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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先生： 侍桁先生譯林癸未夫著的《文學上之個人性与階級性》，〔２〕本來這是一篇絕好的文章，但可惜篇末涉及唯物史觀的問題，理論未免是勉強一點，也許是著者的誤解唯物史觀。他說： “以這种理由若推論下去，有產者的個人性与無產者的個人性，‘全個’是不相同的了。就是說不承認有產者与無產者之間有共同的人性。再換一句話說，有產者与無產者只是有階級性，而全然缺少個人性的。” 這是什么話！唯物史觀的理論，豈是這樣簡單的。它的理論并不否認個人性，因此，也不否認思想，道德，感情，藝術。但以性格，思想，道德，感情，藝術，都是受支配于經濟的。林氏的文章是著意于個人性，我們就以個人性而論。譬如農村經濟宗法社會里拿妻子為男子的財產，但是文化進步到今日的社會，就承認妻子有相當的人格。這個觀念，當然是有產者和無產者所共同的。雖然是共同，卻并非天賦的，仍然逃不了經濟的支配。有產者和無產者物質生活上受經濟的影響而有差等，個人性同樣地受經濟的影響而卻是共同的。并不是有產者和無產者人性的共同而就是不受經濟制度的影響了。 林氏以此而可以駁唯物史觀，那末，何以不拿“人是同樣的是圓頂方趾，要吃飯，要睡覺，是有產者和無產者所共同的”而來駁唯物史觀，爽快得多了。 最后，我須聲明：我是個資本主義制度下的職工。因為是職工，所以學識的譾陋是誰都可以肯定的。這文中自然有不少不能達意和不妥之處。但我希望有更了解馬克思學說的人來為唯物史觀打一打仗。 因為避學者嫌疑起見，以信底形式而寫給魯迅先生。能否發表，是編者的特權了。 愷良〔３〕于上海，一九二八，七，二八。 回信 愷良先生： 我對于唯物史觀是門外漢，不能說什么。但就林氏的那一段文字而論，他將話兩次一換，便成為“只有”和“全然缺少”，卻似乎決定得太快一點了。大概以弄文學而又講唯物史觀的人，能從基本的書籍上一一鉤剔出來的，恐怕不很多，常常是看几本別人的提要就算。而這种提要，又因作者的學識意思而不同，有些作者，意在使階級意識明了銳利起來，就竭力增強階級性說，而別一面就也容易招人誤解。作為本文根据的林氏別一篇論文，我沒有見，不能說他是否因此而走了相反的极端，但中國卻有此例，竟會將個性，共同的人性（即林氏之所謂個人性），個人主義即利己主義混為一談，來加以自以為唯物史觀底申斥，倘再有人据此來論唯物史觀，那真是糟糕透頂了。 來信的“吃飯睡覺”的比喻，雖然不過是講笑話，但脫羅茲基曾以對于“死之恐怖”〔４〕為古今人所共同，來說明文學中有不帶階級性的分子，那方法其實是差不多的。在我自己，是以為若据性格感情等，都受“支配于經濟”（也可以說根据于經濟組織或依存于經濟組織）之說，則這些就一定都帶著階級性。但是“都帶”，而非“只有”。所以不相信有一切超乎階級，文章如日月的永久的大文豪，也不相信住洋房，喝咖啡，卻道“唯我把握住了無產階級意識，所以我是真的無產者”的革命文學者。 有馬克斯學識的人來為唯物史觀打仗，在此刻，我是不贊成的。我只希望有切實的人，肯譯几部世界上已有定評的關于唯物史觀的書——至少，是一部簡單淺顯的，兩部精密的——還要一兩本反對的著作。那么，論爭起來，可以省說許多話。 魯迅。八月十日。 BB 〔１〕本篇最初發表于一九二八年八月二十日《語絲》第四卷第三十四則，原題《通信·其二》，收入本書時改為現題。〔２〕侍桁即韓侍桁，天津人，當時的文學青年。他所譯林癸未夫的文章，載《語絲》第四卷第二十九期（一九二八年七月），原文載日本《新潮》第九期（一九二六年），譯文只是原文的第一段。作者在文中聲稱：“我是站在‘否定唯物史觀’的立腳點的”。林癸未夫（１８８３—１９４７），日本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 〔３〕愷良未詳。 〔４〕“死之恐怖”見托洛茨基《文學与革命》第八章《革命的与社會主義的藝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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