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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三年前，我從這雜文集中翻譯《北京的魅力》的時候，并沒有想到要續譯下去，積成一本書冊。每當不想作文，或不能作文，而非作文不可之際，我一向就用一點譯文來塞責，并且喜歡選取譯者讀者，兩不費力的文章。這一篇是适合的。 爽爽快快地寫下去，毫不艱深，但也分明可見中國的影子。我所有的書籍非常少，后來便也還從這里選譯了好几篇，那大概是關于思想和文藝的。 作者的專門是法學，這書的歸趣是政治，所提倡的是自由主義。我對于這些都不了然。只以為其中關于英美現勢和國民性的觀察，關于几個人物，如亞諾德，威爾遜，穆來〔3〕的評論，都很有明快切中的地方，滔滔然如瓶瀉水，使人不覺終卷。听說青年中也頗有要看此等文字的人。自檢舊譯，長長短短的已有十二篇，便索性在上海的“革命文學”潮聲中〔4〕，在玻璃窗下，再譯添八篇，湊成一本付印了。 原書共有三十一篇。如作者自序所說，“從第二篇起，到第二十二篇止，是感想；第二十三篇以下，是旅行記和關于旅行的感想。”我于第一部分中，選譯了十五篇；從第二部分中，只選譯了四篇，因為從我看來，作者的旅行記是輕妙的，但往往過于輕妙，令人如讀日報上的雜俎，因此倒減卻移譯的興趣了。那一篇《說自由主義》，也并非我所注意的文字。 我自己，倒以為瞿提所說，自由和平等不能并求，也不能并得的話，更有見地，所以人們只得先取其一的。然而那卻正是作者所研究和神往的東西，為不失這書的本色起見，便特地譯上那一篇去。 這里要添几句聲明。我的譯述和紹介，原不過想一部分讀者知道或古或今有這樣的事或這樣的人，思想，言論；并非要大家拿來作言動的南針。世上還沒有盡如人意的文章，所以我只要自己覺得其中有些有用，或有些有益，于不得已如前文所說時，便會開手來移譯，但一經移譯，則全篇中雖間有大背我意之處，也不加刪節了。因為我的意思，是以為改變本相，不但對不起作者，也對不起讀者的。 我先前譯印廚川白村的《出了象牙之塔》時，辦法也如此。且在《后記》里，曾悼惜作者的早死，因為我深信作者的意見，在日本那時是還要算急進的。后來看見上海的《革命的婦女》上，元法先生的論文〔5〕，才知道他因為見了作者的另一本《北米印象記》〔6〕里有贊成賢母良妻主義的話，便頗責我的失言，且惜作者之不早死。這實在使我很惶恐。我太落拓，因此選譯也一向沒有如此之嚴，以為倘要完全的書，天下可讀的書怕要絕無，倘要完全的人，天下配活的人也就有限。每一本書，從每一個人看來，有是處，也有錯處，在現今的時候是一定難免的。我希望這一本書的讀者，肯体察我以上的聲明。 例如本書中的《論辦事法》是极平常的一篇短文，但卻很給了我許多益處。我素來的做事，一件未畢，是總是時時刻刻放在心中的，因此也易于困憊。那一篇里面就指示著這樣脾气的不行，人必須不凝滯于物。我以為這是無論做什么事，都可以效法的，但万不可和中國祖傳的“將事情不當事”即“不認真”相牽混。 原書有插畫三幅，因為我覺得和本文不大切合，便都改換了，并且比原數添上几張，以見文中所講的人物和地方，希望可以增加讀者的興味。幫我搜集圖畫的几個朋友，我便順手在此表明我的謝意，還有教給我所不解的原文的諸君。 一九二八年三月三十一日，魯迅于上海寓樓譯畢記。 ※ ※ ※ 〔1〕 《思想·山水·人物》 日本鶴見祐輔的雜文集。原書于一九二四年由日本東京大日本雄辯會社出版，共收雜文三十一篇。魯迅選譯了二十篇，其中十三篇（包括序言）的譯文在收入單行本之前，曾分別發表于當時的報刊（《北新》周刊、《北新》半月刊、《語絲》周刊、《京報副刊》、《莽原》半月刊、《民眾文藝周刊》）。 鶴見祐輔（1885—1972），日本評論家，曾留學美國。主要著作除《思想·山水·人物》外，有《南洋游記》、《歐美名士印象記》、《拜侖傳》等。 〔2〕 本篇最初以《關于思想山川人物》為題，連同《思想·山水·人物》序言的譯文，同發表于一九二八年五月二十八日《語絲》周刊第四卷第二十二期，后收入《思想·山水·人物》單行本。 〔3〕 亞諾德（M．Arnold，1822—1888） 英國文藝批評家、詩人。著有《文學批評論文集》等。威爾遜（W．Wilson，1856—1924），美國第二十八任總統，民主党人。穆來（J．Morley，1838—1923），英國歷史學家、政論家，曾任自由党內閣大臣。 〔4〕 “革命文學”潮聲中 指一九二八年間創造社等文學團体提倡的革命文學。 〔5〕 《革命的婦女》上，元法先生的論文 待查。 〔6〕 《北米印象記》 即《北美印象記》，日本廚川白村寫于一九一七年的游美雜記。有沈端先中譯本，一九二九年上海金屋書店出版。 將humor這字，音譯為“幽默”，是語堂〔2〕開首的。因為那兩字似乎含有意義，容易被誤解為“靜默”“幽靜”等，所以我不大贊成，一向沒有沿用。但想了几回，終于也想不出別的什么适當的字來，便還是用現成的完事。一九二六，一二，七。譯者識于廈門。 ※ ※ ※ 〔1〕 本篇連同《說幽默》的譯文，最初發表于一九二七年一月十日《莽原》半月刊第二卷第一期，后來同印入單行本。 〔2〕 語堂 即林語堂（1895—1976），福建龍溪人，作家。早年留學美國、德國，回國后任北京大學、廈門大學教授，三十年代在上海主編《論語》、《人間世》等雜志，提倡所謂性靈幽默文學。著有雜文集《剪拂集》等。 這是《思想·山水·人物》中的一篇，不寫何時所作，大約是有所為而發的。作者是法學家，又喜歡談政治，所以意見如此。 數年以前，中國的學者們〔2〕曾有一种運動，是教青年們躲進書齋去。我當時略有一點异議〔3〕，意思也不過怕青年進了書齋之后，和實社會實生活离開，變成一個呆子，——胡涂的呆子，不是勇敢的呆子。不料至今還負著一個“思想過激”的罪名，而對于實社會實生活略有言動的青年，則竟至多遭意外的災禍。譯此篇訖，遙想日本言論之自由，真“不禁感慨系之矣”！ 作者要書齋生活者和社會接近，意在使知道“世評”，改正自己一意孤行的偏宕的思想。但我以為這意思是不完全的。 第一，要先看怎樣的“世評”。假如是一個腐敗的社會，則從他所發生的當然只有腐敗的輿論，如果引以為鑒，來改正自己，則其結果，即非同流合汙，也必變成圓滑。据我的意見，公正的世評使人謙遜，而不公正或流言式的世評，則使人傲慢或冷嘲，否則，他一定要憤死或被逼死的。 一九二七年六月一日，譯者附記。 ※ ※ ※ 〔1〕 本篇連同《書齋生活与其危險》的譯文，最初發表于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五日《莽原》半月刊第二卷第十二期，未印入單行本。 〔2〕 學者們 指胡适等人。胡适在一九二二年創辦《努力周報》，在它的副刊《讀書雜志》上，勸人“踱進研究室”、“整理國故”。 “五卅”運動后，他又在《現代評論》第二卷第三十九期（一九二五年九月五日）發表《愛國運動与求學》一文，主張救國必先求學，企圖使學生脫离愛國運動。 〔3〕 一點异議 魯迅在一九二五年三月二十九日致徐炳昶的信（見《華蓋集·通訊》）中指出：“前三四年有一派思潮，毀了事情頗不少。學者多勸人踱進研究室，……乃是他們所公設的巧計，是精神的枷鎖，……不料有許多人，卻自囚在什么室什么宮里，豈不可惜。”在《華蓋集·碎話》中也表示了反對“進研究室”的主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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