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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文 今年是圍剿翻譯的年頭。 或曰“硬譯”，或曰“亂譯”，或曰“听說現在有許多翻譯家……翻開第一行就譯，對于原作的理解，更無從談起”，所以令人看得“不知所云”〔２〕。 這种現象，在翻譯界确是不少的，那病根就在“搶先”。中國人原是喜歡“搶先”的人民，上落電車，買火車票，寄挂號信，都愿意是一到便是第一個。翻譯者當然也逃不出這例子的。而書店和讀者，實在也沒有容納同一原本的兩种譯本的雅量和物力，只要已有一种譯稿，別一譯本就沒有書店肯接收出版了，据說是已經有了，怕再沒有人要買。舉一個例在這里：現在已經成了古典的達爾文〔３〕的《物种由來》，日本有兩种翻譯本，先出的一种頗多錯誤，后出的一本是好的。中國只有一种馬君武〔４〕博士的翻譯，而他所根据的卻是日本的坏譯本，實有另譯的必要。然而那里還會有書店肯出版呢？除非譯者同時是富翁，他來自己印。不過如果是富翁，他就去打算盤，再也不來弄什么翻譯了。 還有一層，是中國的流行，實在也過去得太快，一种學問或文藝介紹進中國來，多則一年，少則半年，大抵就煙消火滅。靠翻譯為生的翻譯家，如果精心作意，推敲起來，則到他脫稿時，社會上早已無人過問。中國大嚷過托爾斯泰，屠格納夫，后來又大嚷過辛克萊〔５〕，但他們的選集卻一部也沒有。去年雖然還有以郭沫若〔６〕先生的盛名，幸而出版的《戰爭与和平》，但恐怕仍不足以挽回讀書和出版界的惰气，勢必至于讀者也厭倦，譯者也厭倦，出版者也厭倦，歸根結蒂是不會完結的。 翻譯的不行，大半的責任固然該在翻譯家，但讀書界和出版界，尤其是批評家，也應該分負若干的責任。要救治這頹運，必須有正确的批評，指出坏的，獎勵好的，倘沒有，則較好的也可以。然而這怎么能呢；指摘坏翻譯，對于無拳無勇的譯者是不要緊的，倘若触犯了別有來歷的人，他就會給你帶上一頂紅帽子，簡直要你的性命。這現象，就使批評家也不得不含胡了。 此外，現在最普通的對于翻譯的不滿，是說看了几十行也還是不能懂。但這是應該加以區別的。倘是康德〔７〕的《純粹理性批判》那樣的書，則即使德國人來看原文，他如果并非一個專家，也還是一時不能看懂。自然，“翻開第一行就譯”的譯者，是太不負責任了，然而漫無區別，要無論什么譯本都翻開第一行就懂的讀者，卻也未免太不負責任了。八月十四日。 〔１〕 本篇最初發表于一九三三年八月二十日《申報·自由談》。〔２〕 見一九三三年七月三十一日《申報·自由談》載林翼之《“翻譯”与“編述”》，文中說：“許多在那儿干硬譯亂譯工作的人，如果改行來做改頭換面的編述工作，是否胜任得了？……听說現在有許多翻譯家，連把原作從頭到尾瞧一遍的工夫也沒有，翻開第一行就譯，對于原作的理解，更無從談起。”又同年八月十三日《自由談》載有大圣《關于翻譯的話》，又中說：“目前我們的出版界的大部分的譯品太糟得令人不敢領教了，無論是那一類譯品，往往看了三四頁，還是不知所云。” 〔３〕 達爾文（Ｃ．Ｒ．Ｄａｒｗｉｎ，１８０９—１８８２） 英國生物學家，進化論的奠基人。他的《物种起源》（一譯《物种由來》）一書，于一八五九年出版，是奠定生物進化理論基礎的重要著作。〔４〕 馬君武（１８８２—１９３９） 名和，廣西桂林人。初留學日本，參加同盟會，后去德國，獲柏林大學工學博士學位。曾任孫中山臨時政府實業部次長及上海中國公學、廣西大學校長等職。他翻譯的達爾文的《物种由來》，譯名《物种原始》，一九二○年中華書局出版。〔５〕 托爾斯泰（M．N．OGPQRGS，１*福玻浮𠗟保梗保埃鍨《砉䇊骷遙㛦有長篇小說《戰爭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等。屠格納夫（T．U．ＴVHWXXY，１８１８—１８８３），通譯屠格涅夫，俄國作家，著有長篇小說《羅亭》、《父与子》等。辛克萊（Ｕ．Ｓｉｎｃｌａｉｒ，１８７８—１９６８），美國作家，著有長篇小說《屠場》、《石炭王》等。〔６〕 郭沫若（１８９２—１９７８） 四川樂山人。創造社主要成員，文學家、歷史學家和社會活動家。著有詩集《女神》、歷史劇《屈原》、歷史論文集《奴隸制時代》等。他譯的托爾斯泰的《戰爭与和平》，于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三年間由上海文藝書局出版，共三冊（未完）。〔７〕 康德（Ｉ．Ｋａｎｔ，１７２４—１８０４） 德國哲學家。他的《純粹理性批判》一書，出版于一七八一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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