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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之余 自從《自由談》上發表了我的《感舊》和施蟄存先生的《〈庄子〉与〈文選〉》以后，《大晚報》〔２〕的《火炬》便在征求展開的討論。首先征到的是施先生的一封信，題目曰《推荐者的立場》，注云“《庄子》与《文選》的論爭”。 但施先生又并不愿意“論爭”，他以為兩個人作戰，正如弧光燈下的拳擊手，無非給看客好玩。這是很聰明的見解，我贊成這一肢一節。不過更聰明的是施先生其實并非真沒有動手，他在未說退場白之前，早已揮了几拳了。揮了之后，飄然遠引，倒是最超脫的拳法。現在只剩下一個我了，卻還得回一手，但對面沒人也不要緊，我算是在打“逍遙游”〔３〕。 施先生一開首就說我加以“訓誨”，而且派他為“遺少的一肢一節”。上一句是誣賴的，我的文章中，并未對于他個人有所勸告。至于指為“遺少的一肢一節”，卻誠然有這意思，不過我的意思，是以為“遺少”也并非怎么很坏的人物。新文學和舊文學中間難有截然的分界，施先生是承認的，辛亥革命去今不過二十二年，則民國人中帶些遺少气，遺老气，甚而至于封建气，也還不算甚么大怪事，更何況如施先生自己所說，“雖然不敢自認為遺少，但的确已消失了少年的活力”的呢，過去的余气當然要有的。但是，只要自己知道，別人也知道，能少傳授一點，那就好了。 我早經聲明，先前的文字是并非專為他個人而作的，而且自看了《〈庄子〉与〈文選〉》之后，則連這“一肢一節”也已經疏遠。為什么呢，因為在推荐給青年的几部書目上，還題出著別一個极有意味的問題：其中有一种是《顏氏家訓》〔４〕。這《家訓》的作者，生當亂世，由齊入隋，一直是胡勢大張的時候，他在那書里，也談古典，論文章，儒士似的，卻又歸心于佛，而對于子弟，則愿意他們學鮮卑語，彈琵琶，以服事貴人——胡人。這也是庚子義和拳〔５〕敗后的達官，富翁，巨商，士人的思想，自己念佛，子弟卻學些“洋務”，使將來可以事人：便是現在，抱這樣思想的人恐怕還不少。而這顏氏的渡世法，竟打動了施先生的心了，還推荐于青年，算是“道德修養”。他又舉出自己在讀的書籍，是一部英文書和一部佛經〔６〕，正為“鮮卑語”和《歸心篇》〔７〕寫照。只是現代變化急速，沒有前人的悠閒，新舊之爭，又正劇烈，一下子看不出什么頭緒，他就也只好將先前兩代的“道德”，并萃于一身了。假使青年，中年，老年，有著這顏氏式道德者多，則在中國社會上，實是一個嚴重的問題，有蕩滌的必要。自然，這雖為書目所引起，問題是不專在個人的，這是時代思潮的一部。但因為連帶提出，表面上似有太關涉了某一個人之觀，我便不敢論及了，可以和他相關的只有“勸人看《庄子》《文選》了”八個字，對于個人，恐怕還不能算是不敬的。但待到看了《〈庄子〉与〈文選〉》，卻實在生了一點不敬之心，因為他辯駁的話比我所豫料的還空虛，但仍給以正經的答复，那便是《感舊以后》（上）。 然而施先生的寫在看了《感舊以后》（上）之后的那封信，卻更加證明了他和我所謂“遺少”的疏遠。他雖然口說不來拳擊，那第一段卻全是對我個人而發的。現在介紹一點在這里，并且加以注解。 施先生說：“据我想起來，勸青年看新書自然比勸他們看舊書能夠多獲得一些群眾。”這是說，勸青年看新書的，并非為了青年，倒是為自己要多獲些群眾。 施先生說：“我想借貴報的一角篇幅，將……書目改一下：我想把《庄子》与《文選》改為魯迅先生的《華蓋集》正續編及《偽自由書》。我想，魯迅先生為當代‘文壇老將’，他的著作里是有著很廣大的活字匯的，而且据丰之余先生告訴我，魯迅先生文章里的确也有一些從《庄子》与《文選》里出來的字眼，譬如‘之乎者也’之類。這樣，我想對于青年人的效果也是一樣的。”這一大堆的話，是說，我之反對推荐《庄子》与《文選》，是因為恨他沒有推荐《華蓋集》正續編与《偽自由書》的緣故。 施先生說：“本來我還想推荐一二部丰之余先生的著作，可惜坊間只有丰子愷〔８〕先生的書，而沒有丰之余先生的書，說不定他是像魯迅先生印珂羅版木刻圖一樣的是私人精印本，屬于罕見書之列，我很慚愧我的孤陋寡聞，未能推荐矣。”這一段話，有些語無倫次了，好像是說：我之反對推荐《庄子》与《文選》，是因為恨他沒有推荐我的書，然而我又并無書，然而恨他不推荐，可笑之至矣。 這是“從國文教師轉到編雜志”，勸青年去看《庄子》与《文選》，《論語》，《孟子》〔９〕，《顏氏家訓》的施蟄存先生，看了我的《感舊以后》（上）一文后，“不想再寫什么”而終于寫出來了的文章，辭退做“拳擊手”，而先行拳擊別人的拳法。但他竟毫不提主張看《庄子》与《文選》的較堅實的理由，毫不指出我那《感舊》与《感舊以后》（上）兩篇中間的錯誤，他只有無端的誣賴，自己的猜測，撒嬌，裝傻。几部古書的名目一撕下，“遺少”的肢節也就跟著渺渺茫茫，到底是現出本相：明明白白的變了“洋場惡少”了。 十月二十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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