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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先生： 精神和肉体，已被困到這般地步——怕無以复加，也不能形容——的我，不得不撐了病体向“你老”作最后的呼聲了！——不，或者說求救，甚而是警告！ 好在你自己也极明白：你是在給別人安排酒筵，“泡制醉蝦”〔２〕的一個人。我，就是其間被制的一個！ 我，本來是個小資產階級里的驕子，溫鄉里的香花。有吃有著，盡可安閒地過活。只要夢想著的“方帽子”到手了也就滿足，委實一無他求。 《吶喊》出版了，《語絲》發行了（可怜《新青年》時代，我尚看不懂呢），《說胡須》，《論照相之類》一篇篇連續地戟刺著我的神經。當時，自己雖是青年中之尤青者，然而因此就感到同伴們的淺薄和盲目。“革命！革命！”的叫賣，在馬路上吶喊得洋溢，隨了所謂革命的勢力，也奔騰澎湃了。我，确竟被其吸引。當然也因我嫌棄青年的淺薄，且想在自己生命上找一條出路。那知竟又被我認識了人類的欺詐，虛偽，陰險……的本性！果然，不久，軍閥和政客們棄了身上的蒙皮，而顯出本來的猙獰面目！我呢，也隨了所謂“清党”之聲而把我一顆沸騰著的熱烈的心清去。當時想：“素以敦厚誠朴”的第四階級，和那些“遁世之士”的“居士”們，或許尚足為友吧？——唉，真的，“令弟”豈明先生說得是：“中國雖然有階級，可是思想是相同的，都是升官發財”〔３〕，而且我几疑置身在紀元前的社會里了，那种愚蠢比鹿豕還要愚蠢的言動（或者國粹家正以為這是國粹呢！），真不禁令我茫然——茫然于叫我究竟怎么辦呢？ 利，莫利于失望之矢。我失望，失望之矢貫穿了我的心，于是乎吐血。轉輾床上不能動已几個月！ 不錯，沒有希望之人應該死，然而我沒有勇气，而且自己還年青，僅僅廿一歲。還有愛人。不死，則精神和肉体，都在痛苦中挨生活，差不多每秒鐘。愛人亦被生活所壓迫著。我自己，薄薄的遺產已被“革命”革去了。所以非但不能相慰，相對亦徒唏噓！ 不識不知幸福了，我因之痛苦。然而施這毒藥者是先生，我實完全被先生所“泡制”。先生，我既已被引至此，索性請你指示我所應走的最終的道路。不然，則請你麻痹了我的神經，因為不識不知是幸福的，好在你是習醫，想必不難“還我頭來”！我將效梁遇春〔４〕先生（？）之言而大呼。 末了，更勸告你的：“你老”現在可以歇歇了，再不必為軍閥們赶制适口的鮮味，保全几個像我這樣的青年。倘為生活問題所驅策，則可以多做些“擁護”和“打倒”的文章，以你先生之文名，正不愁富貴之不及，“委員”“主任”，如操左券也。 快呀，請指示我！莫要“為德不卒”！ 或《北新》，或《語絲》上答复均可。能免，莫把此信刊出，免笑。 原諒我寫得草率，因病中，乏极！ 一個被你毒害的青年Ｙ。枕上書。 三月十三日。 回信 Ｙ先生： 我當答复之前，先要向你告罪，因為我不能如你的所囑，不將來信發表。來信的意思，是要我公開答复的，那么，倘將原信藏下，則我的一切所說，便變成“無題詩Ｎ百韻”，令人莫名其妙了。況且我的意見，以為這也不足恥笑。自然，中國很有為革命而死掉的人，也很有雖然吃苦，仍在革命的人，但也有雖然革命，而在享福的人……。革命而尚不死，當然不能算革命到底，殊無以對死者，但一切活著的人，該能原諒的罷，彼此都不過是靠僥幸，或靠狡滑，巧妙。他們只要用鏡子略略一照，大概就可以收起那一副英雄嘴臉來的。 我在先前，本來也還無須賣文糊口的，拿筆的開始，是在應朋友的要求。不過大約心里原也藏著一點不平，因此動起筆來，每不免露些憤言激語，近于鼓動青年的樣子。段祺瑞〔５〕執政之際，雖頗有人造了謠言，但我敢說，我們所做的那些東西，決不沾別國的半個盧布，闊人的一文津貼，或者書舖的一點稿費。我也不想充“文學家”，所以也從不連絡一班同伙的批評家叫好。几本小說銷到上万，是我想也沒有想到的。 至于希望中國有改革，有變動之心，那的确是有一點的。雖然有人指定我為沒有出路——哈哈，出路，中狀元么——的作者，“毒筆”的文人，但我自信并未抹殺一切。我總以為下等人胜于上等人，青年胜于老頭子，所以從前并未將我的筆尖的血，洒到他們身上去。我也知道一有利害關系的時候，他們往往也就和上等人老頭子差不多了，然而這是在這樣的社會組織之下，勢所必至的事。對于他們，攻擊的人又正多，我何必再來助人下石呢，所以我所揭發的黑暗是只有一方面的，本意實在并不在欺蒙閱讀的青年。 以上是我尚在北京，就是成仿吾所謂“蒙在鼓里”做小資產階級時候的事。但還是因為行文不慎，飯碗敲破了，并且非走不可了，所以不待“無煙火藥”來轟，便輾轉跑到了“革命策源地”。住了兩月，我就駭然，原來往日所聞，全是謠言，這地方，卻正是軍人和商人所主宰的國土。于是接著是清党，詳細的事實，報章上是不大見的，只有些風聞。我正有些神經過敏，于是覺得正像是“聚而殲旃”〔６〕，很不免哀痛。雖然明知道這是“淺薄的人道主義”〔７〕，不時髦已經有兩三年了，但因為小資產階級根性未除，于心總是戚戚。那時我就想到我恐怕也是安排筵宴的一個人，就在答有恒先生的信中，表白了几句。 先前的我的言論，的确失敗了，這還是因為我料事之不明。那原因，大約就在多年“坐在玻璃窗下，醉眼朦朧看人生”的緣故。然而那么風云變幻的事，恐怕也界上是不多有的，我沒有料到，未曾描寫，可見我還不很有“毒筆”。但是，那時的情形，卻連在十字街頭，在民間，在官間，前看五十年的超時代的革命文學家也似乎沒有看到，所以毫不先行“理論斗爭”。否則，該可以救出許多人的罷。我在這里引出革命文學家來，并非要在事后譏笑他們的愚昧，不過是說，我的看不到后來的變幻，乃是我還欠刻毒，因此便發生錯誤，并非我和什么人協商，或自己要做什么，立意來欺人。 但立意怎樣，于事實是無干的。我疑心吃苦的人們中，或不免有看了我的文章，受了刺戟，于是挺身出而革命的青年，所以實在很苦痛。但這也因為我天生的不是革命家的緣故，倘是革命巨子，看這一點犧牲，是不算一回事的。第一是自己活著，能永遠做指導，因為沒有指導，革命便不成功了。你看革命文學家，就都在上海租界左近，一有風吹草動，就有洋鬼子造成的鐵絲网，將反革命文學的華界隔离，于是從那里面擲出無煙火藥——約十万兩——來，轟然一聲，一切有閒階級便都“奧伏赫變”了。 那些革命文學家，大抵是今年發生的，有一大串。雖然還在互相標榜，或互相排斥，我也分不清是“革命已經成功”的文學家呢，還是“革命尚未成功”的文學家。不過似乎說是因為有了我的一本《吶喊》或《野草》，或我們印了《語絲》，所以革命還未成功，或青年懶于革命了。這口吻卻大家大略一致的。這是今年革命文學界的輿論。對于這些輿論，我雖然又好气又好笑，但也頗有些高興。因為雖然得了延誤革命的罪狀，而一面卻免去誘殺青年的內疚了。那么，一切死者，傷者，吃苦者，都和我無關。先前真是擅負責任。我先前是立意要不講演，不教書，不發議論，使我的名字從社會上死去，算是我的贖罪的，今年倒心里輕松了，又有些想活動。不料得了你的信，卻又使我的心沉重起來。 但我已經沒有去年那么沉重。近大半年來，征之輿論，按之經驗，知道革命与否，還在其人，不在文章的。你說我毒害了你了，但這里的批評家，卻明明說我的文字是“非革命”的。假使文學足以移人，則他們看了我的文章，應該不想做革命文學了，現在他們已經看了我的文章，斷定是“非革命”，而仍不灰心，要做革命文學者，可見文字于人，實在沒有什么影響，——只可惜是同時打破了革命文學的牌坊。不過先生和我素昧平生，想來決不至于誣栽我，所以我再從別一面來想一想。第一，我以為你膽子太大了，別的革命文學家，因為我描寫黑暗，便嚇得屁滾尿流，以為沒有出路了，所以他們一定要講最后的胜利，付多少錢終得多少利，像人壽保險公司一般。而你并不計較這些，偏要向黑暗進攻，這是吃苦的原因之一。既然太大膽，那么，第二，就是太認真。革命是也有种种的。你的遺產被革去了，但也有將遺產革來的，但也有連性命都革去的，也有只革到薪水，革到稿費，而倒捐了革命家的頭銜的。這些英雄，自然是認真的，但若較原先更有損了，則我以為其病根就在“太”。第三，是你還以為前途太光明，所以一碰釘子，便大失望，如果先前不期必胜，則即使失敗，苦痛恐怕會小得多罷。 那么，我沒有罪戾么？有的，現在正有許多正人君子和革命文學家，用明槍暗箭，在辦我革命及不革命之罪，將來我所受的傷的總計，我就划一部分賠償你的尊“頭”。這里添一點考据：“還我頭來”這話，据《三國志演義》，是關云長夫子說的，似乎并非梁遇春先生。 以上其實都是空話。一到先生個人問題的陣營，倒是十分難于動手了，這決不是什么“前進呀，殺呀，青年呵”那樣英气勃勃的文字所能解決的。真話呢，我也不想公開，因為現在還是言行不大一致的好。但來信沒有住址，無法答复，只得在這里說几句。第一，要謀生，謀生之道，則不擇手段。且住，現在很有些沒分曉漢，以為“問目的不問手段”是共產党的口訣，這是大錯的。人們這樣的很多，不過他們不肯說出口。蘇俄的學藝教育人民委員盧那卡爾斯基〔８〕所作的《被解放的吉訶德先生》里，將這手段使一個公爵使用，可見也是貴族的東西，堂皇冠冕。第二，要愛護愛人。這据輿論，是大背革命之道的。但不要緊，你只要做几篇革命文字，主張革命青年不該講戀愛就好了。只是假如有一個有權者或什么敵前來問罪的時候，這也許仍要算一條罪狀，你會后悔輕信了我的話。因此，我得先行聲明：等到前來問罪的時候，倘沒有這一節，他們就會找別一條的。蓋天下的事，往往決計問罪在先，而搜集罪狀（普通是十條）在后也。 先生，我將這樣的話寫出，可以略蔽我的過錯了罷。因為只這一點，我便可以又受許多傷。先是革命文學家就要哭罵道：“虛無主義者呀，你這坏東西呀！”嗚呼，一不謹慎，又在新英雄的鼻子上抹了一點粉了。趁便先辯几句罷：無須大惊小怪，這不過不擇手段的手段，還不是主義哩。即使是主義，我敢寫出，肯寫出，還不算坏東西。等到我坏起來，就一定將這些寶貝放在肚子里，手頭集許多錢，住在安全地帶，而主張別人必須做犧牲。 先生，我也勸你暫時玩玩罷，隨便弄一點糊口之計，不過我并不希望你永久“沒落”，有能改革之處，還是隨時可以順手改革的，無論大小。我也一定遵命，不但“歇歇”，而且玩玩。但這也并非因為你的警告，實在是原有此意的了。我要更加講趣味，尋閒暇，即使偶然涉及什么，那是文字上的疏忽，若論“動机”或“良心”，卻也許并不這樣的。紙完了，回信也即此為止。并且順頌痊安，又祝 令愛人不挨餓。 魯迅。四月十日。 BB 〔１〕本篇最初發表于一九二八年四月二十三日《語絲》第四卷第十七期。 〔２〕“泡制醉蝦”這是魯迅在《答有恒先生》（收入《而已集》）一文中說過的話。 〔３〕這里所引豈明（周作人）的話，見他在《語絲》第四卷第九期（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七日）發表的《爆竹》：“事實上中國有‘有產’与‘無產’這兩類，而其思想感情實無差別，有產者在升官發財中而希望更升更發者也，無產者希望將來升官發財者也，故生活上有兩階級，思想上只有一階級；即為升官發財之思想。”〔４〕“還我頭來”這是《三國志演義》中關云長說的話。關云長在荊州戰敗，夜走麥城被殺，吳兵割下他的首級后仍“陰魂不散”，到玉泉山向普靜和尚訴冤，大呼“還我頭來”（見該書第七十七回）。梁遇春（１９０１—１９３２），福建福州人，當時的青年作家。他在一篇題為《“還我頭來”及其他》（載一九二七年八月《語絲》第一四六期）的文章中曾引用過這個典故。 〔５〕段祺瑞（１８６４—１９３６）安徽合肥人，北洋皖系軍閥首領。袁世凱死后，在日本帝國主義支持下，几次把持北洋政府。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六年被推為北洋政府“臨時執政”。 〔６〕“聚而殲旃”語見《左傳》襄公二十八年。旃，助詞，意為“之焉”。 〔７〕“淺薄的人道主義”鄭伯奇于一九二三年底和一九二四年初在《創造周報》第三十三至三十五期上連載《國民文學論》，其中批評五四新文學運動和“平民文學”的提倡者說：“國民意識未經喚醒，國民感情未經燃著的新文學家，對于一般國民的生活依然不起研究的興味。結果只生出了几篇淺薄的人道主義的作品，新文學運動的第一期就閉幕了。” 〔８〕盧那卡爾斯基（ＡAＢAX^JI_I`SOJ\，１８７５—１９３３）蘇聯文移纜奐搖Ｔ烖嗡樟𠊠諞*任教育人民委員部的人民委員（部長）。著有《藝術与革命》、《實證美學的基礎》和劇本《被解放的吉訶德先生》等。魯迅曾翻譯過他的《藝術論》，一九二九年六月上海大江書舖出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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