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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目漱石〔3〕夏目漱石（Natsume S□seki，1867—1917）名金之助，初為東京大學教授，后辭去入朝日新聞〔4〕社，專從事于著述。 他所主張的是所謂“低徊趣味”，又稱“有余裕的文學”。一九○八年高濱虛子〔5〕的小說集《雞頭》出版，夏目替他做序，說明他們一派的態度： “有余裕的小說，即如名字所示，不是急迫的小說，是避了非常這字的小說。如借用近來流行的文句，便是或人所謂触著〔6〕不触著之中，不触著的這一种小說。…… 或人以為不触著者即非小說，但我主張不触著的小說不特与触著的小說同有存在的權利，而且也能收同等的成功。……世間很是廣闊，在這廣闊的世間，起居之法也有种种的不同：隨緣臨机的樂此种种起居即是余裕，觀察之亦是余裕，或玩味之亦是余裕。有了這個余裕才得發生的事件以及對于這些事件的情緒，固亦依然是人生，是活潑潑地之人生也。” 夏目的著作以想像丰富，文詞精美見稱。早年所作，登在俳諧〔7〕雜志《子規》（Hototogisu）〔8〕上的《哥儿》（Bocchan），《我是貓》（Wagahaiwa neko de aru）諸篇，輕快洒脫，富于机智，是明治〔9〕文壇上的新江戶藝術〔10〕的主流，當世無与匹者。 《挂幅》（Kakemono）与《克萊喀先生》（Craig Sensei）并見《漱石近什四篇》（1910）中，系《永日小品》的兩篇。 森鷗外〔11〕 森鷗外（Mori Ogai，1860—）名林太郎，醫學博士又是文學博士，曾任軍醫總監，現為東京博物館長。他与坪內逍遙〔12〕上田敏〔13〕諸人最初介紹歐洲文藝，很有功績。后又從事創作，著有小說戲劇甚多。他的作品，批評家都說是透明的智的產物，他的態度里是沒有“熱”的。他對于這些話的抗辯在《游戲》這篇小說里說得很清楚，他又在《杯》（Sakazuki）里表明他的創作的態度。有七個姑娘各拿了一只雕著“自然”兩字的銀杯，舀泉水喝。第八個姑娘拿出一個冷的熔岩顏色的小杯，也來舀水。七個人見了很訝怪，由侮蔑而轉為怜憫，有一個人說道，“將我的借給伊罷？” ‘第八個姑娘的閉著的嘴唇，這時候才開口了。 “Mon verre n’est pas grand，mais je bois dans mon verre．’這是消沉的但是銳利的聲音。 這是說，我的杯并不大，但我還是用我的杯去喝。” 《游戲》（Asobi）見小說集《涓滴》（1910）中。 《沉默之塔》（Chinmoku no t□）原系《代〈札拉圖斯忒拉〉〔14〕譯本的序》，登在生田長江〔15〕的譯本（1911）的卷首。 有島武郎〔16〕有島武郎（Arishima Takeo）生于一八七七年，本學農，留學英、美，為札幌農學校教授。一九一○年頃雜志《白樺》〔17〕發刊，有島寄稿其中，漸為世間所知，歷年編集作品為《有島武郎著作集》，至今已出到第十四輯了。關于他的創作的要求与態度，他在《著作集》第十一輯里有一篇《四件事》的文章，略有說明。 “第一，我因為寂寞，所以創作。在我的周圍，習慣与傳說，時間与空間，筑了十重二十重的牆，有時候覺得几乎要气閉了。但是從那威嚴而且高大的牆的隙間，時時望見惊心動魂般的生活或自然，忽隱忽現。得見這個的時候的惊喜，与看不見這個了的時候的寂寞，与分明的覺到這看不見了的東西決不能再在自己面前出現了的時候的寂寞呵！在這時候，能夠將這看不見了的東西确實的還我，确實的純粹的還我者，除藝術之外再沒有別的了。我從幼小的時候，不知不識的住在這境地里，那便取了所謂文學的形式。 “第二，我因為愛著，所以創作。這或者听去似乎是高慢的話。但是生為人間而不愛者，一個都沒有。因了愛而無收入的若干的生活的人，也一個都沒有。這個生活，常從一個人的胸中，想盡量的擴充到多人的胸中去。我是被這擴充性所克服了。愛者不得不怀孕，怀孕者不得不產生。有時產生的是活的小儿，有時是死的小儿，有時是雙生儿，有時是月分不足的儿，而且有時是母体自身的死。 “第三，我因為欲愛，所以創作。我的愛被那想要如實的攫住在牆的那邊隱現著的生活或自然的沖動所驅使。因此我盡量的高揭我的旗幟，盡量的力揮我的手巾。 這個信號被人家接應的机會，自然是不多，在我這樣孤獨的性格更自然不多了。但是兩回也罷，一回也罷，我如能夠發見我的信號被人家的沒有錯誤的信號所接應，我的生活便達于幸福的絕頂了。為想要遇著這喜悅的緣故，所以創作的。 “第四，我又因為欲鞭策自己的生活，所以創作。如何蠢笨而且缺向上性的我的生活呵！我厭了這個了。應該蛻棄的殼，在我已有几個了。我的作品做了鞭策，嚴重的給我抽打那頑固的殼。我愿我的生活因了作品而得改造！” 《与幼小者》（Chisaki mono e）見《著作集》第七輯，也收入羅馬字的日本小說集中。 《阿末之死》（Osue no shi）見《著作集》第一輯。 江口渙 〔18〕江口渙（Eguchi Kan）生于一八八七年，東京大學英文學科出身，曾加入社會主義者同盟〔19〕。 《峽谷的夜》（Kyokoku no yoru）見《紅的矢帆》（1919）中。 菊池寬 〔20〕菊池寬（Kikuchi Kan）生于一八八九年，東京大學英文學科出身。他自己說，在高等學校時代，是只想研究文學，不豫備做創作家的，但后來偶做小說，意外的得了朋友和評論界的贊許，便做下去了。他的創作，是竭力的要掘出人間性的真實來。一得真實，他卻又憮然的發了感歎，所以他的思想是近于厭世的，但又時時凝視著遙遠的黎明，于是又不失為奮斗者。南部修太郎〔21〕在《菊池寬論》（《新潮》〔22〕一七四號）上說： “Here is also a man〔23〕——這正是說盡了菊池的作品中一切人物的話。……他們都有最像人樣的人間相，愿意活在最像人樣的人間界。他們有時為冷酷的利己家，有時為慘淡的背德者，有時又為犯了殘忍的殺人行為的人，但無論使他們中間的誰站在我眼前，我不能憎惡他們，不能呵罵他們。這就因為他們的惡的性格或丑的感情，愈是深銳的顯露出來時，那藏在背后的更深更銳的活動著的他們的質素可愛的人間性，打動了我的緣故，引近了我的緣故。換一句話，便是愈玩菊池的作品，我便被喚醒了對于人間的愛的感情，而且不能不和他同吐 Here is also a man 這一句話了。” 《三浦右衛門的最后》（Miura Uemon no Saigo）見《無名作家的日記》（1918）中。 《報仇的話》（Aru Katakiuchi no hanashi）見《報恩的故事》（1918）中。 芥川龍之介〔24〕 芥川龍之介（Akutagawa Riunosuke）生于一八九二年，也是東京大學英文學科的出身。田中純〔25〕評論他說：“在芥川的作品上，可以看出他用了性格的全体，支配盡所用的材料的模樣來。這事實便使我們起了這感覺，就是感得這作品是完成的。”他的作品所用的主題，最多的是希望已達之后的不安，或者正不安時的心情。他又多用舊材料，有時近于故事的翻譯。但他的复述古事并不專是好奇，還有他的更深的根据：他想從含在這些材料里的古人的生活當中，尋出与自己的心情能夠貼切的触著的或物，因此那些古代的故事經他改作之后，都注進新的生命去，便与現代人生出干系來了。他在小說集《煙草与惡魔》（1917）的序文上說明自己創作態度道： “材料是向來多從舊的東西里取來的。……但是材料即使有了，我如不能進到這材料里去，——便是材料与我的心情倘若不能貼切的合而為一，小說便寫不成。勉強的寫下去，就成功了支离滅裂的東西了。 “說到著作著的時候的心情，与其說是造作著的气分，還不如說養育著的气分‘更為适合’。人物也罷，事件也罷，他的本來的動法只是一個。我便這邊那邊的搜索著這只有一個的東西，一面寫著。倘若這個尋不到的時候，那就再也不能前進了。再往前進，必定做出勉強的東西來了。” 《鼻子》（Hana）見小說集《鼻》（1918）中，又登在羅馬字小說集內。內道場供奉禪智和尚的長鼻子的事，是日本的舊傳說。 《羅生門》（Bash□mon）也見前書，原來的出典是在平安朝〔26〕的故事集《今昔物語》〔27〕里。 ※ ※ ※ 〔1〕 《現代日本小說集》 魯迅和周作人合譯的現代日本短篇小說集，收作家十五人的小說三十篇（魯迅所譯者為作家六人，小說十一篇），一九二三年六月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列為《世界叢書》之一。 〔2〕 本篇最初印入《現代日本小說集》。 〔3〕 夏目漱石（1867—1916） 原名金之助，日本作家。著有長篇小說《我是貓》、《哥儿》等。 〔4〕 朝日新聞 日本報紙，一八七九年創刊于東京。 〔5〕 高濱虛子（1874—1959） 原名高濱清，日本詩人。著有《雞頭》、《俳諧師》等。 〔6〕 触著 指創作能反映社會現實的問題，反之為“不触著”。 〔7〕 俳諧 日本詩体之一，一般以五言、七言、五言三句十七音組成，又稱十七音詩。 〔8〕 《子規》 日本雜志名，日本詩人正岡子規（1867—1902）于一八九七年創辦。 〔9〕 明治 日本天皇睦仁的年號（1868—1912）。 〔10〕 新江戶藝術 指明治時期（1868—1912）的文藝。江戶藝術則指江戶時期（1603—1867）的文藝。 〔11〕 森鷗外（1862—1922） 日本作家、翻譯家。著有小說《舞姬》、《阿部一族》等，譯有歌德、萊辛、易卜生等人的作品。 〔12〕 坪內逍遙（1859—1935） 日本作家、評論家、翻譯家。 著有文學評論《小說神髓》、長篇小說《當世書生气質》等，曾翻譯《莎士比亞全集》。 〔13〕 上田敏（1874—1916） 日本作家、翻譯家，從事英、法文學的介紹和文藝創作。 〔14〕 《札圖斯忒拉》 即《札拉圖斯特拉如是說》，德國哲學家尼采的著作。 〔15〕 生田長江（1882—1936） 日本文藝評論家、翻譯家，曾翻譯《尼采全集》及但丁的《神曲》等。 〔16〕 有島武郎（1878—1923） 日本作家。因思想矛盾不能克服而自殺。著有長篇小說《一個女人》、中篇小說《該隱的后裔》等。 〔17〕 《白樺》 日本雜志名，一九一○年創刊，一九二三年停刊，有島武郎為創辦人之一。 〔18〕 江口渙（1887—1975） 日本作家。曾任東京《日日新聞》記者、《帝國文學》編輯，一九二九年加入日本無產階級作家同盟。 著有小說集《戀与牢獄》等。 〔19〕 社會主義者同盟 日本先進工人和知識分子在蘇聯十月革命影響下組織的團体，一九二○年成立于東京，后因內部思想不統一而分裂。 〔20〕 菊池寬（1888—1948） 日本作家。曾主編新思潮派的雜志《新思潮》，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曾為日本軍國主義效勞。著有長篇小說《忠直卿行狀記》、《真珠夫人》等。 〔21〕 南部修太郎（1892—1936） 日本作家。曾主編《三田文學》雜志，著有《修道院之秋》等。 〔22〕 《新潮》 日本雜志名，一九○四年創刊，曾大量譯介歐洲文學。 〔23〕 Here is also a man 英語：這同樣是人的意思。 〔24〕 芥川龍之介（1892—1927） 日本作家。曾參加新思潮派，后因精神苦悶自殺。 〔25〕 田中純（1890—1966） 日本作家。曾主編《人間》雜志，著有《黑夜的哭泣》等。 〔26〕 平安朝 日本歷史朝代名（794—1192）。日本桓武天皇于公元七九四年遷都京都（即西京），改名平安城。 〔27〕 《今昔物語》 日本平安朝末期的民間傳說故事集，以前稱《宇治大納言物語》，相傳編者為源隆國，共三十一卷。包括故事一千余則，分為“佛法、世俗、惡行、雜事”等部，以富于教訓意味的佛教評話為多。 森氏號鷗外，是醫學家，也是文壇的老輩。但很有几個批評家不以為然，這大約因為他的著作太隨便，而且很有“老气橫秋”的神情。這一篇是代《察拉圖斯忒拉這樣說》譯本的序言的，諷刺有庄有諧，輕妙深刻，頗可以看見他的特色。文中用拜火教〔2〕徒者，想因為火和太陽是同類，所以借來影射他的本國。我們現在也正可借來比照中國，發一大笑。只是中國用的是一個過激主義的符牒〔3〕，而以為危險的意思也沒有派希族那樣分明罷了。 一九二一，四，一二 ※ ※ ※ 〔1〕 本篇最初發表于一九二一年四月二十四日《晨報》副刊，《沉默之塔》的譯文即發表于二十一日至二十四日該刊。后來譯文收入《現代日本小說集》時，本篇未收。 〔2〕 拜火教 又稱瑣羅亞斯德教、祆教、波斯教，相傳為古波斯人瑣羅亞斯德（即察拉圖斯忒拉）所創立。教義還保存于《波斯古經》，認為火代表太陽，是善和光明的化身，以禮拜“圣火”為主要儀式。 〔3〕 過激主義的符牒 這里的意思是以過激主義為護符。《沉默之塔》里說的是：派希族（Parsi，即拜火教徒）“以洋書為危險”，“殺掉那看危險書籍的東西”，“用車子運進塔里去”。而危險書籍就是“自然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書”。 芥川氏是日本新興文壇中一個出名的作家。田中純評論他說，“在芥川氏的作品上，可以看出他用了性格的全体，支配盡所用的材料的模樣來。這事實，便使我們起了這感覺，就是感得這作品是完成的”。他的作品所用的主題，最多的是希望已達之后的不安，或者正不安時的心情，這篇便可以算得适當的樣本。 不滿于芥川氏的，大約因為這兩點：一是多用舊材料，有時近于故事的翻譯；一是老手的气息太濃厚，易使讀者不歡欣。這篇也可以算得适當的樣本。 內道場供奉〔2〕禪智和尚的長鼻子的事，是日本的舊傳說，作者只是給他換上了新裝。篇中的諧味，雖不免有才气太露的地方，但和中國的所謂滑稽小說比較起來，也就十分雅淡了。我所以先介紹這一篇。 四月三十日譯者識。 ※ ※ ※ 〔1〕 本篇最初發表于一九二一年五月十一日《晨報》副刊，《鼻子》的譯文即發表于十一日至十三日該刊。后來譯文收入《現代日本小說集》時，本篇未收。 〔2〕 內道場供奉 內道場，即大內之道場，在宮中陳列佛像、念誦佛經的場所。供奉，即內供奉，略稱內供，為供奉內道場的僧官。 芥川氏的作品，我先前曾經介紹過了。這一篇歷史的小說（并不是歷史小說），也算他的佳作，取古代的事實，注進新的生命去，便与現代人生出干系來。這時代是平安朝（就是西歷七九四年遷都京都改名平安城以后的四百年間），出典是在《今昔物語》里。 二一年六月八日記。 ※ ※ ※ 〔1〕 本篇最初發表于一九二一年六月十四日《晨報》副刊，《羅生門》的譯文即發表于十四至十七日該刊。后來譯文收入《現代日本小說集》時，本篇未收。 菊池寬氏是《新潮》派〔2〕的一個作家。他自己說，在高等學校時代，是只想研究文學，不預備做創作家的，但后來又發心做小說，意外的得了朋友和評論界的贊許，便做下去了。 然而他的著作卻比較的要算少作；我所見的只有《無名作家的日記》，《報恩的故事》和《心之王國》三种，都是短篇小說集。 菊池氏的創作，是竭力的要掘出人間性的真實來。一得真實，他卻又憮然的發了感歎，所以他的思想是近于厭世的，但又時時凝視著遙遠的黎明，于是又不失為奮斗者。南部修太郎氏說，“Here is also a man——這正是說盡了菊池寬氏作品中一切人物的話。……他們都有最像人樣的人間相，愿意活在最像人樣的人間界。他們有時為冷酷的利己家，有時為慘淡的背德者，有時又為犯了殘忍的殺人行為的人，但無論使他們中間的誰站在我眼前，我不能憎惡他們，不能呵罵他們。這就因為他們的惡的性格或丑的感情，愈是深銳的顯露出來時，那藏在背后的更深更銳的活動著的他們的質素可愛的人間性，打動了我的緣故，引近了我的緣故。換一句話，便是愈玩菊池寬氏的作品，我便被喚醒了對于人間的愛的感情；而且不能不和他同吐 Here is also a man 這一句話了。”（《新潮》第三卷第三號《菊池寬論》）不但如此，武士道〔3〕之在日本，其力有甚于我國的名教〔4〕，只因為要爭回人間性，在這一篇里便斷然的加了斧鉞，這又可以看出作者的勇猛來。但他們古代的武士，是先蔑視了自己的生命，于是也蔑視他人的生命的，与自己貪生而殺人的人們，的确有一些區別。而我們的殺人者，如張獻忠〔5〕隨便殺人，一遭滿人的一箭，卻鑽進刺柴里去了，這是什么緣故呢？楊太真〔6〕的遭遇，与這右衛門約略相同，但從當時至今，關于這事的著作雖然多，卻并不見和這一篇有相類的命意，這又是什么緣故呢？我也愿意發掘真實，卻又望不見黎明，所以不能不爽然，而于此呈作者以真心的贊歎。 但這一篇中也有偶然失于檢點的處所。右衛門已經上綁了——古代的綁法，一定是反剪的，——但乞命時候，卻又有兩手抵地的話，這明明是与上文沖突了，必須說是低頭之類，才合于先前的事情。然而這是小疵，也無傷于大体的。 一九二一年六月三十日記。 ※ ※ ※ 〔1〕 本篇連同《三浦右衛門的最后》的譯文，最初發表于一九二一年七月《新青年》月刊第九卷第三號。后來譯文收入《現代日本小說集》時，本篇未收。 〔2〕 新潮派 應為新思潮派。《新思潮》，日本雜志名，創刊于一九○七年十月，以后曾几度停刊和复刊。 〔3〕 武士道 日本武士應盡的義務及職責。興起于鐮倉幕府時代，明治維新后，武士等級在法律上被廢除。 〔4〕 名教 封建社會的等級、名分和禮教。 〔5〕 張獻忠（1606—1646） 延安柳樹澗（今陝西定邊東）人，明末農民起義領袖。崇禎三年（1630）起義，轉戰陝西、河南等地。崇禎十七年（1644）入川，在成都建立大西國。舊史書中常有關于他殺人的夸大記載。据《明史·張獻忠傳》：“順治三年（1646），獻忠盡焚成都宮殿廬舍，夷其城，率眾出川北，……至鹽亭界，大霧，獻忠曉行，猝遇我兵于鳳凰坡，中矢墜馬，蒲伏積薪下。于是我兵禽獻忠出，斬之。” 〔6〕 楊太真（719—756） 即楊貴妃，名玉環，法號太真，蒲州永樂（今山西永濟）人。初為唐玄宗子壽王妃，后入宮得玄宗寵愛。 她的堂兄楊國忠因她得寵而擅權跋扈，敗坏朝政。天寶十四年（755）安祿山以誅國忠為名，于范陽起兵反唐，進逼長安，玄宗倉惶奔蜀，至馬嵬驛，將士歸罪楊家，殺國忠，玄宗為安定軍心，令楊妃縊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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