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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列車》〔２〕破格的開到我的書桌上面，是十二月十日開車的第三期，托福使我知道了近來有這樣一种雜志，并且使我看見了楊村人〔３〕先生給我的公開信，還要求著答复。對于這一种公開信，本沒有一定給以答复的必要的，因為它既是公開，那目的其實是在給大家看，對我個人倒還在其次。但是，我如果要回答也可以，不過目的也還是在給大家看，要不然，不是只要直接寄給個人就完了么？因為這緣故，所以我在回答之前，應該先將原信重抄在下面——魯迅先生： 讀了李儵先生（不知道是不是李又燃先生，抑或曹聚仁先生的筆名）的《讀偽自由書》一文，近末一段說：“讀著魯迅：《偽自由書》，便想到魯迅先生的人。那天，見魯迅先生吃飯，咀嚼時牽動著筋肉，連胸肋骨也拉拉動的，魯迅先生是老了！我當時不禁一股酸味上心頭。記得從前看到父親的老態時有過這樣的情緒，現在看了魯迅先生的老態又重溫了一次。這都是使司馬懿之流，快活的事，何況旁邊早變心了魏延。”（這末一句照原文十個字抄，一字無錯，确是妙文！） 不禁令人起了兩個感想：一個是我們敬愛的魯迅先生老了，一個是我們敬愛的魯迅先生為什么是諸葛亮？先生的“旁邊”那里來的“早變心了魏延”？無產階級大眾何時變成了阿斗？ 第一個感想使我惶恐万分！我們敬愛的魯迅先生老了，這是多么令人惊心動魄的事！記得《吶喊》在北京最初出版的時候（大概總在十年前），我拜讀之后，景仰不置，曾為文介紹頌揚，揭登于張東蓀先生編的《學燈》，在當時我的敬愛先生甚于敬愛創造社四君子。其后一九二八年《語絲》上先生為文譏誚我們，雖然兩方論戰絕無感情，可是論戰是一回事，私心敬愛依然如昔。一九三○年秋先生五十壽辰的慶祝會上，我是參加慶祝的一個，而且很親切地和先生一起談天，私心很覺榮幸。左聯有一次大會在一個日本同志家里開著，我又和先生見面，十分快樂。可是今年我脫离共產党以后，在左右夾攻的當儿，《藝術新聞》与《出版消息》都登載著先生要“噓”我的消息，說是書名定為：《北平五講与上海三噓》，將對我“用噓的方式加以襲擊”，而且將我与梁實秋張若谷同列，這自然是引起我的反感，所以才有《新儒林外史第一回》之作。但在《新儒林外史第一回》里頭只說先生出陣交戰用的是大刀一詞加以反攻的諷刺而已。其中引文的情緒与態度都是敬愛先生的。文中的意義卻是以為先生對我加以“噓”的襲擊未免看錯了敵人吧了。到了拜讀大著《兩地書》以后為文介紹，筆下也十分恭敬并沒半點謾罵的字句，可是先生于《我的种痘》一文里頭卻有所誤會似地順筆對我放了兩三枝冷箭儿，特別地說是有人攻擊先生的老，在我呢，并沒有覺得先生老了，而且那篇文章也沒有攻擊先生的老，先生自己認為是老了吧了。伯納蕭的年紀比先生還大，伯納蕭的鬢毛比先生還白如絲吧，伯納蕭且不是老了，先生怎么這樣就以為老了呢？我是從來沒感覺到先生老了的，我只感覺到先生有如青年而且希望先生永久年青。然而，讀了李儵先生的文章，我惶恐，我惊訝，原來先生真的老了。李儵先生因為看了先生老了而“不禁一股酸味上心頭”有如看他的令尊的老態的時候有過的情緒，我雖然也時常想念著我那年老的父親，但并沒有如人家攻擊我那樣地想做一個“孝子”，不過是天性所在有時未免興感而想念著吧了，所以我看了李儵先生的文章并沒有聯想到我的父親上面去。然而先生老了，我是惶恐与惊訝。 我惶恐与惊訝的是，我們敬愛的文壇前輩老了，他將因為生理上的緣故而要停止他的工作了！在這敬愛的心理与觀念上，我將今年來對先生的反感打個粉碎，竭誠地請先生訓誨。可是希望先生以嚴肅的態度出之，如“噓”，如放冷箭儿等卻請慎重，以令對方心服。 第二個感想使我……因為那是李儵先生的事，這里不愿有扰清听。 假如這信是先生覺得有答复的价值的話，就請寄到這里《文化列車》的編者將它發表，否則希望先生為文給我一個嚴正的批判也可以。發表的地方我想隨處都歡迎的。 專此并竭誠地恭敬地問了一聲安好并祝康健。 楊村人謹啟。一九三三，一二，三。 末了附帶聲明一句，我作這信是出諸至誠，并非因為鬼儿子罵我和先生打筆墨官司變成小鬼以后向先生求和以……“大鬼”的意思。村人又及。 以下算是我的回信。因為是信的形式，所以開頭照例是—— 村人先生： 先生給我的信是沒有答复的价值的。我并不希望先生“心服”，先生也無須我批判，因為近二年來的文字，已經將自己的形象畫得十分分明了。自然，我決不會相信“鬼儿子”們的胡說，但我也不相信先生。 這并非說先生的話是一樣的叭儿狗式的狺狺；恐怕先生是自以為永久誠實的罷，不過因為急促的變化，苦心的躲閃，弄得左支右絀，不能自圓其說，終于變成廢話了，所以在听者的心中，也就失去了重量。例如先生的這封信，倘使略有自知之明，其實是不必寫的。 先生首先問我“為什么是諸葛亮〔４〕？”這就問得稀奇。李儵〔５〕先生我曾經見過面，并非曹聚仁先生，至于是否李又燃先生，我無從确說，因為又燃先生我是沒有豫先見過的。我“為什么是諸葛亮”呢？別人的議論，我不能，也不必代為答复，要不然，我得整天的做答案了。也有人說我是“人群的蟊賊”〔６〕的。“為什么？”——我都由它去。但据我所知道，魏延變心，是在諸葛亮死后，〔７〕我還活著，諸葛亮的頭銜是不能加到我這里來的，所以“無產階級大眾何時變成了阿斗〔８〕？”的問題也就落了空。那些廢話，如果還記得《三國志演義》或吳稚暉先生的話，是不至于說出來的，書本子上及別人，并未說過人民是阿斗。現在請放心罷。但先生站在“小資產階級文學革命”〔９〕的旗下，還是什么“無產階級大眾”，自己的眼睛看見了這些字，不覺得可羞或可笑么？不要再提這些字，怎么樣呢？ 其次是先生“惊心動魄”于我的老，可又“惊心動魄”得很稀奇。我沒有修煉仙丹，自然的規則，一定要使我老下去，絲毫也不足為奇的，請先生還是鎮靜一點的好。而且我后來還要死呢，這也是自然的規則，豫先聲明，請千万不要“惊心動魄”，否則，逐漸就要神經衰弱，愈加滿口廢話了。我即使老，即使死，卻決不會將地球帶進棺材里去，它還年青，它還存在，希望正在將來，目前也還可以插先生的旗子。這一節我敢保證，也請放心工作罷。 于是就要說到“三噓”問題了。這事情是有的，但和新聞上所載的有些兩樣。那時是在一個飯店里，大家閒談，談到有几個人的文章，我确曾說：這些都只要以一噓了之，不值得反駁。這几個人們中，先生也在內。我的意思是，先生在那冠冕堂皇的“自白”〔１０〕里，明明的告白了農民的純厚，小資產階級的智識者的動搖和自私，卻又要來豎起小資產階級革命文學的旗，就自己打著自己的嘴。不過也并未說出，走散了就算完結了。但不知道是輾轉傳開去的呢，還是當時就有新聞記者在座，不久就張大其辭的在紙上登了出來，并請讀者猜測。近五六年來，關于我的記載多极了，無論為毀為譽，是假是真，我都置之不理，因為我沒有聘定律師，常登廣告的巨款，也沒有遍看各种刊物的工夫。況且新聞記者為要哄動讀者，會弄些夸張的手段，是大家知道的，甚至于還全盤捏造。例如先生還在做“革命文學家”的時候，用了“小記者”的筆名，在一种報上說我領到了南京中央党部的文學獎金，大開筵宴，祝孩子的周年，不料引起了郁達夫先生對于亡儿的記憶，悲哀了起來。〔１１〕這真說得栩栩如生，連出世不過一年的嬰儿，也和我一同被噴滿了血污。然而這事實的全出于創作，我知道，達夫先生知道，記者兼作者的您楊村人先生當然也不會不知道的。 當時我一聲不響。為什么呢？革命者為達目的，可用任何手段的話，我是以為不錯的，所以即使因為我罪孽深重，革命文學的第一步，必須拿我來開刀，我也敢于咬著牙關忍受。殺不掉，我就退進野草里，自己舐盡了傷口的血痕，決不煩別人傅藥。但是，人非圣人，為了麻煩而激動起來的時候也有的，我誠然譏誚過先生“們”，這些文章，后來都收在《三閒集》中，一點也不刪去，然而和先生“們”的造謠言和攻擊文字的數量來比一比罷，不是不到十分之一么？不但此也，在講演里，我有時也曾嘲笑葉靈鳳先生或先生，先生們以“前衛”之名，雄赳赳出陣的時候，我是祭旗的犧牲，則戰不數合便從火線上爬了開去之際，我以為實在也難以禁絕我的一笑。無論在階級的立場上，在個人的立場上，我都有一笑的權利的。然而我從未傲然的假借什么“良心”或“無產階級大眾”之名，來凌壓敵手，我接著一定聲明：這是因為我和他有些個人的私怨的。先生，這還不夠退讓么？ 但為了不能使我負責的新聞記事，竟引起先生的“反感”來了，然而仍蒙破格的优待，在《新儒林外史》〔１２〕里，還賞我拿一柄大刀。在禮儀上，我是應該致謝的，但在實際上，卻也如大張筵宴一樣，我并無大刀，只有一枝筆，名曰“金不換”。這也并不是在廣告不收盧布的意思，是我從小用慣，每枝五分的便宜筆。我确曾用這筆碰著了先生，不過也只如運用古典一樣，信手拈來，涉筆成趣而已，并不特別含有報复的惡意。但先生卻又給我挂上“三枝冷箭”了。這可不能怪先生的，因為這只是陳源教授的余唾〔１３〕。然而，即使算是我在報复罷，由上面所說的原因，我也還不至于走進“以怨報德”的隊伍里面去。 至于所謂《北平五講与上海三噓》，其實是至今沒有寫，听說北平有一本《五講》出版，那可并不是我做的，我也沒有見過那一本書。不過既然鬧了風潮，將來索性寫一點也難說，如果寫起來，我想名為《五講三噓集》，但后一半也未必正是報上所說的三位。先生似乎羞与梁實秋張若谷兩位先生為伍，我看是排起來倒也并不怎樣辱沒了先生，只是張若谷先生比較的差一點，淺陋得很，連做一“噓”的材料也不夠，我大概要另換一位的。 對于先生，照我此刻的意見，寫起來恐怕也不會怎么坏。我以為先生雖是革命場中的一位小販，卻并不是奸商。我所謂奸商者，一种是國共合作時代的闊人，那時頌蘇聯，贊共產，無所不至，一到清党時候，就用共產青年，共產嫌疑青年的血來洗自己的手，依然是闊人，時勢變了，而不變其闊；一种是革命的驍將，殺土豪，倒劣紳，激烈得很，一有蹉跌，便稱為“棄邪歸正”，罵“土匪”，殺同人，也激烈得很，主義改了，而仍不失其驍。先生呢，据“自白”，革命与否以親之苦樂為轉移，有些投机气味是無疑的，但并沒有反過來做大批的買賣，僅在竭力要化為“第三种人”，來過比革命党較好的生活。既從革命陣線上退回來，為辯護自己，做穩“第三种人”起見，總得有一點零星的忏悔，對于統治者，其實是頗有些益處的，但竟還至于遇到“左右夾攻的當儿”者，恐怕那一方面，還嫌先生門面太小的緣故罷，這和銀行雇員的看不起小錢店伙計是一樣的。先生雖然覺得抱屈，但不信“第三种人”的存在不獨是左翼，卻因先生的經驗而證明了，這也是一种很大的功德。 平心而論，先生是不算失敗的，雖然自己覺得被“夾攻”，但現在只要沒有馬上殺人之權的人，有誰不遭人攻擊。生活當然是辛苦的罷，不過比起被殺戮，被囚禁的人們來，真有天淵之別；文章也隨處能夠發表，較之被封鎖，壓迫，禁止的作者，也自由自在得遠了。和闊人驍將比，那當然還差得很遠，這就因為先生并不是奸商的緣故。這是先生的苦處，也是先生的好處。 話已經說得太多了，就此完結。總之，我還是和先前一樣，決不肯造謠說謊，特別攻擊先生，但從此改變另一种態度，卻也不見得，本人的“反感”或“恭敬”，我是毫不打算的。請先生也不要因為我的“將因為生理上的緣故而要停止工作”而原諒我，為幸。 專此奉答，并請 著安。 魯迅。一九三三，一二，二八。 BB 〔１〕本篇在收入本書前未在報刊上發表過。 〔２〕《文化列車》文藝性五日刊，方含章、陳欒合編，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一日在上海創刊，一九三四年三月二十五日出至第十二期停刊。 〔３〕楊村人（１９０１—１９５５）廣東潮安人。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國共產党，一九二八年參加太陽社，一九三二年叛變革命。〔４〕諸葛亮（１８１—２３４）字孔明，琅王牙陽都（今山東沂南）人，三國時政治家、軍事家，蜀漢丞相。在《三國演義》中，他是一個具有高度智慧和謀略的典型人物。〔５〕李儵應作李儵，即曹藝，浙江浦江人，曹聚仁之弟。他的《讀〈偽自由書〉》一文，發表于《濤聲》第二卷第四十期（一九三三年十月二十一日）。 〔６〕“人群的蟊賊”這是《社會新聞》第五卷第十三期（一九三三年十一月）署名“莘”的《讀〈偽自由書〉后》中謾罵魯迅的話。 〔７〕魏延（？—２３４）三國義陽（今屬河南）人，蜀國大將。《三國演義》一○五回載：“孔明識魏延腦后有反骨，每欲斬之；因怜其勇，故姑留用。”諸葛亮死后不久，他就謀反；長史楊儀按諸葛亮生前預定計策，將他殺掉。〔８〕阿斗三國蜀后主劉禪的小名。据史書記載和《三國演義》中的描寫，他是一個昏庸無能的人。 〔９〕“小資產階級文學革命”楊村人在《現代》第二卷第四期（一九三三年二月）發表《揭起小資產階級革命文學之旗》一文中說：“無產階級已經樹起無產階級文學之旗，而且已經有了鞏固的營壘，我們為了這廣大的小市民和農民群眾的啟發工作，我們也揭起小資產階級革命文學之旗，號召同志，整齊陣伍，也來扎住我們的陣營。……我們也承認著文藝是有階級性的，而且也承認著屬于某一階級的作家的作品任是無意地也是擁護著其自身所屬的階級的利益。我們是小資產階級的作家，我們也就來作擁護著目前小資產階級的小市民和農民的群眾的利益而斗爭。” 〔１０〕“自白”指楊村人叛變革命的《离開政党生活的戰壕》一文（載一九三三年二月上海《讀書雜志》第三卷第一期）。其中說：“回過頭來，看我自己，父老家貧弟幼，漂泊半生，一事無成，革命何時才成功。我的家人現在在作餓殍不能過日，將來革命就是成功，以湘鄂西蘇區的情形來推測，我的家人也不免作餓殍作叫化子的。還是：留得青山在，且顧自家人吧了！病中；千思万想，終于由理智來判定，我脫离中國共產党了。” 〔１１〕這里指楊村人于一九三○年在他自己所辦的《白話小報》第一期上，以“文壇小卒”的筆名發表的《魯迅大開湯餅會》一文。其中對魯迅造謠誣蔑說：“這時恰巧魯迅大師領到當今國民政府教育部大學院的獎賞；于是乎湯餅會便開成了。……這日魯迅大師的湯餅會到會的來賓，都是海上聞人，鴻儒碩士，大小文學家呢。那位郁達夫先生本是安徽大學負有責任的，听到這個喜訊，亦從安慶府連夜坐船東下呢。郁先生在去年就產下了一個虎儿，這日帶了郁夫人抱了小娃娃到會，會場空气倍加熱鬧。酒飲三巡，郁先生首先站起來致祝辭，大家都對魯迅大師恭喜一杯，魯迅大師謙遜著致詞，說是小囝將來是龍是犬還未可知，各位今天不必怎樣的慶祝啦。座中楊騷大爺和白薇女士同聲叫道，一定是一個龍儿呀！這一句倒引起郁先生的傷感，他前年不幸夭殤的儿子，名字就叫龍儿呢！” 〔１２〕《新儒林外史》這是楊村人化名柳絲所作攻擊魯迅的文章，載一九三三年六月十七日《大晚報·火炬》。其中誣蔑魯迅對他的批判是“手執大刀”、“是非不分”的“亂砍亂殺”。 〔１３〕陳源教授的余唾陳源曾在一九二六年一月三十日《晨報副刊》發表《閒話的閒話之閒話引出來的几封信》，其中誣蔑魯迅說，“他沒有一篇文章里不放几支冷箭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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