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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日某報載某君述長春歸客的談話，說：日人在偽國已經完成“專賣鴉片”和“統一幣制”的兩大政策。這兩件事，從前在老張小張時代，大家認為無法整理，現在他們一舉手之間，辦得有頭有緒。所以某君歎息道：“愚嘗与東北人士論幣制紊亂之害，咸以積重難返，諉為難辦；何以日人一剎那間，即畢乃事？‘是不為也，非不能也。’此為國人一大病根！” 豈獨“病根”而已哉！中華民族的滅亡和中華民國的顛覆，也就在這肺癆病上。一個社會，一個民族，到了衰老期，什么都“積重難返”，所以非“革命”不可。 革命是社會的突變過程；在過程中，好人，坏人，与不好不坏的人，總要殺了一些。殺了一些人，并不是沒有代价的：于社會起了隔离作用，舊的社會和新的社會截然分成兩段，惡的勢力不會傳染到新的組織中來。所以革命殺人應該有標准，應該多殺中年以上的人，多殺代表舊勢力的人。法國大革命的成功，即在大恐慌時期的掃蕩舊勢力。 可是中國每一回的革命，總是反了常態。許多青年因為參加革命運動，做了犧牲；革命進程中，舊勢力一時躲開去，一些也不曾鏟除掉；革命成功以后，舊勢力重复涌了出來，又把青年來做犧牲品，殺了一大批。孫中山先生辛辛苦苦做了十來年革命工作，辛亥革命成功了，袁世凱拿大權，天天殺党人，甚至連十五六歲的孩子都要殺；這樣的革命，不但不起隔离作用，簡直替舊勢力作保鏢；因此民國以來，只有暮气，沒有朝气，任何事業，都不必談改革，一談改革，必“積重難返，諉為難辦”。其惡勢力一直注到現在。 這种反常狀態，我名之曰“殺錯了人”。我常和朋友說：“不流血的革命是沒有的，但‘流血’不可流錯了人。 早殺溥儀，多殺鄭孝胥之流，方是邦國之大幸。若亂殺二十五歲以下的青年，倒行逆施，斫喪社會元气，就可以得‘亡國滅种’的‘眼前報’。” 《自由談》，四月十日。 〔１〕本篇最初發表于一九三三年四月十二日《申報·自由談》，署名何家干。 〔２〕曹聚仁（１９００—１９７２）浙江浦江人，當時任暨南大學教授和《濤聲》周刊主編。 〔３〕袁世凱（１８５９—１９１６）字慰亭，河南項城人。原是清王朝的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內閣總理大臣；辛亥革命后，于一九一二、一九一三年先后竊取了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正式大總統職位。一九一六年一月复辟帝制，稱“洪憲”皇帝，同年三月在全國人民聲討中被迫取消帝制，六月病死。 〔４〕二次革命袁世凱篡奪辛亥革命的果實后，蓄謀复辟，破坏《中華民國臨時約法》，殺害革命党人。一九一三年七月，孫中山發動討袁戰爭，稱為“二次革命”，但不久被帝國主義支持下的袁世凱所打敗。二次革命失敗后，袁世凱更加瘋狂地捕殺革命党人，并頒布“附亂自首”特赦令等，分化革命力量。 〔５〕“國民公仆”袁世凱在竊取中華民國總統職位時，曾自稱是“國民一分子”，并說過“總統向稱公仆”等話。〔６〕“軍政執法處”袁世凱設立的專事捕殺革命者和愛國人民的特務机關。 〔７〕舊皇帝指清朝宣統皇帝溥儀（１９０６—１９６７）。辛亥革命后，南京臨時政府与清廷談判議決，對退位后的清帝給以优待，仍保留其皇帝稱號。袁世凱复辟帝制時，曾“申令清室优待條件永不變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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