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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懋庸作《打雜集》序




  我覺得中國有時是极愛平等的國度。有什么稍稍顯得特出,就有人拿了長刀來削平它。以人而論,孫桂云〔2〕是賽跑的好手,一過上海,不知怎的就萎靡不振,待到到得日本,不能跑了;阮玲玉算是比較的有成績的明星,但“人言可畏”,到底非一口气吃下三瓶安眠藥片不可。自然,也有例外,是捧了起來。但這捧了起來,卻不過為了接著摔得粉碎。大約還有人記得“美人魚”〔3〕罷,簡直捧得令觀者發生肉麻之感,連看見姓名也會覺得有些滑稽。契訶夫說過:“被昏蛋所稱贊,不如戰死在他手里。”〔4〕真是傷心而且悟道之言。但中國又是极愛中庸的國度,所以极端的昏蛋是沒有的,他不和你來戰,所以決不會爽爽快快的戰死,如果受不住,只好自己吃安眠藥片。

  在所謂文壇上當然也不會有什么兩樣:翻譯較多的時候,就有人來削翻譯,說它害了創作;近一兩年,作短文的較多了,就又有人來削“雜文”〔5〕,說這是作者的墮落的表現,因為既非詩歌小說,又非戲劇,所以不入文藝之林,他還一片婆心,勸人學學托爾斯泰,做《戰爭与和平》似的偉大的創作去。這一流論客,在禮儀上,別人當然不該說他是“昏蛋”的。批評家嗎?他謙虛得很,自己不承認。攻擊雜文的文字雖然也只能說是雜文,但他又決不是雜文作家,因為他不相信自己也相率而墮落。如果恭維他為詩歌小說戲劇之類的偉大的創作者,那么,恭維者之為“昏蛋”也無疑了。歸根結底,不是東西而已。不是東西之談也要算是“人言”,這就使弱者覺得倒是安眠藥片較為可愛的緣故。不過這并非戰死。問是有人要問的:給誰害死的呢?种种議論的結果,凶手有三位:曰,万惡的社會;曰,本人自己;曰,安眠藥片。完了。

  我們試去查一通美國的“文學概論”或中國什么大學的講義,的确,總不能發見一种叫作Tsa-wen的東西。這真要使有志于成為偉大的文學家的青年,見雜文而心灰意懶:原來這并不是爬進高尚的文學樓台去的梯子。托爾斯泰將要動筆時,是否查了美國的“文學概論”或中國什么大學的講義之后,明白了小說是文學的正宗,這才決心來做《戰爭与和平》似的偉大的創作的呢?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中國的這几年的雜文作者,他的作文,卻沒有一個想到“文學概論”的規定,或者希圖文學史上的位置的,他以為非這樣寫不可,他就這樣寫,因為他只知道這樣的寫起來,于大家有益。農夫耕田,泥匠打牆,他只為了米麥可吃,房屋可住,自己也因此有益之事,得一點不虧心的糊口之資,歷史上有沒有“鄉下人列傳”或“泥水匠列傳”,他向來就并沒有想到。如果他只想著成什么所謂气候,他就先進大學,再出外洋,三做教授或大官,四變居士或隱逸去了。歷史上很尊隱逸,《居士傳》〔6〕不是還有專書嗎,多少上算呀,噫!

  但是,雜文這東西,我卻恐怕要侵入高尚的文學樓台去的。小說和戲曲,中國向來是看作邪宗的,但一經西洋的“文學概論”引為正宗,我們也就奉之為寶貝,《紅樓夢》《西廂記》〔7〕之類,在文學史上竟和《詩經》《离騷》并列了。雜文中之一体的隨筆,因為有人說它近于英國的Essay〔8〕,有些人也就頓首再拜,不敢輕薄。寓言和演說,好像是卑微的東西,但伊索和契開羅〔9〕,不是坐在希腊羅馬文學史上嗎?雜文發展起來,倘不赶緊削,大約也未必沒有扰亂文苑的危險。以古例今,很可能的,真不是一個好消息。但這一段話,我是和不是東西之流開開玩笑的,要使他爬耳搔腮,熱剌剌的覺得他的世界有些灰色。前進的雜文作者,倒決不計算著這些。

  其實,近一兩年來,雜文集的出版,數量并不及詩歌,更其赶不上小說,慨歎于雜文的泛濫,還是一种胡說八道。只是作雜文的人比先前多几個,卻是真的,雖然多几個,在四万万人口里面,算得什么,卻就要誰來疾首蹙額?中國也真有一班人在恐怕中國有一點生气;用比喻說:此之謂“虎倀”。

  這本集子的作者先前有一本《不惊人集》〔10〕,我只見過一篇自序;書呢,不知道那里去了。這一回我希望一定能夠出版,也給中國的著作界丰富一點。我不管這本書能否入于文藝之林,但我要背出一首詩來比一比:“夫子何為者?栖栖一代中。地猶鄹氏邑,宅接魯王宮。歎鳳嗟身否,傷麟怨道窮。今看兩楹奠:猶与夢時同。”這是《唐詩三百首》〔11〕里的第一首,是“文學概論”詩歌門里的所謂“詩”。但和我們不相干,那里能夠及得這些雜文的和現在切貼,而且生動,潑剌,有益,而且也能移人情。能移人情,對不起得很,就不免要攪亂你們的文苑,至少,是將不是東西之流的唾向雜文的許多唾沫,一腳就踏得無蹤無影了,只剩下一張滿是油汗兼雪花膏的嘴臉。

  這嘴臉當然還可以嘮叨,說那一首“夫子何為者”并非好詩,并且時代也過去了。但是,文學正宗的招牌呢?“文藝的永久性”呢?

  我是愛讀雜文的一個人,而且知道愛讀雜文還不只我一個,因為它“言之有物”。我還更樂觀于雜文的開展,日見其斑斕。第一是使中國的著作界熱鬧,活潑;第二是使不是東西之流縮頭;第三是使所謂“為藝術而藝術”的作品,在相形之下,立刻顯出不死不活相。我所以极高興為這本集子作序,并且借此發表意見,愿我們的雜文作家,勿為虎倀所迷,以為“人言可畏”,用最末的稿費買安眠藥片去。

  一九三五年三月三十一日,魯迅記于上海之卓面書齋。CC

  〔1〕本篇最初發表于一九三五年五月五日《芒种》半月刊第六期,后印入《打雜集》。

  徐懋庸(1910—1977),浙江上虞人,作家,“左聯”成員。曾編輯《新語林》半月刊和《芒种》半月刊。《打雜集》收雜文四十八篇,附錄別人的文字六篇,一九三五年六月生活書店出版。〔2〕孫桂云當時的女短跑運動員。

  〔3〕“美人魚”當時女游泳運動員楊秀瓊的綽號。有一段時期報紙上連日刊登關于她的消息,其中有國民党政府行政院秘書長褚民誼為她拉韁和揮扇等記事。

  〔4〕這句話見于契訶夫遺著《隨筆》。

  〔5〕削“雜文”這里是指林希雋,他在《雜文和雜文家》(發表于一九三四年九月《現代》第五卷第五期)一文中說:雜文的“意義是极端狹窄的。如果碰著文學之社會的效果之全般問題,則決不能与小說戲曲并日而語的。”又說:“無論雜文家之群如何地為雜文辯護,主觀的地把雜文的价碼抬得如何高,可是這墮落的事實是不容掩諱的。”最后還說:“俄國為什么能夠有《和平与戰爭》這類偉大的作品的產生?……而我們的作家呢,豈就永遠寫寫雜文而引為莫大的滿足么?”

  〔6〕《居士傳》清代彭際清著,五十六卷。全書共有傳記五十六篇,列名者三百人,系采輯史傳、各家文集及佛家雜說而成。〔7〕《西廂記》雜劇,元代王實甫著。

  〔8〕Essay英語:隨筆、小品文、短論等。〔9〕伊索參看本卷第110頁注〔51〕。契開羅(MTCicero,前106—前43),通譯西塞羅。古羅馬政治家及演說家。《伊索寓言》和《西塞羅文錄》,我國均有譯本出版。

  〔10〕《不惊人集》徐懋庸的雜文集,當時未能出版,后于一九三七年七月由上海千秋出版社印行。它的自序以《〈不惊人集〉前記》為題,曾發表于一九三四年六月二十日《人間世》半月刊第六期。〔11〕《唐詩三百首》八卷,清代蘅塘退士(孫洙)編。“夫子何為者”一詩是卷五“五言律詩”的第一首,題為《經魯祭孔子而歎之》,唐玄宗(李隆基)作。第四句中的“接”字一作“即”;末句中的“猶”字一作“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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