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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趙雪陽先生的通信（三月三十一日本刊）里，知道對于我那篇“青年必讀書”的答案曾有一位學者向學生發議論，以為我“讀得中國書非常的多。……如今偏不讓人家讀，……這是什么意思呢！” 我讀确是讀過一點中國書，但沒有“非常的多”；也并不“偏不讓人家讀”。有誰要讀，當然隨便。只是倘若問我的意見，就是：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國書，多看外國書。這是這么一個意思——我向來是不喝酒的，數年之前，帶些自暴自棄的气味地喝起酒來了，當時倒也覺得有點舒服。先是小喝，繼而大喝，可是酒量愈增，食量就減下去了，我知道酒精已經害了腸胃。現在有時戒除，有時也還喝，正如還要翻翻中國書一樣。但是和青年談起飲食來，我總說：你不要喝酒。听的人雖然知道我曾經縱酒，而都明白我的意思。 我即使自己出的是天然痘，決不因此反對牛痘；即使開了棺材舖，也不來謳歌瘟疫的。 就是這么一個意思。 還有一种順便而不相干的聲明。一個朋友告訴我，《晨報副刊》上有評玉君的文章〔２〕，其中提起我在《民眾文藝》〔３〕上所載的《戰士和蒼蠅》的話。其實我做那篇短文的本意，并不是說現在的文壇。所謂戰士者，是指中山先生和民國元年前后殉國而反受奴才們譏笑糟蹋的先烈；蒼蠅則當然是指奴才們。至于文壇上，我覺得現在似乎還沒有戰士，那些批評家雖然其中也難免有有名無實之輩，但還不至于可厭到像蒼蠅。現在一并寫出，庶几乎免于誤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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