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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閒文學”〔２〕曾經算是一個惡毒的貶辭，——但其實是誤解的。 《詩經》是后來的一部經，但春秋時代，其中的有几篇就用之于侑酒；屈原〔３〕是“楚辭”的開山老祖，而他的《离騷》，卻只是不得幫忙的不平。到得宋玉〔４〕，就現有的作品看起來，他已經毫無不平，是一位純粹的清客了。然而《詩經》是經，也是偉大的文學作品；屈原宋玉，在文學史上還是重要的作家。為什么呢？——就因為他究竟有文采。 中國的開國的雄主，是把“幫忙”和“幫閒”分開來的，前者參与國家大事，作為重臣，后者卻不過叫他獻詩作賦，“俳优蓄之”〔５〕，只在弄臣之例。不滿于后者的待遇的是司馬相如〔６〕，他常常稱病，不到武帝面前去獻殷勤，卻暗暗的作了關于封禪的文章，藏在家里，以見他也有計畫大典——幫忙的本領，可惜等到大家知道的時候，他已經“壽終正寢”了。然而雖然并未實際上參与封禪的大典，司馬相如在文學史上也還是很重要的作家。為什么呢？就因為他究竟有文采。但到文雅的庸主時，“幫忙”和“幫閒”的可就混起來了，所謂國家的柱石，也常是柔媚的詞臣，我們在南朝的几個末代時，可以找出這實例。然而主雖然“庸”，卻不“陋”，所以那些幫閒者，文采卻究竟還有的，他們的作品，有些也至今不滅。 誰說“幫閒文學”是一個惡毒的貶辭呢？ 就是權門的清客，他也得會下几盤棋，寫一筆字，畫畫儿，識古董，懂得些猜拳行令，打趣插科，這才能不失其為清客。也就是說，清客，還要有清客的本領的，雖然是有骨气者所不屑為，卻又非搭空架者所能企及。例如李漁的《一家言》〔７〕，袁枚的《隨園詩話》〔８〕，就不是每個幫閒都做得出來的。必須有幫閒之志，又有幫閒之才，這才是真正的幫閒。如果有其志而無其才，亂點古書，重抄笑話，吹拍名士，拉扯趣聞，而居然不顧臉皮，大擺架子，反自以為得意，——自然也還有人以為有趣，——但按其實，卻不過“扯淡”而已。幫閒的盛世是幫忙，到末代就只剩了這扯淡。 六月六日。 CC 〔１〕本篇寫成時未能刊出，后來發表于一九三五年九月《雜文》月刊第三號。參看本書《后記》。 〔２〕“幫閒文學”作者一九三二年曾在《幫忙文學与幫閒文學》（后收入《集外集拾遺》）的講演中說：“那些會念書會下棋會畫畫的人，陪主人念念書，下下棋，畫几筆畫，這叫做幫閒，也就是篾片！所以幫閒文學又名篾片文學。” 〔３〕屈原（約前３４０—約前２７８）名平，字原，又字靈均，戰國后期楚國詩人，楚怀王時官左徒，主張修明政治，聯齊抗秦，但不見容于貴族集團而屢遭迫害，后被頃襄王放逐到沅、湘流域，終于投江而死。《离騷》是他被放逐后的作品。 〔４〕宋玉戰國后期楚國詩人，頃襄王時任大夫，著有《九辯》等。《史記·屈原賈生列傳》中說他与唐勒、景差等“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 〔５〕“俳优蓄之”語見《漢書·嚴助傳》：“朔（東方朔）、皋（枚皋）不根持論，上頗俳优蓄之。” 〔６〕司馬相如（約前１７９—前１１７）字長卿，蜀郡成都人，漢代辭賦家。《史記·司馬相如列傳》說他“稱病閒居，不慕官爵”。又說：“相如既病免，家居茂陵。天子曰：‘司馬相如病甚，可往從悉取其書；若不然，后失之矣。’使所忠往，而相如已死，家無書。問其妻，對曰：‘長卿固未嘗有書也。時時著書，人又取去，即空居。長卿未死時，為一卷書，曰有使者來求書，奏之。無他書。’其遺札書言封禪事，奏所忠。忠奏其書，天子异之。” 〔７〕李漁（１６１１—約１６７９）號笠翁，浙江蘭溪人，清初戲曲作家。《一家言》，又名《閒情偶寄》，是他的詩文雜著，共六卷。〔８〕袁枚（１７１６—１７９８）字子才，浙江錢塘（今杭州）人，清代詩人。曾任江宁知縣，辭官后筑隨園于江宁城西小倉山，自號隨園。著有《小倉山房全集》，其中收《隨園詩話》十五卷，補遺十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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