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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先生： 貴恙已痊愈否？念念。自先生一病，加以文藝界的糾紛，我就無緣再親聆教誨，思之常覺愴然！ 我現因生活困難，身体衰弱，不得不离開上海，擬往鄉間編譯一點賣現錢的書后，再來滬上。趁此机會，暫作上海“文壇”的局外人，仔細想想一切問題，也許會更明白些的罷。 在目前，我總覺得先生最近半年來的言行，是無意地助長著惡劣的傾向的。以胡風的性情之詐，以黃源的行為之諂，先生都沒有細察，永遠被他們据為私有，眩惑群眾，若偶像然，于是從他們的野心出發的分离運動，遂一發而不可收拾矣。胡風他們的行動，顯然是出于私心的，极端的宗派運動，他們的理論，前后矛盾，錯誤百出。即如“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這口號，起初原是胡風提出來用以和“國防文學”對立的，后來說一個是總的，一個是附屬的，后來又說一個是左翼文學發展到現階段的口號，如此搖搖蕩蕩，即先生亦不能替他們圓其說。對于他們的言行，打擊本极易，但徒以有先生作著他們的盾牌，人誰不愛先生，所以在實際解決和文字斗爭上都感到絕大的困難。 我很知道先生的本意。先生是唯恐參加統一戰線的左翼戰友，放棄原來的立場，而看到胡風們在樣子上尚左得可愛；所以贊同了他們的。但我要告訴先生，這是先生對于現在的基本的政策沒有了解之故。現在的統一戰線——中國的和全世界的都一樣——固然是以普洛為主体的，但其成為主体，并不由于它的名義，它的特殊地位和歷史，而是由于它的把握現實的正确和斗爭能力的巨大。所以在客觀上，普洛之為主体，是當然的。但在主觀上，普洛不應該挂起明顯的徽章，不以工作，只以特殊的資格去要求領導權，以至嚇跑別的階層的戰友。所以，在目前的時候，到聯合戰線中提出左翼的口號來，是錯誤的，是危害聯合戰線的。所以先生最近所發表的《病中答客問》，既說明“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是普洛文學到現在的一發展，又說這應該作為統一戰線的總口號，這是不對的。 再說參加“文藝家協會”的“戰友”，未必個個右傾墮落，如先生所疑慮者；況集合在先生的左右的“戰友”，既然包括巴金和黃源之流，難道先生以為凡參加“文藝家協會”的人們，竟個個不如巴金和黃源么？我從報章雜志上，知道法西兩國“安那其”之反動，破坏聯合戰線，無异于托派，中國的“安那其”的行為，則更卑劣。黃源是一個根本沒有思想，只靠捧名流為生的東西。從前他奔走于傅鄭門下之時，一副諂佞之相，固不异于今日之對先生效忠致敬。先生可与此輩為伍，而不屑与多數人合作，此理我實不解。 我覺得不看事而只看人，是最近半年來先生的錯誤的根由。先生的看人又看得不准。譬如，我個人，誠然是有許多缺點的，但先生卻把我寫字糊涂這一層當作大缺點，我覺得實在好笑。（我為什么故意要把“邱韻鐸”三字，寫成像“鄭振鐸”的樣子呢？難道鄭振鐸是先生所喜歡的人么？）為此小故，遽拒一個人于千里之外，我實以為不對。 我今天就要离滬，行色匆匆，不能多寫了，也許已經寫得太多。以上所說，并非存心攻擊先生，實在很希望先生仔細想一想各种事情。 拙譯《斯太林傳》快要出版，出版后當寄奉一冊，此書甚望先生細看一下，對原意和譯文，均望批評。敬頌痊安。 懋庸上。八月一日。 以上，是徐懋庸〔２〕給我的一封信，我沒有得他同意就在這里發表了，因為其中全是教訓我和攻擊別人的話，發表出來，并不損他的威嚴，而且也許正是他准備我將它發表的作品。但自然，人們也不免因此看得出：這發信者倒是有些“惡劣”的青年！ 但我有一個要求：希望巴金，黃源，胡風〔３〕諸先生不要學徐懋庸的樣。因為這信中有攻擊他們的話，就也報答以牙眼，那恰正中了他的詭計。在國難當頭的現在，白天里講些冠冕堂皇的話，暗夜里進行一些离間，挑撥，分裂的勾當的，不就正是這些人么？這封信是有計划的，是他們向沒有加入“文藝家協會”〔４〕的人們的新的挑戰，想這些人們去應戰，那時他們就加你們以“破坏聯合戰線”的罪名，“漢奸”的罪名。然而我們不，我們決不要把筆鋒去專對几個個人，“先安內而后攘外”〔５〕，不是我們的辦法。 但我在這里，有些話要說一說。首先是我對于抗日的統一戰線的態度。其實，我已經在好几個地方說過了，然而徐懋庸等似乎不肯去看一看，卻一味的咬住我，硬要誣陷我“破坏統一戰線”，硬要教訓我說我“對于現在基本的政策沒有了解”。我不知道徐懋庸們有什么“基本的政策”。（他們的基本政策不就是要咬我几口么？）然而中國目前的革命的政党·向·全·國·人·民·所·提·出·的·抗·日·統·一·戰·線·的·政·策，·我·是·看·見·的，·我·是·擁·護·的，·我·無·條·件·地·加·入·這·戰·線，·那·理·由·就·因·為·我·不·但·是·一·個·作·家，·而·且·是·一·個·中·國·人，所以這政策在我是·認·為·非·常·正·确·的，我加入這統一戰線，自然，我所使用的仍是一枝筆，所做的事仍是寫文章，譯書，等到這枝筆沒有用了，我可自己相信，用起別的武器來，決不會在徐懋庸等輩之下！其次，我對于文藝界統一戰線的態度。·我·贊·成·一·切·文·學·家，·任·何·派·別·的·文·學·家·在·抗·日·的·口·號·之·下·統·一·起·來·的·主·張。我也曾經提出過我對于組織這种統一的團体的意見過，那些意見，自然是被一些所謂“指導家”格殺了，反而即刻從天外飛來似地加我以“破坏統一戰線”的罪名。這首先就使我暫不加入“文藝家協會”了，因為我要等一等，看一看，他們究竟干的什么勾當；我那時實在有點怀疑那些自稱“指導家”以及徐懋庸式的青年，因為据我的經驗，那种表面上扮著“革命”的面孔，而輕易誣陷別人為“內奸”，為“反革命”，為“托派”，以至為“漢奸”者，大半不是正路人；因為他們巧妙地格殺革命的民族的力量，不顧革命的大眾的利益，而只借革命以營私，老實說，我甚至怀疑過他們是否系敵人所派遣。我想，我不如暫避無益于人的危險，暫不听他們指揮罷。自然，事實會證明他們到底的真相，我決不愿來斷定他們是什么人，但倘使他們真的志在革命与民族，而不過心術的不正當，觀念的不正确，方式的蠢笨，那我就以為他們實有自行改正一下的必要。我對于“文藝家協會”的態度，我認為它是抗日的作家團体，其中雖有徐懋庸式的人，卻也包含了一些新的人；但不能以為有了“文藝家協會”，就是文藝界的統一戰線告成了，還遠得很，還沒有將一切派別的文藝家都聯為一气。那原因就在“文藝家協會”還非常濃厚的含有宗派主義和行幫情形。不看別的，單看那章程，對于加入者的資格就限制得太嚴；就是會員要繳一元入會費，兩元年費，也就表示著“作家閥”的傾向，不是抗日“人民式”的了。在理論上，如《文學界》〔６〕創刊號上所發表的關于“聯合問題”和“國防文學”的文章，是基本上宗派主義的；一個作者引用了我在一九三○年講的話，并以那些話為出發點，因此雖聲聲口口說聯合任何派別的作家，而仍自己一相情愿的制定了加入的限制与條件〔７〕。這是作者忘記了時代。我以為·文·藝·家·在·抗·日·問·題·上·的·聯·合·是·無·條·件·的，·只·要·他·不·是·漢·奸，·愿·意·或·贊·成·抗·日，·則·不·論·叫·哥·哥·妹·妹，·之·乎·者·也，·或·鴛·鴦·蝴·蝶 〔８〕 ·都·無·妨。但在文學問題上我們仍可以互相批判。這個作者又引例了法國的人民陣線〔９〕，然而我以為這又是作者忘記了國度，因為·我·們·的·抗·日·人·民·統·一·戰·線·是·比·法·國·的·人·民·陣·線·還·要·廣·泛·得·多·的。另一個作者解釋“國防文學”，說“國防文學”必須有正确的創作方法，又說現在不是“國防文學”就是“漢奸文學”，欲以“國防文學”一口號去統一作家，也先豫備了“漢奸文學”這名詞作為后日批評別人之用〔１０〕。這實在是出色的宗派主義的理論。我以為應當說：·作·家·在“·抗·日”·的·旗·幟，·或·者·在“·國·防”·的·旗·幟·之·下·聯·合·起·來；不能說：作家在“國防文學”的口號下聯合起來，因為·有·些·作·者·不·寫“·國·防·為·主·題”·的·作·品，·仍·可·從·各·方·面·來·參·加·抗·日·的·聯·合·戰·線；即使他像我一樣沒有加入“文藝家協會”，也未必就是“漢奸”。“國防文學”·不·能·包·括·一·切·文·學，·因·為·在“·國·防·文·學”·与“·漢·奸·文·學”·之·外，·确·有·既·非·前·者·也·非·后·者·的·文·學，除非他們有本領也證明了《紅樓夢》，《子夜》，《阿Ｑ正傳》是“國防文學”或“漢奸文學”。這种文學存在著，但它不是杜衡，韓侍桁，楊村人〔１１〕之流的什么“第三种文學”。因此，我很同意郭沫若〔１２〕先生的“國防文藝是廣義的愛國主義的文學”和“國防文藝是作家關系間的標幟，不是作品原則上的標幟”的意見。我提議“文藝家協會”應該克服它的理論上与行動上的宗派主義与行幫現象，把限度放得更寬些，同時最好將所謂“領導權”移到那些确能認真做事的作家和青年手里去，不能專讓徐懋庸之流的人在包辦。至于我個人的加入与否，卻并非重要的事。 其次，我和“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這口號的關系。徐懋庸之流的宗派主義也表現在對于這口號的態度上。他們既說這是“標新立异”〔１３〕，又說是与“國防文學”對抗。我真料不到他們會宗派到這樣的地步。只要“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的口號不是“漢奸”的口號，那就是一种抗日的力量；為什么這是“標新立异”？你們從那里看出這是与“國防文學”對抗？拒絕友軍之生力的，暗暗的謀殺抗日的力量的，是你們自己的這种比“白衣秀士”王倫〔１４〕還要狹小的气魄。我以為·在·抗·日·戰·線·上·是·任·何·抗·日·力·量·都·應·當·歡·迎·的，·同·時·在·文·學·上·也·應·當·容·許·各·人·提·出·新·的·意·見·來·討·論，“·標·新·立·异”·也·并·不·可·怕；這和商人的專賣不同，并且事實上你們先前提出的“國防文學”的口號，也并沒有到南京政府或“蘇維埃”政府去注過冊。但現在文壇上仿佛已有“國防文學”牌与“民族革命戰爭大眾文學”牌的兩家，這責任應該徐懋庸他們來負，我在病中答訪問者的一文〔１５〕里是并沒有把它們看成兩家的。自然，我還得說一說“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這口號的無誤及其与“國防文學”口號之關系。——我先得說，前者這口號不是胡風提的，胡風做過一篇文章是事實〔１６〕，但那是我請他做的，他的文章解釋得不清楚也是事實。這口號，也不是我一個人的“標新立异”，是几個人大家經過一番商議的，茅盾〔１７〕先生就是參加商議的一個。郭沫若先生遠在日本，被偵探監視著，連去信商問也不方便。可惜的就只是沒有邀請徐懋庸們來參加議討。但問題不在這口號由誰提出，只在它有沒有錯誤。如果它是·為·了·推·動·一·向·囿·于·普·洛·革·命·文·學·的·左·翼·作·家·們·跑·到·抗·日·的·民·族·革·命·戰·爭·的·前·線·上·去，·它·是·為·了·補·救“·國·防·文·學”·這·名·詞·本·身·的·在·文·學·思·想·的·意·義·上·的·不·明·了·性，·以·及·糾·正·一·些·注·進“·國·防·文·學”·這·名·詞·里·去·的·不·正·确·的·意·見，為了這些理由而被提出，那么它是正當的，正确的。如果人不用腳底皮去思想，而是用過一點腦子，那就不能隨便說句“標新立异”就完事。“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這名詞，在本身上，比“國防文學”這名詞，意義更明确，更深刻，更有內容。“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主要是對前進的一向稱左翼的作家們提倡的，希望這些作家們努力向前進，在這樣的意義上，在進行聯合戰線的現在，徐懋庸說不能提出這樣的口號，是胡說！“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也可以對一般或各派作家提倡的，希望的，希望他們也來努力向前進，在這樣的意義上，說不能對一般或各派作家提這樣的口號，也是胡說！但這不是抗日統一戰線的標准，徐懋庸說我“說這應該作為統一戰線的總口號”，更是胡說！我問徐懋庸究竟看了我的文章沒有？人們如果看過我的文章，如果不以徐懋庸他們解釋“國防文學”的那一套來解釋這口號，如聶紺弩〔１８〕等所致的錯誤，那么這口號和宗派主義或關門主義是并不相干的。這里的“大眾”，即照一向的“群眾”，“民眾”的意思解釋也可以，何況在現在，當然有“人民大眾”這意思呢。我說“國防文學”是我們目前文學運動的具体口號之一，為的是“國防文學”這口號，頗通俗，已經有很多人听慣，它能擴大我們政治的和文學的影響，加之它可以解釋為作家在國防旗幟下聯合，為廣義的愛國主義的文學的緣故。因此，它即使曾被不正确的解釋，它本身含義上有缺陷，它仍應當存在，因為存在對于抗日運動有利益。我以為這兩個口號的并存，不必像辛人〔１９〕先生的“時期性”与“時候性”的說法，我更不贊成人們以各种的限制加到“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上。如果一定要以為“國防文學”提出在先，這是正統那么就將正統權讓給要正統的人們也未始不可，因為問題不在爭口號，而在實做；盡管喊口號，爭正統，固然也可作為“文章”，取點稿費，靠此為生，但盡管如此，也到底不是久計。 最后，我要說到我個人的几件事。徐懋庸說我最近半年的言行，助長著惡劣的傾向。我就檢查我這半年的言行。所謂言者，是發表過四五篇文章，此外，至多對訪問者談過一些閒天，對醫生報告我的病狀之類；所謂行者，比較的多一點，印過兩本版畫，一本雜感〔２０〕，譯過几章《死魂靈》〔２１〕，生過三個月的病，簽過一個名〔２２〕，此外，也并未到過咸肉庄〔２３〕或賭場，并未出席過什么會議。我真不懂我怎樣助長著，以及助長什么惡劣傾向。難道因為我生病么？除了怪我生病而竟不死以外，我想就只有一個說法：怪我生病，不能和徐懋庸這類惡劣的傾向來搏斗。 其次，是我和胡風，巴金，黃源諸人的關系。我和他們，是新近才認識的，都由于文學工作上的關系，雖然還不能稱為至交，但已可以說是朋友。不能提出真憑實据，而任意誣我的朋友為“內奸”，為“卑劣”者，我是要加以辯正的，這不僅是我的交友的道義，也是看人看事的結果。徐懋庸說我只看人，不看事，是誣枉的，我就先看了一些事，然后看見了徐懋庸之類的人。胡風我先前并不熟識，去年的有一天，一位名人〔２４〕約我談話了，到得那里，卻見駛來了一輛汽車，從中跳出四條漢子：田漢，周起應，還有另兩個，〔２５〕一律洋服，態度軒昂，說是特來通知我：胡風乃是內奸，官方派來的。我問憑据，則說是得自轉向以后的穆木天〔２６〕口中。轉向者的言談，到左聯就奉為圣旨，這真使我口呆目瞪。再經几度問答之后，我的回答是：證据薄弱之极，我不相信！當時自然不歡而散，但后來也不再听人說胡風是“內奸”了。然而奇怪，此后的小報，每當攻擊胡風時，便往往不免拉上我，或由我而涉及胡風。最近的則如《現實文學》〔２７〕發表了ＯＶ筆錄的我的主張以后，《社會日報》就說ＯＶ是胡風，筆錄也和我的本意不合，稍遠的則如周文〔２８〕向傅東華抗議刪改他的小說時，同報也說背后是我和胡風。最陰險的則是同報在去年冬或今年春罷，登過一則花邊的重要新聞：說我就要投降南京，從中出力的是胡風，或快或慢，要看他的辦法〔２９〕。我又看自己以外的事：有一個青年，不是被指為“內奸”，因而所有朋友都和他隔离，終于在街上流浪，無處可歸，遂被捕去，受了毒刑的么？又有一個青年，也同樣的被誣為“內奸”，然而不是因為參加了英勇的戰斗，現在坐在蘇州獄中，死活不知么？這兩個青年就是事實證明了他們既沒有像穆木天等似的做過堂皇的悔過的文章，也沒有像田漢似的在南京大演其戲〔３０〕。同時，我也看人：即使胡風不可信，但對我自己這人，我自己總還可以相信的，我就并沒有經胡風向南京講條件的事。因此，我倒明白了胡風鯁直，易于招怨，是可接近的，而對于周起應之類，輕易誣人的青年，反而怀疑以至憎惡起來了。自然，周起應也許別有他的优點。也許后來不复如此，仍將成為一個真的革命者；胡風也自有他的缺點，神經質，繁瑣，以及在理論上的有些拘泥的傾向，文字的不肯大眾化，但他明明是有為的青年，他沒有參加過任何反對抗日運動或反對過統一戰線，這是縱使徐懋庸之流用盡心机，也無法抹殺的。 至于黃源，我以為是一個向上的認真的譯述者，有《譯文》這切實的雜志和別的几种譯書為證。巴金是一個有熱情的有進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數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他固然有“安那其主義者”〔３１〕之稱，但他并沒有反對我們的運動，還曾經列名于文藝工作者聯名的戰斗的宣言〔３２〕。黃源也簽了名的。這樣的譯者和作家要來參加抗日的統一戰線，我們是歡迎的，我真不懂徐懋庸等類為什么要說他們是“卑劣”？難道因為有《譯文》存在礙眼？難道連西班牙的“安那其”的破坏革命〔３３〕，也要巴金負責？ 還有，在中國近來已經視為平常，而其實不但“助長”，卻正是“惡劣的傾向”的，是無憑無据，卻加給對方一個很坏的惡名。例如徐懋庸的說胡風的“詐”，黃源的“諂”，就都是。田漢周起應們說胡風是“內奸”，終于不是，是因為他們發昏；并非胡風詐作“內奸”，其實不是，致使他們成為說謊。《社會日報》說胡風拉我轉向，而至今不轉，是撰稿者有意的誣陷；并非胡風詐作拉我，其實不拉，以致記者變了造謠。胡風并不“左得可愛”，但我以為他的私敵，卻實在是“左得可怕”的。黃源未嘗作文捧我，也沒有給我做過傳，不過專辦著一种月刊，頗為盡責，輿論倒還不坏，怎么便是“諂”，怎么便是對于我的“效忠致敬”？難道《譯文》是我的私產嗎？黃源“奔走于傅鄭〔３４〕門下之時，一副諂佞之相”，徐懋庸大概是奉諭知道的了，但我不知道，也沒有見過，至于他和我的往還，卻不見有“諂佞之相”，而徐懋庸也沒有一次同在，我不知道他憑著什么，來斷定和諂佞于傅鄭門下者“無异”？當這時會，我也就是證人，而并未實見的徐懋庸，對于本身在場的我，竟可以如此信口胡說，含血噴人，這真可謂橫暴恣肆，達于极點了。莫非這是“了解”了“現在的基本的政策”之故嗎？“和全世界都一樣”的嗎？那么，可真要嚇死人！ 其實“現在的基本政策”是決不會這樣的好像天羅地网的。不是只要“抗日”，就是戰友嗎？“詐”何妨，“諂”又何妨？又何必定要剿滅胡風的文字，打倒黃源的《譯文》呢，莫非這里面都是“二十一條”〔３５〕和“文化侵略”嗎？首先應該掃蕩的，倒是拉大旗作為虎皮，包著自己，去嚇呼別人；小不如意，就倚勢（！）定人罪名，而且重得可怕的橫暴者。自然，戰線是會成立的，不過這嚇成的戰線，作不得戰。先前已有這樣的前車，而覆車之鬼，至死不悟，現在在我面前，就附著徐懋庸的肉身而出現了。 在左聯〔３６〕結成的前后，有些所謂革命作家，其實是破落戶的漂零子弟。他也有不平，有反抗，有戰斗，而往往不過是將敗落家族的婦姑勃谿，叔嫂斗法的手段，移到文壇上。嘁嘁嚓嚓，招是生非，搬弄口舌，決不在大處著眼。這衣缽流傳不絕。例如我和茅盾，郭沫若兩位，或相識，或未嘗一面，或未沖突，或曾用筆墨相譏，但大戰斗卻都為著同一的目標，決不日夜記著個人的恩怨。然而小報卻偏喜歡記些魯比茅如何，郭對魯又怎樣，好像我們只在爭座位，斗法寶。就是《死魂靈》，當《譯文》停刊后，《世界文庫》上也登完第一部的，但小報卻說“鄭振鐸腰斬《死魂靈》”，或魯迅一怒中止了翻譯。這其實正是惡劣的傾向，用謠言來分散文藝界的力量，近于“內奸”的行為的。然而也正是破落文學家最末的道路。 我看徐懋庸也正是一個嘁嘁嚓嚓的作者，和小報是有關系了，但還沒有墜入最末的道路。不過也已經胡涂得可觀。（否則，便是驕橫了。）例如他信里說：“對于他們的言行，打擊本极易，但徒以有先生作他們的盾牌，……所以在實際解決和文字斗爭上都感到絕大的困難。”是從修身上來打擊胡風的詐，黃源的諂，還是從作文上來打擊胡風的論文，黃源的《譯文》呢？——這我倒并不急于知道；我所要問的是為什么我認識他們，“打擊”就“感到絕大的困難”？對于造謠生事，我固然決不肯附和，但若徐懋庸們義正詞嚴，我能替他們一手掩盡天下耳目的嗎？而且什么是“實際解決”？是充軍，還是殺頭呢？在“統一戰線”這大題目之下，是就可以這樣鍛煉人罪，戲弄威權的？我真要祝禱“國防文學”有大作品，倘不然，也許又是我近半年來，“助長著惡劣的傾向”的罪惡了。臨末，徐懋庸還叫我細細讀《斯太林傳》〔３７〕。是的，我將細細的讀，倘能生存，我當然仍要學習；但我臨末也請他自己再細細的去讀几遍，因為他翻譯時似乎毫無所得，實有從新細讀的必要。否則，抓到一面旗幟，就自以為出入頭地，擺出奴隸總管的架子，以鳴鞭為唯一的業績——是無藥可醫，于中國也不但毫無用處，而且還有害處的。 八月三——六日。 CC 〔１〕本篇最初發表于一九三六年八月《作家》月刊第一卷第五期。 魯迅當時在病中，本文由馮雪峰根据魯迅的意見擬搞，經魯迅補充、修改而成。 一九三五年后半年，中國共產党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得到全國人民的熱烈擁護，促進了抗日高潮的到來。當時上海左翼文化運動的党內領導者（以周揚、夏衍等為主）受中國共產党駐共產國際代表團一些人委托蕭三寫信建議的影響，認識到左翼作家聯盟工作中确實存在著“左”的關門主義和宗派主義傾向，認為“左聯”這個組織已不能适應新的形勢，在這年年底決定“左聯”自動解散，并籌備成立以抗日救亡為宗旨的“文藝家協會”。“左聯”的解散曾經由茅盾征求過魯迅的意見，魯迅曾表示同意，但是對于決定和實行這一重要步驟的方式比較簡單，不夠鄭重，他是不滿意的。其后周揚等提出“國防文學”的口號，號召各階層、各派別的作家參加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努力創作抗日救亡的文藝作品。但在“國防文學”口號的宣傳中，有的作者片面強調必須以“國防文學”作為共同的創作口號；有的作者忽視了無產階級在統一戰線中的領導作用。魯迅注意到這些情況，提出了“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的口號，作為對于左翼作家的要求和對于其他作家的希望。革命文藝界圍繞這兩個口號的問題進行了尖銳的爭論。魯迅在六月間發表的《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和《論現在我們的文學運動》中，已經表明了他對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和當時文學運動的態度，在本文中進一步說明了他的見解。 〔２〕徐懋庸參看本卷第２９３頁注〔１〕。〔３〕巴金原名李芾甘，四川成都人，作家、翻譯家。著有長篇小說《家》、《春》、《秋》等。黃源，浙江海鹽人，翻譯家。曾任《文學》月刊編輯、《譯文》月刊編輯。胡風，原名張光人，湖北蘄春人，文藝理論家，“左聯”成員。 〔４〕“文藝家協會”全名“中國文藝家協會”。一九三六年六月七日成立于上海。該會的宣言發表于《文學界》月刊第一卷第二期（一九三六年七月）。 〔５〕“先安內而后攘外”這是國民党政府所奉行的對內鎮壓、對外投降的反共賣國政策。蔣介石在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三十日國民党政府外長顧維鈞宣誓就職會上的“親書訓詞”中提出：“攘外必先安內，統一方能御侮。”一九三三年四月十日，蔣介石在南昌對國民党將領演講時，又一次提出“安內始能攘外”，為其反共賣國政策辯護。〔６〕《文學界》月刊，周淵編輯，一九三六年六月創刊于上海，出至第四期停刊。這里所說“關于‘聯合問題’和‘國防文學’的文章”，指何家槐的《文藝界聯合問題我見》和周揚的《關于國防文學》。〔７〕何家槐在《文藝界聯合問題我見》一文中，引用了魯迅在《對于左翼作家聯盟的意見》中“我以為戰線應該擴大”和“我以為聯合戰線是以有共同目的為必要條件”的兩段話。 〔８〕鴛鴦蝴蝶參看本卷第４１９頁注〔９〕。〔９〕法國的人民陣線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形成的法國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組織，一九三五年正式成立，參加者為共產党、社會党、激進社會党和其他党派。按何家槐在《文藝界聯合問題我見》一文中，未引例法國的人民陣線。該文只是說：“這里，我們可以舉行國外的例證。如去年六月舉行的巴黎保衛文化大會，在那到會的代表二十多國，人數多至二百七八十人的作家和學者之中，固然有進步的作家和評論家如巴比塞、勃洛克、馬洛、羅曼羅蘭、尼善、基希、潘菲洛夫、伊凡諾夫等等，可是同時也包含了福斯脫、赫胥黎、以及耿痕脫這些比較落后的作家。” 〔１０〕指周揚在《關于國防文學》一文中說：“國防的主題應當成為漢奸以外的一切作家的作品之最中心的主題。”“國防文學的創作必需采取進步的現實主義的方法。” 〔１１〕杜衡參看本卷第４頁注〔４〕。楊村人，參看本卷第１４９頁注〔９〕；韓侍桁，天津人。他們都鼓吹所謂“小資產階級革命文學”，和杜衡的主張相呼應。 〔１２〕郭沫若（１８９２—１９７８）四川樂山人，文學家、歷史學家、社會活動家。這里所引的話，見他在一九三六年七月《文學界》月刊第一卷第二期發表的《國防·污池·煉獄》：“我覺得國防文藝……應該包含著各种各樣的文藝作品，由純粹社會主義的以至于狹義愛國主義的，但只要不是賣國的，不是為帝國主義作倀的東西……我覺得‘國防文藝’應該是作家關系間的標幟，而不是作品原則上的標幟。并不是……一定要聲聲愛國，一定要句句救亡，然后才是‘國防文藝’……我也相信，‘國防文藝’可以稱為廣義的愛國文藝。”〔１３〕徐懋庸的話見于他在《光明》半月刊創刊號（一九三六年六月十日）發表的《“人民大眾向文學要求什么？”》一文：“關于現階段的中國大眾所需要的文學，早已有人根据政治情勢以及文化界一致的傾向，提出‘國防文學’的口號，而且已經為大眾所認識，所擁護。但在胡風先生的論文里，對于這個口號……不予批評而另提關于同一運動的新口號，……是不是故意標新立异，要混淆大眾的視听，分化整個新文藝運動的路線呢？” 〔１４〕“白衣秀士”王倫小說《水滸傳》中的人物，見該書第十九回。 〔１５〕即收入本書的《論現在我們的文學運動》。〔１６〕胡風的這篇文章，題為《人民大眾向文學要求什么？》，發表于《文學叢報》第三期（一九三六年六月），其中提到了“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這口號。 〔１７〕茅盾沈雁冰的筆名，浙江桐鄉人，作家、文學評論家、社會活動家，文學研究會的主要成員。著有長篇小說《子夜》、《蝕》等。〔１８〕聶紺弩參看本卷第２５頁注〔２〕。他在一九三六年六月《夜鶯》月刊第一卷第四期發表的《創作口號和聯合問題》一文中說：“無疑地，‘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在現階段上是居于第一位的；它必然像作者所說：‘會統一了一切社會糾紛的主題。’”“只要作家不是為某一個帝國主義和漢奸賣國賊效力的，只要他不是用封建的，色情的東西來麻醉大眾減低大眾底趣味的，都可以在‘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這一口號之下聯合起來。” 〔１９〕辛人即陳辛仁，廣東普宁人。當時是東京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的成員。他在《現實文學》第二期（一九三六年八月）發表的《論當前文學運動底諸問題》一文中說：“我認為國防文學這口號是有提倡底必要的，然而，它應該是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底主要的一部分，它不能包括整個的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底內容。以國防文學這口號來否定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這口號，是和用后者來否定前者同樣地不充分的。國防文學這口號底時候性不能代替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這口號底時期性，同樣地，在時期性中也應有時候性底存在……在一個時期性的口號下，應該提出有時候性的具体口號，以适應和引導各种程度上的要求；因為后者常常是作為容易感染普通人民的口號的緣故。” 〔２０〕兩本版畫指作者在一九三六年四月翻印的《死魂靈百圖》和七月編印的《凱綏·珂勒惠支版畫選集》，都由作者以“三閒書屋”名義自費印行。一本雜感，指《花邊文學》，一九三六年六月由上海聯華書局出版。 〔２１〕《死魂靈》俄國作家果戈理的長篇小說。這里說的“譯過几章”，指魯迅于一九三六年二月至五月續譯的該書第二部殘稿三章。 〔２２〕指一九三六年六月在《中國文藝工作者宣言》上的簽名。這個宣言曾刊載于《作家》月刊第一卷第三期（一九三六年六月）和《文學叢報》第四期（一九三六年七月）。 〔２３〕咸肉庄上海話，一种變相的妓院。 〔２４〕指沈端先（夏衍）。 〔２５〕田漢參看本卷第２１４頁注〔９〕。周起應，即周揚，湖南益陽人，文藝理論家，中國左翼作家聯盟領導人之一。還有另兩個，指沈端先和陽翰笙。 〔２６〕穆木天（１９００—１９７１）吉林伊通人，詩人、翻譯家。曾參加中國左翼作家聯盟，一九三四年七月在上海被捕。同年九月二十五日《大晚報》刊出了穆木天等脫离“左聯”的報道。〔２７〕《現實文學》月刊，尹庚、白曙編輯，一九三六年七月在上海創刊。第三期改名《人民文學》，后即停刊。該刊第一期發表了ＯＶ（馮雪峰）筆錄的魯迅《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和《論現在我們的文學運動》二文。 〔２８〕周文（１９０７—１９５２）又名何谷天，四川滎經人，作家，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成員。他的短篇小說《山坡上》在《文學》第五卷第六號（一九三五年十二月）發表時，曾被該刊編者傅東華刪改；因而他在同刊第六卷第一號（一九三六年一月）發表給編者的信表示抗議。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十六日《社會日報》發表了署名黑二的《〈文學〉起內哄》一文，其中說：“周文是個筆名，原來就是何谷天，是一位七、八成新的作家。他后面，論‘牌頭’有周魯迅，講‘理論’有左翼社會主義的第三种人的民族文學理論家‘胡風、谷非、張光仁’。”〔２９〕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一日《社會日報》刊登虹儿的《魯迅將轉變？谷非、張光人近況如何？》一文，其中說：“刻遇某文壇要人，据謂魯迅翁有被轉變的消息。……關于魯迅翁的往哪里去，只要看一看引進員谷非、張光人、胡丰先生的行動就行了。”〔３０〕田漢于一九三五年二月被捕，同年八月經保釋出獄后，曾在南京主持“中國舞台協會”，演出他所編的《回春之曲》、《洪水》、《械斗》等劇。以后接受了党組織的批評，中止了這一活動。〔３１〕“安那其主義者”即無政府主義者。安那其，法語Ａｎａｒ－ｃｈｉｓｍｅ的音譯。 〔３２〕戰斗的宣言指《中國文藝工作者宣言》。〔３３〕西班牙的“安那其”的破坏革命一九三六年二月，由西班牙共產党、社會党等組成的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組織“西班牙人民陣線”在選舉中獲胜，成立了聯合政府。同年七月，以佛朗哥為首的右派勢力在德、意兩國法西斯軍隊直接參与下發動內戰，一九三九年聯合政府被推翻。當時參加人民陣線的無政府主義工團派在內部制造分裂，對革命起了很大的破坏作用。 〔３４〕傅鄭指傅東華和鄭振鐸。參看本卷第３４８頁注〔４〕、第５２２頁注〔４〕。他們二人曾同為《文學》月刊的主編。〔３５〕“二十一條”指一九一五年日本帝國主義向當時北洋政府總統袁世凱提出企圖獨占中國的二十一條秘密條款。〔３６〕左聯即中國左翼作家聯盟，中國共產党領導下的革命文學團体，一九三○年三月在上海成立。領導成員有魯迅、夏衍、馮雪峰、馮乃超、丁玲、周揚等。一九三五年底自行解散。〔３７〕《斯太林傳》法國巴比塞著，中譯本改以原著副題《從一個人看一個新世界》為書名，徐懋庸譯，一九三六年九月上海大陸書社出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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