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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十六日在香港青年會〔２〕講以我這樣沒有什么可听的無聊的講演，又在這樣大雨的時候，竟還有這許多來听的諸君，我首先應當聲明我的鄭重的感謝。 我現在所講的題目是：《無聲的中國》。 現在，浙江，陝西，都在打仗，〔３〕那里的人民哭著呢還是笑著呢，我們不知道。香港似乎很太平，住在這里的中國人，舒服呢還是不很舒服呢，別人也不知道。 發表自己的思想，感情給大家知道的是要用文章的，然而拿文章來達意，現在一般的中國人還做不到。這也怪不得我們；因為那文字，先就是我們的祖先留傳給我們的可怕的遺產。人們費了多年的工夫，還是難于運用。因為難，許多人便不理它了，甚至于連自己的姓也寫不清是張還是章，或者簡直不會寫，或者說道：Ｃｈａｎｇ。雖然能說話，而只有几個人听到，遠處的人們便不知道，結果也等于無聲。又因為難，有些人便當作寶貝，像玩把戲似的，之乎者也，只有几個人懂，——其實是不知道可真懂，而大多數的人們卻不懂得，結果也等于無聲。 文明人和野蠻人的分別，其一，是文明人有文字，能夠把他們的思想，感情，藉此傳給大眾，傳給將來。中國雖然有文字，現在卻已經和大家不相干，用的是難懂的古文，講的是陳舊的古意思，所有的聲音，都是過去的，都就是只等于零的。所以，大家不能互相了解，正像一大盤散沙。 將文章當作古董，以不能使人認識，使人懂得為好，也許是有趣的事罷。但是，結果怎樣呢？是我們已經不能將我們想說的話說出來。我們受了損害，受了侮辱，總是不能說出些應說的話。拿最近的事情來說，如中日戰爭，〔４〕拳匪事件，民元革命這些大事件，一直到現在，我們可有一部像樣的著作？民國以來，也還是誰也不作聲。反而在外國，倒常有說起中國的，但那都不是中國人自己的聲音，是別人的聲音。 這不能說話的毛病，在明朝是還沒有這樣厲害的；他們還比較地能夠說些要說的話。待到滿洲人以异族侵入中國，講歷史的，尤其是講宋末的事情的人被殺害了，講時事的自然也被殺害了。所以，到乾隆年間，人民大家便更不敢用文章來說話了。〔５〕所謂讀書人，便只好躲起來讀經，校刊古書，做些古時的文章，和當時毫無關系的文章。有些新意，也還是不行的；不是學韓，便是學蘇。韓愈蘇軾〔６〕他們，用他們自己的文章來說當時要說的話，那當然可以的。我們卻并非唐宋時人，怎么做和我們毫無關系的時候的文章呢。即使做得像，也是唐宋時代的聲音，韓愈蘇軾的聲音，而不是我們現代的聲音。然而直到現在，中國人卻還耍著這樣的舊戲法。人是有的，沒有聲音，寂寞得很。——人會沒有聲音的么？沒有，可以說，是死了。倘要說得客气一點，那就是：已經啞了。 要恢复這多年無聲的中國，是不容易的，正如命令一個死掉的人道：“你活過來！”我雖然并不懂得宗教，但我以為正如想出現一個宗教上之所謂“奇跡”一樣。 首先來嘗試這工作的是“五四運動”前一年，胡适之先生所提倡的“文學革命”〔７〕。“革命”這兩個字，在這里不知道可害怕，有些地方是一听到就害怕的。但這和文學兩字連起來的“革命”，卻沒有法國革命〔８〕的“革命”那么可怕，不過是革新，改換一個字，就很平和了，我們就稱為“文學革新”罷，中國文字上，這樣的花樣是很多的。那大意也并不可怕，不過說：我們不必再去費盡心机，學說古代的死人的話，要說現代的活人的話；不要將文章看作古董，要做容易懂得的白話的文章。然而，單是文學革新是不夠的，因為腐敗思想，能用古文做，也能用白話做。所以后來就有人提倡思想革新。思想革新的結果，是發生社會革新運動。這運動一發生，自然一面就發生反動，于是便釀成戰斗……。 但是，在中國，剛剛提起文學革新，就有反動了。不過白話文卻漸漸風行起來，不大受阻礙。這是怎么一回事呢？就因為當時又有錢玄同先生提倡廢止漢字，用羅馬字母來替代〔９〕。這本也不過是一种文字革新，很平常的，但被不喜歡改革的中國人听見，就大不得了了，于是便放過了比較的平和的文學革命，而竭力來罵錢玄同。白話乘了這一個机會，居然減去了許多敵人，反而沒有阻礙，能夠流行了。 中國人的性情是總喜歡調和，折中的。譬如你說，這屋子太暗，須在這里開一個窗，大家一定不允許的。但如果你主張拆掉屋頂，他們就會來調和，愿意開窗了。沒有更激烈的主張，他們總連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那時白話文之得以通行，就因為有廢掉中國字而用羅馬字母的議論的緣故。 其實，文言和白話的优劣的討論，本該早已過去了，但中國是總不肯早早解決的，到現在還有許多無謂的議論。例如，有的說：古文各省人都能懂，白話就各處不同，反而不能互相了解了。殊不知這只要教育普及和交通發達就好，那時就人人都能懂較為易解的白話文；至于古文，何嘗各省人都能懂，便是一省里，也沒有許多人懂得的。有的說：如果都用白話文，人們便不能看古書，中國的文化就滅亡了。其實呢，現在的人們大可以不必看古書，即使古書里真有好東西，也可以用白話來譯出的，用不著那么心惊膽戰。他們又有人說，外國尚且譯中國書，足見其好，我們自己倒不看么？殊不知埃及的古書，外國人也譯，非洲黑人的神話，外國人也譯，他們別有用意，即使譯出，也算不了怎樣光榮的事的。近來還有一种說法，是思想革新緊要，文字改革倒在其次，所以不如用淺顯的文言來作新思想的文章，可以少招一重反對。這話似乎也有理。然而我們知道，連他長指甲都不肯剪去的人，是決不肯剪去他的辮子的。 因為我們說著古代的話，說著大家不明白，不听見的話，已經弄得像一盤散沙，痛痒不相關了。我們要活過來，首先就須由青年們不再說孔子孟子和韓愈柳宗元〔１０〕們的話。時代不同，情形也兩樣，孔子時代的香港不這樣，孔子口調的“香港論”是無從做起的，“吁嗟闊哉香港也”，不過是笑話。 我們要說現代的，自己的話；用活著的白話，將自己的思想，感情直白地說出來。但是，這也要受前輩先生非笑的。他們說白話文卑鄙，沒有价值；他們說年青人作品幼稚，貽笑大方。我們中國能做文言的有多少呢，其余的都只能說白話，難道這許多中國人，就都是卑鄙，沒有价值的么？至于幼稚，尤其沒有什么可羞，正如孩子對于老人，毫沒有什么可羞一樣。幼稚是會生長，會成熟的，只不要衰老，腐敗，就好。倘說待到純熟了才可以動手，那是雖是村婦也不至于這樣蠢。她的孩子學走路，即使跌倒了，她決不至于叫孩子從此躺在床上，待到學會了走法再下地面來的。 青年們先可以將中國變成一個有聲的中國。大膽地說話，勇敢地進行，忘掉了一切利害，推開了古人，將自己的真心的話發表出來。——真，自然是不容易的。譬如態度，就不容易真，講演時候就不是我的真態度，因為我對朋友，孩子說話時候的態度是不這樣的。——但總可以說些較真的話，發些較真的聲音。只有真的聲音，才能感動中國的人和世界的人；必須有了真的聲音，才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 我們試想現在沒有聲音的民族是那几种民族。我們可听到埃及人的聲音？可听到安南，朝鮮的聲音？印度除了泰戈爾〔１１〕，別的聲音可還有？ 我們此后實在只有兩條路：一是抱著古文而死掉，一是舍掉古文而生存。 BB 〔１〕本篇最初刊于香港報紙（報紙名稱及日期未詳），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三日漢口《中央日報》副刊轉載。据《魯迅日記》，這篇講演作于二月十八日。 〔２〕青年會即基督教青年會，基督教進行社會文化活動的机构之一。 〔３〕這里說的浙江陝西在打仗，指一九二六年末至一九二七年初北洋軍閥孫傳芳在浙江進攻与廣州國民政府有聯系的陳儀、周鳳歧等部，和一九二六年十二月馮玉祥所部國民軍在陝西反對北洋軍閥吳佩孚的戰爭。 〔４〕中日戰爭指一八九四年（甲午）日本軍國主義侵略中國而引起的戰爭。拳匪事件，指一九○○年義和團反對帝國主義侵略的斗爭。民元革命，即一九一一年（辛亥）孫中山領導的推翻清王朝、建立民國的民主革命。 〔５〕指清初統治者多次施于漢族人民的文字獄，其中較著名的有康熙年間的“庄廷媟之獄”、“戴名世之獄”，雍正年間的“呂留良曾靜之獄”，乾隆年間的“胡中藻之獄”等。這些文字獄的起因，都是由于他們在著作中記載了漢族人民在歷史上（特別是宋末和明末）反抗民族壓迫的事實，或涉及了當時一些政治事件，因而遭到迫害和屠殺。〔６〕韓愈（７６８—８２４）字退之，河陽（今河南孟縣）人，唐代文學家，著有《韓昌黎集》。蘇軾（１０３７—１１０１），字子瞻，號東坡居士，眉山（今屬四川）人，宋代文學家，著有《東坡全集》等。〔７〕胡适之（１８９１—１９６２）名适，字适之，安徽績溪人。他在“五四”時期是新文化運動右翼的代表人物。這里所說他提倡“文學革命”，是指他在《新青年》雜志第四卷第四號（一九一八年四月）上發表的《建設的文學革命論》一文。 〔８〕法國革命指一七八九年至一七九四年的法國資產階級革命。這次革命摧毀了法國封建專制制度，促進了法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并推動了歐洲各國的革命。 〔９〕錢玄同（１８８７—１９３９）浙江吳興人，文字學家，“五四”時期新文化運動的積极參加者。他在一九一八年一月《新青年》第四卷第一號《論注音字母》一文中以過，“高等字典和中學以上的高深書籍，都應該用羅馬字母記音”；在同年四月《新青年》第四卷第四號《中國今后之文字問題》的“通信”中，提出“廢滅漢文”，代以世界語的主張。 〔１０〕孔子（前５５１—前４７９）名丘，字仲尼，春秋末期魯國陬邑（今山東曲阜）人，儒家學派創始人。他的主要言行記載在《論語》一書中。孟子（約前３７２—前２８９），名軻，字子輿，戰國中期鄒（今山東鄒縣）人，繼孔丘之后儒家的代表人物。他的重要言行記載在《孟子》一書中。柳宗元（７７３—８１９），字子厚，河東（今山西運城）人，唐代文學家，著有《柳河東集》等。 〔１１〕泰戈爾（ＲAＴａｇｏｒｅ，１８６１—１９４１）印度詩人，鐘惺厠*《新月集》、《飛鳥集》和長篇小說《沉船》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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