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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大概的情形（我們這里得不到确鑿的統計），從去年以來，挂著“革命的”的招牌的創作小說的讀者已經減少，出版界的趨勢，已在轉向社會科學了。這不能不說是好現象。最初，青年的讀者迷于廣告式批評的符咒，以為讀了“革命的”創作，便有出路，自己和社會，都可以得救，于是隨手拈來，大口吞下，不料許多許多是并不是滋養品，是新袋子里的酸酒，紅紙包里的爛肉，那結果，是吃得胸口痒痒的，好像要嘔吐。 得了這一种苦楚的教訓之后，轉而去求醫于根本的，切實的社會科學，自然，是一個正當的前進。 然而，大部分是因為市場的需要，社會科學的譯著又蜂起云涌了，較為可看的和很要不得的都雜陳在書攤上，開始尋求正确的知識的讀者們已經在惶惑。然而新的批評家不開口，類似批評家之流便趁勢一筆抹殺：“阿狗阿貓”。 到這里，我們所需要的，就只得還是几個堅實的，明白的，真懂得社會科學及其文藝理論的批評家。 批評家的發生，在中國已經好久了。每一個文學團体中，大抵總有一套文學的人物。至少，是一個詩人，一個小說家，還有一個盡職于宣傳本團体的光榮和功績的批評家。這些團体，都說是志在改革，向舊的堡壘取攻勢的，然而還在中途，就在舊的堡壘之下紛紛自己扭打起來，扭得大家乏力了，這才放開了手，因為不過是“扭”而已矣，所以大創是沒有的，僅僅喘著气。一面喘著气，一面各自以為胜利，唱著凱歌。舊堡壘上簡直無須守兵，只要袖手俯首，看這些新的敵人自己所唱的喜劇就夠。他無聲，但他胜利了。 這兩年中，雖然沒有极出色的創作，然而据我所見，印成本子的，如李守章的《跋涉的人們》２，台靜農的《地之子》３，葉永秦的《小小十年》前半部，柔石的《二月》及《舊時代之死》４，魏金枝的《七封信的自傳》５，劉一夢的《失業以后》６，總還是优秀之作。可惜我們的有名的批評家，梁實秋先生還在和陳西瀅相呼應，這里可以不提；成仿吾先生是怀念了創造社過去的光榮之后，搖身一變而成為“石厚生”，接著又流星似的消失了；錢杏村先生近來又只在《拓荒者》上，攙著藏原惟人，一段又一段的，在和茅盾扭結７。每一個文學團体以外的作品，在這樣忙碌或蕭閒的戰場，便都被“打發”或默殺了。 這回的讀書界的趨向社會科學，是一個好的，正當的轉机，不惟有益于別方面，即對于文藝，也可催促它向正确，前進的路。但在出品的雜亂和旁觀者的冷笑中，是极容易雕謝的，所以現在所首先需要的，也還是——几個堅實的，明白的，真懂得社會科學及其文藝理論的批評家。 ※ ※ ※ １本篇最初發表于一九三○年四月一日《萌芽月刊》第一卷第四期。 ２李守章字俊民，江蘇南通人。《跋涉的人們》收短篇小說四篇，一九二九年北新書局出版。 ３台靜農安徽霍丘人，作家，未名社成員。《地之子》收短篇小說十四篇，一九二八年未名社出版。 ４柔石（1902∼1931）參看本書《柔石小傳》及其有關注。 ５魏金枝（1900∼1972）浙江嵊縣人，作家。《七封信的自傳》，收短篇小說六篇，一九二八年上海人間書店出版，原題為《七封書信的自傳》。 ６劉一夢（？—1931）山東沂水人。《失業以后》收短篇小說八篇，一九二九年上海春野書店出版。 ７這里說的錢杏村“和茅盾扭結”，指錢杏村在《拓荒者》第一期《中國新興文學中的几個具体的問題》中，反复引證藏原惟人的《再論普羅列塔利亞寫實主義》、《普羅列塔利亞藝術的內容与形式》等文，來評論茅盾的作品和反對茅盾《從牯岭到東京》一文中所提出的意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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