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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經過我所視為“畏途”的香港，算起來九月二十八日是第三回。 第一回帶著一點行李，但并沒有遇見什么事。第二回是單身往來，那情狀，已經寫過一點了。這回卻比前兩次仿佛先就感到不安，因為曾在《創造月刊》上王獨清先生的通信〔2〕中，見過英國雇用的中國同胞上船“查關”的威武：非罵則打，或者要几塊錢。而我是有十只書箱在統艙里，六只書箱和衣箱在房艙里的。 看看挂英旗的同胞的手腕，自然也可說是一种經歷，但我又想，這代价未免太大了，這些行李翻動之后，單是重行整理捆扎，就須大半天；要實驗，最好只有一兩件。然而已經如此，也就隨他如此罷。只是給錢呢，還是听他逐件查驗呢？倘查驗，我一個人一時怎么收拾呢？ 船是二十八日到香港的，當日無事。第二天午后，茶房匆匆跑來了，在房外用手招我道： “查關！開箱子去！” 我拿了鑰匙，走進統艙，果然看見兩位穿深綠色制服的英屬同胞，手執鐵簽，在箱堆旁站著。我告訴他這里面是舊書，他似乎不懂，嘴里只有三個字： “打開來！” “這是對的，”我想，“他怎能相信漠不相識的我的話呢。” 自然打開來，于是靠了兩個茶房的幫助，打開來了。 他一動手，我立刻覺得香港和廣州的查關的不同。我出廣州，也曾受過檢查。但那邊的檢查員，臉上是有血色的，也懂得我的話。每一包紙或一部書，抽出來看后，便放在原地方，所以毫不凌亂。的确是檢查。而在這“英人的樂園”的香港可大兩樣了。檢查員的臉是青色的，也似乎不懂我的話。 他只將箱子的內容倒出，翻攪一通，倘是一個紙包，便將包紙撕破，于是一箱書籍，經他攪松之后，便高出箱面有六七寸了。 “打開來！” 其次是第二箱。我想，試一試罷。 兩塊。”我原也肯多給几塊的，因為這檢查法委實可怕，十箱書收拾妥帖，至少要五點鐘。可惜我一元的鈔票只有兩張了，此外是十元的整票，我一時還不肯獻出去。 “打開來！” 兩個茶房將第二箱抬到艙面上，他如法泡制，一箱書又變了一箱半，還撕碎了几個厚紙包。一面“查關”，一面磋商，我添到五元，他減到七元，即不肯再減。其時已經開到第五箱，四面圍滿了一群看熱鬧的旁觀者。 箱子已經開了一半了，索性由他看去罷，我想著，便停止了商議，只是“打開來”。但我的兩位同胞也仿佛有些厭倦了似的，漸漸不像先前一般翻箱倒篋，每箱只抽二三十本書，拋在箱面上，便畫了查訖的記號了。其中有一束舊信札，似乎頗惹起他們的興味，振了一振精神，但看過四五封之后，也就放下了。此后大抵又開了一箱罷，他們便离開了亂書堆：這就是終結。 我仔細一看，已經打開的是八箱，兩箱絲毫未動。而這兩個碩果，卻全是伏園〔3〕的書箱，由我替他帶回上海來的。至于我自己的東西，是全部亂七八糟。 “吉人自有天相，伏園真福將也！而我的華蓋運卻還沒有走完，噫吁唏……”我想著，蹲下去隨手去拾亂書。拾不几本，茶房又在艙口大聲叫我了： “你的房里查關，開箱子去！” 我將收拾書箱的事托了統艙的茶房，跑回房艙去。果然，兩位英屬同胞早在那里等我了。床上的舖蓋已經掀得稀亂，一個凳子躺在被舖上。我一進門，他們便搜我身上的皮夾。我以為意在看看名刺，可以知道姓名。然而并不看名刺，只將里面的兩張十元鈔票一看，便交還我了。還囑咐我好好拿著，仿佛很怕我遺失似的。 其次是開提包，里面都是衣服，只抖開了十來件，亂堆在床舖上。其次是看提籃，有一個包著七元大洋的紙包，打開來數了一回，默然無話。還有一包十元的在底里，卻不被發見，漏网了。其次是看長椅子上的手巾包，內有角子一包十元，散的四五元，銅子數十枚，看完之后，也默然無話。其次是開衣箱。這回可有些可怕了。我取鎖匙略遲，同胞已經捏著鐵簽作將要毀坏鉸鏈之勢，幸而鑰匙已到，始慶安全。里面也是衣服，自然還是照例的抖亂，不在話下。 “你給我們十塊錢，我們不搜查你了。”一個同胞一面搜衣箱，一面說。 我就抓起手巾包里的散角子來，要交給他。但他不接受，回過頭去再“查關”。 話分兩頭。當這一位同胞在查提包和衣箱時，那一位同胞是在查网籃。但那檢查法，和在統艙里查書箱的時候又兩樣了。那時還不過搗亂，這回卻變了毀坏。他先將魚肝油的紙匣撕碎，擲在地板上，還用鐵簽在蔣徑三〔4〕君送我的裝著含有荔枝香味的茶葉的瓶上鑽了一個洞。一面鑽，一面四顧，在桌上見了一把小刀。這是在北京時用十几個銅子從白塔寺買來，帶到廣州，這回削過楊桃的。事后一量，連柄長華尺五寸三分。然而据說是犯了罪了。 “這是凶器，你犯罪的。”他拿起小刀來，指著向我說。 我不答話，他便放下小刀，將鹽煮花生的紙包用指頭挖了一個洞。接著又拿起一盒蚊煙香。 “這是什么？” “蚊煙香。盒子上不寫著么？”我說。 “不是。這有些古怪。” 他于是抽出一枝來，嗅著。后來不知如何，因為這一位同胞已經搜完衣箱，我須去開第二只了。這時卻使我非常為難，那第二只里并不是衣服或書籍，是极其零碎的東西：照片，鈔本，自己的譯稿，別人的文稿，剪存的報章，研究的資料……。我想，倘一毀坏或攪亂，那損失可太大了。而同胞這時忽又去看了一回手巾包。我于是大悟，決心拿起手巾包里十元整封的角子，給他看了一看。他回頭向門外一望，然后伸手接過去，在第二只箱上畫了一個查訖的記號，走向那一位同胞去。大約打了一個暗號罷，——然而奇怪，他并不將錢帶走，卻塞在我的枕頭下，自己出去了。 這時那一位同胞正在用他的鐵簽，惡狠狠地刺入一個裝著餅類的壇子的封口去。我以為他一听到暗號，就要中止了。 而孰知不然。他仍然繼續工作，挖開封口，將蓋著的一片木板摔在地板上，碎為兩片，然后取出一個餅，捏了一捏，擲入壇中，這才也揚長而去了。 天下太平。我坐在煙塵陡亂，亂七八糟的小房里，悟出我的兩位同胞開手的搗亂，倒并不是惡意。即使議价，也須在小小亂七八糟之后，這是所以“掩人耳目”的，猶言如此凌亂，可見已經檢查過。王獨清先生不云乎？同胞之外，是還有一位高鼻子，白皮膚的主人翁的。當收款之際，先看門外者大約就為此。但我一直沒有看見這一位主人翁。 后來的毀坏，卻很有一點惡意了。然而也許倒要怪我自己不肯拿出鈔票去，只給銀角子。銀角子放在制服的口袋里，沉墊墊地，确是易為主人翁所發見的，所以只得暫且放在枕頭下。我想，他大概須待公事辦畢，這才再來收賬罷。 皮鞋聲橐橐地自遠而近，停在我的房外了，我看時，是一個白人，頗胖，大概便是兩位同胞的主人翁了。 “查過了？”他笑嘻嘻地問我。 的确是的，主人翁的口吻。但是，一目了然，何必問呢？ 或者因為看見我的行李特別亂七八糟，在慰安我，或在嘲弄我罷。 他從房外拾起一張《大陸報》〔5〕附送的圖畫，本來包著什物，由同胞撕下來拋出去的，倚在壁上看了一回，就又慢慢地走過去了。 我想，主人翁已經走過，“查關”該已收場了，于是先將第一只衣箱整理，捆好。 不料還是不行。一個同胞又來了，叫我“打開來”，他要查。接著是這樣的問答—— “他已經看過了。”我說。 “沒有看過。沒有打開過。打開來！” “我剛剛捆好的。” “我不信。打開來！” “這里不畫著查過的符號么？” “那么，你給了錢了罷？你用賄賂……” “…………” “你給了多少錢？” “你去問你的一伙去。” 他去了。不久，那一個又忙忙走來，從枕頭下取了錢，此后便不再看見，——真正天下太平。 我才又慢慢地收拾那行李。只見桌子上聚集著几件東西，是我的一把剪刀，一個開罐頭的家伙，還有一把木柄的小刀。 大約倘沒有那十元小洋，便還要指這為“凶器”，加上“古怪”的香，來恐嚇我的罷。但那一枝香卻不在桌子上。 船一走動，全船反顯得更閒靜了，茶房和我閒談，卻將這翻箱倒篋的事，歸咎于我自己。 “你生得太瘦了，他疑心你是販雅片的。”他說。 我實在有些愕然。真是人壽有限，“世故”無窮。我一向以為和人們搶飯碗要碰釘子，不要飯碗是無妨的。去年在廈門，才知道吃飯固難，不吃亦殊為“學者”〔6〕所不悅，得了不守本分的批評。胡須的形狀，有國粹和歐式之別，不易處置，我是早經明白的。今年到廣州，才又知道雖顏色也難以自由，有人在日報上警告我，叫我的胡子不要變灰色，又不要變紅色。〔7〕至于為人不可太瘦，則到香港才省悟，先前是夢里也未曾想到的。 的确，監督著同胞“查關”的一個西洋人，實在吃得很肥胖。 香港雖只一島，卻活畫著中國許多地方現在和將來的小照：中央几位洋主子，手下是若干頌德的“高等華人”和一伙作倀的奴气同胞。此外即全是默默吃苦的“土人”，能耐的死在洋場上，耐不住的逃入深山中，苗瑤〔8〕是我們的前輩。 九月二十九之夜。海上。 ※ ※ ※ 〔1〕本篇最初發表于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九日《語絲》周刊第一五五期。 〔2〕王獨清（1898—1940） 陝西西安人，創造社成員，后成為托洛茨基派分子。他這篇通信發表在《創造月刊》第一卷第七期（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五日），題為《去雁》，是他在這年五月寫給成仿吾、何畏兩人的。信末說他自廣州赴上海，經過香港時、一個英國人帶著兩個中國人上船“查關”，翻箱倒篋，并隨意打罵旅客，有一個又向他索賄五塊錢等事。《創造月刊》，創造社主辦的文藝刊物，郁達夫、成仿吾等編輯，一九二六年三月創刊于上海，一九二九年一月停刊，共出十八期。 〔3〕伏園 孫伏園，參看本卷第383頁注〔5〕。 〔4〕蔣徑三（1899—1936） 浙江臨海人，當時任中山大學圖書館館員、歷史語言研究所助教。 〔5〕《大陸報》 美國人密勒（F．Millard）一九一一年八月二十三日在上海創辦的英文日報。一九二六年左右由英國人接辦，三十年代初由中國人接辦。一九四八年五月停刊。 〔6〕“學者” 指顧頡剛等。參看《華蓋集續編·海上通信》。 〔7〕關于胡須的形狀，參看《墳·說胡須》。下文說的關于胡須顏色的警告，指當時廣州《國民新聞》副刊《新時代》發表的尸一《魯迅先生在茶樓上》一文，其中說：“把他的胡子研究起來，我的結論是，他會由黑而灰，由灰而白。至于有人希望或恐怕它變成‘紅胡子’，那就非我所敢知的了。”按尸一，即梁式，廣東台山人。當時是廣州《國民新聞》副刊《新時代》的編輯，后墮落為漢奸文人。 〔8〕苗瑤 我國兩個少數民族。他們在古代由長江流域發展至黃河流域，居住于中國中部；后來經過長期的民族斗爭，逐漸被迫轉移至西南、中南一帶山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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