭又譯盧騷。他提倡人權平等學說，認為私有制是社會不平等的根源，但他不主張消滅私有制，只希望通過法律來限制財富的大量集中。“資產是文明的基礎”，見于他一七五五年為《法蘭西百科全書》所寫的《論政治經濟學》，譯文應為“財產是文明社會的真正基礎”。梁實秋歪曲引用盧梭這句話所發的謬論，見于《文學是有階級性的嗎？》。 (29)這些話也見于《文學是有階級性的嗎？》：“無產階級的暴動的主因是經濟的。舊日統治階級的窳敗，政府的無能，真的領袖的缺乏，也是促成無產階級的起來的原由。這种革命的現象不能是永久的，經過自然進化之后，优胜劣敗的定律又要證明了，還是聰明才力過人的人占优越的位置，無產者仍是無產者。文明依然是要進行的。無產階級大概也知道這一點，也知道單靠了目前經濟的滿足并不能永久的擔保這個階級的胜利。反文明的勢力早晚還是要被文明的勢力所征服的。所以無產階級近來于高呼‘打倒資本家’之外又有了新的工作，他們要建立所謂‘無產階級的文化’或‘普羅列塔利亞的文化’，這里面包括文學藝術。” (30)這些話也見于《文學是有階級性的嗎？》：“文學的國土是最寬泛的，在根本上和在理論上沒有國界，更沒有階級的界限。一個資本家和一個勞動者，他們的不同的地方是有的，遺傳不同，教育不同，經濟的環境不同，因之生活狀態也不同，但是他們還有同的地方。他們的人性并沒有兩樣，他們都感到生老病死的無常，他們都有愛的要求，他們都有怜憫与恐怖的情緒，他們都有倫常的觀念，他們都企求身心的愉快。文學就是表現這最基本的人性的藝術。無產階級的生活的苦痛固然值得描寫，但是這苦痛如其真是深刻的必定不是屬于一階級的。人生現象有許多方面都是超于階級的。例如，戀愛（我說的是戀愛的本身，不是戀愛的方式）的表現，可有階級的分別嗎？例如，歌詠山水花草的美麗，可有階級的分別嗎？沒有的。如其文學只是生活現象的外表的描寫，那么，我們可以承認文學是有階級性的，我們也可以了解無產文學是有它的理論根据；但是文學不是這樣膚淺的東西，文學是從人心中最深處發出來的聲音。如其‘煙囪呀！’‘汽笛呀！’‘机輪呀！’‘列宁呀！’便是無產文學，那么無產文學就用不著什么理論，由它自生自滅罷。我以為把文學的題材限于一個階級的生活現象的范圍之內，實在是把文學看得太膚淺太狹隘了。” (31)梁實秋在《文學是有階級性的嗎？》一文中說：“文學家就是一個比別人感情丰富感覺敏銳想像發達藝術完美的人。他是屬于資產階級或無產階級，這于他的作品有什么關系？托爾斯泰是出身貴族，但是他對于平民的同情真可說是無限量的，然而他并不主張階級斗爭；許多人奉為神明的馬克斯，他自己并不是什么無產階級中的人物；終身窮苦的約翰孫博士，他的志行高洁吐屬文雅比貴族還有過無不及。我們估量文學的性質与价值，是只就文學作品本身立論，不能連累到作者的階級和身分。” (32)托爾斯泰指列夫·托爾斯泰。他出身于貴族地主家庭。他的作品無情地揭露沙皇制度和資本主義勢力的种种罪惡，同時又宣揚道德的自我完善和“不用暴力抵抗邪惡”。 (33)約翰孫（S．Johnson，1709～1784）英國作家、文學家。出身于書商家庭，早年靠賣文為生。后因獨力編撰第一部《英語辭典》，受到皇室的賞識，被授予政府年金。從此成了“名流”，進入資產階級上層社會。 (34)這里所引也見《文學是有階級性的嗎？》，原文說：“好的作品永遠是少數人的專利品，大多數永遠是蠢的永遠是与文學無緣的。不過鑒賞力之有無卻不与階級相干，貴族資本家盡有不知文學為何物者，無產的人也盡有能賞鑒文學者。創造文學固是天才，鑒賞文學也是天生的一种福气。所以文學的价值決不能以讀者數目多寡而定。一般勞工勞農需要娛樂，也許需要少量的藝術的娛樂，例如什么通俗的戲劇，電影，偵探小說，之類。為大多數人讀的文學必是逢迎群眾的，必是俯就的，必是淺薄的；所以我們不該責令文學家來做這种的投机買賣。……皇室貴族雇用一班無聊文人來做謳功頌德的詩文，我們覺得討厭，因為這种文學是虛偽的假造的；但是在無產階級威脅之下便做對于無產階級謳功頌德的文學，還不是一樣的虛偽討厭？文學家只知道聚精會神的創作，……誰能了解他，誰便是他的知音，不拘他是屬于那一階級。文學是屬于全人類的。” (35)這里所引也見《文學是有階級性的嗎？》，原文說：“無產文學理論家時常告訴我們，文藝是他們的斗爭的‘武器’。把文學當作‘武器’！這意思很明白，就是說把文學當做宣傳品，當做一种階級斗爭的工具。我們不反對任何人利用文學來達到另外的目的，這与文學本身無害的，但是我們不能承認宣傳式的文字便是文學。” (36)錢杏村（1900～1977）筆名阿英，安徽蕪湖人，文學家，太陽社主要成員。他在《拓荒者》第一期（一九三○年一月）《中國新興文學中的几個具体的問題》中說：“這种文學（按指標語口號式的文學），雖然在各方面都很幼稚，但有時它是足以鼓動大眾的。魯那卡爾斯基說，‘能夠將复雜的，尊貴的社會的內容，用了使千百万人也都感動的強有力的藝術的單純，表現出來的作家，愿于他有光榮罷。即使靠了比較的單純的比較的初步的內容也好，能夠使這几百万的大眾感動的作家，愿于他有光榮罷。對于這樣的作家，馬克斯主義批評家應該非常之高地評价。’（《關于科學的文藝批評之任務的提要》）為布爾喬亞所侮蔑著的‘口號標語文學’，在一方面，我們不能不承認它的幼稚，在另一方面，我們是不得不予以相當的估价的。”《拓荒者》，文藝月刊，蔣光慈編輯，一九三○年一月在上海創刊，“左聯”成立后為“左聯”刊物之一，同年五月第四、五期合刊出版后被國民党查禁。 (37)台明·培特尼（1883～1945）通譯杰米揚·別德內依，蘇聯詩人。在蘇聯國內戰爭時期，他曾寫了不少歌頌革命、諷刺敵人的政治鼓動詩。一九二三年四月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團曾授予他紅旗勳章（即赤旗章）。 (38)《論翻譯之難》指胡适的《論翻譯》一文，載《新月》第一卷第十一期（一九二九年一月），其中有“翻譯是一件艱難的事，誰都不免有錯誤”的話。 (39)法兌耶夫（1901～1956）通譯法捷耶夫，蘇聯作家。著有長篇小說《毀滅》、《青年近衛軍》等。《毀滅》曾由魯迅譯成中文，從一九三○年一月起在《萌芽月刊》上連載，題為《潰滅》；一九三一年以“三閒書屋”名義出版單行本，改題為《毀滅》。 (40)格拉特珂夫（1883～1958）蘇聯小說家，著有《水門汀》，又譯《士敏土》，通譯《水泥》，是他描寫蘇聯經濟复興的長篇小說。 (41)“布爾喬亞”的惡意錢杏村在《中國新興文學中的几個具体的問題》中，說魯迅、茅盾等對“口號標語文學”的批評，是“中國的布爾喬亞的作家”對“普羅列塔利亞文壇”的“惡意的嘲笑”。布爾喬亞，法語bourgeoisie的音譯，即資產階級。 (42)亞歷舍·托爾斯泰（1883～1945）、普理希文（1873～1954），都是在十月革命前即已成名，革命后仍繼續創作活動的作家。 (43)這些話，也見于《文學是有階級性的嗎？》。 (44)“藝術之宮”成仿吾在《創造》季刊第二卷第二期（一九二四年一月）《〈吶喊〉的評論》中說：魯迅的歷史小說《不周山》（后改名為《補天》）“雖然也還有不能令人滿足的地方”，卻是表示作者“要進而入純文藝的宮庭”的“杰作”。 (45)“太陽”隱喻蔣光慈、錢杏村等組織的文學團体太陽社。 (46)“猩猩”之說，見《創造月刊》第二卷第一期（一九二八年八月）杜荃（郭沫若）的《文藝戰線上的封建余孽》一文，其中說魯迅過去和陳西瀅、長虹的論戰“是猩猩和猩猩戰”。下文所說“罵到牙齒的顏色”，參看本卷第118頁注６。 (47)Prometheus普羅米修斯，希腊神話中造福人類的神。相傳他從主神宙斯那里偷了火种給人類，受到宙斯的懲罰，被釘在高加索山的岩石上，讓神鷹啄食他的肝髒。 (48)《文藝政策》魯迅一九二八年翻譯的關于蘇聯文藝政策的文件匯集，內容包括《關于對文藝的党的政策》（一九二四年五月俄共(布)中央召開的關于文藝政策討論會的記錄）、《觀念形態戰線和文學》（一九二五年一月第一次無產階級作家大會的決議）和《關于文藝領域上的党的政策》（一九二五年六月俄共(布)中央的決議）三個部分。系根据日本外村史郎和藏原惟人輯譯的日文本轉譯，曾連載于《奔流》月刊，一九三○年六月由水沫書店出版，列為魯迅、馮雪峰主編的《科學的藝術論叢書》之一。 (49)鄭伯奇（1895～1979）陝西長安人，作家，創造社成員。當時他在上海開設文獻書房。 (50)Hauptmann霍普特曼（1862～1946），德國劇作家。Gregory夫人，格列高里夫人（1852～1932），愛爾蘭劇作家。 (51)《文藝生活》創造社后期的文藝周刊，鄭伯奇編輯，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在上海創刊，共出四期。 (52)所謂“投降”之說，見于一九二九年八月十九日上海小報《真報》所載尚文的《魯迅与北新書局決裂》一文，其中說魯迅在被創造社“批判”之后，“今年也提起筆來翻過一本革命藝術論，表示投降的意味。” (53)“方向轉換”《拓荒者》第一期（一九三○年一月）所載錢杏村《中國新興文學中的几個具体的問題》中說：“……就是現在‘在轉換中’的魯迅吧，也寫過‘文筆的拙劣不如報紙的新聞’這一類的諷刺。”《現代小說》第三卷第三期（一九二九年十二月）所載剛果倫的《一九二九年中國文壇的回顧》中也說：“魯迅給我們的只是他轉換了方向以后的關于普羅文藝的譯品。” (54)片岡鐵兵（1894～1944）日本作家。他曾在一九二四年創辦《文藝時代》雜志，從事所謂“新感覺派”文藝運動，一九二八年后一度轉向進步的文藝陣營。 (55)“阿狗阿貓”一九三○年一月八日《申報·藝術界》（國民党文化特務朱應鵬主編）“余話”欄刊載陳洁的《社會科學書籍的瘟疫》一文，攻擊馬列主義理論的翻譯和傳播，說“阿貓也來一本社會科學的理論，阿狗也來一本社會科學大綱，馴至阿貓阿狗聯合起來弄社會科學大全，這樣，雜亂胡糟的社會科學書籍就發瘟了。”同月十六日該刊又發表倜然的《創作數种》，其中也有類似的話：“看了阿貓阿狗都譯著連自己都攪不明白的社會科學書，我們的确相信現在是社會科學時代了。”《申報》，參看本卷第92頁注２。 (56)藏原惟人日本文藝評論家。 (57)蔣光慈的這些話，見他在《拓荒者》第一期（一九三○年一月）發表的《東京之旅》。 (58)《一周間》以蘇聯國內戰爭為題材的中篇小說，蘇聯里別進斯基作，蔣光慈譯。一九三○年一月上海北新書局出版。 (59)達爾文的學術著作，當時我國只有馬君武譯的《物种原始》（即《物种起源》）一种，一九二○年上海中華書局出版。 (60)尼采的著作，當時我國只有郭沫若譯的《查拉圖司屈拉鈔》的第一部，一九二八年六月創造社出版部出版。 (61)“嚴正態度”指新月社在《新月》第一卷第一號（一九二八年三月）發刊辭《新月的態度》中所表示的態度。他們提出所謂“健康”和“尊嚴”的“兩大原則”，認為當時一切進步的和革命的文藝，都是和他們“所標舉的兩大原則——健康与尊嚴——不相容的”。在該刊第二卷第六、七期合刊（一九二九年九月）的《敬告讀者》中，又說“我們的立論的態度希望能做到嚴正的地步”。 (62)《告壓迫言論自由者》羅隆基作，載《新月》第二卷第六、七期合刊（一九二九年九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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