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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一月，田軍發表了一篇小品，題目是《大連丸上》〔２〕，記著一年多以前，他們夫婦倆怎樣幸而走出了對于他們是荊天棘地的大連—— “第二天當我們第一眼看到青島青青的山角時，我們的心才又從凍結里蠕活過來。 “‘啊！祖國！’ “我們夢一般這樣叫了！” 他們的回“祖國”，如果是做隨員，當然沒有人會說話，如果是剿匪，那當然更沒有人會說話，但他們竟不過來出版了《八月的鄉村》〔３〕。這就和文壇發生了關系。那么，且慢“從凍結里蠕活過來”罷。三月里，就“有人”在上海的租界上冷冷的說道—— “田軍不該早早地從東北回來！” 誰說的呢？就是“有人”。為什么呢？因為這部《八月的鄉村》“里面有些還不真實”。然而我的傳話是“真實”的。有《大晚報》副刊《火炬》的奇怪毫光之一，《星期文壇》上的狄克〔４〕先生的文章為證——“《八月的鄉村》整個地說，他是一首史詩，可是里面有些還不真實，像人民革命軍進攻了一個鄉村以后的情況就不夠真實。有人這樣對我說：‘田軍不該早早地從東北回來’，就是由于他感覺到田軍還需要長時間的學習，如果再丰富了自己以后，這部作品當更好。技巧上，內容上，都有許多問題在，為什么沒有人指出呢？”這些話自然不能說是不對的。假如“有人”說，高爾基〔５〕不該早早不做碼頭腳夫，否則，他的作品當更好；吉須〔６〕不該早早逃亡外國，如果坐在希忒拉的集中營里，他將來的報告文學當更有希望。倘使有誰去爭論，那么，這人一定是低能儿。然而在三月的租界上，卻還有說几句話的必要，因為我們還不到十分“丰富了自己”，免于來做低能儿的幸福的時期。 這樣的時候，人是很容易性急的。例如罷，田軍早早的來做小說了，卻“不夠真實”，狄克先生一听到“有人”的話，立刻同意，責別人不來指出“許多問題”了，也等不及“丰富了自己以后”，再來做“正确的批評”。但我以為這是不錯的，我們有投槍就用投槍，正不必等候剛在制造或將要制造的坦克車和燒夷彈。可惜的是這么一來，田軍也就沒有什么“不該早早地從東北回來”的錯處了。立論要穩當真也不容易。況且從狄克先生的文章上看起來，要知道“真實”似乎也無須久留在東北似的，這位“有人”先生和狄克先生大約就留在租界上，并未比田軍回來得晚，在東北學習，但他們卻知道夠不夠真實。而且要作家進步，也無須靠“正确”的批評，因為在沒有人指出《八月的鄉村》的技巧上，內容上的“許多問題”以前，狄克先生也已經斷定了：“我相信現在有人在寫，或豫備寫比《八月的鄉村》更好的作品，因為讀者需要！” 到這里，就是坦克車正要來，或將要來了，不妨先折斷了投槍。 到這里，我又應該補敘狄克先生的文章的題目，是：《我們要執行自我批判》。 題目很有勁。作者雖然不說這就是“自我批判”，但卻實行著抹殺《八月的鄉村》的“自我批判”的任務的，要到他所希望的正式的“自我批判”發表時，這才解除它的任務，而《八月的鄉村》也許再有些生机。因為這种模模胡胡的搖頭，比列舉十大罪狀更有害于對手，列舉還有條款，含胡的指摘，是可以令人揣測到坏到茫無界限的。 自然，狄克先生的“要執行自我批判”是好心，因為“那些作家是我們底”的緣故。但我以為同時可也万万忘記不得“我們”之外的“他們”，也不可專對“我們”之中的“他們”。要批判，就得彼此都給批判，美惡一并指出。如果在還有“我們”和“他們”的文壇上，一味自責以顯其“正确”或公平，那其實是在向“他們”獻媚或替“他們”繳械。四月十六日。 CC 〔１〕本篇最初發表于一九三六年五月《夜鶯》月刊第一卷第三期。 〔２〕田軍參看本卷第２８８頁注〔１〕。《大連丸上》，發表于一九三六年一月上海《海燕》月刊第一期，當時大連是日本的租借地。〔３〕《八月的鄉村》田軍著的反映東北人民抗日斗爭的長篇小說，魯迅曾為之作序，并將它編入《奴隸叢書》，一九三五年八月由上海容光書局出版。 〔４〕狄克張春橋的化名。張春橋，山東巨野人。當時混進上海左翼文藝界進行破坏活動。七十年代是“四人幫”反革命陰謀集團的主要成員之一。他的攻擊《八月的鄉村》和攻擊魯迅的文章《我們要執行自我批判》，發表于一九三六年三月十五日的《大晚報·火炬》。〔５〕高爾基出生于木工家庭，早年曾當過學徒、碼頭工人等。〔６〕吉須（ＥＥＫｉｓｃｈ，１８８５—１９４８）也譯作基希，捷克報告文學家。用德文寫作。希特勒統治時期因反對納粹政權而逃亡國外。 “九一八”事變后曾來過我國，著有《秘密的中國》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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