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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也并非自己的發見，是在內山書店里听著漫談的時候拾來的，据說：像日本人那樣的喜歡“結論”的民族，就是無論是听議論，是讀書，如果得不到結論，心里總不舒服的民族，在現在的世上，好像是頗為少有的，云。 接收了這一個結論之后，就時時令人覺得很不錯。例如關于中國人，也就是這樣的。明治時代的支那研究的結論，似乎大抵受著英國的什么人做的《支那人气質》〔２〕的影響，但到近來，卻也有了面目一新的結論了。一個旅行者走進了下野的有錢的大官的書齋，看見有許多很貴的硯石，便說中國是“文雅的國度”；一個觀察者到上海來一下，買几种猥褻的書和圖畫，再去尋尋奇怪的觀覽物事，便說中國是“色情的國度”。連江蘇和浙江方面，大吃竹筍的事，也算作色情心理的表現的一個證据。〔３〕然而廣東和北京等處，因為竹少，所以并不怎么吃竹筍。倘到窮文人的家里或者寓里去，不但無所謂書齋，連硯石也不過用著兩角錢一塊的家伙。一看見這樣的事，先前的結論就通不過去了，所以觀察者也就有些窘，不得不另外摘出什么适當的結論來。于是這一回，是說支那很難懂得，支那是“謎的國度”了。 据我自己想：只要是地位，尤其是利害一不相同，則兩國之間不消說，就是同國的人們之間，也不容易互相了解的。 例如罷，中國向西洋派遣過許多留學生，其中有一位先生，好像也并不怎樣喜歡研究西洋，于是提出了關于中國文學的什么論文，使那邊的學者大吃一惊，得了博士的學位，回來了。然而因為在外國研究得太長久，忘記了中國的事情，回國之后，就只好來教授西洋文學。他一看見本國里乞丐之多，非常詫异，慨歎道：他們為什么不去研究學問，卻自甘墮落的呢？所以下等人實在是無可救藥的。 不過這是极端的例子。倘使長久的生活于一地方，接触著這地方的人民，尤其是接触，感得了那精神，認真的想一想，那么，對于那國度，恐怕也未必不能了解罷。 著者是二十年以上，生活于中國，到各處去旅行，接触了各階級的人們的，所以來寫這樣的漫文，我以為實在是适當的人物。事實胜于雄辯，這些漫文，不是的确放著一种异彩嗎？自己也常常去听漫談，其實負有捧場的權利和義務的，但因為已是很久的“老朋友”了，所以也想添几句坏話在這里。其一，是有多說中國的优點的傾向，這是和我的意見相反的，不過著者那一面，也自有他的意見，所以沒有法子想。還有一點，是并非坏話也說不定的，就是讀起那漫文來，往往頗有令人覺得“原來如此”的處所，而這令人覺得“原來如此”的處所，歸根結蒂，也還是結論。幸而卷末沒有明記著“第几章：結論”，所以仍不失為漫談，總算還好的。 然而即使力說是漫談，著者的用心，還是在將中國的一部分的真相，紹介給日本的讀者的。但是，在現在，總依然是因了各种的讀者，那結果也不一樣罷。這是沒有法子的事。据我看來，日本和中國的人們之間，是一定會有互相了解的時候的。新近的報章上，雖然又在竭力的說著“親善”呀，“提攜”呀〔４〕，到得明年，也不知道又將說些什么話，但總而言之，現在卻不是這時候。 倒不如看看漫文，還要有意思一點罷。 一九三五年三月五日魯迅記于上海。 CC 〔１〕本篇最初印入《活中國的姿態》。 《活中國的姿態》，日本內山完造著，一九三五年十一月東京學藝書院出版；有尤炳圻的中文譯本，書名改為《一個日本人的中國觀》，一九三六年八月開明書店出版。本篇原以日文寫成，由作者自譯為中文，參看本書《后記》。 內山完造（１８８５—１９５９）日本人。一九一三年來華，先經營藥品，后在上海開設內山書店，經售日文書籍。一九二七年十月与魯迅結識后常有交往，一九四五年回國。 〔２〕《支那人气質》長期旅居中國的美國傳教士斯密斯（ＡＨＳｍｉｔｈ，１８４５—１９３２）著，日本有愛江保譯本，一八九六年東京博文館出版。參看《華蓋集續編·馬上支日記（七月二日）》。〔３〕指日本安岡秀夫著《從小說看來的支那民族性》（一九二六年四月東京聚芳閣出版）一書中對中國人的隨意誣蔑。該書《耽享樂而淫風熾盛》一篇中甚至說：“彼國人的嗜筍……也許是因為那挺然翹然的姿勢，引起想像來的罷。”參看《華蓋集續編·馬上支日記（七月二日、四日）》。 〔４〕“親善”、“提攜”一九三五年一月日本外相廣田弘毅在議會發表“中日親善”、“經濟提攜”的演說，以欺騙中日人民，蔣介石即就此發表談話：“此次日本廣田外相在其議會所發表對我國之演詞，吾人認為亦具誠意，吾國朝野對此當有深刻之認識……制裁一切沖動及反日行為。”在這以前，一九三四年五月間日本公使有吉明已經与黃郛在上海進行“中日親善”談判；六月間有吉明又到南京見汪精衛，商談“中日提攜”問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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