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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廣州，我覺得紀念和慶祝的盛典似乎特別多。這是當革命的進行和胜利中，一定要有的現象。滬宁的克复，在看見電報的那天，我已經一個人私自高興過兩回了。這“別人出力我高興”的報應之一，是搜索枯腸，硬做文章的苦差使。其實，我于做這等事，是不大合宜的，因為動起筆來，總是离題有千里之遠。即如現在，何嘗不想寫得切題一些呢，然而還是胡思亂想，像樣點的好意思總像斷線風箏似的收不回來。忽然想到昨天在黃埔〔２〕看見的几個來投學生軍的青年，才知道在前線上拚命的原來是這樣的人；自己在講堂上胡說了几句〔３〕便騙得听眾拍手，真是應該羞愧。忽而想到十六年前也曾克复過南京，還給捐軀的戰士立了一塊碑，民國二年后，便被張勳毀掉了，〔４〕今年頃又可以重立。忽而又想到香港《循環日報》〔５〕上所載李守常〔６〕在北京被捕的消息，他的圓圓的臉和中國式的下垂的黑胡子便浮在眼前，不知道他現在怎么樣。 黑暗的區域里，反革命者的工作也正在默默地進行，雖然留在后方的是呻吟，但也有一部分人們高興。后方的呻吟与高興固然大不相同，然而無裨于事是一樣的。最后的胜利，不在高興的人們的多少，而在永遠進擊的人們的多少，記得一种期刊〔７〕上，曾經引有列宁的話：“第一要事是，不要因胜利而使腦筋昏亂，自高自滿；第二要事是，要鞏固我們的胜利，使他長久是屬于我們的；第三要事是，准備消滅敵人，因為現在敵人只是被征服了，而距消滅的程度還遠得很。” 俄國究竟是革命的世家，列宁究竟是革命的老手，不是深知道歷來革命成敗的原因，自己又積有許多經驗，是說不出來的。先前，中國革命者的屢屢挫折，我以為就因為忽略了這一點。小有胜利，便陶醉在凱歌中，肌肉松懈，忘卻進擊了，于是敵人便又乘隙而起。 前年，我作了一篇短文〔８〕，主張“落水狗”還是非打不可，就有老實人以為苛酷，太欠大度和寬容；況且我以此施之人，人又以報諸我，報施將永無了結的時候。但是，外國我不知，在中國，歷來的胜利者，有誰不苛酷的呢。取近例，則如清初的几個皇帝，民國二年后的袁世凱〔９〕，對于异己者何嘗不赶盡殺絕。只是他嘴上卻說著什么大度和寬容，還有什么慈悲和仁厚；也并不像列宁似的簡單明了，列宁究竟是俄國人，怎么想便怎么說，比我們中國人直爽得多了。但便是中國，在事實上，到現在為止，凡有大度，寬容，慈悲，仁厚等等美名，也大抵是名實并用者失敗，只用其名者成功的。然而竟瞞過了一群大傻子，還會相信他。 慶祝和革命沒有什么相干，至多不過是一种點綴。慶祝，謳歌，陶醉著革命的人們多，好自然是好的，但有時也會使革命精神轉成浮滑。革命的勢力一擴大，革命的人們一定會多起來。統一以后，我恐怕研究系〔１０〕也要講革命。去年年底，《現代評論》，不就變了論調了么？〔１１〕和“三一八慘案”〔１２〕時候的議論一比照，我真疑心他們都得了一种仙丹，忽然脫胎換骨。我對于佛教先有一种偏見，以為堅苦的小乘教倒是佛教，待到飲酒食肉的闊人富翁，只要吃一餐素，便可以稱為居士，算作信徒，雖然美其名曰大乘〔１３〕，流播也更廣遠，然而這教卻因為容易信奉，因而變為浮滑，或者竟等于零了。革命也如此的，堅苦的進擊者向前進行，遺下廣大的已經革命的地方，使我們可以放心歌呼，也顯出革命者的色彩，其實是和革命毫不相干。這樣的人們一多，革命的精神反而會從浮滑，稀薄，以至于消亡，再下去是复舊。 廣東是革命的策源地，因此也先成為革命的后方，因此也先有上面所說的危机。 當盛大的慶典的這一天，我敢以這些雜亂無章的話獻給在廣州的革命民眾，我深望不至于因這几句出軌的話而掃興，因為將來可以補救的日子還很多。倘使因此掃興了，那就是革命精神已經浮滑的證据。 四月十日。 EE 〔１〕本篇最初發表于一九二七年五月五日廣州《國民新聞》副刊《新出路》第十一號。 滬宁克复，指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二日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成功和三月二十四日北伐軍攻克南京。 〔２〕黃埔指孫中山在國民党改組后所創立的黃埔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校址在廣州黃埔。一九二四年六月正式開學。在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蔣介石反革命政變以前，它是國共合作的學校。周恩來、葉劍英、惲代英、蕭楚女等許多共產党人都在該校擔任過負責的工作。〔３〕指一九二七年四月八日所作的題為《革命時代的文學》的講演，后收入《而已集》。 〔４〕張勳（１８５４—１９２３）江西奉新人，北洋軍閥之一，原為清朝江南提督、欽差江防大臣。辛亥革命時，他曾在南京負隅頑抗；一九一七年七月又曾扶持清廢帝溥儀复辟。一九一一年十二月，革命軍攻克南京，臨時政府曾在莫愁湖畔建立“粵軍陣亡將士紀念碑”，刻有孫中山“建國成仁”的題字。一九一三年九月張勳攻占南京后此碑被毀。 〔５〕《循環日報》一八七四年一月五日創刊于香港的中文報紙，王韜主辦。 〔６〕李守常（１８８９—１９２７）名大釗，字守常，河北樂亭人，馬克思列宁主義在中國最早的傳播者，中國共產党創始人之一。一九二七年四月六日在北京被奉系軍閥張作霖逮捕，二十八日遇害。魯迅在北京期間，曾与他共同參加《新青年》的編輯工作。〔７〕指《少年先鋒》，旬刊，李求實（偉森）主編，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廣東區委會的机關刊物。一九二六年九月一日創刊于廣州。一九二七年四月中旬停刊，共出十九期。魯迅到廣州不久，廣東地區党組織即派畢磊等与他聯系，并贈此刊多期。《少年先鋒》第八期（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十一日）以《胜利之后》為題，摘登了斯大林《論列宁》中的一段話，其中引有列宁在俄國社會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會上的講話。按這段話今譯為：“第一件事就是不要陶醉于胜利，不要驕傲；第二件事就是要鞏固自己的胜利；第三件事就是要徹底消滅敵人，因為敵人只是被打敗了，但是還遠沒有被徹底消滅。”（見《斯大林全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一年九月版，第五十二頁）〔８〕指《論“費厄潑賴”應該緩行》，后收入《墳》。〔９〕袁世凱（１８５９—１９１６）字慰亭，河南項城人，北洋軍閥首領。辛亥革命后，他篡取中華民國大總統職位，殺害革命党人，密謀复辟帝制。 〔１０〕研究系黎元洪任北洋軍閥政府總統、段祺瑞任國務總理的時期，原進步党首領梁啟超、湯化龍等組織“憲法研究會”，依附段祺瑞，并勾結西南軍閥，進行政治投机活動，這個政客集團被稱為“研究系”。 〔１１〕《現代評論》綜合性周刊，胡适、陳源、王世杰、徐志摩等人所辦的同人雜志。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創刊于北京，一九二七年移至上海出版。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出至第九卷第二○九期停刊。該刊原依附北洋政府，誣蔑人民群眾的革命運動，在北伐戰爭不斷取得胜利時，它改變了原來的論調。如第五卷第一○七期（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發表的《時事短評》以贊賞的口气評述“党軍”占領武漢后沒收軍閥財產的行動，說：“中國軍閥的聚斂行為，向來是不受制裁的：這回的打擊，要算第一遭。”又說，“素來不自由的工人們，忽然取得了完全的結社自由与罷工自由，……勞工界之需要團体組織与團体行動究亦不容否認。……所以我們對于武漢工潮的前途，實亦用不著悲觀。” 〔１２〕“三一八慘案”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北京各界群眾集會抗議日本帝國主義侵犯中國主權，赴段祺瑞執政府請愿，遭到段祺瑞衛隊的鎮壓，死傷二百余人。事后，《現代評論》第三卷第六十八期（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七日）發表陳西瀅《閒話》，指責所謂“暴徒首領”“故意引人去死地”，為段祺瑞開脫罪責。〔１３〕小乘和大乘，是佛教的兩大派別。小乘教派主張“自我解脫”，要求苦行修煉，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了早期佛教的精神。大乘教派主張“救度一切眾生”，強調盡人皆能成佛，一切修行以利他為主，戒律比較松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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