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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印造凱綏·珂勒惠支（ＫａｅｔｈｅＫｏｌｌｗｉｔｚ）所作版畫的選集時，曾請史沫德黎（ＡＳｍｅｄｌｅｙ）〔２〕女士做一篇序。自以為這請得非常合适，因為她們倆原极熟識的。不久做來了，又逼著茅盾先生譯出，現已登在選集上。其中有這樣的文字：“許多年來，凱綏·珂勒惠支——她從沒有一次利用過贈授給她的頭銜〔３〕——作了大量的畫稿，速寫，鉛筆作的和鋼筆作的速寫，木刻，銅刻。把這些來研究，就表示著有二大主題支配著，她早年的主題是反抗，而晚年的是母愛，母性的保障，救濟，以及死。而籠照于她所有的作品之上的，是受難的，悲劇的，以及保護被壓迫者深切熱情的意識。 “有一次我問她：‘從前你用反抗的主題，但是現在你好像很有點拋不開死這觀念。這是為什么呢？’用了深有所苦的語調，她回答道，‘也許因為我是一天一天老了！’……” 我那時看到這里，就想了一想。算起來：她用“死”來做畫材的時候，是一九一○年頃；這時她不過四十三四歲。我今年的這“想了一想”，當然和年紀有關，但回憶十余年前，對于死卻還沒有感到這么深切。大約我們的生死久已被人們隨意處置，認為無足重輕，所以自己也看得隨隨便便，不像歐洲人那樣的認真了。有些外國人說，中國人最怕死。這其實是不确的，——但自然，每不免模模胡胡的死掉則有之。 大家所相信的死后的狀態，更助成了對于死的隨便。誰都知道，我們中國人是相信有鬼（近時或謂之“靈魂”）的，既有鬼，則死掉之后，雖然已不是人，卻還不失為鬼，總還不算是一無所有。不過設想中的做鬼的久暫，卻因其人的生前的貧富而不同。窮人們是大抵以為死后就去輪回〔４〕的，根源出于佛教。佛教所說的輪回，當然手續繁重，并不這么簡單，但窮人往往無學，所以不明白。這就是使死罪犯人綁赴法場時，大叫“二十年后又是一條好漢”，面無懼色的原因。況且相傳鬼的衣服，是和臨終時一樣的，窮人無好衣裳，做了鬼也決不怎么体面，實在遠不如立刻投胎，化為赤條條的嬰儿的上算。我們曾見誰家生了小孩，胎里就穿著叫化子或是游泳家的衣服的么？從來沒有。這就好，從新來過。也許有人要問，既然相信輪回，那就說不定來生會墮入更窮苦的景況，或者簡直是畜生道，更加可怕了。但我看他們是并不這樣想的，他們确信自己并未造出該入畜生道的罪孽，他們從來沒有能墮畜生道的地位，權勢和金錢。 然而有著地位，權勢和金錢的人，卻又并不覺得該墮畜生道；他們倒一面化為居士，准備成佛，一面自然也主張讀經复古，兼做圣賢。他們像活著時候的超出人理一樣，自以為死后也超出了輪回的。至于小有金錢的人，則雖然也不覺得該受輪回，但此外也別無雄才大略，只豫備安心做鬼。所以年紀一到五十上下，就給自己尋葬地，合壽材，又燒紙錠，先在冥中存儲，生下子孫，每年可吃羹飯。這實在比做人還享福。假使我現在已經是鬼，在陽間又有好子孫，那么，又何必零星賣稿，或向北新書局〔５〕去算賬呢，只要很閒适的躺在楠木或陰沉木的棺材里，逢年逢節，就自有一桌盛饌和一堆國幣擺在眼前了，豈不快哉！ 就大体而言，除极富貴者和冥律無關外，大抵窮人利于立即投胎，小康者利于長久做鬼。小康者的甘心做鬼，是因為鬼的生活（這兩字大有語病，但我想不出适當的名詞來），就是他還未過厭的人的生活的連續。陰間當然也有主宰者，而且极其嚴厲，公平，但對于他獨獨頗肯通融，也會收點禮物，恰如人間的好官一樣。 有一批人是隨隨便便，就是臨終也恐怕不大想到的，我向來正是這隨便党里的一個。三十年前學醫的時候，曾經研究過靈魂的有無，結果是不知道；又研究過死亡是否苦痛，結果是不一律，后來也不再深究，忘記了。近十年中，有時也為了朋友的死，寫點文章，不過好像并不想到自己。這兩年來病特別多，一病也比較的長久，這才往往記起了年齡，自然，一面也為了有些作者們筆下的好意的或是惡意的不斷的提示。 從去年起，每當病后休養，躺在藤躺椅上，每不免想到体力恢复后應該動手的事情：做什么文章，翻譯或印行什么書籍。想定之后，就結束道：就是這樣罷——但要赶快做。這“要赶快做”的想頭，是為先前所沒有的，就因為在不知不覺中，記得了自己的年齡。卻從來沒有直接的想到“死”。 直到今年的大病，這才分明的引起關于死的豫想來。原先是仍如每次的生病一樣，一任著日本的Ｓ醫師〔６〕的診治的。他雖不是肺病專家，然而年紀大，經驗多，從習醫的時期說，是我的前輩，又极熟識，肯說話。自然，醫師對于病人，縱使怎樣熟識，說話是還是有限度的，但是他至少已經給了我兩三回警告，不過我仍然不以為意，也沒有轉告別人。大約實在是日子太久，病象太險了的緣故罷，几個朋友暗自協商定局，請了美國的Ｄ醫師〔７〕來診察了。他是在上海的唯一的歐洲的肺病專家，經過打診，听診之后，雖然譽我為最能抵抗疾病的典型的中國人，然而也宣告了我的就要滅亡；并且說，倘是歐洲人，則在五年前已經死掉。這判決使善感的朋友們下淚。我也沒有請他開方，因為我想，他的醫學從歐洲學來，一定沒有學過給死了五年的病人開方的法子。然而Ｄ醫師的診斷卻實在是极准确的，后來我照了一張用Ｘ光透視的胸像，所見的景象，竟大抵和他的診斷相同。 我并不怎么介意于他的宣告，但也受了些影響，日夜躺著，無力談話，無力看書。連報紙也拿不動，又未曾煉到“心如古井”，就只好想，而從此竟有時要想到“死”了。不過所想的也并非“二十年后又是一條好漢”，或者怎樣久住在楠木棺材里之類，而是臨終之前的瑣事。在這時候，我才确信，我是到底相信人死無鬼的。我只想到過寫遺囑，以為我倘曾貴為宮保〔８〕，富有千万，儿子和女婿及其他一定早已逼我寫好遺囑了，現在卻誰也不提起。但是，我也留下一張罷。當時好像很想定了一些，都是寫給親屬的，其中有的是：一，不得因為喪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錢。——但老朋友的，不在此例。 二，赶快收斂，埋掉，拉倒。 三，不要做任何關于紀念的事情。 四，忘記我，管自己生活。——倘不，那就真是胡涂虫。 五，孩子長大，倘無才能，可尋點小事情過活，万不可去做空頭文學家或美術家。 六，別人應許給你的事物，不可當真。 七，損著別人的牙眼，卻反對報复，主張寬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 此外自然還有，現在忘記了。只還記得在發熱時，又曾想到歐洲人臨死時，往往有一种儀式，是請別人寬恕，自己也寬恕了別人。我的怨敵可謂多矣，倘有新式的人問起我來，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決定的是：讓他們怨恨去，我也一個都不寬恕。 但這儀式并未舉行，遺囑也沒有寫，不過默默的躺著，有時還發生更切迫的思想：原來這樣就算是在死下去，倒也并不苦痛；但是，臨終的一剎那，也許并不這樣的罷；然而，一世只有一次，無論怎樣，總是受得了的……。后來，卻有了轉机，好起來了。到現在，我想，這些大約并不是真的要死之前的情形，真的要死，是連這些想頭也未必有的，但究竟如何，我也不知道。 九月五日。 CC 〔１〕本篇最初發表于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日《中流》半月刊第一卷第二期。 〔２〕史沫德黎（１８９０—１９５０）通譯史沫特萊，美國革命女作家、記者。一九二八年來中國，一九二九年底開始与作者交往。著有自傳体長篇小說《大地的女儿》和介紹朱德革命經歷的報告文學《偉大的道路》等。這里所說的“一篇序”，題為《凱綏·珂勒惠支——民眾的藝術家》。 〔３〕一九一八年德國十一月革命成立共和國以后，德國政府文化与教育部曾授予凱綏·珂勒惠支以教授稱號，普魯士藝術學院聘請她為院士，又授予她“藝術大師”的榮譽稱號，享有領取終身年金的權利。 〔４〕輪回佛家語。佛教宣揚眾生各依所作善惡業因，在所謂天、人、阿修羅（印度神話中的一种惡神）、地獄、餓鬼、畜生六道中不斷循環轉化。《心地觀經》：“有情輪回生六道，猶如車輪無始終。”〔５〕北新書局當時上海的一家書店，李小峰主持，曾出版過魯迅著譯多种。因拖欠版稅問題，魯迅于一九二九年八月曾委托律師与之交涉。 〔６〕Ｓ醫師即須藤五百三，日本退職軍醫，當時在上海行醫。〔７〕Ｄ醫師即托馬斯·鄧恩（ＴｈｏｍａｓＤｕｎｎ），美籍德國人。 當時在上海行醫，曾由史沫特萊介紹為作者看病。〔８〕宮保即太子太保、少保的通稱，一般都是授予大臣的加銜，以表示榮寵。清末郵傳大臣、大買辦盛宣怀曾被授為“太子少保”，他死后其親屬曾因爭奪遺產而引起訴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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