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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我關系較為長久的，要算《語絲》了。 大約這也是原因之一罷，“正人君子”們的刊物，曾封我為“語絲派主將”，連急進的青年所做的文章，至今還說我是《語絲》的“指導者”。去年，非罵魯迅便不足以自救其沒落的時候，我曾蒙匿名氏寄給我兩本中途的《山雨》，打開一看，其中有一篇短文，大意是說我和孫伏園君在北京因被晨報館所壓迫，創辦《語絲》，現在自己一做編輯，便在投稿后面亂加按語，曲解原意，壓迫別的作者了，孫伏園君卻有絕好的議論，所以此后魯迅應該听命于伏園。〔２〕這听說是張孟聞〔３〕先生的大文，雖然署名是另外兩個字。看來好像一群人，其實不過一兩個，這种事現在是常有的。 自然，“主將”和“指導者”，并不是坏稱呼，被晨報館所壓迫，也不能算是恥辱，老人該受青年的教訓，更是進步的好現象，還有什么話可說呢。但是，“不虞之譽”〔４〕，也和“不虞之毀”一樣地無聊，如果生平未曾帶過一兵半卒，而有人拱手頌揚道，“你真像拿破侖〔５〕呀！”則雖是志在做軍閥的未來的英雄，也不會怎樣舒服的。我并非“主將”的事，前年早已聲辯了——雖然似乎很少效力——這回想要寫一點下來的，是我從來沒有受過晨報館的壓迫，也并不是和孫伏園先生兩個人創辦了《語絲》。這的創辦，倒要歸功于伏園一位的。那時伏園是《晨報副刊》〔６〕的編輯，我是由他個人來約，投些稿件的人。 然而我并沒有什么稿件，于是就有人傳說，我是特約撰述，無論投稿多少，每月總有酬金三四十元的。据我所聞，則晨報館确有這一种太上作者，但我并非其中之一，不過因為先前的師生——恕我僭妄，暫用這兩個字——關系罷，似乎也頗受优待：一是稿子一去，刊登得快；二是每千字二元至三元的稿費，每月底大抵可以取到；三是短短的雜評，有時也送些稿費來。但這樣的好景象并不久長，伏園的椅子頗有不穩之勢。因為有一位留學生〔７〕（不幸我忘掉了他的名姓）新從歐洲回來，和晨報館有深關系，甚不滿意于副刊，決計加以改革，并且為戰斗計，已經得了“學者”〔８〕的指示，在開手看ＡｎａｔｏｌｅＦｒａｎｃｅ〔９〕的小說了。那時的法蘭斯，威爾士，蕭，〔１０〕在中國是大有威力，足以嚇倒文學青年的名字，正如今年的辛克萊儿一般，所以以那時而論，形勢實在是已經非常嚴重。不過我現在無從确說，從那位留學生開手讀法蘭斯的小說起到伏園气忿忿地跑到我的寓里來為止的時候，其間相距是几月還是几天。 “我辭職了。可惡！” 這是有一夜，伏園來訪，見面后的第一句話。那原是意料中事，不足异的。第二步，我當然要問問辭職的原因，而不料竟和我有了關系。他說，那位留學生乘他外出時，到排字房去將我的稿子抽掉，因此爭執起來，弄到非辭職不可了。但我并不气忿，因為那稿子不過是三段打油詩，題作《我的失戀》，是看見當時“阿呀阿唷，我要死了”之類的失戀詩盛行，故意做一首用“由她去罷”收場的東西，開開玩笑的。這詩后來又添了一段，登在《語絲》上，再后來就收在《野草》中。而且所用的又是另一個新鮮的假名，在不肯登載第一次看見姓名的作者的稿子的刊物上，也當然很容易被有權者所放逐的。 但我很抱歉伏園為了我的稿子而辭職，心上似乎壓了一塊沉重的石頭。几天之后，他提議要自辦刊物了，我自然答應愿意竭力“吶喊”。至于投稿者，倒全是他獨力邀來的，記得是十六人，不過后來也并非都有投稿。于是印了廣告，到各處張貼，分散，大約又一星期，一張小小的周刊便在北京——尤其是大學附近——出現了。這便是《語絲》。 那名目的來源，听說，是有几個人，任意取一本書，將書任意翻開，用指頭點下去，那被點到的字，便是名稱。那時我不在場，不知道所用的是什么書，是一次便得了《語絲》的名，還是點了好几次，而曾將不像名稱的廢去。但要之，即此已可知這刊物本無所謂一定的目標，統一的戰線；那十六個投稿者，意見態度也各不相同，例如顧頡剛教授，投的便是“考古”稿子，不如說，和《語絲》的喜歡涉及現在社會者，倒是相反的。不過有些人們，大約開初是只在敷衍和伏園的交情的罷，所以投了兩三回稿，便取“敬而遠之”的態度，自然离開。連伏園自己，据我的記憶，自始至今，也只做過三回文字，末一回是宣言從此要大為《語絲》撰述，然而宣言之后，卻連一個字也不見了。于是《語絲》的固定的投稿者，至多便只剩了五六人，但同時也在不意中顯了一种特色，是：任意而談，無所顧忌，要催促新的產生，對于有害于新的舊物，則竭力加以排擊，——但應該產生怎樣的“新”，卻并無明白的表示，而一到覺得有些危急之際，也還是故意隱約其詞。陳源教授痛斥“語絲派”的時候，說我們不敢直罵軍閥，而偏和握筆的名人為難，便由于這一點。〔１１〕但是，叱吧儿狗險于叱狗主人，我們其實也知道的，所以隱約其詞者，不過要使走狗嗅得，跑去獻功時，必須詳加說明，比較地費些力气，不能直捷痛快，就得好處而已。 當開辦之際，努力确也可惊，那時做事的，伏園之外，我記得還有小峰和川島〔１２〕，都是乳毛還未褪盡的青年，自跑印刷局，自去校對，自疊報紙，還自己拿到大眾聚集之處去兜售，這真是青年對于老人，學生對于先生的教訓，令人覺得自己只用一點思索，寫几句文章，未免過于安逸，還須竭力學好了。 但自己賣報的成績，听說并不佳，一紙風行的，還是在几個學校，尤其是北京大學，尤其是第一院（文科）。理科次之。在法科，則不大有人顧問。倘若說，北京大學的法，政，經濟科出身諸君中，絕少有《語絲》的影響，恐怕是不會很錯的。至于對于《晨報》的影響，我不知道，但似乎也頗受些打擊，曾經和伏園來說和，伏園得意之余，忘其所以，曾以胜利者的笑容，笑著對我說道：“真好，他們竟不料踏在炸藥上了！” 這話對別人說是不算什么的。但對我說，卻好像澆了一碗冷水，因為我即刻覺得這“炸藥”是指我而言，用思索，做文章，都不過使自己為別人的一個小糾葛而粉身碎骨，心里就一面想： “真糟，我竟不料被埋在地下了！” 我于是乎“彷徨”起來。 譚正璧〔１３〕先生有一句用我的小說的名目，來批評我的作品的經過的极伶俐而省事的話道：“魯迅始于‘吶喊’而終于‘彷徨’”（大意），我以為移來敘述我和《語絲》由始以至此時的歷史，倒是很确切的。 但我的“彷徨”并不用許多時，因為那時還有一點讀過尼采的《Ｚａｒａｔｈｕｓｔｒａ》〔１４〕的余波，從我這里只要能擠出——雖然不過是擠出——文章來，就擠了去罷，從我這里只要能做出一點“炸藥”來，就拿去做了罷，于是也就決定，還是照舊投稿了——雖然對于意外的被利用，心里也耿耿了好几天。 《語絲》的銷路可只是增加起來，原定是撰稿者同時負擔印費的，我付了十元之后，就不見再來收取了，因為收支已足相抵，后來并且有了贏余。于是小峰就被尊為“老板”，但這推尊并非美意，其時伏園已另就《京報副刊》編輯之職，川島還是搗亂小孩，所以几個撰稿者便只好搿住了多目夾眼而少開口的小峰，加以榮名，勒令拿出贏余來，每月請一回客。這“將欲取之，必先与之”的方法果然奏效，從此市場中的茶居或飯舖的或一房門外，有時便會看見挂著一塊上寫“語絲社”的木牌。倘一駐足，也許就可以听到疑古玄同〔１５〕先生的又快又響的談吐。但我那時是在避開宴會的，所以毫不知道內部的情形。 我和《語絲》的淵源和關系，就不過如此，雖然投稿時多時少。但這樣地一直繼續到我走出了北京。到那時候，我還不知道實際上是誰的編輯。 到得廈門，我投稿就很少了。一者因為相离已遠，不受催促，責任便覺得輕；二者因為人地生疏，學校里所遇到的又大抵是些念佛老嫗式口角，不值得費紙墨。倘能做《魯賓孫教書記》或《蚊虫叮卵脬論》，那也許倒很有趣的，而我又沒有這樣的“天才”，所以只寄了一點极瑣碎的文字。這年底到了廣州，投稿也很少。第一原因是和在廈門相同的；第二，先是忙于事務，又看不清那里的情形，后來頗有感慨了，然而我不想在它的敵人的治下去發表。 不愿意在有權者的刀下，頌揚他的威權，并奚落其敵人來取媚，可以說，也是“語絲派”一种几乎共同的態度。所以《語絲》在北京雖然逃過了段祺瑞及其吧儿狗們的撕裂，但終究被“張大元帥”〔１６〕所禁止了，發行的北新書局，且同時遭了封禁，其時是一九二七年。 這一年，小峰有一回到我的上海的寓居，提議《語絲》就要在上海印行，且囑我擔任做編輯。以關系而論，我是不應該推托的。于是擔任了。從這時起，我才探問向來的編法。那很簡單，就是：凡社員的稿件，編輯者并無取舍之權，來則必用，只有外來的投稿，由編輯者略加選擇，必要時且或略有所刪除。所以我應做的，不過后一段事，而且社員的稿子，實際上也十之九直寄北新書局，由那里徑送印刷局的，等到我看見時，已在印釘成書之后了。所謂“社員”，也并無明确的界限，最初的撰稿者，所余早已無多，中途出現的人，則在中途忽來忽去。因為《語絲》是又有愛登碰壁人物的牢騷的習气的，所以最初出陣，尚無用武之地的人，或本在別一團体，而發生意見，借此反攻的人，也每和《語絲》暫時發生關系，待到功成名遂，當然也就淡漠起來。至于因環境改變，意見分歧而去的，那自然尤為不少。因此所謂“社員”者，便不能有明确的界限。前年的方法，是只要投稿几次，無不刊載，此后便放心發稿，和舊社員一律待遇了。但經舊的社員紹介，直接交到北新書局，刊出之前，為編輯者的眼睛所不能見者，也間或有之。 經我擔任了編輯之后，《語絲》的時運就很不濟了，受了一回政府的警告，遭了浙江當局的禁止，還招了創造社式“革命文學”家的拚命的圍攻。警告的來由，我莫名其妙，有人說是因為一篇戲劇〔１７〕；禁止的緣故也莫名其妙，有人說是因為登載了揭發复旦大學內幕的文字，而那時浙江的党務指導委員〔１８〕老爺卻有复旦大學出身的人們。至于創造社派的攻擊，那是屬于歷史底的了，他們在把守“藝術之宮”，還未“革命”的時候，就已經將“語絲派”中的几個人看作眼中釘的，敘事夾在這里太冗長了，且待下一回再說罷。 但《語絲》本身，卻确實也在消沉下去。一是對于社會現象的批評几乎絕無，連這一類的投稿也少有，二是所余的几個較久的撰稿者，過時又少了几個了。前者的原因，我以為是在無話可說，或有話而不敢言，警告和禁止，就是一個實證。后者，我恐怕是其咎在我的。舉一點例罷，自從我万不得已，選登了一篇极平和的糾正劉半農〔１９〕先生的“林則徐被俘”之誤的來信以后，他就不再有片紙只字；江紹原〔２０〕先生紹介了一篇油印的《馮玉祥先生……》來，我不給編入之后，紹原先生也就從此沒有投稿了。并且這篇油印文章不久便在也是伏園所辦的《貢獻》上登出，上有鄭重的小序〔２１〕，說明著我托辭不載的事由單。 還有一种顯著的變遷是廣告的雜亂。看廣告的种類，大概是就可以推見這刊物的性質的。例如“正人君子”們所辦的《現代評論》上，就會有金城銀行的長期廣告，南洋華僑學生所辦的《秋野》〔２２〕上，就能見“虎標良藥”的招牌。雖是打著“革命文學”旗子的小報，只要有那上面的廣告大半是花柳藥和飲食店，便知道作者和讀者，仍然和先前的專講妓女戲子的小報的人們同流，現在不過用男作家，女作家來替代了倡优，或捧或罵，算是在文壇上做工夫。《語絲》初辦的時候，對于廣告的選擇是极嚴的，雖是新書，倘社員以為不是好書，也不給登載。因為是同人雜志，所以撰稿者也可行使這樣的職權。听說北新書局之辦《北新半月刊》，就因為在《語絲》上不能自由登載廣告的緣故。但自從移在上海出版以后，書籍不必說，連醫生的診例也出現了，襪厂的廣告也出現了，甚至于立愈遺精藥品的廣告也出現了。固然，誰也不能保證《語絲》的讀者決不遺精，況且遺精也并非惡行，但善后辦法，卻須向《申報》之類，要穩當，則向《醫藥學報》的廣告上去留心的。我因此得了几封詰責的信件，又就在《語絲》本身上登了一篇投來的反對的文章〔２３〕。 但以前我也曾盡了我的本分。當襪厂出現時，曾經當面質問過小峰，回答是“發廣告的人弄錯的”；遺精藥出現時，是寫了一封信，并無答复，但從此以后，廣告卻也不見了。我想，在小峰，大約還要算是讓步的，因為這時對于一部分的作家，早由北新書局致送稿費，不只負發行之責，而《語絲》也因此并非純粹的同人雜志了。 積了半年的經驗之后，我就決計向小峰提議，將《語絲》停刊，沒有得到贊成，我便辭去編輯的責任。小峰要我尋一個替代的人，我于是推舉了柔石。 但不知為什么，柔石編輯了六個月，第五卷的上半卷一完，也辭職了。 以上是我所遇見的關于《語絲》四年中的瑣事。試將前几期和近几期一比較，便知道其間的變化，有怎樣的不同，最分明的是几乎不提時事，且多登中篇作品了，這是因為容易充滿頁數而又可免于遭殃。雖然因為毀坏舊物和戳破新盒子而露出里面所藏的舊物來的一种突擊之力，至今尚為舊的和自以為新的人們所憎惡，但這力是屬于往昔的了。十二月二十二日。 BB 〔１〕本篇最初發表于一九三○年二月一日《萌芽月刊》第一卷第二期，發表時還有副題《“我所遇見的六個文學團体”之五》。〔２〕《山雨》半月刊，一九二八年八月在上海創刊，同年十二月停刊。該刊第一卷第四期（一九二八年十月）發表署名西屏的《聯想三則》，其中說：“《山雨》在《語絲》第四卷第十七期發表過一則訃聞（按指《偶像与奴才》一文后所附致魯迅信中說的《山雨》在宁波創刊未成一事），這在本刊第一期的發刊刑已經提起過了。現在所以要重提者，則是關于魯迅先生的事。魯迅先生在那篇訃聞后面，附有复信，其辭曰：‘讀了來稿之后，我有些地方是不同意的。其一，便是我覺得自己也是頗喜歡輸入洋文藝者之一。……’這几句話簡直在派我是反對，或者客气一些說來是頗不喜歡輸入洋文藝者之一。……推繹魯迅先生之所以有這個誤解者，大抵是我底去稿太坏之故，因為他是說‘讀了來稿之后’也。文字的題目是《偶像与奴才》，文中也頗引些外國名人的話，……我想這至少也可免去我是頑固而反對輸入洋派的嫌疑吧，——然而仍然不免。因此，我聯想起一件故事來。記得孫伏園先生編輯《晨報副刊》時，曾經登載打孔家店的老將吳虞底艷体詩，沒有加以明白的說明，引起讀者的責問，于是孫老先生就有《淺薄的讀者》一篇教訓文字，于是而有幽默的提倡。此時回想當日，覺得魯迅先生似乎也有做伏園先生教訓的讀者之資格。”〔３〕張孟聞筆名西屏，浙江宁波人，《山雨》半月刊的編者之一。一九二八年三、四月間，他和魯迅關于《偶像与奴才》一文的通信，現收入《集外集拾遺補編》，題為《通訊（复張孟聞）》。〔４〕“不虞之譽”語見《孟子·离婁》。不虞，意料不到。〔５〕拿破侖即拿破侖·波拿巴（ＮａｐｌeｏｎＢｏｎａｐａｒｔｅ，１７６９—１８２１），法國軍事家、政治家，法蘭西第一帝國皇帝。他曾不斷率軍向外侵略歐洲各國。 〔６〕《晨報副刊》研究系机關報《晨報》的副刊，一九二一年十月十二日創刊。《晨報》在政治上擁護北洋政府，但《晨報副刊》在進步力量的推動下，一個時期內是贊助新文化運動的重要期刊之一。一九二一年秋至一九二四年冬由孫伏園編輯。 〔７〕指劉勉己，他在一九二四年回國后任《晨報》代理總編輯。〔８〕“學者”指陳西瀅。徐志摩在一九二六年一月十三日《晨報副刊》《“閒話”引出來的閒話》中，說陳源“私淑”法朗士，學他已經“有根”了，“只有像西瀅那樣，……才當得起‘學者’的名詞”。〔９〕ＡｎａｔｏｌｅＦｒａｎｃｅ法蘭斯（１８４４—１９２４），通譯法朗士，法國作家。著有長篇小說《波納爾之罪》、《黛依絲》、《企鵝島》等。〔１０〕威爾士（ＨAＧAＷｅｌｌｓ，１８６６—１９４６）英國作家，著有長篇小說《未來的世界》、《世界史綱》等。蕭，即蕭伯納，參看《南腔北調集·誰的矛盾》及其注〔２〕。 〔１１〕陳源疑為涵廬（即高一涵）。一九二六年初，當魯迅与陳源進行論戰時，涵廬在《現代評論》第四卷第八十九期（一九二六年二月二十一日）的一則《閒話》中說：“我二十四分的希望一般文人收起互罵的去寶……万一罵溜了嘴，不能收束，正可以同那實在可罵而又實在不敢罵的人們，斗斗法寶，就是到天橋走走，似乎也還值得些！否則既不敢到天橋去，又不敢不罵人，所以專將法寶在無槍階級的頭上亂祭，那末，罵人誠然是罵人，卻是高傲也難乎其為高傲罷。”按當時北京的刑場在天橋附近。 〔１２〕川島章廷謙，筆名川島，浙江紹興人，當時北京大學學生。 〔１３〕譚正璧江蘇嘉定（今屬上海）人，文學工作者。他在《中國文學進化史》（一九二九年九月上海光華書局出版）中說：“魯迅的小說集是《吶喊》和《彷徨》，許欽文、王魯彥、老舍、芳草等和他是一派……這派作者，起初大都因耐不住沉寂而起來‘吶喊’，后來屢遭失望，所收獲的只是异樣的空襲，于是只有‘彷徨’于十字街頭了。”〔１４〕《Ｚａｒａｔｈｕｓｔｒａ》即《扎拉圖斯特拉如是說》，尼采于一八八三年至一八八五年寫的哲學著作。書中借古代波斯的“圣者”扎拉圖斯特拉宣揚超人學說。 〔１５〕疑古玄同即錢玄同。 〔１６〕“張大元帥”即張作霖（１８７５—１９２８），遼宁海城人，奉系軍閥首領。一九二四年起把持北洋政府，一九二七年六月自封“中華民國軍政府陸海軍大元帥”。他于一九二七年十月查封了北新書局和《語絲》。 〔１７〕指《語絲》第四卷第十二期（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九日）白薇作的獨幕劇《革命神的受難》。該劇中有革命神斥責一個反動軍官的台詞：“原來你是民國英雄，是革命軍的總指揮么？“你陽假革命的美名，陰行你吃人的事實。”這實際上是影射蔣介石的，因此《語絲》就受到國民党反動派的“警告”。 〔１８〕浙江的党務指導委員指許紹棣。《語絲》第四卷第三十二期（一九二八年八月六日）刊載了讀者馮珧《談談复旦大學》一文，揭露复旦大學內部一些腐敗情況。出身于該校的許紹棣便于一九二八年九月，用國民党浙江省党務指導委員會的名義，以“言論乖謬，存心反動”的罪名，在浙江查禁了《語絲》并其他書刊十五种。〔１９〕劉半農（１８９１—１９３４）名复，江蘇江陰人，作家。當時是北京大學教授，《語絲》經常撰稿人之一。他在《語絲》第四卷第九期（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七日）發表《雜覽之十六·林則徐照會英吉利國王公文》，其中說林被英人俘虜，并且“明正了典刑，在印度舁尸游街”。《語絲》第四卷第十四期刊登了讀者洛卿的來信，指出了這一錯誤。 〔２０〕江紹原安徽旌德人。當時北京大學講師，《語絲》撰稿人之一。 〔２１〕《貢獻》旬刊，國民党改組派的刊物，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五日創刊于上海。該刊第三卷第一期（一九二八年六月五日）發表簡又文的《我所認識的馮玉祥及西北軍》，同時登載江紹原的介紹文章，其中說：“同學簡又文先生，最近和我通信，里面附有他著的小冊子（十六年十一月在旅滬廣東學校聯合會所講）《我所認識的馮玉祥及西北軍》，并問《語絲》能否登載。但《語絲》向來不轉載已經印出之刊物（魯迅先生复函中語），現在我便自動將它介紹給孫伏園先生主編的《貢獻》。我想注意馮氏及其軍隊的人們，必樂于參考簡又文先生的觀察和意見。” 〔２２〕《秋野》月刊，上海暨南大學華僑學生組織的秋野社編輯，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創刊，次年十月停刊。 〔２３〕指《語絲》第五卷第四期（一九二九年四月）的《建議撤銷廣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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