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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學周報》二五一期里，西諦先生談起《吶喊》，尤其是《阿Q正傳》。〔2〕這不覺引動我記起了一些小事情，也想借此來說一說，一則也算是做文章，投了稿；二則還可以給要看的人去看去。 我先要抄一段西諦先生的原文—— “這篇東西值得大家如此的注意，原不是無因的。但也有几點值得商榷的，如最后‘大團圓’的一幕，我在《晨報》上初讀此作之時，即不以為然，至今也還不以為然，似乎作者對于阿Q之收局太匆促了；他不欲再往下寫了，便如此隨意的給他以一個‘大團圓’。像阿Q那樣的一個人，終于要做起革命党來，終于受到那樣大團圓的結局，似乎連作者他自己在最初寫作時也是料不到的。至少在人格上似乎是兩個。” 阿Q是否真要做革命党，即使真做了革命党，在人格上是否似乎是兩個，現在姑且勿論。單是這篇東西的成因，說起來就要很費功夫了。我常常說，我的文章不是涌出來的，是擠出來的。听的人往往誤解為謙遜，其實是真情。我沒有什么話要說，也沒有什么文章要做，但有一种自害的脾气，是有時不免吶喊几聲，想給人們去添點熱鬧。譬如一匹疲牛罷，明知不堪大用的了，但廢物何妨利用呢，所以張家要我耕一弓地，可以的；李家要我挨一轉磨，也可以的；趙家要我在他店前站一刻，在我背上帖出廣告道：敝店備有肥牛，出售上等消毒滋養牛乳。我雖然深知道自己是怎么瘦，又是公的，并沒有乳，然而想到他們為張羅生意起見，情有可原，只要出售的不是毒藥，也就不說什么了。但倘若用得我太苦，是不行的，我還要自己覓草吃，要喘气的工夫；要專指我為某家的牛，將我關在他的牛牢內，也不行的，我有時也許還要給別家挨几轉磨。如果連肉都要出賣，那自然更不行，理由自明，無須細說。倘遇到上述的三不行，我就跑，或者索性躺在荒山里。即使因此忽而從深刻變為淺薄，從戰士化為畜生，嚇我以康有為，比我以梁啟超，〔3〕也都滿不在乎，還是我跑我的，我躺我的，決不出來再上當，因為我于“世故”實在是太深了。 近几年《吶喊》有這許多人看，當初是万料不到的，而且連料也沒有料。不過是依了相識者的希望，要我寫一點東西就寫一點東西。也不很忙，因為不很有人知道魯迅就是我。 我所用的筆名也不只一個：LS，神飛，唐俟，某生者，雪之，風聲；更以前還有：自樹，索士，令飛，迅行。魯迅就是承迅行而來的，因為那時的《新青年》編輯者不愿意有別號一般的署名。 現在是有人以為我想做什么狗首領了，真可怜，偵察了百來回，竟還不明白。我就從不曾插了魯迅的旗去訪過一次人；“魯迅即周樹人”，是別人查出來的。〔4〕這些人有四類：一類是為要研究小說，因而要知道作者的身世；一類單是好奇； 一類是因為我也做短評，所以特地揭出來，想我受點禍；一類是以為于他有用處，想要鑽進來。 那時我住在西城邊，知道魯迅就是我的，大概只有《新青年》，《新潮》社里的人們罷；孫伏園〔5〕也是一個。他正在晨報館編副刊。不知是誰的主意，忽然要添一欄稱為“開心話”的了，每周一次。他就來要我寫一點東西。 阿Q的影像，在我心目中似乎确已有了好几年，但我一向毫無寫他出來的意思。經這一提，忽然想起來了，晚上便寫了一點，就是第一章：序。因為要切“開心話”這題目，就胡亂加上些不必有的滑稽，其實在全篇里也是不相稱的。署名是“巴人”，取“下里巴人”〔6〕，并不高雅的意思。誰料這署名又闖了禍了，但我卻一向不知道，今年在《現代評論》上看見涵廬（即高一涵〔7〕）的《閒話》才知道的。那大略是—— “……我記得當《阿Q正傳》一段一段陸續發表的時候，有許多人都栗栗危懼，恐怕以后要罵到他的頭上。并且有一位朋友，當我面說，昨日《阿Q正傳》上某一段仿佛就是罵他自己。因此便猜疑《阿Q正傳》是某人作的，何以呢？因為只有某人知道他這一段私事。……從此疑神疑鬼，凡是《阿Q正傳》中所罵的，都以為就是他的陰私；凡是与登載《阿Q正傳》的報紙有關系的投稿人，都不免做了他所認為《阿Q正傳》的作者的嫌疑犯了！等到他打听出來《阿Q正傳》的作者名姓的時候，他才知道他和作者素不相識，因此，才恍然自悟，又逢人聲明說不是罵他。”（第四卷第八十九期） 我對于這位“某人”先生很抱歉，竟因我而做了許多天嫌疑犯。可惜不知是誰，“巴人”兩字很容易疑心到四川人身上去，或者是四川人罷。直到這一篇收在《吶喊》里，也還有人問我：你實在是在罵誰和誰呢？我只能悲憤，自恨不能使人看得我不至于如此下劣。 第一章登出之后，便“苦”字臨頭了，每七天必須做一篇。我那時雖然并不忙，然而正在做流民，夜晚睡在做通路的屋子里，這屋子只有一個后窗，連好好的寫字地方也沒有，那里能夠靜坐一會，想一下。伏園雖然還沒有現在這樣胖，但已經笑嬉嬉，善于催稿了。每星期來一回，一有机會，就是： “先生《阿Q正傳》……。明天要付排了。”于是只得做，心里想著“俗語說：‘討飯怕狗咬，秀才怕歲考。’我既非秀才，又要周考真是為難……。”然而終于又一章。但是，似乎漸漸認真起來了；伏園也覺得不很“開心”，所以從第二章起，便移在“新文藝”欄里。 這樣地一周一周挨下去，于是乎就不免發生阿Q可要做革命党的問題了。据我的意思，中國倘不革命，阿Q便不做，既然革命，就會做的。我的阿Q的運命，也只能如此，人格也恐怕并不是兩個。民國元年已經過去，無可追蹤了，但此后倘再有改革，我相信還會有阿Q似的革命党出現。我也很愿意如人們所說，我只寫出了現在以前的或一時期，但我還恐怕我所看見的并非現代的前身，而是其后，或者竟是二三十年之后。其實這也不算辱沒了革命党，阿Q究竟已經用竹筷盤上他的辮子了；此后十五年，長虹“走到出版界”〔8〕，不也就成為一個中國的“綏惠略夫”〔9〕了么？ 《阿Q正傳》大約做了兩個月，我實在很想收束了，但我已經記不大清楚，似乎伏園不贊成，或者是我疑心倘一收束，他會來抗議，所以將“大團圓”藏在心里，而阿Q卻已經漸漸向死路上走。到最末的一章，伏園倘在，也許會壓下，而要求放阿Q多活几星期的罷。但是“會逢其适”〔10〕，他回去了，代庖的是何作霖〔11〕君，于阿Q素無愛憎，我便將“大團圓”送去，他便登出來。待到伏園回京，阿Q已經槍斃了一個多月了。縱令伏園怎樣善于催稿，如何笑嬉嬉，也無法再說“先生，《阿Q正傳》……。”從此我總算收束了一件事，可以另干別的去。另干了別的什么，現在也已經記不清，但大概還是這一類的事。 其實“大團圓”倒不是“隨意”給他的；至于初寫時可曾料到，那倒确乎也是一個疑問。我仿佛記得：沒有料到。不過這也無法，誰能開首就料到人們的“大團圓”？不但對于阿Q，連我自己將來的“大團圓”，我就料不到究竟是怎樣。終于是“學者”，或“教授”乎？還是“學匪”或“學棍”呢？ “官僚”乎，還是“刀筆吏”呢？“思想界之權威”乎，抑“思想界先驅者”乎，抑又“世故的老人”乎？“藝術家”？ “戰士”？抑又是見客不怕麻煩的特別“亞拉籍夫”乎？乎？乎？ 乎？乎？ 但阿Q自然還可以有各种別樣的結果，不過這不是我所知道的事。 先前，我覺得我很有寫得“太過”的地方，近來卻不這樣想了。中國現在的事，即使如實描寫，在別國的人們，或將來的好中國的人們看來，也都會覺得grotesk〔12〕。我常常假想一件事，自以為這是想得太奇怪了；但倘遇到相類的事實，卻往往更奇怪。在這事實發生以前，以我的淺見寡識，是万万想不到的。 大約一個多月以前，這里槍斃一個強盜，兩個穿短衣的人各拿手槍，一共打了七槍。不知道是打了不死呢，還是死了仍然打，所以要打得這么多。當時我便對我的一群少年同學們發感慨，說：這是民國初年初用槍斃的時候的情形；現在隔了十多年，應該進步些，無須給死者這么多的苦痛。北京就不然，犯人未到刑場，刑吏就從后腦一槍，結果了性命，本人還來不及知道已經死了呢。所以北京究竟是“首善之區”，便是死刑，也比外省的好得遠。 但是前几天看見十一月二十三日的北京《世界日報》，又知道我的話并不的确了，那第六版上有一條新聞，題目是《杜小拴子刀鍘而死》，共分五節，現在撮錄一節在下面—— 杜小拴子刀鍘余人槍斃 先時，衛戍司令部因為從了毅軍各兵士的請求，決定用“梟首刑”，所以杜等不曾到場以前，刑場已預備好了鍘草大刀一把了。刀是長形的，下邊是木底，中縫有厚大而銳利的刀一把，刀下頭有一孔，橫嵌木上，可以上下的活動，杜等四人入刑場之后，由招扶的兵士把杜等架下刑車，就叫他們臉沖北，對著已備好的刑桌前站著。……杜并沒有跪，有外右五區的某巡官去問杜：要人把著不要？杜就笑而不答，后來就自己跑到刀前，自己睡在刀上，仰面受刑，先時行刑兵已將刀抬起，杜枕到适宜的地方后，行刑兵就合眼猛力一鍘，杜的身首，就不在一處了。當時血出极多。 在旁邊跪等槍決的宋振山等三人，也各偷眼去看，中有趙振一名，身上還發起顫來。后由某排長拿手槍站在宋等的后面，先斃宋振山，后斃李有三趙振，每人都是一槍斃命。……先時，被害程步墀的兩個儿子忠智忠信，都在場觀看，放聲大哭，到各人執刑之后，去大喊：爸！媽呀！你的仇已報了！我們怎么辦哪？听的人都非常難過，后來由家族引導著回家去了。 假如有一個天才，真感著時代的心搏，在十一月二十二日發表出記敘這樣情景的小說來，我想，許多讀者一定以為是說著包龍圖〔13〕爺爺時代的事，在西歷十一世紀，和我們相差將有九百年。 這真是怎么好……。 至于《阿Q正傳》的譯本，我只看見過兩种。〔14〕法文的登在八月分的《歐羅巴》上，還止三分之一，是有刪節的。英文的似乎譯得很懇切，但我不懂英文，不能說什么。只是偶然看見還有可以商榷的兩處：一是“三百大錢九二串”當譯為“三百大錢，以九十二文作為一百”的意思；二是“柿油党”不如譯音，因為原是“自由党”，鄉下人不能懂，便訛成他們能懂的“柿油党”了。 十二月三日，在廈門寫。 ※ ※ ※ 〔1〕本篇最初發表于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八日上海《北新》周刊第十八期。 〔2〕《文學周報》 文學研究會的机關刊物。一九二一年五月在上海創刊。原名《文學旬刊》，為《時事新報》副刊之一，鄭振鐸等主編。一九二三年七月改名《文學》（周刊）。一九二五年五月改名《文學周報》，獨立發行，一九二九年六月停刊，前后約出四百期。西諦，鄭振鐸（1898—1958），筆名西諦，福建長樂人，作家、文學史家。 他的文章發表于《文學周報》第二五一期（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題目就叫《“吶喊”》。 〔3〕這些話都是針對高長虹說的。高在《狂飆》周刊第一期（一九二六年十月）《走到出版界》的《革革革命及其他》一則內，說“魯迅是一個深刻的思想家，同時代的人沒有能及得上他的。”但不久在《狂飆》第五期（一九二六年十一月）《走到出版界》的《1925北京出版界形勢指掌圖》內，卻攻擊魯迅已“遞降而至一不很高明而卻奮勇的戰士的面目，再遞降而為一世故老人的面目”了。文中還以康有為、梁啟超、章太炎等人為例，以見“老人”之難免“倒下”，說： “有當年的康梁，也有今日的康梁；有當年的章太炎，也有今日的章太炎……。所謂周氏兄弟者，今日如何，當有以善自處了！”按高長虹，山西盂縣人，狂飆社主要成員，是當時一個思想上帶有虛無主義和無政府主義色彩的青年作者。 〔4〕這里所說的“有人”，指高長虹等。高在《1925北京出版界形勢指掌圖》里說：“我与魯迅，會面不只百次。”同時謾罵魯迅“要以主帥自詡”。“別人”，指陳西瀅等。 〔5〕孫伏園（1894—1966） 原名福源，浙江紹興人。魯迅任紹興師范學校校長時的學生，后在北京大學畢業，曾參加新潮社和語絲社，先后任《晨報副刊》、《京報副刊》、武漢《中央日報副刊》編輯。 曾与作者同在廈門大學、中山大學任教。著有《伏園游記》、《魯迅先生二三事》等。 〔6〕“下里巴人” 古代楚國的通俗歌曲。《文選》卷四十五宋玉《對楚王問》：“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為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十人。” 〔7〕高一涵 安徽六安人，曾任北京大學教授，《現代評論》撰稿者。這里所引文字見于他發表在《現代評論》第四卷第八十九期（一九二六年八月二十一日）的《閒話》。在這篇《閒話》中，他指責當時著作家“多以罵人起家”，接著就以《阿Q正傳》為例，說了這里所引的一段話。 〔8〕“走到出版界” 高長虹在他主編的《狂飆》周刊上陸續發表的批評文字的總題，后印有單行本，上海泰東圖書局發行。 〔9〕“綏惠略夫” 俄國作家阿爾志跋綏夫的小說《工人綏惠略夫》中的人物，一個無政府主義者。高長虹在《1925北京出版界形勢指掌圖》內以綏惠略夫自比，說他初訪魯迅的情形，使他“想像到亞拉籍夫与綏惠略夫會面時情形之仿佛”（亞拉籍夫也是《工人綏惠略夫》中的人物）。 〔10〕“會逢其适” 語見《文中子·中說·周公》，原是“會當其意有所适”的意思。章士釗在《甲寅》周刊第一卷第一號（一九二五年七月十八日）發表的《毀法辨》中錯誤地把它當作“适逢其會”來用。作者在這里順筆給予諷刺。 〔11〕何作霖 廣東東莞人，北京大學畢業。當時任《晨報》編輯。 〔12〕Grotesk 德語，意思是古怪的、荒誕的。 〔13〕包龍圖 即包拯（999—1062），宋代安徽合肥人，曾官龍圖閣直學士。舊日民間關于他的傳說很多；在《三俠五義》等小說或戲劇中，都有他用鍘刀鍘人的故事。 〔14〕指敬隱漁譯的法文本和梁社乾譯的英文本。法文譯本發表在羅曼·羅蘭主編的《歐羅巴》月刊第四十一、四十二期（一九二六年五月十五日、六月十五日）；《序》被刪去，其余各章均有節略。英文譯本一九二六年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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