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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去年以來一年半之間，凡有對于我們的所謂批評文字中，最使我覺得气悶的滑稽的，是常燕生先生在一种月刊叫作《長夜》的上面，擺出公正臉孔，說我的作品至少還有十年生命的話２。記得前几年，《狂飆》停刊時，同時這位常燕生先生也曾有文章３發表，大意說《狂飆》攻擊魯迅，現在書店不愿出版了，安知（！）不是魯迅運動了書店老板，加以迫害？于是接著大大地頌揚北洋軍閥度量之寬宏。我還有些記性，所以在這回的公正臉孔上，仍然隱隱看見刺著那一篇鍛煉文字；一面又想起陳源教授的批評法４：先舉一些美點，以顯示其公平，然而接著是許多大罪狀——由公平的衡量而得的大罪狀。將功折罪，歸根結蒂，終于是“學匪”，理應梟首挂在“正人君子”的旗下示眾。所以我的經驗是：毀或無妨，譽倒可怕，有時候是极其“汲汲乎殆哉”５的。更何況這位常燕生先生滿身五色旗６气味，即令真心許我以作品的不滅，在我也好像宣統皇帝忽然龍心大悅，欽許我死后謚為“文忠”一般。于滿肚气悶中的滑稽之余，仍只好誠惶誠恐，特別脫帽鞠躬，敬謝不敏之至了。 但在同是《長夜》的另一本上，有一篇劉大杰先生的文章７——這些文章，似乎《中國的文藝論戰》上都未收載——我卻很感激的讀畢了，這或者就因為正如作者所說，和我素不相知，并無私人恩怨，夾雜其間的緣故。然而尤使我覺得有益的，是作者替我設法，以為在這樣四面圍剿之中，不如放下刀筆，暫且出洋；并且給我忠告，說是在一個人的生活史上留下几張白紙，也并無什么緊要。在僅僅一個人的生活史上，有了几張白紙，或者全本都是白紙，或者竟全本涂成黑紙，地球也決不會因此炸裂，我是早知道的。這回意外地所得的益處，是三十年來，若有所悟，而還是說不出簡明扼要的綱領的做古文和做好人的方法，因此恍然抓住了轡頭了。 其口訣曰：要做古文，做好人，必須做了一通，仍舊等于一張的白紙。 從前教我們作文的先生，并不傳授什么《馬氏文通》，《文章作法》８之流，一天到晚，只是讀，做，讀，做；做得不好，又讀，又做。他卻決不說坏處在那里，作文要怎樣。一條暗胡同，一任你自己去摸索，走得通与否，大家听天由命。但偶然之間，也會不知怎么一來——真是“偶然之間”而且“不知怎么一來”，——卷子上的文章，居然被涂改的少下去，留下的，而且有密圈的處所多起來了。于是學生滿心歡喜，就照這樣——真是自己也莫名其妙，不過是“照這樣”——做下去，年深月久之后，先生就不再刪改你的文章了，只在篇末批些“有書有筆，不蔓不枝”之類，到這時候，即可以算作“通”。——自然，請高等批評家梁實秋先生來說，恐怕是不通的，但我是就世俗一般而言，所以也姑且從俗。 這一類文章，立意當然要清楚的，什么意見，倒在其次。譬如說，做《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論》罷，從正面說，發揮“其器不利，則工事不善”固可，即從反面說，偏以為“工以技為先，技不純，則器雖利，而事亦不善”也無不可。就是關于皇帝的事，說“天皇圣明，臣罪當誅”固可，即說皇帝不好，一刀殺掉也無不可的，因為我們的孟夫子有言在先，“聞誅獨夫紂矣，未聞弒君也”９，現在我們圣人之徒，也正是這一個意思儿。但總之，要從頭到底，一層一層說下去，弄得明明白白，還是天皇圣明呢，還是一刀殺掉，或者如果都不贊成，那也可以臨末聲明：“雖窮淫虐之威，而究有君臣之分，君子不為已甚，竊以為放諸四裔可矣”的。這樣的做法，大概先生也未必不以為然，因為“中庸”十也是我們古圣賢的教訓。 然而，以上是清朝末年的話，如果在清朝初年，倘有什么人去一告密，那可會“滅族”也說不定的，連主張“放諸四裔”也不行，這時他不和你來談什么孟子孔子了。現在革命方才成功，情形大概也和清朝開國之初相仿。（不完） 這是“夜記”之五的小半篇。“夜記”這東西，是我于一九二七年起，想將偶然的感想，在燈下記出，留為一集的，那年就發表了兩篇□。到得上海，有感于屠戮之凶，又做了一篇半，題為《虐殺》，先講些日本幕府的磔殺耶教徒□，俄國皇帝的酷待革命党之類的事。但不久就遇到了大罵人道主義的風潮□，我也就借此偷懶，不再寫下去，現在連稿子也不見了。 到得前年，柔石要到一個書店□去做雜志的編輯，來托我做點隨隨便便，看起來不大頭痛的文章。這一夜我就又想到做“夜記”，立了這樣的題目。大意是想說，中國的作文和做人，都要古已有之，但不可直鈔整篇，而須東拉西扯，補綴得看不出縫，這才算是上上大吉。所以做了一大通，還是等于沒有做，而批評者則謂之好文章或好人。社會上的一切，什么也沒有進步的病根就在此。當夜沒有做完，睡覺去了。第二天柔石來訪，將寫下來的給他看，他皺皺眉頭，以為說得太嚕蘇一點，且怕過占了篇幅。于是我就約他另譯一篇短文，將這放下了。 現在去柔石的遇害，已經一年有余了，偶然從亂紙里檢出這稿子來，真不胜其悲痛。我想將全文補完，而終于做不到，剛要下筆，又立刻想到別的事情上去了。所謂“人琴俱亡”□者，大約也就是這模樣的罷。現在只將這半篇附錄在這里，以作柔石的記念。 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六日之夜，記。 ※ ※ ※ １本篇在收入本書前未在報刊上發表過。 ２常燕生參看本卷第58頁注６。他是《長夜》的經常撰稿人，在該刊第三期（一九二八年五月）發表的《越過了阿Q的時代以后》中說：“魯迅及其追隨者，都是思想已經落后的人。”又說：“魯迅及其追隨者在此后十年之中自然還應該有他相當的位置。”《長夜》，文藝半月刊，國家主義派分子左舜生等主辦，一九二八年四月在上海創刊，同年五月停刊，共出四期。 ３指常燕生的《挽狂飆》一文。參看《三閒集·吊与賀》。 ４陳源的批評法參看本卷第113頁注８。５“汲汲乎殆哉”語出《孟子·万章上》：“天下殆哉，岌岌乎！” ６五色旗參看本卷第58頁注４。 ７劉大杰的文章題為《吶喊与彷徨与野草》，刊于《長夜》第四期（一九二八年五月）。其中說：“魯迅的發表《野草》，看去似乎是到了創作的老年了。作者若不想法變換變換生活，以后恐怕再難有較大的作品罷。我誠懇地希望作者，放下呆板的生活，（不要開書店，也不要作教授）提起皮包，走上國外的旅途去，好在自己的生活史上，留下几頁空白的地方。”劉大杰（1904∼1977），湖南岳陽人，文學史家。當時是《長夜》的主要撰稿人之一。 ８《馬氏文通》清代馬建忠著，是我國最早的一部較有系統的研究漢語語法的書。《文章作法》，夏丐尊、劉薰宇合編，一九二六年上海開明書店出版。 ９“聞誅獨夫紂矣，未聞弒君也”語見《孟子·梁惠王》，“獨夫”原作“一夫”。 十“中庸”語見《論語·雍也》：“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据宋代朱熹注：“中者，無過無不及之名也；庸，平常也。……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 □指收入《三閒集》中的《怎么寫》和《在鐘樓上》二文。 □日本幕府的磔殺耶教徒十六世紀天主教傳入日本后，迅速傳布全國。當時統治日本的江戶幕府（1603∼1867）害怕教徒聯合反抗，于一六一一年下令禁教，并用酷刑殺害教士和教徒。一六三七年島原的天主教徒起義，幕府曾調動十余万軍隊進行鎮壓，殺万余人。幕府，一一九二年至一八六七年日本封建時代的中央軍事獨裁政權。 □大罵人道主義的風潮一九二八年上半年，創造社主辦的《文化批判》、《創造月刊》上連續發表《藝術与社會生活》、《人道主義者怎樣地防衛著自己？》、《“除掉”魯迅的“除掉”！》、《畢竟是醉眼陶然罷了》等文，將魯迅作為“人道主義者”進行了錯誤的批評。 □指上海明日書店。這里所說的雜志，后來沒有出版。 □“人琴俱亡”晉代王徽之（字子猷）悼念王獻之（字子敬）的故事，見《世說新語·傷逝》：“王子猷、子敬俱病篤，而子敬先亡。子猷問左右：‘何以都不聞消息，此已喪矣。’語時了不悲，便索輿來奔喪，都不哭。子敬素好琴，便徑入坐靈床上，取子敬琴彈，弦既不調，擲地云：‘子敬，子敬，人琴俱亡！’因慟絕良久，月余亦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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